根据基督教的说法，如果一个人不信仰基督教，那么不管他有多少善行，作多大的好事也一样要下地狱。这种土匪绑架式说法让“道德至上”的中国人尤其不能忍受。当然，在中国的基督教现在吸收了佛教的说法，也说落地狱是因为“自己的问题”，但是依然抱住“信仰升天说”不放。结果造成这样一种结果：不信基督教的作好事落地狱，信基督教的作坏事有基督帮忙，至少能在最后的审判时获得永生。这严重违背了中国的道德观，是被中国人最厌恶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何以清末各类社会矛盾酝酿、发展之际，民众不虑生存之艰辛，首先会组织起来朝教会开刀？许多外国传教士强行干预词讼和地方公事。由于天主教在华传教事务得到法国保护，其传教士在这方面较新教传教士尤甚。每当教民与平民发生纠纷，往往不论谁是谁非，逼迫地方官作出有利于教民的裁定，对涉事的非教民还经常滥行诬指，向中国地方官控告，或请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也在1877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能安其生。”
1871年度事件：清廷出台《传教章程》
当年正月，总理衙门出台《传教章程》。
上年天津教案结案之后，曾国藩入京痛陈：近来各处滋事，均由教堂、教民欺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无力管制而造成，朝廷应及时严格议定传教章程，用以规范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行为。清廷于是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议定《传教章程》。
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节略本分送在京各国公使。各国均表示反对，对《章程》置之不理。“欧洲各国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因此，“皆置不理”。
但是，清廷出台的《章程》毕竟是有其特殊的针对性的。美国传教士斐来尔也承认：“官方通报中直接提出或暗指的某些重要指控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总税务司赫德的告诫应该是最中肯的。赫德认为，“福音”若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就要避免干预中国司法，他说道：“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并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中国的属民，而应像其他一切中国的属民一样，必须继续遵守他的国家的法律并且服从他的国家法庭的裁判。传教士只是一个传教士而已，而且必须把他自己限定在传教工作上，尽力避免有干预诉讼和妨碍中国官吏的任何行动的意味。只有坚持这个原则而信守不渝，那么地方绅民、各省官吏和中央政府的仇视才能消除。”
《传教章程》的出炉，是清廷希望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教案毒瘤”最主动的一次尝试。其无疾而终，实为近代以来中外文化、理念冲突调和无望的隐喻——自1860年代以后，“教案”纷起，反馈到庙堂高层，则是晚清脆弱、混沌的外交体制不断遭受冲击，清廷一次次被拖入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比如教会的诉讼特权，是教民与普通乡民最大的冲突。1882年，巴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绍龙向其索要清明会钱，发生口角厮打，闹到去州城打官司，魏宗仁暂时住在教民郑含魁的店里。郑含魁即指点他“诈称教民”，并保证如此必然胜诉。再如1864年四川灌县的戴高氏案。教民戴高氏骗赖了平民张洪彦弟兄租谷两年之久，不但不交租，反而将张洪伦杀死，将张洪俊戳伤。而官府判决则是：所欠租谷，全部归属戴高氏，不必偿还。而从前所交的押租银，张氏兄弟则须全数退还给戴高氏。
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福建巡抚王凯泰曾经上奏谈论过晚清教民入教的动机：“莠民恃教为护符，作奸犯科，逋逃渊薮，教士多方殉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积不能伸”。
晚清名臣丁宝桢于1871年上奏朝廷，分析近年来教案频频发生的原因。丁说：“中外交涉事件，其最易肇衅滋事而办理又难于得当者，莫如传教。而天主教之传布尤广，怨毒尤深，故自来祸端之起，皆由于彼。”
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曾担任过同文馆英文教习，他如此看待1871年清廷推出的《传教章程》：“尽管文祥在《传教章程》中提出的那些指控的准确性尚值得怀疑，但有足够的事实证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所代表的基督教已经颇像一个政治实体了。
天主教的主教们根据自己的声明实行官方的礼仪，摆出官方的气派，这对中国政府官员是一种挑衅行为。对于他们干预涉及信徒的司法审判的细节，我们也非常清楚。”
综上所述，总结起来，虽然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开国领袖毛主席是这样评价义和团的：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周恩来总理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ー。
在英勇的义和团的抗击下，侵略军高层认识到侵华战争难以征服中华民族！他们惊呼道：“中国人如此勇敢，实为从来所未见，以往尚不信他们如此战斗，故联军此次行动实属鲁莽。”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 在给德皇的奏议中说：“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若以该国现刻武备之虚弱、政象之纷乱而论，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但是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后，瓦德西改变了看法。在他所著的的《拳乱笔记》一书中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四分之一生灵， 对如此坚强国民的国家， 故瓜分一事是为下策。”
瓦德西对“瓜分中国不能”的判断根由就是义和团不屈不挠的爱国反帝精神。联军统帅瓦德西向脑子有问题的威廉二世解释说，“我们对中国的民众，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质的人。实际上，他们还有无限的生气。中国人素有英勇善战的精神，并没有完全丧失”。
国内有些人批评义和团是盲目残暴的排外运动，嘲笑拳民愚昧无知到以为铁路电线破坏了风水，义和团不是在抗击外来侵略，而是在现代文明面前的蚍蜉撼树、螳臂当车一样。
然而列强的铁路建设是怎么破坏老百姓们的“风水”的？他们又何止破坏了老百姓们的“风水”。
当一条铁路线在中国的土地上被划定的时候，不管经过多少村庄共有或者老百姓的私有土地，列强是没有耐性搞拆迁和补偿的，如果是房屋，就直接推倒，如果有坟墓，就直接毁掉。
俄国人修铁路经过已快要成熟的麦田，直接踏过不给补偿，农民们去理论即遭屠杀；德国人修铁路把田间水道切断，农民们去拦阻，被德军“枪毙数人”。
请问抹黑义和团的喷子们，如果这些受害者是你，你应该怎么办？
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过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如今又想来瓜分中国。”
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说：“从义和团的骚动中，看到了支那的生死问题。首先，要是究其本源，问其所以，那传教士的行为要负很大的责任，挥舞着博爱人道的大旗，却干着盗贼中间人的勾当，真是难以想象，你要是生在支那，这时你定会参加义和团，也许你会被八国联军给杀了”！
澄清一下义和团是民是匪？
1、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
2、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拳众生活清苦，“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饭”，“夜间席地而卧”。所到之处，买卖公平，秋毫无犯，深得群众拥护。但是当那些别有用心的不良分子和剥削阶级分子混进义和团以后，特别是大批进入京津以后，发展迅猛，成分日益复杂。剥削阶级分子，甚至统治阶级中的世家、贵族，王公、贝勒等上层分子也卷了进来，或求得团众保护，或略中操纵破坏。还有一些莠民乘机打起义和团旗号混水摸鱼。这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给运动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仲芳氏的《庚子记事》记载：“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义和团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其基层组织是“坛”，一般按村、乡组建。各坛(团)互不统属，常常是坛自为战。有时需要联合作战，则在各坛口之上设总坛口互相联络，互相支援。总坛口负责人称为老师，各坛首领称为大师兄、二师兄。义和团的这种组织状况是它的一大弱点，使得整个运动虽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造成了巨大的声势，但是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突出地表现出农民运动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一些坏人趁机混入做坏事也在所难免。
3、清政府在1900年1月11日发布上谕指出：不可将反洋教者“概目为会匪 ，“株连滥杀 ，“良莠不分 ，强调“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 。地方官在办理此等案件时，应该“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 。很明显，清政府这道分清“会 “匪 的上谕，实际上是承认义和团为“自卫身家 ，“互保闾里 的合法团体，地方官此后不得对各类反洋教的拳会组织随意镇压和解散。从此，义和团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
4、有资料记载：“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民，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并不伤害良民。” (《庚子记事》仲芳氏，第15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这就是说，义和团的主体和宗旨并不像汉奸们抹黑的那样滥杀无辜。根据历史记载，这些烧杀事情的发生，和教民与土匪混进义和团趁火打劫有关系。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彻底、最典型、影响最广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受到西方世界的广泛赞誉。但是这场运动却有“九月屠杀”那样的暴民私刑，还有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革命政府的恐怖统治，也滥杀无辜，法国大革命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血雨腥风，个人自由受到了践踏，人民承受着惨痛的生命牺牲的代价，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特有的现象。
虽然如此，客观的评价都没有因为这场运动的阴暗面而抹煞其进步意义。相较而言，义和团运动后期出现的许多冒充义和团的土匪和教民，假借义和团的名义干了许多坏事，如果因此抹杀义和团的积极意义，那就其心可诛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抗联里混进了一些土匪，你能因此抹杀抗联的光辉形象吗？
对此孙中山曾说过：“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义和团的正义性:
1、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德国议会上慷慨陈词：“不，这不是什么十字军东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战争。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掠夺战争和报复行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暴力行为。”1900年6月9日，该党的机关刊物《前进报》发表社论《铁拳》。该文称：“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场‘神圣’的民族战争……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应该同布尔人（指居住于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
2、1900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列宁，在该党机关报《火星报》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列宁写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己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3、美国作家和政论家马克·吐温，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我是一名义和团员》的演讲，马克·吐温说：“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是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加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当时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中国移民），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4、日本的宫崎滔天在《二六新报》上连载《独酌放言》，称“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日本的青柳猛在1901年2月的《女学杂志》发表《义和团赞论》称：“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
5、甚至曾被义和团围困在使馆区的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也对义和团有所同情。曾于1905年至1909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柔克义，在致美国国务卿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MiltonHay，又译海约翰）的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
赫德还认为，列强只能暂时地迫使中国政府镇压爱国者，将来中国爱国者必将成功恢复中国的主权：“军事示威能持续到全部现有以及可能出现的团民都被斩尽杀绝为止吗？但是怎么能把中国的四亿人民消灭光呢?...…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的人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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