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伟人的这句话，现在在老百姓中流传很广，许多自媒体也喜欢引用伟人的这句话。
伟人的这句话是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上讲的。这句话是他讲话结尾时带有总结意味的再次强调。这说明，伟人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实际上，在全篇讲话中，类似的意思，他多次提到。如：
—— 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 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 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
—— 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 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
这里的“让人讲话”，显然是针对各级领导干部，包括省委，地委，县委，要他们让基层工作人员和普通老百姓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包括批评意见“哪怕是骂自己的话”。本来，这是个理所当然的事，既然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哪有仆人不让主人讲话的道理呢？然而，正因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毋容置疑应该做到的事，所以毛泽东把这点作为鉴别一个干部品质的最起码的尺度，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必然是心中“有鬼”。
早在新中国刚刚建国时的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曾做出一个《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广开言路，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决定》指出：“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请注意“公开”、“及时”这两个关键性的副词，这就将党的各级干部切实地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了。《决定》还规定：“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事情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请注意，只要批评所涉事情基本属实，并不需要征得被批评、被检举人的同意，更不允许将举报批评内容转至被批评被检举方手里，而且如有打击报复则由党纪国法惩处。这就堵塞了一切拒绝批评的借口，为群众发言权和批评监督权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查阅《毛泽东年谱》，原来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做出的。4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在讨论中，有人反映各地都有压制批评的事，甚至拒绝接见记者，还有把记者叫去反省的。毛泽东马上说：“谁叫记者反省就要他自己反省，谁拒绝接见就撤换谁！”正是毛泽东这种坚决的态度表现为上述《决定》里那种不容置疑，不准推诿，不许敷衍的严厉语气。
在中央这个决定下，一批贪官污吏在群众的检举下原形毕露，受到惩办。大老虎刘青山、张子善当年就是首先由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保障群众敢于讲话，一切妖魔鬼怪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无处遁形。三反，五反之所以能取得伟大成效，保证了整个毛泽东时代几十年的清廉政风，让人民说话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让人民讲话，主要目的是为了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需求，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通过报纸反映群众意见毕竟有限，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了解民意民情的主要方法还是通过信件。据当年毛泽东秘书室工作人员回忆，直接写给毛主席的人民来信激烈增加，像小山一样堆起来，十几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了，于是成立信访组，专门处理群众来信。那时的信访组工作人员并不把群众来信多看作是个麻烦事，相反，他们从中感受到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信任——如果对你失望了，人家就不给你写信了。
毛泽东对群众来信非常重视，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对普通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反映困难的来信，毛泽东尤其重视，这给工作人员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例如，上海青浦有个农民来信反映征购太重，自己家也没吃的了。毛泽东看了来信后批示：这样做是不行的，并立即要工作人员查证是否属实。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华东局一位书记，那位书记接电话后立即去核实，两天不到，就回电说情况属实，他们正在解决。后来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
刚解放不久，城市就业成为最大的问题。许多群众来信都是反映失业造成他们生活困难。毛泽东对这些来信非常重视，批示给周总理：失业问题如此严重，要认真解决，不是个别解决，马上把这个信印发给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即开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失业工人没饭吃的要当即给予救济。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毛泽东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开会研究。那时国家没多少钱，这个问题涉及人又多，解决起来很难。在听取各种意见后，毛泽东主张采取这样一个办法：“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份工资。工人还是要按时上班，没有工作就学习，今天你工作我学习，明天我工作你学习；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学习，轮流。在工厂，没文化的学文化，没技术的学技术，让老工人教技术，让有文化的职员教工人识字。”财政困难怎么办，毛泽东的意见是：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把国家的办公费用减下来；宁可有的工程暂时先停下来，也要解决失业工人的燃眉之急。当时毛泽东的秘书室节约到什么程度呢？办公，一张纸要用好几遍，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正面用了用反面，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废；中央办公厅用的信封是用报纸叠的，报纸看完以后，折叠成一个信封。
如果有工作人员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就会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来信反映工人生活很困难，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汇报。后来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很生气，对那位工作人员说：你的工作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问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批评之严厉，工作人员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从上面这些事例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实实在在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群众疾苦的重要渠道来看待的。一个日理万机的国家主席，从来不把涉及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看作小事，抓得很紧很紧。这与现在一些信访部门对群众诉求敷衍推诿，甚至以维稳为名对上访群众进行堵截等恶劣行径形成了多大的反差！这怎么能不让群众怀念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干部的亲民作风呢？
57年整风，群众用大字报发表意见。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这是让人民讲话的好方法，他非常兴奋地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毛泽东相信：“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1975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
回到文章开头的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十多年后，让人民讲话，会成为一个问题而使得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会上重新郑重地作为一个中心议题加以强调呢？当时正值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反思前几年干部作风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弊病说到底是对群众疾苦漠然置之的官僚主义，而不让群众讲话是其突出表现。这说明他在建国初就提醒全党的——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果然变为现实。毛泽东这个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危及党的根本宗旨和性质的程度，所以，他在那篇重要讲话中几次语重心长地呼吁全党对这个问题“好好想一想”。
今天，面对现实中党和政府机关中存在作风问题，目睹各种各样形同虚设的“意见箱”，只堵不疏、敷衍搪塞，拦截应付的“信访办”，对如实报道问题的记者跨省追捕，以及诸如此类不让人民讲话的种种现象，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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