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位非常传奇的女性。作为一名进步美国记者和作家，她一生都在追求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苏联、中国、墨西哥、西班牙、危地马拉……这些发生激烈革命的地方都能看到她活跃的身影。1925年后，她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多次访问中国，出色地向全世界人民介绍正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1958年后，斯特朗终于来到中国定居，因为她认识到：“中国才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
在中国期间，斯特朗与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在武汉东湖宾馆中……她和毛泽东进行了多次畅谈。在她留下的大量新闻报道和多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中，多次写到她和毛泽东的交往，可以称得上是最了解毛泽东的国际友人之一。
“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斯特朗最早为中国人所熟识的，是她首次向世界报道了毛泽东的那一句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那是 1946年，61岁的斯特朗第五次来华。8月6日，斯特朗乘坐延安北关美军观察组的卡车，在翻译陆定一和马海德的陪同下，来到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一排四孔窑洞前，第一次见到了世人传说中的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
斯特朗回忆毛泽东给她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魁梧，毫无拘束……在乱蓬蓬的浓黑头发的下面，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
正式谈话开始后，斯特朗提出了许多国际国内的问题，毛泽东都一一作了解答和阐述。在谈到美帝国主义时，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篇谈话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让斯特朗记忆深刻的还有毛泽东当时用的“纸老虎”这个词。因为英语中没有这个组合词，因此担任翻译的陆定一将它翻译成英语中接近的用词“稻草人”(Scarecrow)。然而，通过自学听得懂若干单词的毛泽东马上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翻译不能表达他的本意。纸老虎不是用来吓唬麻雀和乌鸦的稻草人，而是用纸糊的、吓唬小孩子的老虎，应该翻译成paper-tiger，看起来很害怕，但一遇到水就会发软，就会被冲掉。毛泽东生动的比喻让斯特朗忍俊不禁。
这次谈话不仅让斯特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深刻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她评价：“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斯特朗在延安一住就是7个月，直到1947年初离开。其间她多次见到毛泽东，或在聚餐会上，或在京戏台子前，通过采访，斯特朗认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他对人类的将来和革命斗争的胜利，明显地是十分乐观的”
毛泽东让斯特朗深深感动的，是“他对人类的将来和革命斗争的胜利，明显地是十分乐观的”。不管当下多大的暴风雨，多么黑暗，他沉浸于自己的信念中，同时愿意与别人分享最后将得到证明的信心。
斯特朗定居中国后，分别在1959年3月、1964年1月和1965年11月3次与毛泽东相见并进行长谈。这3次长谈主要围绕当时的国际局势，包括中美关系问题。1959年3月，斯特朗陪同美国黑人作家杜波依斯及其夫人谒见毛泽东。在主宾无拘无束的交谈中，杜波依斯对美国杜勒斯发起中东事件深表忧虑，毛泽东却说希望美国军队在黎巴嫩驻扎更长时间。此言一出，包括斯特朗在内的几位谈话者都困惑不解。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解释：中东事件是“非常有教育的”，杜勒斯制造整个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有利。他制造的国际局势越紧张，世界人民就越容易动员起来。每个人都将被迫面对战争的问题，杜勒斯本人现在也开始认识到这点，制造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毛泽东接着列举在过去14个月中，由于杜勒斯制造紧张局势而引发的12起世界性事件，包括委内瑞拉的反叛、伊拉克革命等，一一证实他的判断，让在座者颇有云开见月之感。
1964年1月斯特朗参加的谈话涉及美苏的核竞争，在座的一位美国友人引述当年西方报刊的共同主题，即美国把苏联视为眼前的对手，而把中国看成是将来的敌人。毛泽东接着话题说：现在帝国主义看不起中国，因为中国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但是，帝国主义的轻视对我们并没有害处，实际上，还有好处。帝国主义者在哲学上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把眼前的敌人看得比将来的变化的预测更为严重。“就将来而言，”毛泽东肯定地说，“帝国主义没有将来”!
斯特朗后来不得不承认：“毛说出了远比我当时的理解多得多的东西。他没有谈对世界的总的看法，但却说出了一些使我们其后几个月一直思考的一些观点。”
“他在严肃的评论和玩笑中表现出来的活泼、生动，就像是一出使人喝彩的心灵戏剧”
从第一次在杨家岭窑洞中的谈话开始，斯特朗就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在她心目中，这个无论是指挥百万雄兵，还是引领世界最大国家的领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泰然自若、举重如轻。1965年11月斯特朗与毛泽东最后一次相见，毛泽东已经年过七十，但在斯特朗眼中，毛泽东根本不像一个老者。他身体强壮，神态轻松，语气坚定有力，自如地把谈话带入一种随便的、同志式的气氛中。斯特朗回忆：“这种交流不仅是对在场的美国人的，而且也是对在场的所有人的，包括年轻的翻译以及给我们送茶、站在一边聆听的服务员们。没有什么壮观的场面和外部表现，表明与我们谈话的是正在自我改造、同时也正在改变世界的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领袖。”
用女性特有的细腻而富有情感的笔触，斯特朗记述她眼中的毛泽东：
他是平易近人的。斯特朗陪同杜波依斯一行在武汉东湖宾馆再次见到毛泽东，是毛泽东离开延安10年后第一次接见美国客人。那天，毛泽东穿着一身制作精致的灰制服走下台阶，行动敏捷，精力充沛，轻松愉快，谈笑风生。乍一相见，毛泽东对杜波依斯的肤色感到惊异，还伸出自己的手背和杜波依斯比较说：“你的皮肤不比我黑。”这样的谈话开场，让主宾双方初次见面的拘谨烟消云散。
他是幽默、风趣的。虽然毛泽东在与人谈话中常采取主动，但并不具攻击性。他总是靠着椅背，悠闲地抽着烟，有时通过赞美对方引起话题;有时则通过见缝插针提问;更经常的则是以开玩笑的方式，发表十分幽默的评论刺激对方发言……
他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他的脑子显然是所有人当中最有生气的，他谈起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十分轻松”。当有人提出要多听他的意见看法时，毛泽东会巧妙地回避：“我想先听听他人的意见，民主嘛!”于是，他就会成为投入的、积极的听众，关注着每个人谈话中疏忽及未被注意的细枝末节。
他是轻松自如的。毛泽东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没有紧张、没有忧虑和没有繁重职责的人，尽管他实际上三者都有。“他在严肃的评论和玩笑中表现出来的活泼、生动，就像是一出使人喝彩的心灵戏剧”。
斯特朗将毛泽东的这些个人魅力归因为他的博学多才，是他“对于过去、现在及将来、从生物出海尚未进化成人时，直到人和地球像我们所知的那样终结之时的人类的潮流和其历史的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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