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我们厂搞的是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党委领导一切，保证工厂不变私；厂长负责日常生产管理，也要下车间劳动，避免生产失控；选出职工代表参与工厂管理，监督干部不要陷入官僚主义。
到了文革时期，成立了工厂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工厂分两派，任何一派占据了工厂，都要搞好生产，要是搞不好，就被另一派抓了辫子。因此那段时间，工作热情相当高，不光没停产，产量还增了很多。老技术工人加上奖金，每个月拿到手的钱比厂长多。
改革开放之后，1984年开始搞厂长任期责任制和利润承包。厂长“人、财、物”一手总握，党委、工会、职代会形同虚设。厂长只盯着生产管理，不下车间了；工人只管干活，不去监督了。又单独成立了宣传、组织等部门，变相增加管理干部。
这个时候，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普遍拿高奖金了，工人们拼死拼活，奖金不多挣。这跟以前是天壤之别，于是就有了消极情绪，表现为磨洋工、干私活、顺物资等现象。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开始吃铁饭碗养懒人，工厂效率逐渐走低。
上级一看没有党委领导也不行，就让厂长兼任党委书记。结果坐实了厂长的权力，为后来的腐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上级要求打破铁饭碗，工人群体被人为的分化了。
再加上拨改贷，假冒伪劣到处挤压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在税收等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国有企业还要负担工人医疗住房养老，导致工厂大亏损，广大职工被迫减员下岗，最后只能改制，肥了厂长那帮人。
一个60年代东北铁西老工人的自述
来源：“大懒苏”今日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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