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刊登的“陶鲁笳访谈录”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见证记录。陶鲁笳自新中国1949年建国起就长期担任山西省主要领导人，完整地经历和见证了新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过程。正当壮年的陶鲁笳参加当时中央有关合作化的各种会议，他有大小会议必做详细记录的习惯，一直保存着记录本。改革开放时期，陶鲁笳参加国家发改委工作，一直到2011年逝世，对后来的农村情况变化也有深切了解。这就为他回顾整个新中国农村演变历史、进行对比分析和深入思考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这篇访谈录是马社香于2008年7月采访陶鲁笳的采访记录，经过陶鲁笳和他的夫人贾于慈的核证。访谈录公开发表时，贾于慈（2013年10月过世）还健在，可以确保访谈录忠实记录了陶鲁笳的谈话。
陶鲁笳在谈话中反复表达了这样一种感受：“这些年，我经常翻看过去的工作笔记”，毛主席“当年在这个举国大计上的远大目光、发展思路”，“他老人家走了这么多年，我才慢慢懂得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有了亲身经历和深入思考才得出的深刻认识，与那些并未亲身经历，仅凭一知半解或人云亦云的轻浮评论形成鲜明对比。有人批评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毛泽东坚持僵化的意识形态的错误决策，也有人批评毛泽东长于阶级斗争而不懂经济建设。这些建立在不实基础上的虚妄评论，在铁的事实和陶鲁笳的真知灼见面前显得多么肤浅，荒谬，不值一驳。
从“陶鲁笳访谈录”，我们可以看到：
农业合作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为了新中国长治久安，避免重蹈旧中国覆辙的重大战略决策。
旧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小农经济发展必然走向两极分化，最终逼得农民走投无路，起来造反，推翻旧王朝；新王朝生产模式依然如故，周而复始，没有出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都在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方面没有任何改变。”“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要彻底避免和根除这种现象产生和发展，就要从两极分化的源头——土地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着手。我们开展土地改革，将地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但一家一户个体经济对小农生产模式的依附关系，注定抗击不了频繁的自然灾害，必然会两极分化，永远不可能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
新中国建立不久，“农村两极分化的苗头和趋势比较明显，农民分化速度很快”。另一方面，贫苦农民组织互助组，并有进一步发展合作社的要求，这显示了走集体化搞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增长。“毛主席看到了这些，认为共产党不断扶持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就可以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关键是不能放任自流，要有目的地引导”。如果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扶持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因素一定会不断发展，因它有自发性”。
“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反对和不断堵截两极分化的苗头及趋势，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人民才会看到希望和将来，心理比较平衡，社会比较平衡”，“人心安定”，“这对新中国站住脚跟具有根本意义。”所以，在毛泽东时代，“社会比较稳定，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比较安全”。
农业合作化“改变了自古以来我国小农经济的封闭性狭隘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民乃至全国各业一盘散沙的历史状况”，“对加强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作用是巨大的深远的。”
农业合作化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和重要基础。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毛主席在1955年“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农业就不可能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肥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农业己经形成了合作社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
——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毛主席当年讲得深刻全面，具有前瞻性。他强调了我国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以农业资本主义化实现大农业，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条件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人均可耕地、人均水资源都比我们大得多。根据我们国情，只有通过农业合作化实现集体农业，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不是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根据我国国情的客观和长远的分析。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我国农业和重工业、轻工业之间才会产生良性的商品交换、资金积累以及产生源源不断的内需购买力，形成一个工农业良性循环，工农联盟不断加强。”
“毛主席曾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我们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讲得非常形象和深刻。这个通俗形象的比喻，对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工农业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提纲挈领的高度概括。值得我们永远牢记和深思。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屁股坐不稳了，拳头就没有力气了，甚至捏不起来。”正是“由于坐稳了农业合作化这个‘屁股’”，才能“迅速构筑了我国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基础”。
农业合作化是实现水利化——保障农业命脉的必要条件。
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农业合作化和水利化结合方面，毛主席想得又远又具体。”
“毛主席说：解放前中国只有几座水库，要发展农业，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发展水利，要将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又是农业的基础和命脉，只有水利搞好了，农业才能长期发展，农业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支援工业”。
“当年毛主席这些讲话党内传达过多次，很亲切，鼓舞人心”，“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沿着长江视察，到黄河边视察，非常注意将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田水利结合起来。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每年召开全国水利会议，都要求各省第一把手参加，多方面结合讨论创造条件兴修水利，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1956年1月9日他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专门说到这个问题——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危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毛主席这段话可以说是整个毛泽东时代兴修水利的基本原则。”“农业水利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又推动了农田水利化。”
“那时候，不论是国家、省、县哪一级修水利工程，广大社员‘打起背包就出发’出义务工，多少无私贡献啊！”这种情形，其中以著名的“红旗渠”最为典型，只有在组织起来的农民集体共同奋斗中才可能出现。
中国直到今天仍在享用当年毛泽东依靠集体化的农民群众大搞水利化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没有合作化是不可能获得的。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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