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及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也产生大量的对外活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先后建立和参与建立了“南方局及其外事组”“延安交际处”“中央军委外事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南京局外事工作委员会”“中央外事组”等外事机构，为中共讲好“延安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培养了大量人才。
南方局及其外事组和南京局外事工作委员会
中共成立之初，存在着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交往。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和共产国际及苏联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下级与上级的隶属关系，和一般意义上的外事关系有很大的区别。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后，即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当时的中央苏区偏居一隅，主要工作是执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未真正开展外事活动。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成了中共外事机构的建立。最初的中共外事机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简称南方局）及其外事组。
南方局的前身中共中央长江局（简称长江局），成立于1937年12月，作为中共中央设立在国统区的代表机关，从性质上来讲代表中央负责领导整个国统区内党的工作，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1938年10月，长江局被撤销。1939年1月，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长江局基础上，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中共中央南方局旧址——红岩嘴13号。
南方局的工作主要包括统战工作、军事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地下党工作、对外宣传工作以及外事工作。南方局成立之初，主要是通过与国民党内开明人士的联系广泛扩大国际影响，以统战工作带动外事工作；以合法身份建立据点；帮助国际友人前往延安，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为武器开展对外宣传。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从此，重庆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主要窗口。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39年4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南方局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开展党的对外宣传和外事活动。组长是王炳南，副组长是陈家康。
1940年11月，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周恩来随即将“同苏、英、美、法等国团体联络，向他们提供消息”作为南方局对外工作的一项内容。12月，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改称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
南方局外事组成立后，南方局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与各国大使馆联系，包括美、英、法、澳、加拿大、苏联、捷克等使馆。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积极争取同美、英等国大使馆建立联系，争取美、英等国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建国的主张及中共军队的抗日表现，使之重视中共抗日力量，从而影响美、英等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通过他们牵制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以便共同抗日。
同时，联系接触美国驻华新闻处和各国记者。当时费正清主持美驻华新闻处工作，外事组通过他派了一些人去美驻华新闻处工作，其中有韩幽桐、刘尊棋、金仲华等。周恩来经常会见外国记者，向他们谈形势、政策，由龚澎协助做外国记者的工作。在重庆期间，中共南方局与大部分驻华记者和国际友人都保持了友好交往，如外国记者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福尔曼和白修德等。1944年5月17日，在外事组的积极工作下，由美联社、美国时代杂志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外国新闻机构驻重庆记者发起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由重庆出发，乘飞机到达西安，5月31日进入陕甘宁边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做同盟军中国战区美军总部进步军官的工作，如史迪威的助手戴维斯和谢伟思。周恩来多次和他们会面，并提出双方开展军事合作的建议。戴维斯先后两次向白宫呈上向中共控制区派驻观察员的建议。1944年初，罗斯福总统采纳了戴维斯的意见。随后，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蒋最初不同意。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蒋才被迫同意。同年7月和8月，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在包瑞德上校率领下，分两批到达延安。
另外，参加筹备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工作。原计划出席成立大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人士。中共代表内定为董必武，顾问为郭沫若、王炳南，伍修权任专员，陈家康任董必武的秘书，章汉夫为记者，沈其震为医生。但由于蒋介石在赫尔利的支持下进行阻挠，最后中共代表只去了董必武，由陈家康和章汉夫陪同。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南方局迁到南京。1946年5月，南方局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简称南京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周恩来负总责。南京局设外事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廖承志、王炳南为副书记，王炳南兼任秘书长，下设4个处，秘书处由章文晋负责，研究处由乔冠华负责，新闻处由龚澎负责，联络处由陈家康负责。外事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协助周恩来进行谈判、与各国驻华使馆联络、国际宣传、研究各国对中国的态度、整理谈判纪要等。1947年3月，根据中央决定，南京局的工作结束。
在重庆和南京国统区，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及其外事组和南京局外事工作委员会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外交垄断，通过卓有成效的对外宣传，获得了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对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力量的高度重视，努力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积累了初步经验，培养了一批优秀外事人才。
延安交际处
延安交际处，全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下设的交际处，处长由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伍修权兼任。不久，交际处改为招待科。招待科主要负责外来宾客的生活接待。
1937年11月底，陈云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鉴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被撤销后对外宣传联络工作受到影响，他建议中央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原招待科改为交际科，曾在白区战线做过上层统战工作的金城任科长。1940年交际科又改为交际处，处长仍为金城。延安交际处在行政编制、经费开支、支部生活等方面，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管理，政治上、业务上初期归中央组织部，后由中央办公厅领导。
延安交际处担负着对外宣传、接待使团、联络统战、编译外电等具体工作。抗战时期，延安交际处制定并实施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工作原则，承担了我党大量的外事接待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从国统区进入延安接触的第一站就是交际处，无论中共自己的同志，还是中共的朋友包括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来访的国民党将领、国际友人等等，都由交际处负责接待。
延安交际处大量的外事活动可以概括为：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和建设的业绩。进入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来访者，大都撰写了考察报道。斯诺的一系列报道，尤其是《红星照耀中国》曾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轰动全球。其后，詹姆斯·贝特兰在1939年出版了《华北前线》一书。卡尔逊和贝尔登也相继撰写了《中国的双星》《中国震撼世界》等书。卡尔逊还将他的考察写成秘密报告递送罗斯福总统。1947年爱泼斯坦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了延安。这是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前往延安等地采访。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中外记者的访问，认为它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绝好机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亲自主管这一工作，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兼任交际处长。
为了让记者全面了解陕甘宁边区，延安交际处组织中外记者参观了边区的机关、学校、工厂和乡村。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在这里，记者们看到了一个和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对中共及其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947年3月，胡宗南军进犯延安，交际处的最后一批客人和工作人员撤离延安。1948年4月延安收复后，交际处迁回延安。1949年6月后改为陕北行政公署招待所。
中央军委外事组
1944年7月和8月，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为搞好这次的接待和联络工作，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负责接待，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协助。中央专门设立中央军委外事组，组长由杨尚昆兼任。中央军委外事组下设四个科：研究科、联络科、翻译科和行政科。联络科科长陈家康，研究科科长柯柏年，翻译科科长黄华，行政科科长杨作林；顾问马海德，主要负责同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工作。后来这些同志当中有的又参与了抗战胜利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外事工作。
美军派观察组常驻延安意味着美国政府事实上给予中共以某种官方的承认。从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到1947年4月结束访问，其间开展长达近3年的考察活动。中共成立中央军委外事组在努力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也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观察组到达后设宴欢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亲为《解放日报》改写社论，把美军观察组热情地称为战友。
1944年8月初，中共和美军观察组进入实质性会谈。美方提出了一个他们所需的各种情报的清单。为此，叶剑英向各根据地下达了详尽指示。毛泽东还起草电报给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的负责人，请他们选择适当地点开辟飞机着陆场。中央还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希望他们尽快搜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的情报，以便向盟军提供。
在美军观察组驻延安期间，毛泽东同观察组成员多次会谈，其中同其主要成员谢伟思进行了50多次谈话。在延安，观察组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军民团结的新世界，对中共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共产党“可以成为美国有效的盟军”。谢伟思给上级写了许多有关中共情况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是共产党，而且不要很长时间，它就会统一全中国。观察组另一位重要成员戴维斯评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预言“共产党将在最近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然而，美国政府的行为最终辜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希望，结果与中共处于对抗状态。但历史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等对于外事工作做出的努力仍结出了可喜的成果。在这次接待工作中，我们的干部获得了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锻炼了一批外事干部，像李克农、伍修权、耿飚、黄镇、姚仲明、韩念龙、黄华、柯柏年等。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抗战胜利后，当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企望和平之时，中国却又重新面临着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选择。战争阴云又笼罩在中国上空。
1946年1月，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的特使马歇尔的参与下，国共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根据双方协议，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同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军调部由国民党方面的郑介民、共产党方面的叶剑英、美国方面的罗伯逊组成。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秘书长李克农；执行处长宋时轮；交通处长耿飚；整军处长陈士榘；新闻处长黄华；秘书处长冯铉；行政处长伍云甫。
根据国共双方签署的《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中规定，军调部的工作主要是五项，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日伪、遣返日俘、整编军队，实际工作主要是前两项，尤其集中在停止冲突问题上。军调部基本组织是执行小组，各地能否停止冲突，能否解决纠纷，全靠执行小组的工作与努力。因此，执行小组是军调部工作最基层、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负责军调部内的具体事务和实地监察各项协定的执行情况。截止1946年9月，军调部根据需要陆续向各地派出执行小组36个。
由于外交人员短缺，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均从延安抽调，但由于此时美军观察组仍在延安从事考察工作，当时外事工作是在一种人员缺少且流动性大的情况下开展的。军调部三方人员的配备名额为:美方125人，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方面各170人。后来因工作需要，参加军调部三方的工作人员，大大超过了原来规定数额。据不完全统计，军调部人数最多时达9000余人(中共方面600余人)。
军调部工作的核心原则是“三方协商一致”(亦称“三方一致同意”)。这一原则，是指在军调部及执行小组负责处理停火及各有关事项时，国、共、美三方代表都享有均等的表决权与互商权，一切事宜须三方一致同意通过。任何命令、建议或行动，如有一方不同意，即遭否决。但在当时情况下，国、共、美三方完全一致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由此导致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的实际工作，除了少数程序问题外，始终处于开会、谈话、互发备忘录的争吵之中，致使军调部成了一个你来我往、但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的事务性机构。
面对停战令虽已下达，但国共间“摩擦”并未停止的状况，在1946年2月26日的军事三人组会议上，马歇尔提出，希望和周恩来、张治中一起去华北视察。2月28日，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开始视察华北华中各地停战和整军情况。3月4日下午，周恩来、马歇尔等飞抵延安。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自然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朱德等中央主要领导都到机场迎接。马歇尔还检阅了延安的仪仗队。他被安排在了为美军观察组准备的窑洞里住宿。马歇尔对中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参观了位于王家坪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后，感慨道：“共产党领导100多万军队，延安山沟里的统帅部却只这么点儿大。”
由于国共双方冲突逐步扩大所致的分歧加剧和互信缺失，加之美方逐步丧失客观公允的调处立场，北平的“吵架”扩展到全国各地，致使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在很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以致无法完成其所肩负的使命。国民党签订停战协定，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虽然停战令下达后，全国一度出现了和平局面，但是国民党武力消灭中共的方针并未改变。经过准备之后，以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全面内战。
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终止其对三人小组之关系和终止对军调部执行总部之关系”。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随后，参加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相继撤回。
中央外事组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以及王炳南等从南京回到延安。周恩来回来就问：“军调部的同志们回来没有？大家一起见见面。”于是在王家坪，周恩来召集一次会议。他特别嘱咐道：“这些同志凑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到时候临时找人恐怕对情况不了解。”5月1日，根据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三交镇成立。工作人员由原中央军委外事组和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撤回的外事工作人员联合组成。叶剑英为主任，王炳南为副主任，马海德任顾问。下设三个处：研究处、翻译处、新闻处。研究处由柯柏年任处长，翻译处由徐大年任处长、章文晋任副处长，新闻处由董越千任处长。成员包括薛子正、黄华、王凝、凌青、马牧鸣、张林生、张香山、吴青、陈浩、王朴、陈佩明、曾远辉、刘文仲等。
中央外事组成立后，由于内战的关系，当时的外事活动不多，外事组的主要工作是搞调研和翻译工作。当时周恩来正与毛泽东一道转战陕北，但对外事组的工作非常关心。1947年7月和11月，周恩来两次致函叶剑英和王炳南，对外事组的任务和人员安排，作了详细指示。信中说：“我的主要意见，认为外事组同志应利用目前安静的环境，多做几件对于外事对于自己的基本工作。对于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就是为这些事花一二年工夫都要得。对自己，应准备以半年时间参加土地改革，到群众中去锻炼自己，同时加强自己的政治和英文学习。”又说，“你们应以三分之一的人数编译书籍，三分之一的人数轮流参加土地改革，三分之一的人数做一般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加强了外事组对国际问题的研究，积极做好向海外宣传解放区的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对待国际问题主要通过收听中外文广播编辑两种新闻稿，供与外事组在一起的中央领导同志参考。当时，马海德和一些懂英文的同志负责收听外国新闻广播并记录下来翻译好，每天印出两种。研究处主要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负责编辑《美国手册》。翻译处负责翻译中共七大的几个主要文件，即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党》、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在当时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央外事组在后方相对宁静的环境中积极开展外事工作，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批过硬的外交人才。
1948年春，中央外事组随着中央主要机关一起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将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作为驻地。这一年中，各项工作仍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继续进行。1949年1月的一天，外事组接到通知：到西柏坡听周副主席的报告。科长以上的干部全部出席了这次报告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介绍：过几天人民解放军就要向天津发起总攻，大家应做好前往天津的准备，以后你们就要接管天津外事工作了。因此，他讲了一点政策界限，比如要区别对待帝国主义政府和他们的外交官，还要保护外国工商业。“原来我们估计要5年才能胜利，现在看起来不用”。周恩来的这番话使大家都很振奋。在长达2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周恩来介绍战场形势后，就细谈了进城后如何做好外事工作。周恩来当时特别重视纪律问题，强调：“外事干部就是文装的解放军；外事工作对外影响大，所以‘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
随后，中央外事组的主要工作人员启程北上。其中一部分人进驻天津，另一部分人准备接管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外事组进入北平。一直到同年11月外交部成立，中央外事组才停止工作。
1949年11月8日傍晚，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举行。当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将外交部干部名单递到周恩来面前时，他看到了如此众多的熟悉的名字。周恩来微笑着说要点点名，从司长到科员他一一握手，很多人都是跟随过他转战武汉、重庆、延安、南京、北平的老部下。从这一庄严的时刻起，这些经验丰富的外事工作者又肩负起了更为艰巨的外交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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