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但自鸦片战争西夷入侵后，某些被西方野蛮“文化”打掉了主心骨的政治、文化“精英”们就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药，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权，都曾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才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得以发展，这其中，毛泽东主席的远见卓识和政治领导功业至伟。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有关毛主席推动中医药发展的记载如下：
西元1953年“12月上旬，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谈对卫生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说：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几年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正因为政治少了，所以技术也管不好。……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毛主席说建国几年来卫生工作“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正因为政治少了，所以技术也管不好”，这是批评卫生主管部门中还遗留着解放前轻视、排斥中医药的错误思想，但卫生部主要负责人并未真诚反省、改正。
西元1954年“4月21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批示杨尚昆：‘此件印若干份，在星期四会上分发。’在《指示草案》的‘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一句中的‘四万万七千万农民’之后，加上‘及一部分城市居民’。在‘我们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它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中去，更好地为治疗疾病、增进人民健康服务’一句中的‘医学’之后加上‘科学’二字，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在‘依靠中西医合作，根据中医实际应用的经验，进行一种谨慎的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之后，加上‘和说服教育工作’。在‘将中医团结起来，安定下来，把他们现有经验保存下来……’这段话中的‘现有经验’改为‘现有的合理经验’。”毛主席从中央的层面推动加强中医的工作。主席对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字斟句酌、仔细修改，使其语句所表达的意思更加全面准确完善，显示他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思考。
西元1954年6月5日，“同周泽昭(周泽昭，当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年谱》注)等谈发展中医的问题。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柏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主席指出发展中医不光是治病救人的问题，也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问题，他严厉批评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的思想作风很坏、很恶劣，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甚至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反映出当时“精英”阶层中崇洋西化思维之顽固、排挤中医势力之强大。
西元1954年“7月9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传达的内容主要是：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毛主席这一大段指示，直揭抵制中医者崇洋奴化思想的不良本质，指出发展中医在医疗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及其具体发展方向。
西元1955年“4月15日下午，派汪东兴到朱琏(朱琏，针灸专家，当时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年谱》注)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发展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晚上，在刘庄同朱琏谈中医问题，毛泽东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而今针灸在世界医疗中的广泛应用，证明了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西元1958年10月11日，“阅中共卫生部党组九月二十五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批示：‘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0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两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徐运北，当时任中共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年谱》注)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现在著名的中西医结合方面的专家大都经过当年的“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培训(屠呦呦就是其中之一)。
西元1959年1月，“阅邓小平一月二十一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批示：‘送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照发。’这篇社论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社论说：党的中医政策是党在我国卫生工作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越来越多的事例，证实了中医中药在人民卫生事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继续纠正轻视和排斥中医中药的错误观点，仍是卫生部门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中医有很大的数量，他们虽然多数没有受过现代科学教育，但是他们掌握着我国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医药科学知识和治病经验。他们也能治好很多疾病，包括一些用西医方法疗效较差的疾病。西医和中医，只有紧密地团结起来，很好地合作，才能共同战胜疾病这个敌人。不要对于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
《年谱》中所摘引的社论内容漏掉了许多重要的方面，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以下一段话：“由于卫生行政领导部门过去在一个时期内没有认真执行这个政策，卫生工作曾经一度受到很大的损失。卫生行政领导部门的这个错误受到批判和纠正之后，近二、三年来，中医工作有了发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医药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曾遭到严重的轻视、排斥乃至打压，这个错误主要是“卫生行政领导部门”——即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造成的。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党外人士，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贺诚，他与副部长王斌是反中医势力的代言人。贺诚与王斌都是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医界人士，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解放后主政中央卫生部期间顽固抵制发展中医药，并重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鼓吹限制甚至消灭中医的西化之徒余云岫。贺、王两人是毛主席所批评的“思想作风很坏，很恶劣”、“奴化思想”的典型，西元1955年他们被撤销卫生部副部长职务，此后，“中医工作有了发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改开”后，贺、王被“彻底平反”。现在看来，当年批判他们“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并给予撤职处分，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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