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53年7月底，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共中央决定组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以贺龙为总团长，代表全国人民慰问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这届慰问团是历届慰问团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有力鼓舞了在朝志愿军战士。
1953年7月底，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共中央决定组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慰问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这届慰问团是历届慰问团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慰问团的总团长由我父亲担任（当时他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副总团长有章伯钧、蔡廷锴、陈沂、吴晗、康克清、老舍等。在拟定人员名单时，我父亲特别重视慰问团成员的代表性，所以5000多人的慰问团中既有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革命烈军属代表，也有文教界、新闻界、工商界、宗教界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以及由全国各主要剧种中最负盛名的演员参加的文艺工作团，可谓各行各业群英荟萃。
志愿军领导机关欢送慰问团
俗话说无川不成军，在抗美援朝队伍里，有很多四川籍的战士，我父亲特别指示川剧院组织一个川剧团，参加西南总分团的文工团。确定这些人员名单时发生了一件趣事。《柳荫记》是以梁祝故事为基本情节改编的川剧传统经典剧目。其中祝英台的扮演者是当时的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书舫，她和我父亲相识较早，川剧小生谢文新是陈书舫的丈夫，也是剧中梁山伯的扮演者。当看到报上来的名单里没有谢文新时，我父亲便问：“梁山伯呢？”当得知是因为赴朝慰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大家都积极踊跃地参加，所以名额非常有限，谢文新因此“榜上无名”后，我父亲说：“只有祝英台，没有梁山伯怎么行？！”就这样谢文新也加入到赴朝慰问的名单中。川剧团启程前，我父亲对演员们说：“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你们不仅是去演川剧，更重要的，要记住自己是祖国亲人的代表。这是一项十分光荣的任务。到朝鲜以后，首先是学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然后才是演出。”他还叮嘱女演员们说：“走时不要忘记带上针线。这不仅仅是钉钉纽扣、缝缝衣服的问题，这是和志愿军、人民军心连心的表现！”
慰问团中还有很多知名剧团，譬如梅兰芳率领的梅剧团，周信芳率领的华东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剧团，程砚秋率领的程砚秋剧团，马连良率领的马连良剧团。他们代表了全国京剧最高水平。我父亲当时就对慰问团中的京剧团团长吴石坚说：“你这个京剧团拥有梅、周、马、程四大流派的创始人，像李玉茹这样的好演员也只能跑跑龙套，可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团’了。
10月4日，赴朝鲜慰问团正式启程，首站安东（今丹东市）。接待单位是地处国内最前线的空军联合司令部。第二天，天下着小雨，但在临街搭成的小戏台前，群众老远地冒雨赶来看演出。当报幕员报说梅兰芳清唱《贵妃醉酒》时，下面欢声雷动，观众自发地不住高呼：“梅兰芳，欢迎您！欢迎您，梅兰芳······”梅兰芳激动万分，为使观众看得真切，索性把伞也收了。梅兰芳唱后，其他三位艺术大师也都登台献了曲。慰问团未出国门，首场就赢得轰动。
10月26日，慰问团总团及第一分团的全体同志乘火车由平壤来到了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哪知道天公不作美，下起大雪。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委邓华等志愿军总部领导在大雪中陪同我父亲和慰问团各位副团长检阅了仪仗队，欢迎的队伍排了有一里多长。我父亲看到战士们穿着新棉衣站在雪中，关切地对志愿军领导说：“要同志们回去吧，快要同志们回去吧！”邓华说：“大家等了很久，盼着欢迎您和同志们，下命令他们也不会走的。”欢迎大会就这样在雪中进行，战士们的衣服淋湿了，我父亲的衣服也淋湿了，但大家似乎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五彩缤纷的花屑、彩带像从天而降一样在人群中飘飞不停。当我父亲讲到“全国人民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你们”的时候，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激昂的口号声。慰问团带给志愿军同志带去了刻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刻有“赠给最可爱的人”的搪瓷缸、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白毛巾和一些文艺书籍，信纸、信封、明信片等。
听说慰问团在朝鲜的首场演出还有些花絮。我父亲建议梅兰芳和周信芳演《打渔杀家》压轴。但吴石坚把戏码给梅兰芳过目征求他的意见时，没料到梅兰芳大光其火：“今天外面气温多少度？”他的脸涨得通红：“零下15度哪！叫志愿军官兵在零下15度的广场上坐着，看我们两个老头子演那么长的戏，这不是要志愿军同志的命么？为什么不让青年同志们多演几出武戏呢？又火红，又热烈！至于我、周先生、马先生和程先生，就站在台上和大家见面，一人唱一小段向志愿军问候，岂不更好么？”吴石坚没法解释，只得去找我父亲汇报，听完汇报，我父亲就笑道：“你去对梅先生说，他们四人是大师、大艺术家，现在又是祖国人民的代表，平时谁能看到他们？梅兰芳、周信芳一露面，大家瞧都瞧不够呢！要能看到他和麒麟童合演一两个小时的戏不是更过瘾么？就说我说的，我保证台下几千官兵会敬心敬意地看他们演出！”吴石坚便把我父亲的话再向梅兰芳学了一遍，梅兰芳不禁笑了，说：“还是贺老总有道理，就照这么办吧！”
志愿军、人民军对演员们的热情，是这些赴朝慰问的同志出国前所想不到的。一次下雨时，志愿军战士两人抬一个演员，不让他们走路，大家看到要坐在两名战士的手臂上，特别是有人手上还缠着绷带，大家很过意不去，都挣扎着要下来。但战士们按住他们，就是不让下，连说：“亲人们还要为部队演戏，不能把衣服弄脏了。弄脏了，战友们要批评我们的！”
赴朝慰问期间，我父亲特地提出要到上甘岭阵地去看看。他和康克清、解放军文化部部长陈沂和华东分团的代表专程去了十六军驻地，十六军的前身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直接领导的红五团和彭德怀司令员统率的红十二团合编而成，过去一直在中央苏区坚持战斗，后来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屡建战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转战南北，创造光辉的战绩。抗美援朝战争以来，他们是第一支改变新装备的正规部队。军长尹先炳、政委陈云开在军部驻地率领全体官兵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据说，当我父亲看到军部礼堂门头上面的和平鸽图案时，问：“这是什么？”尹军长随口答道：“和平鸽”。我父亲立刻严肃地说：“我知道是和平鸽，搞宣传是郭沫若他们的事，咱们军队是开打仗铺子的，卖的是子弹头！你们第十六军防守三八线中段，这里是南北交通要冲，南插汉城，北通平壤，志愿军总部把你们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是对你们的信任。”过后我父亲还对十六军的战士们讲了话，具体内容我是从一位叫陆诒的老记者后来撰写的文章里看到的。我父亲向部队提了三点意见，说：“同志们驻防在上甘岭前沿阵地，必须作长期打算，即使挨饿受冻，也要忍受，坚持下去。如果敌人打第一枪，你们一定要还敬第二枪，一点不能含糊。其次，你们要查一查和平麻痹思想。我一路上看到部队驻地有和平路、和平桥、和平鸽，一派和平气氛，有点担心。和平要靠我们的力量来保卫，空喊无用。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我们当军人的必须时刻紧握手中枪，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最后，你们要树立与朝鲜人民共患难的观念，如果他们没有饭吃，就是我的家属没有饭吃，他们没有房子住，就是我的亲人没有安身之处。必须尽一切努力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渡过难关。”我父亲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当时的形势确实还不大乐观，停战协议虽然签订了，并不意味着双方消除了再次爆发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美方出于战略需求，随时可能再挑事端。
第二天，在十六军政委陈云开、四十七师师长郑统一的陪同下，我父亲他们一行又到了四十七师一四一团驻守的上甘岭阵地，另外还有专程前来解说上甘岭战役过程的第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和炮兵第七师师长颜伏，这两个人都是指挥上甘岭战役的英雄。战役虽已过去一年了，但阵地上仍然满目疮痍，半截残树耷拉着枯枝斜插在荒芜的地面上，毫无生机；随手抓起一把脚下松软的泥土，里面会有十几块炮弹、炸弹的碎片。上山的小路崎岖不平，陈云开政委怕我父亲年纪大受累，爬到半山腰时说：“在这里看一看就可以了吧？”我父亲说：“我是个老军人，看到大山脚底板就痒，不上去咋行？！”最终，大家都登上了小山顶，崔建功和颜伏分别从步兵和炮兵的角度详细介绍了战役的过程。
赴朝慰问期间，在一次参观活动中，朝鲜解说员介绍了一挺苏联制转盘机枪，说是黄继光生前用过的机枪。这挺机枪被搬下597.9高地时，里面一颗子弹也没有了。机枪距离黄继光牺牲地只有几米，周围全是弹壳，黄继光是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依然无法攻克敌人火力点时，选择了飞身一扑。得知了这挺机枪背后的故事后，我父亲非常受触动，希望能让这挺机枪回国。经过他的多方协调，最终朝鲜将这挺机枪捐赠给了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我父亲以这种方式让更多人铭记历史，记住英雄，让英雄的精神一代代传承。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在云南，有一天，他神秘地对我说：“你想不想见英雄？”我说：“当然想！”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上甘岭战役的指挥秦基伟也在云南休息，父亲建议我上山采点野花献给英雄。
这次赴朝慰问前后两个月时间，听我父亲说，他中间还特意向毛主席打了一次报告，申请延长慰问时间。在近两个月里，慰问团通过慰问会、报告会、座谈会、图片展览、演出、参观访问、个别接触等多种方式，慰问了在朝志愿军。我父亲也将在朝鲜了解到的作战经验、工事构筑和部队士气等经验教训带回国，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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