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列宁在莫斯科创建共产国际，这是一个共产党的国际组织。1927年，共产国际通过了组织建立台湾共产党的决定，根据共产国际一个国家只能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原则，因20世纪20年代的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共产国际便决定由日本共产党中央负责领导筹建台湾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1928年2月，随着日本共产党力量的壮大，日共中央开始为国会中的选举做准备。为此，田中义一政府决定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同年3月15日，在日本1道3府27县共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600多人，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三一五事件”。也正是“三一五事件”的发生，日共才向中共提出请求，希望中共能够援助并指导台共的创建工作。
当然，让中共指导援助台共的创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台共早期主要成员与中共联系密切。1922年10月，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创办了上海大学，而上海大学的具体事务都由中共掌管。台共主要成员谢雪红、林木顺这时作为台湾进步青年被中共选派到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8月，谢雪红、林木顺加入中共。同年12月，经中共安排，谢、林远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9月20日，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片山潜给共产国际写信，要求把谢雪红、林木顺派回台湾，创建台湾共产党。随后，共产国际命令谢雪红、林木顺回国组织台湾共产党，由谢雪红负责，林木顺协助。
1927年11月13日，谢雪红、林木顺抵达上海，他们先与台籍中共党员翁泽生取得联系。翁泽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创建了“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作为掩护。随后，中共中央派一个化名“彭荣”的人具体负责台共的创建工作。1928年4月13日，按照彭荣的提议，先在翁泽生家中秘密召开台共筹备会议，林木顺、谢雪红等11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彭荣主持。彭荣在会上提出：因为组党大会须保持机密，出席大会限为代表，因此先行决定参会人选。随后，会议选出林木顺、谢雪红等8人，代表当时台共18位成员出席成立大会。4月15日，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等9名台湾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上海瑞金二路）的一家照相馆楼上秘密召开台共建党成立大会，彭荣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同年4月25日，日本特警对位于上海法租界拉路东升里389号的“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进行突然搜查，刚刚成立的台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有关台共成立的文件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加上大部分当事人遭日本殖民政府的逮捕以至于牺牲，当年的幸存者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彭荣”的真实身份。查阅早期中共党史人物的资料，他们当中也没有谁用“彭荣”作别名、笔名的。此后，中共代表“彭荣”的真实身份就成了历史之谜。学术界经多年的研究后，出现了三种说法：“彭湃”说；“瞿秋白”说；“任弼时”说。
一、“彭湃”说是不成立的
其史料依据是谢雪红的自述，谢雪红是台共的主要创始人、台共成立大会的主持人，并在台共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台共中央候补委员，谢雪红在自述中说：“解放后，我即听到说彭荣同志就是彭湃同志；那是1955年国庆节我到天安门红台观礼时，碰到李立三，他告诉我彭荣就是彭湃。当时，李在上海，他知道彭湃曾被中央派遣去领导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大会。1956年，我去广州视察时，到毛主席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参观，在那里，我看到彭湃同志的照片，我认出来他就是当年的彭荣同志。”因为谢雪红是当事人的缘故，使得这一说法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也使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学者大多持此观点，大陆学术界的研究者也有很多人持此观点。
但仅仅以当事人谢雪红的自述为依据，认为彭荣就是彭湃，在没有任何佐证材料的情况下，属于孤证。历史学、考古学、考据学及法院审判都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除非它得到了旁证。
而且彭湃的各种研究资料都显示，台共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期间，彭湃在粤东从事革命活动，根本没有去过上海。《彭湃研究史料》一书，对1928年4月前后，彭湃的活动作了最为翔实的记录。1928年3月12日-22日，彭湃指挥红2、4师余部及惠来农民武装攻克惠来县城，建立惠来县苏维埃政权。之后，彭湃率红4师余部向潮阳发展，红2师留下两个连驻扎惠来，其余的向普宁发展。4月5日，敌第5军向惠、潮、普进攻，当天占领惠来县城。彭湃在惠来林樟乡主持召开东江特委和红2、4师师委联席会议，决议集中红军打回海陆丰。4月8日，红2、4师集合于普宁盐岭待命，遭敌黄旭初部袭击后，部分红军经五华向海丰撤退。可以说这一时期，彭湃一直在粤东地区忙于指挥协调战事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事务。1928年5月5日-11日，在获悉省委指示及海丰反攻县城的消息后，为协调潮、普、惠三县的统一行动，彭湃主持召开了三县的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三县暴动计划，成立了三县暴动委员会，彭湃等十五人被选为委员。由此可见，在当时交通落后的情况下，彭湃是根本不可能由粤东山区远赴上海，去参加台共成立大会的。
《彭湃传》关于彭湃1928年3-5月间的行踪，也作了详细的记录。1928年2月底，当国民党反动军队攻陷海陆丰的时候，彭湃正在大南山深处的普宁三坑。得知海陆丰苏维埃失败的消息后，彭湃立即率领红4师第11团的余部100多人赶到惠来的兵营村，与从海丰转移到这里的由叶镛、徐向前率领的红4师第10、12团余部会合。彭湃根据东江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以及惠来、普宁等地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条件，决定集中红2、4师保留下来的主力，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大南山区实行武装割据。所以，这期间的彭湃在大南山深处，为粤东的革命而奔波，根本不可能离开深山，前往上海。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831号金神甫照相馆二楼（今上海淮海中路833号人民坊左侧二楼）宣告成立。
《彭湃研究丛书》共四卷六册，其中第一卷是郭德宏编著的《彭湃年谱》，在年谱中有详细的记录。1928年4月8日，彭湃在惠来林樟乡主持召开东江特委和红2、4师师委紧急联席会议，决议集中红军打回海陆丰。4月13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彭湃和海陆丰的杨望、黄依侬当选省委委员。这充分显示，台共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期间，彭湃正在粤东大南山深山里从事革命活动。
这些材料，充分展示了台共成立大会召开期间，彭湃是在粤东地区领导革命活动，根本没有时间去上海参加台共成立大会，参加台共成立大会的彭荣根本就不是彭湃。
二、“瞿秋白”说也是不成立的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务委员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周恩来、罗亦农、项英，共6人，在排除苏兆征、李维汉、罗亦农、周恩来后，主观臆断瞿秋白就是“彭荣”。认为瞿秋白一生的别名、化名不计其数，“彭荣”应该就是当中遗漏的一个。
周永祥著的《瞿秋白年谱新编》，对1928年4月期间，瞿秋白的活动轨迹做了非常清晰的记录，瞿秋白没有参加台共成立大会。“4月初译就《历史的唯物主义》（德国摩陵作），委托郑超麟送交上海创造社出版部，译者署名屈章。”“4月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4月中旬主持召开《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议。”“4月20日作《卖国和剥削的战争》，发表于5月30日《布尔塞维克》第20期。”“4月28日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等参加了会议。”“4月30日秘密地离开上海去苏联。”
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的《瞿秋白年谱详编》，也没有瞿秋白参加台共成立大会的记录。1928年4月“2日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0日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从武汉赶回来的罗亦农作巡视两湖工作的汇报。”“12日1928年春《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再版。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作序。”“中旬召开《布尔塞维克》编委员会会议时，提出派人前去指导创造社。”“15日台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址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准海中路）横街罗勃神父街（今瑞金二路）某照相馆的二楼，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林日高、潘饮信、陈来旺、张茂良7人出席大会，中共中央代表彭荣和朝鲜共产党代表吕云亨作为来宾出席。（刘雪芹《翁泽生在上海》，《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第3期）”在这里年谱的编著者非常谨慎，特意去掉了刘雪芹《翁泽生在上海》一文中在彭荣后面加的“（即瞿秋白）”，表明了年谱编著者的一种存疑态度。“14日，召开台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刘雪芹一文认为，中共中央代表彭荣即瞿秋白，但是，缺乏档案材料确证”“20日写《卖国和利削的战争》，发表于《布尔塞维克》第20期（5月30日），署秋白。”“28日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30日“密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从这两部瞿秋白年谱来看，瞿秋白是没有参加台共成立大会的，所以彭荣根本就不是瞿秋白。
据谢雪红回忆，她与瞿秋白早在1925年就认识了，而且非常熟悉。如果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彭荣是瞿秋白的话，她为何在回忆中说彭荣是彭湃？由此可以肯定，彭荣根本不是瞿秋白。
三、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荣”就是任弼时
2010年6月，李随安、陈进盛把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一书译成中文，并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公开出版。该书引用了新解密的俄档文献中的一条重要史料：1928年11月，台共创始人林木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在台共成立大会上，除了台湾代表以外，还有中共中央派了任△△同志领导我们的大会。台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发生了逮捕事件，在这样的局势下，他同任弼时、佐野学商讨了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并提出有根据认为，中共代表任弼时监督了台共代表大会的召开。也就是出现了“彭荣”是任弼时说。随后，中国大陆的学者依这份俄档新解密第一手资料，开始展开对彭荣就是任弼时的研究。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五位：
其一、徐州工程学院梁化奎教授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6期的《指导台湾共产党创建者详考》认为：彭荣就是任弼时。在林木顺1928年11月给共产国际报告的基础上，梁化奎教授认定任弼时就是彭荣的3个主要理由是：一，从任弼时当时在党内的任职变动时间来看，因中共六大将要在莫斯科召开，1928年4月2日，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守国内，组成留守中央。所以任弼时的任职时间恰好与台共成立大会相吻合。二，任弼时1924年从莫斯科回国后，先在上海大学担任俄文教授，后调任团中央总书记兼任组织部主任。所以任弼时的革命历程、革命观点与主张，同彭荣在指导台共创建中的表现十分契合。三，在任弼时的革命生涯中，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任弼时使用过“弼时”的谐音“辟时”“辟适”“辟世”，还有“布林斯基”等许多个化名、笔名。在台共成立一年多后，任弼时在上海被捕，被捕时用的化名为“彭德生”。任弼时出生于一个乡村教师家庭，有着极好的国学功底，以“彭德生”为化名，应该与《淮南子·本经训》“蠉飞蠕动，莫不仰德而生”两句有关。而《淮南子·本经训》还有三句“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之所生”。由此，梁化奎认为：任弼时、彭荣、彭德生这三个姓名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其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键发表在《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的《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荣”身份辨析》认为：彭荣就是任弼时。由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典藏的有关台湾共产党的原始档案，（林木顺致共产国际的报告）而得出彭荣就是任弼时。但王键依据《任弼时年谱》，因周恩来、瞿秋白等要离开上海，去苏联莫斯科准备中共六大事宜，1928年4月，中央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认为在任弼时、李维汉、罗登贤三人当中，任弼时是“彭荣”的可能性为最大；还提出了要想证明“彭荣”就是任弼时，还需更多的物证史料。这些文字虽然显示出了研究者的谨慎与疑惑，但还是可以基本认定“彭荣”就是任弼时。
其三、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的陈小冲、周雨琪发表在《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5期的《台共成立大会之中共指导者彭荣其人补论》认为：“彭荣”就是任弼时。陈小冲、周雨琪认定任弼时就是彭荣有4个理由：一，1928年4月中旬，瞿秋白、周恩来等积极筹备中共六大，在即将远赴莫斯科时，负责国内工作的任弼时，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问题都需要处理。任弼时工作很紧张，有时还经常夜间外出工作，而且一出去就是一晚上。可以说当时任弼时的工作实际，与“彭荣”的工作轨迹形象无疑是相当贴合的。二，任弼时曾写作《我国割让地之痛言》一文，文章虽然没有提到台湾，但他对收复台湾信心满满，所以让任弼时任台共成立的指导者，亦属顺理成章。三，把彭荣在台共成立大会的讲话，与任弼时对大革命失败的检讨进行比较，两者在思想上和逻辑上均呈现出高度的一致。四，1920年，任弼时等前往俄国途经上海时，任弼时居住在贝勒路的一栋两层小楼里，巧合的是任弼时的居住地与台共成立大会的地点相距非常近，而这个地点正是由彭荣亲自指定的。可以说，只有当任弼时就是彭荣的时候，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其四、常州大学的薛明发表在《档案与建设》2021年第7期的《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中共中央代表“彭荣”为任弼时的新证》认为：彭荣就是任弼时。理由有二：一，认为1928年林木顺致共产国际报告是最重要的证据。而且还就“中国中央派了任△△同志领导我们的大会”一句话中，为何把“任弼时”用“任△△”代替做了解释。“可能是担心报告在途中遭反动当局截获，故意为任弼时保密身份。另外，之所以报告中同时出现‘任△△’和‘任弼时’，很可能是因为这份秘密报告并不是由林木顺一次性完成的。而后因时间仓促，急于要将报告发出，作者又未能对前后文不一致之处进行检查和修正”所致。二，薛明搜索日共领导人佐野学档案时，查到东京地方法院检事局对佐野学问讯的笔录。笔录记载了出席台共成立大会中共代表的俄文名，这为确定“彭荣”是任弼时提供了新的证据。
1928年春，日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佐野学来到上海。同年5月间，佐野学见到了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彭荣”，彭荣向佐野学介绍了台共成立大会的情况，还介绍了大会结束后不久，部分参会代表遭逮捕的情况。1929年6月，佐野学在上海遭国民党警察诱捕，后被解送回日本。在东京监狱中佐野学留下了大量的供词。这些供词有东京地方法院预审法官审讯佐野学时留下的，薛明称之为“供词A”，而1997年台湾学者简炯仁出版的《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一书使用的就是“供词A”。还有东京地方法院下属检事局某检察官问讯佐野学时留下的，薛明称之为“供词B”。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山边健太郎在编辑大型史料集《现代史资料社会主义运动》时，在整理、比对相关档案时，认为“供词A”与“供词B”基本相同，因而只收录了“供词A”。而被舍弃的“供词B”中，却包含有能够支持“彭荣就是任弼时”的最为关键性的证据。两份供词明显的不同：一是中共代表之名在两份供词中虽都被记录为“龙某”，但“供词A”中为日文汉字简写体的“竜某”，“供词B”中则为“龍某”；二是“供词B”中提到中共代表龙某时，名字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内中文字为：此人在莫斯科曾以布林斯基为名。检索相关文献，中共高级干部中以“布林斯基”为俄文名的，只有任弼时一人。对此，《任弼时年谱》中也有记载，任弼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除正式改中文名为任弼时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Бринcкий（布林斯基）”。所以，薛明认为“此次日文档案中的新发现，再结合林木顺的报告与俄国学者等研究，可以确定‘彭荣’即任弼时”。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彭荣”是谁的三种说法中，“瞿秋白”说基本可以被排除，因为此说没有任何史料依据，都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臆断。迄今为止，关于“彭荣”身份的重要史料只有3条：第一条重要史料，是历史事件亲历者谢雪红的回忆。按照谢雪红的回忆，彭荣就是彭湃。但谢雪红是在台共成立大会召开20多年后的回忆，因年代久远，加上谢雪红记忆力的衰退，回忆与事实间存在很大的误差。譬如，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相关问题的研究，当年的亲历者留有很多回忆，研究者依据这些回忆录，依然对一大许多问题搞不清楚。更何况只有谢雪红这一条回忆，在没有任何佐证材料的情况下，谢雪红的回忆属于孤证。在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下，对台共成立大会召开期间，彭湃的革命活动轨迹进行梳理，发现彭湃一直在粤东从事革命活动，根本没有去过上海。所以彭荣是彭湃说也可以被排除。第二条重要史料，是从解密的俄档文献中发现的第一手资料。也就是1928年11月，台共创始人林木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彭荣就是任弼时。第三条重要史料，是东京地方法院检事局对佐野学问讯的笔录。可以说从第二、第三条史料，已完全能够断定“彭荣”就是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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