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一首《垓下歌》流传千古，道尽了英雄穷途的悲凉与凄婉。其作者正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名籍，字羽，家族世代为楚国将领。在秦末战争中，项羽逐步掌握了楚国最高权力。群雄起义灭秦后，他与刘邦分别领导楚、汉两大集团，进行了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最终失败、自刎而死。从破釜沉舟，到雄冠天下，从衣锦还乡，到无颜东渡，项羽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大起大落，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相辉映，引发后人无数遐思。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曾说：“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他对项羽这位集悲剧性与传奇性于一身的人物多有论及，但并非就事论事、言尽于史，而是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视角，通联古今、有的放矢，作出了寓教于史的独到评价。
一、盖棺定论：“项王非政治家”
秦朝末年，秦军四处镇压汹涌的反秦浪潮。在击败楚军，斩杀其首领项梁后，秦军认为楚国已不足为虑，就挥师北上围攻赵国。为了灭秦救赵，楚怀王令刘邦西进关中，直捣秦王朝腹心，又令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上救赵。如此部署，原因之一在于楚怀王采纳了军中老将的意见：“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其核心思想是灭秦的根本在于争取关中秦地的人心，而项羽残暴好杀，与此相违背。
毛泽东在阅读《史记·高祖本纪》中的这段记载时，写下批注：“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对项羽和刘邦的政治才能作出了对比和定论。
那么，何为政治？毛泽东曾有一个高度概括的回答：“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2年第6期。）以此观之，项羽在政治上显然是不及格的。
第一，缺乏政治敏感性，不辨敌友。在救赵之战中，项羽斩杀逡巡不前的宋义，率领楚军在巨鹿大破秦军主力。战后，各路诸侯将领拜见项羽，“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此在事实上成为反秦武装的盟主。但是项羽并没有认识到政治形势的变化，依然将灭秦而非平定天下作为主要任务，更没有思考“谁是他的敌人，谁是他的朋友”这一关键问题。因此，项羽也就没有意识到刘邦已经由反秦的盟友转变为争夺天下的最主要的对手，更没有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去限制、打击刘邦。
第二，以武力恐吓百姓，不能团结人民。纵观项羽的一生，“屠”“坑”“烹”“杀”“烧”等滥杀无辜的行径，比比皆是。比如，巨鹿之战后，项羽将投降的20万秦军全部坑杀，尽管立刻解除了秦军降而复叛的威胁，却丧失了关中父老的人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项羽进入关中，对秦王朝政权与关中百姓不加以区别地实施血腥报复，“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这与刘邦“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受到秦人热烈拥护，“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形成了鲜明对比。1926年，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谈道：“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陈晋：《“一篇读罢头飞雪”——毛泽东与“二十四史”概议》，《党的文献》2014年第5期。）
第三，凭个人好恶分封王爵，不能团结诸侯。比如，齐地的田荣反秦有功，项羽却因为私怨不封他为王，于是田荣不仅成为第一个公开反对项羽的诸侯，而且联络、资助各路反楚势力，迅速破坏了项羽在灭秦后确立的以楚国为首的新的政治格局。又如，彭越统领的军队本没有归属，项羽却对这股力量不以为然，没有争取到自己麾下，彭越就先后在田荣、刘邦的支持下反楚，在楚汉相争期间反复袭扰楚军后方，极大限制和消耗了项羽的力量，对楚汉正面战场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待到楚军深陷不利时，项羽才派人游说韩信保持中立，与楚、汉一同三分天下，却已为时已晚。
第四，对有功之臣吝于封赏，不能团结部下。比如，军事天才韩信原本在项羽军中效力，却得不到重视，“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于是离楚归汉，率军平魏、亡代、灭赵、降燕、据齐，为汉王朝打下半壁江山，并领兵合围垓下，彻底消灭了项羽。又如，黥布原为项羽十分器重的大将，受封九江王，因没有全力支持项羽征伐田荣、刘邦而引发项羽不满，项羽却没有从大局出发释放积极信号、主动化解矛盾，使得黥布由于惧怕项羽讨伐而叛楚归汉。
可见，项羽抓不住主要矛盾，不能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扩大自身力量，“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这是项羽由盛而衰，败死于曾经远远弱于自己的刘邦之手的重要原因。
而在近代中国，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打败十分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毛泽东对此鲜明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他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强调必须“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革命目标确立需要争取团结的对象，并把统一战线提炼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最大限度汇聚、壮大了革命力量，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杰出的领导艺术。
“用兵之道，先胜后战。”波澜壮阔的楚汉战争充分印证了一个道理：军事是政治的继续。项羽虽然在战场上英勇无敌，但失于庙算，始终缺乏清晰的政治规划，没有解决好团结谁、依靠谁等基本问题。因此，项羽尽管不断取得战术胜利，却在战略上形势日蹙，以至四面楚歌、自刎乌江。古今对照之下，毛泽东“项王非政治家”的评价无疑抓到了要害。
二、革命到底：“不可沽名学霸王”
1949年4月，毛泽东在看到报纸上登载的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消息后，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表达了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坚定决心：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诗中“不可沽名学霸王”指的是项羽没有趁刘邦羽翼未丰时消灭这一对手，导致后来深陷楚汉战争、反胜为败的历史。
在项羽率领楚军与秦军主力鏖战巨鹿之际，刘邦趁虚袭取关中，不仅大力收买人心，而且派兵封锁函谷关，暴露了独占关中、争夺天下的野心。而项羽艰苦奋战消灭秦军主力后，率领40万大军西进，在听说刘邦意图独霸关中后大怒，一度准备彻底消灭刘邦。当时，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人，无论是规模还是战力，都远不及项羽。如果项羽发兵攻打刘邦，无异于以石击卵，易如反掌。但项羽却轻信了刘邦编织的谎言，认为刘邦并未反对自己，且反秦有功，“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还在随后的鸿门宴上无视范增诛杀刘邦的建议，放虎归山。
对于项羽此举，毛泽东认为是犯下了大错。1963年1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及项羽犯的错误，就指出主要是两条：“鸿门宴不听范增建议放跑了刘邦；对楚汉订立鸿沟协定很当真，刘邦却不以为然。”（《毛泽东谈从历史文化中学习工作方法二十则》，《党的文献》2008年第1期。）
而项羽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则明确点出了在于“沽名”。沽名，指的是故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猎取名誉。项羽没有利用绝对优势消灭刘邦，是因为他认为此举“不义”，但这实际只是个人荣辱的虚名小义，而非安抚人民的天下大义，结果是延长了战乱，“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自己也反为刘邦所消灭。
毛泽东以诗达意，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切中解放战争快速变化的形势有感而发。在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这时，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关死和平之门的国民党政府，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意图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编练反动武装、卷土重来。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成为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亟待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成新年献词，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尽管明知国民党只是想通过所谓“全面和平”，妄图“划江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但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我们党还是同意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然而，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断然拒绝接受由中共代表团与南京政府代表团共同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第二天，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页。）第二、第三野战军随即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至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两广等一部分地区外，中国大陆都已获得解放。
“穷寇勿追”，历来被奉为至理名言。毛泽东则反其意而用之，强调应吸取项羽失败的教训“勇追穷寇”，不可为了虚名停下革命的脚步，给敌人卷土重来的机会。在毛泽东看来，“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是革命战争，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如果被反动势力鼓吹、营造的所谓“和平”迷惑，停止革命战争，只能获得表面的、短暂的、虚假的和平。唯有革命到底，直至彻底消灭一切反动派，才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平与胜利。
“一日纵敌，万世之患。”“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中蕴含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与不惑于虚美、不骛于虚声的冷静务实，无不展现了毛泽东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如炬的历史洞察力。尽管时光荏苒，其中的思想锋芒至今震人心魄、引人深思。
三、加强民主：不能像项羽一样“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会议目的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他批评了一些党委“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错误现象，指出：
“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
“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296页。）
在这段讲话中，毛泽东之所以把项羽作为反面典型，是因为历史上项羽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在关键的历史节点屡屡犯下方向性错误，一步步葬送了大好的战略形势，以至身陷重围，连宠爱的虞姬也无力保护，只得挥泪告别，在仓皇突围中自刎而死。
第一，不听范增之言，纵虎遗患。在鸿门宴上，项羽的谋臣范增已经察觉到刘邦志在天下，将来必定成为项羽的对手，因而反复向项羽示意，要他下决心杀掉刘邦，但项羽却默然不应，在对局势有绝对掌控的情况下，放任刘邦逃走，为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第二，不听谏者之言，为人作嫁。秦王朝被消灭后，项羽占据了关中之地。有人向项羽建议说，关中地区山河险固、土地肥沃，可以定都于此、称霸天下。项羽却执意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这人见项羽如此目光短浅，就出言讽刺道：“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听说后，立即烹杀了这个提建议的人。而刘邦则趁项羽东归之机，夺取关中作为根据地，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
第三，不听韩信之言，进退失据。韩信是楚汉战争中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在项羽军中时曾屡次献策，但项羽却“言不听，画不用”。韩信的才学无处施展，故离楚归汉，使得项羽失去了一位独当一面的大将。而刘邦则对韩信“言听计用”，逐步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包围，迫使项羽不得不接受“鸿沟议和”实施总退却，继而被围垓下。
毛泽东警示党员干部不能像项羽一样“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否则就要脱离群众，重蹈项羽“霸王别姬”的覆辙。他在分析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时，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发扬民主，指出“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而“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还强调：“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特别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必须落实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意见。
“积力所举则无不胜，众智所为则无不成。”毛泽东以项羽自矜功伐、不听他人意见最终失败为例，提醒党员干部切忌不民主的工作作风，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地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既通俗易懂、风趣幽默，又意味深长、发人深省，不能不令听者难忘、闻者足戒。
四、取其所长：“学项羽的英雄气节”
从历史的结果看，项羽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但千百年来，无数论者却都没有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普遍将项羽视作悲剧性的英雄人物。结合项羽的精神气质和生命轨迹，不能说这是偶然的。毛泽东虽然对项羽颇多批评，但充分肯定了他在危难之际不亏大节，提出共产党员既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又要在此基础上加上永久奋斗的精神。
1939年4月8日，毛泽东在抗大讲话时指出：
“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较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是项羽尚有一个缺点，从前有一个人在他的墓上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学汪精卫、张国焘，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从中国抗日一直干到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共产主义胜利。”（《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话记录稿介绍（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1期。）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故事。项羽从垓下突围后，在乌江边被汉军重重包围。这时，乌江亭长划来一艘小船，劝说项羽赶快上船渡江、摆脱追兵，返回江东楚地还可以东山再起。项羽面对逃生的机会，却笑着拒绝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说完这番话，项羽与汉军短兵搏杀，随后自刎而死。毛泽东引用这段历史，实际上是对共产党员提出了要求。
第一，要有宁折不弯的气节。毛泽东在抗大讲话时说：“中国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这是威武不能屈。但是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带路捉人，什么都做。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文天祥项羽岳飞，决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话记录稿介绍（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1期。）赞扬了项羽自尊自爱、宁死不降的英雄气概。
第二，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到底，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正确对待挫折。项羽号称一生七十余战，未尝败北，却在垓下一次大败后就自刎而死。这一选择在后世产生了巨大争议，也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种观点认为，项羽的失败已不可挽回，即便东渡也无力回天。最具代表性的是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在《叠题乌江亭》中所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与之针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项羽东渡后可以重整旗鼓，鹿死谁手实未可知。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诗人杜牧在《题乌江亭》中所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对此，毛泽东认同的是事在人为的坚持与永久奋斗的精神，面对挫折，应该反思、分析造成挫折的原因，改正引发挫折的错误，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而不能像项羽一样在挫折面前放弃生命、放弃理想、放弃斗争。毛泽东在读《历代诗话》时，看到有论者认为杜牧的《题乌江亭》一诗“好异而叛理。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就批了四字，“此说亦迂”。（《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毛泽东肯定了项羽的英雄气节，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与党的理想信念，要求广大党员作真正的英雄，既要有义不辱身的血性，又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在困难和压力面前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披荆斩棘、奋斗终身，无疑格局更加宏大，境界更加高远。
秦末汹汹，诸侯并起；楚汉相争，英雄辈出。项羽一度纵横天下，无人能直撄其锋，却在短短四年间众叛亲离、军败身死，令人唏嘘。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领导者、决策者，不仅高屋建瓴地评价了项羽的功过是非，视野宏阔，观点精要，而且总是着眼现实，援史喻今，对党员干部谆谆告诫，可谓用心良苦，尽显一代伟人磅礴大气与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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