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一般认为是文革守旧派的发明，真实的历史却要复杂得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的陈云、李先念、叶剑英、王震等领导和全党全国的许多同志，都主张为1976年清明节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都主张恢复邓在党内外的职务，重新出来工作。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并不反对上述主张。但是他主张过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作出平反决定。
1977年2月７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那篇社论的要害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引起全国轰动。很明显，这是要阻止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平反。
起草了这篇社论的是谁呢？是当时中央的两位“秀才”——郑必坚和龚育之，审阅、签发的是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鑫。
当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张云声说：那天早上，食堂已经开饭好一阵，郑必坚和龚育之才到。一坐下来就得意洋洋地对在座的同志讲：昨天晚上他们俩人挖空心思，在灯下写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两句重要的话。
据湖南的同志讲，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之后，于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
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写出“两个凡是”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后来成为主流话语的核心智囊，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重要决定和报告，他们都是主持起草者或参与起草者。
此二人并非孤例。例如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改革前是他如今所痛骂的“改革开放前那些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发明“潜规则”的吴思，文革期间正是一个造反派。在苏联，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最力的正是之前被列宁批为“左派幼稚病”的布哈林。一部党史上，从极左转到极右的例子屡见不鲜。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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