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秦明
“北航录取通知书里有架小飞机”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原来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3年的本科录取通知书里，包含了一件“北京一号”模型的U盘。
这让笔者想起了北航师生大跃进期间“大干一百天，三个号上天”的那段光荣历史，想起了已故的北航老院长武光同志，想起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
“北京一号”是1958年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们在武光老院长和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完成的新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制造的轻型旅客机，是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航空工业几乎为零。开国大典阅兵式可以参加受阅的飞机只有17架，领队的9架战斗机不得不“掉头、飞两遍”;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因为美帝国主义的空中火力压制，让无数志愿军战士付出了生命代价。
1952年10月25日，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以及周总理的亲笔批示下，国内八校院校的航空精英从天南海北奔赴首都，组建了为新中国培养红色航空工程师的摇篮——北京航空学院。
毛主席亲自签发北航首任副院长沈元的任命书，武光在次年调任北航首任院长、党委书记
在旧社会，学校只教书本上的知识，生产的本领要到工作岗位上去学。这既不符合快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才需求，又背离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宗旨。毛主席指出，“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1958年，毛主席提出了半工半读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是受到当时国内很多学校师生已经在探索的学生勤工俭学实践的启发。
1958年毛主席视察天津大学
毛主席认为，半工半读、半农半读一方面可以使师生了解工农业生产，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另一方面还可以改变知识分子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观念，进行勤工俭学，做到自力更生，解决一部分或大部分办学经费。毛主席指示高校要抓三样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在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在大跃进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火热气氛鼓舞下，本着敢想敢干的精神，北航的师生们提出了要在校园内自己设计和制造飞机的大胆想法。学校的辩论会上，有的教授提出反对，认为“世界上从来没有学校造飞机、太冒险了”，而青年教师和学生们却坚信——“我们一定能让自己设计的飞机上天”，第一院长、院党委书记武光同志支持了同学们的想法。
这当然不是武光同志“头脑发热”，而是与大家充分论证、深思熟虑的结果，飞机研制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发扬民主、尊重科学。
武光同志是1930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久经考验的老干部。1957年反右，上级规定“划右派要占全体人员百分之三”，武光同志认为这是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的搞法，委婉地强调北航与北大、清华等老校不同，北航的师生已经经过了严格的政审才进入学校的，从而保护了一大批正直的教师和干部;1958年大跃进，武光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跟风搞大炼钢铁。
而“北京一号”在北航的诞生既离不开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指导，又是各种因素“机缘巧合”汇聚而成的成熟产物。
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筚路蓝缕的第一批北航人，就是在“工棚里上课、路灯下读书”，上课之余自觉参加义务劳动，搬砖、修路、平操场、建绿园。
1953年学生参与建设校门
北航建校之初就考虑学校应设实习工厂，1956年校办工厂建成投入使用，成为学生劳动实习的主要单位。生产实习车间，冷加工有车、铣、刨、磨、钳，热加工有锻、铸、焊，另外还有木模工种，专门承担学生的生产实习任务;生产车间，承担部分教学设备、试验件及科研生产任务的加工。
同学们每周会抽出半天时间，在校办工厂从事生产劳动，成为同学们理论联系实际、树立劳动观念的最好的锻炼，教授们经常下车间指导同学、和同学们一起劳动。学校把实习、生产和地方工业结合起来，主要是生产一些高级、复杂的工业品，例如制造仿捷克MN80型多用途精密小台床。
无线电专业的同学们制造的电度表还远销国外，同学们自行研制生产的各类教学科研仪器被全国的很多院校科研单位订购，价格低、 质量高，他们制造的静动态电阻应变仪的品质已经达到了瑞士的水平，混凝土应变计的质量已经超过了日本同类产品，陀螺仪表试验器的质量已经达到苏联产品的规格……
在绘图教室里，同学们还接受了外面工厂的测绘任务，把教学、实习和生产结合起来，教学质量得到大大提高。
此外，同学们自己研制生产播种机等农业机械，支援北京郊区的农民。空闲时间里，同学们还自发组织“副业”，自己用缝纫机缝制衣服、相互帮忙理发、路边修理自行车、附近农田里自己种菜，为学校节省了开支，还养成了勤工俭学、勤劳苦学的好风气。
飞机工艺和发动机工艺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则被分散在沈阳112厂、南昌320厂和北京南苑211厂进行实习，已经把课本上的知识和生产实际结合了起来。听到学校要自己造飞机的消息，百余名学生匆匆赶回北京。
有这样一大批优秀的北航师生，“北京一号”在北航的诞生就不再是梦想。而“北京一号”变成现实，也离不开国家和其他部门的支持与协作。
1958年初，民航想搞农业飞机，便找到北航，看能否与其合作一起设计一架多用途兼顾农业的飞机。为此，民航还送来了两台阿伊-14发动机;1958年2月，周总理得知北航准备结合教学和科研，自行设计、制造一架多用途飞机，当即特批第二机械工业部划拨15万元作为研制经费。
而在当时，15万元可以购买一架米格-15歼击机，由此可见周总理的重视程度。周总理的要求是飞机在1959年国际劳动节之前上天，而北航的师生们主动提出要在1958年国庆节之前把飞机送上天，为国庆献礼。
1958年5月，时任交通部部长王首道向武光院长提出，我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很需要一种可以在县与县、市与市之间航线上使用的小型客机。
由此，北航的师生们开始了多用途方案还是客机方案的民主辩论和合理化论证，最终确定执行10座小型客机方案，设计航程700千米，最高时速312千米。
此时已经是6月中旬，距离国庆仅有100天时间。100天的时间，需要计算气动和强度，重新设计、画图，加工零件，整机组装，还要完成飞机强度试验，这是难以想象的事。然而北航师生却喊出了“苦战一百天，一定要把‘北京一号’送上天”的口号。
考虑到以培养学生为主，设计团队前所未有的年轻，担任总设计师的徐鑫福仅43岁，其他教师都是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由他们带领毕业班学生，分成了总体设计组、机身组、机翼组、起落架组、动力组、操纵系统组、设备组、机身强度组、气动组等十几个小组。
缺乏可参考样机，师生们就“现学现卖”;强度设计需要繁重的计算任务，没有计算机，就用计算尺、算盘……师生们夜以继日、艰苦拼搏，花了35个昼夜，终于在7月12日画完了最后一张图纸，完成图纸量2000多张——这放在专业的飞机设计院，通常也是几个月的工作量。
制造飞机困难就更多。面对生产车间和设备的缺乏，师生们又齐上阵，自己改造筹建生产车间，实验室、体育馆、机库被改成模线车间、模具车间、钣金车间、焊接车间、型架车架、铆接装配车间、总装配车间……
回火炉不够用，同学们就自己设计建成了小土炉，一样好用;飞机上的金属必须用磁力探伤器核验，国内买不到，师生们只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就用一台自动电焊器改装成功了;青年突击队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一台普通车床改装成了铣床……
在整个设计、制造过程中，师生们完成了三千多项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
就这样，师生们昼夜不停，白天拼命学、晚上拼命干，几天几夜不回宿舍是常事，困了就用冷水冲头。武光院长曾经向笔者非常动容地回忆当时的场景，学院的几位党支部书记晚上干的一件事，就是去“抓”那些从宿舍偷跑回车间干活的学生;最后实在没办法，武光院长只能让食堂多加一顿夜宵，亲自送到车间……
马文副院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曾经当过钳工，也加入到了奋战的学生大军当中;老师带高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飞机制造车间成了“比学赶帮超”的大型教学现场。在这里，没有上下尊卑，有的只是团结、严肃、紧张、活泼的大会战。
经过近三个月的奋战，“北京一号”的两架样机终于完成了组装。其中一架要用来做强度试验，验证飞机结构的承载能力和安全裕度：
试验的结果，一切都符合标准。
1958年9月18日，北航师生亲手设计和制造出来的新中国第一架轻旅行客机被运往北京东郊的首都机场;9月24日，正式试飞典礼并取得圆满成功。从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试飞员潘国定兴奋地表示，“北京一号”性能良好，他非常满意。
后来，潘国定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从1935年开始飞行，几十年来，所飞的都是外国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却要试飞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怎么能不感到高兴!”
10月开始，“北京一号”开始了更全面的试飞，从北京飞到了济南、上海、南京，累计飞行了30小时和46次起落，各方面性能完全达到设计指标、符合设计要求。不过，由于碰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北京一号”遗憾地没能定型、投产;60年代初，北航又在“北京一号”基础上设计出了农业多用途飞机“丰收四号”，转交给哈尔滨飞机制造厂，设计资料又在研制运-11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北京一号”同期研制的，北航师生自行设计制造出来的还有，9月22日至10月3日发射的“北京二号”探空火箭，这是亚洲第一批全部发射成功的探空火箭;9月29日成功上天的“北京五号”无人驾驶飞机，这是我国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
大干一百天，三个号成功上天，这是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在北航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样的优良传统被北航师生一直延续了下来。哪怕是1967年，当别的学校忙着“武斗”的时候，北航革委会却领导学校师生完成了国防科委下达的高空、高速靶机——“红航一号”的研制任务;1969年开始研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并于1972年试飞成功……
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长虹-1”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撰写“编者按”，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七二一指示由此发出，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我们从北航“大干一百天，三个号上天”的这段光荣历史中，不难看到七二一指示的雏形。
1972年12月，美国物理学会的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参观观感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最近美国到中国的参观者发现中国集中于应用物理而不是基础研究，同时尝试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
报道对于当时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进步给出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应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最近7个美国物理学家参观中国并且跟我们讨论他们的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看到了集成电路生产，受控核聚变实验，超导重力仪，望远镜……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全部产自中国。”
美国科学家发现：“学生不是在大学接受训练。当学生被录取，他们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学习。到目前这些学生是在他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科研和生产实践)。学生不再从高中录取，而是必须在公社、工厂或者军队里工作至少两至三年。他们是从同龄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识和健康的身体挑选出来的，但最终决定权在大学。”“学生们非常关心他们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和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学习当作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中国正在使科学训练，比之通常情况，比如美国，更加专业化……中国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的训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比起后来的某些人对毛主席教育革命成果的疯狂诋毁，美国科学家的这些评价显然要客观、公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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