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集体化的原因
农业集体化的根源来源于工业化的发展，商品粮不够吃。
计划规定划出一百九十五亿卢布用于工业(包括电气化)的基本建设，也就是过去五年的四倍多。与此同时这笔数额的78%要投于重工业。在工业总产量增长一点八倍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的生产应增长二点三倍，其中机械制造要增长二点五倍。五年计划建设电站的任务实质上超过了1920年通过的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订的计划任务：取代十至十五年建设三十座电站的是五年中要建四十二座电站。[1]
只有农业集体化才能搞来那么多商品粮。
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不仅取决于工人们的努力劳动和热情，在许多方面还取决于国家的农业能否保证给工业供应各类原料，给快速增长的城市居民提供食品。这个任务通过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商品性农业生产能得以解决，因为它们的农作物产量比国家的平均产量高15%-30%。虽然到五年计划末它们的份额应该不超过农业总数的20%，由于农业劳动机械化的高水平。它们应生产43%的商品粮。[2]
2.集体化的过程
第一阶段：自愿集体化
一开始斯大林想着先搞自愿集体化。
起先打算通过宣传示范的方法来实行个体经济的集体化。例如，在萨利斯克草原上建立的“巨人”国营农场起的就是这种作用，在它的田野上有三百四十二辆拖拉机、九辆联合收割机、六十三辆载重车在干活。光是1929年就有五万多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和其他地区的农民了解了这个示范农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用现代化农业技术武装起来的其他许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原来预计，随着农业生产技术、化学肥料生产的发展，农艺师和农村其他的专业技术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将逐步实行集体化。五年中计划实行集体化的农户达五六百万到五年计划末保留一千九百万至两千万个体农户。[3]
第二阶段：强制集体化
但是随着工业化越来越发展粮食不够吃，所以就采取了非常措施。
“然而随着发展工业化的五年计划任务的完成，很明显，不提高农业产量，许多建设项目就可能没有必需的原料，而数量快速增长的城市劳动者就可能没有副食品。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发展速度低干工业生产和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1928年开始实行的没收粮食的“非常措施”，到1929年更为严格。1929年6月28日和8月5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允许村苏维埃以行政方式对拍绝把余粮售给国家的富农处以罚款：数额为应上缴农产品价值的五倍。如果不付罚款，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他们自己也必须迁走。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没收了富农三百五十万吨粮食，保证了1929年12月20日完成粮食收购计划。
在没收“余粮”和剥夺富裕农民的财产的同时加速进行集体化。1929年6月至9月，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增长了几乎一倍——从一百万到一百九十万。尽管“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措施明显尚未准备好，1929年8月12日联共(布)中央农业部举行了会议，通过了加速集体化的决定。全国集体化程度从1929年初的3.9%增长到年末的76%。这样到1929年9月底五年计划三分之一多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起先群众性的集体化在1928年就在已有国营或合作社的拖拉机站和稳固的集体农庄的那些地区推广。到1929年10月初国内有二十五个区80%的土地集体化，联合了一半多农户。在北高加索、中亚和伏尔加下游地区，乌克兰，即产粮地区，集体化进行得特别积极。在这里加人集体农庄的农户从8.5%增加到19%，这意味着全国几乎全部完成了五年计划提出的集体化的指标。”[4]
斯大林指出：
“向全盘集体化过渡并不是基本农民群众简单地和平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一场农民反对富农的群众性斗争。实行全盘集体化就是把全村所有的土地转交集体农庄，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土地是在富农手里，因此农民就把富农从土地上赶走，剥守富农的财产。夺取耕畜和机器，并要求苏维埃政权逮捕和驱逐富农。所以，全盘集体化就是消灭富农。”[5]
当然，效果是显著的。
“1927年，富农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当时，苏联的粮食大部分来源于富农），其中商品粮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1927年能够提供的商品粮仅仅三千五百万普特。1929年，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坚定方针，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在以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供给农村方面取得了成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成长为一支重大的力量。就在这一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了不下四亿普特的粮食，其中商品粮已超过一亿三千万普特，即超过富农在1927年提供的数量。而在1930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应该提供而且确实提供了的商品粮已达四亿多普特，即远远地超过了富农在1927年提供的效量。”[6]
同时，也出现了非常消极的后果。
“可是，在集体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党的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中也很快暴露出一些缺点，即对党的集体农庄建设政策的歪曲。尽管中央提醒不要在集体化取得成就时头脑过于发热，许多党的工作人员还是不顾当时当地的条件，不顾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准备程度，人为地加速集体化。
当时出现了违背集体农庄建设自愿原则的现象。有些地区不贯彻自愿原则，而以所谓“剥夺富农财产”、剥夺选举权等威胁手段来强迫加入集体农庄。
有些地区不做集体化的准备工作，不去耐心地解释党的集体化政策的一些原则，而是官僚主义地在上面发号施令，造成虚报集体农庄数字的现象，人为地扩大集体化的百分数。
中央指示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只把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但有些地方不顾这一指示，鲁莽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公社，把住宅、自用奶牛、小牲畜和家禽等等都实行公有。
某些州的领导人刚一看见集体化取得成绩就头脑发热，违背了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明确指示。莫斯科州为了追求浮夸的数字，竟责成该州工作人员在1930年春完成集体化，虽然他们至少还有三年的时间（到1932年底）。在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违背指示的情况更为严重。
富农及其应声虫就利用这种过火行为进行挑拨，提出组织公社而不组织农业劳动组合，提出立刻把住宅、小牲畜和家禽实行公有。同时，富农还鼓动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前把牲畜杀掉，诱骗农民说牲畜到集体农庄内“反正会被没收”。阶级敌人指望地方组织在集体化运动中所犯的过火行为和错误会激怒农民，会激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
由于党组织的错误和阶级敌人的直接挑拨，1930年2月下半月，在集体化普遍取得无可置疑的成就的情况下，有些地区出现了农民严重不满的危险征兆。有的地方，富农及其走狗甚至煽起了农民公开反对苏维埃。”[7]
历史学者叶梅利亚诺夫指出：
集体化不仅引起了富裕农民，而且也引起了那些从来也不确信自己不会被算做“富农”的中农的强烈反抗。在因反对集体农庄而进行恐怖活动的被拘捕者中富农只占一半，其余的是中农，甚至贫农。据多卷本的《苏共党史》的材料，在列宁格勒州仅9月和10月就发生一百起恐怖行动;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三百五十三起，中央黑土带地区从7月到11月一一七百四十九起，其中四十四起是谋杀。仅俄罗斯联邦1929年登记在案的集体农庄财产纵火案就有三万起。全国各地区还建立了反抗集体化的组织。光在北高加索就产生了一系列组织：“庄稼人联盟”、“解放农民斗争联盟”、“志愿解放军”等。在乌克兰起义组织准备在共和国各区的三十二个村子同时行动。这些组织行动的口号是：“一磅粮食也不给苏维埃政权”“让所有运粮的火车都翻车”。
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和车臣自治州反抗集体化的行动发展成武装起义。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北高加索的这些州经常保留着反政权的武装军队。1929年12月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区也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起义者占领了一系列居民点。在他们建立临时政权的地方，苏维埃政权被推翻，许多党的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被杀。[8]
苏联政府进行镇压。
政府采取措施镇压了武装反抗。“预防”措施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富农家庭被强制迁往西伯利亚和欧洲领土的北部。如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1933)通告的，到1930年10月有十一万五千二百三十一户家庭被流放到我国北部地区(这个数字很可能被减了许多)。
尽管这样，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坚决谴责了“没收富农的政策”“恢复贫农委员会的政策”“在农村恢复国内战争的政策”，他指责联合反对派的首领支持这些政策。
在进攻的个别“战线”上，指挥无产阶级“部队’的是“将军”：A.A.安德烈耶夫在北高加索地区，E.Я.鲍曼在莫斯科州，.M.瓦列伊斯基在中央黑土州中，戈洛谢金在哈萨克斯坦，C.B.科肖尔在乌克兰，M.M.哈塔耶维奇在伏尔加中部地区，舍博尔达耶夫在伏尔加下游地区，P.И.艾赫在西伯利亚。他们全都进人了独特的“总司令部”——1929年12月5日建立的集体化委员会。列人其中的还有T.H.卡明斯基、H.E.克利缅科、T.P.雷斯库洛夫、Я.A.雅科夫列夫等。
H.A.伊万尼茨基在自己所写的《集体化和剥夺富农》一书中说到怎么建立以MM哈塔耶维奇为首的“战斗司令部”，参与其中的还有边区执委会主席、边区检察长、伏尔加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许多军区和区也都建立了同样的司令部。书中引用了俄共(布)中伏尔加区委1930年1月20日的决议，这决议更像是对进攻军队的命令：(1)马上在全区进行大规模的行动，没收农村中三千个猖狂的反革命、反苏维埃、进行恐怖活动的分子的土地和财产。2月5日结束该行动。(2)同时开始准备对富农——自卫分子及其家庭实行大规模的强制迁移，行动时间为2月5日到15日。(3)必须强制迁走富农及其家庭一万户。”
瓦季姆·科热诺夫评述伊万尼茨基的材料时说，所有这一切还不够。过了八天，1930年1月29日，他认为“必须将逮捕的总人数扩大到五千人，而不是原先拟定的三千，强制迁走的家庭要达-一万五千户(不是一万户)”。还指示，“通过逮捕富农反革命分子进行剥夺的工作，应该在所有的区和军区展开，不受集体化速度的影响”。此外，党的领导应该包括农村中封闭教堂和摘下教堂钟的运动……1月30日边区司令部决定在2月3日结束剥夺富农的行动，而国家政治局的三人领导小组得到指示从2月4日起开始审理最恶毒分子的案件，作出判决并不迟于2月10日执行”。为了完成这一行动也吸收了红军部队参加。边区司令部“作出了发枪给共产党员”的决定。如H.A.伊万尼茨基认为的那样说的是在伏尔加河地区发动国内战争”。[9]
第三阶段：加速集体化
斯大林没有在意这些问题，毫不动摇的推行加速集体化。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的决议。与此相应，规定要在1930年秋和不迟于1931年春，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全部实现集体化。虽然在其他谷物区计划在1931年秋或1932年春完成集体化，实质上在全国所有的地区都加快了速度。如果1929年底集体化程度是7.6%，那么到1930年1月20日它已达到21.6%，到2月1日集体农庄已经联合了32.5%农户。如果说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在1929年底集体化是从8.5%到19%。那么一月底集体化的农户在乌克兰已占25%，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占41%，在北高加索占46%，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则达67%。1930年2月集体化的速度继续增长。到2月20日全国有50%左右农户实现了集体化。
在许多地区“富农”这一概念解释得相当宽泛，被没收土地和财产的农户达15%。《苏共党史》指出：“对拒绝参加集体农庄的中农采取行政措施……许多党和苏维埃的组织，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地区和乌拉尔州，不是把农民团结到农业合作组合中来，而是建立公社，把食用小牲畜、家禽，甚至日常生活用品强迫公有化……
在有些地区建设大集体农庄的思想得到传播，根据党和苏维埃组织的决定通过行政手段这样的农庄建立起来了。[10]
造成了粮食产量下降的问题。
这时农民反对剥夺富农和集体化的行动有了更大的规模。仅1930年1月到3月，在西伯利亚就发生了六十五次农民起义。1930年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发生了七百一十八起农民反对集体化的群体行动。在斯塔夫罗波尔爆发了武装骚动，在乌克兰特别是在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许多区里，在卡拉恰耶夫斯克自治州和车臣自治州，在达吉斯坦和中亚的一些共和国内，也发生了起义。国家处于全苏“农民自发起义”的危险之中。
另一种比较普遍的反抗集体化的形式是群众性的破坏国家的食品资源。
已登记加入集体农庄或等候登记的农民不愿意把自己的牲口交做公有财产，就开始宰杀它们。仅在1930年1月和2月被宰杀的大角牲口就有一千四百万头。1932-1934年间国内的马匹总头数从三千二百万减少到一千五百五十万，大角牲口从六千万头减少到三千三百五十万头，猪从二千二百万头减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头，羊从九千七百三十万只减到三千二百九十万只。其后果是国内肉类的生产和消费也急剧下降。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只是加剧了肉食品的匮乏。1929年城市居民平均消费四十七点五公斤肉，1930年-三十三公斤，1931年-二十七点三公斤，1932年——不到十七公斤。肉食品的缺乏只有靠增加土豆和粮食产品的产量来部分地加以弥补。这样，集体化的主要任务之——-保证数量日益增长的城市居民有充足的食物，遭到了失败。[11]
第四阶段：斯大林改正错误
“党中央在接到一连串警报、知道党的路线遭到歪曲因而集体化有失败的危险之后，就立刻开始纠偏，努力把党的干部引上迅速改正错误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提醒说，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农业劳动组合，这种劳动组合只把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粮食生产方面的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而宅旁园地、住宅、一部分奶牛、小牲畜、家禽等等不实行公有。”[12]
历史学者叶梅利亚诺夫指出：
1930年3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的著名文章《胜利冲昏头脑。集体化运动的若干问题》。文章中他一方面满意地肯定了迅速发展的集体化，注意到完成了粮食收购和春播种子储备的计划。他确信，在谷物生产地区集体化做了很好的准备，因为那里农民有可能相信新技术的力量和意义，相信新的集体组织生产的力量和意义。他做了结论：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根本转折可以认为已经有了保证。
另一方面，斯大林注意到已取得成就的“阴暗面”，谴责地方当局所采取的加速集体化的计划没有规范的行动。他承认破坏了志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原则和忽略了“苏联各地区的不同条件”举了北方地区和土库曼斯坦实行集体化的方法为例。
此外，斯大林批评了把农业公社作为集体经济的最好形式而竭力加以推广的做法。他强调，不是公社而是农业劳动组合是“集体化运动的基本环节”，但是在劳动组合里，宅边地(小菜园、小花园)、住房一定量的奶畜、小牲口、家禽等不公有化。《真理报》在肯定斯大林的这个论点的同时，与文章一起发表了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
斯大林认为这些“偏差”对于集体化，特别是对解决谷物问题是危险的。他提醒说，这是“基本任务，但是完成这一任务受到那些把农民赶到公社去的人的威胁”。他指责“热心于公有化的人”“瓦解和损害”集体化运动，谴责他们的行为是把水浇到我们的阶级敌人的磨坊上。
斯大林的文章以及后来于1930年3月14日联共(布)中央发表的“关干与集体化运动中偏离党的路线作斗争”的决议表明，在近几个月内全部完成农业集体化的企图已被放弃。于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开始急切地退出集体农庄，许多农庄解散了。如果1930年3月1日有一半多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那么到1930年5月只剩下23.4%，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参加农庄的农户还有37.5%，比原来缩减了一半。只有北高加索的集体化程度超过半数，占58.1%。使农户集体化的企图很快瓦解。[13]
斯大林指出：
“这个决议详细分析了所犯的错误，认为这是离开党的列宁斯大林路线的结果，是直接违背党的指令的结果。
中央指出；“左的”过火行为是对阶级敌人的直接帮助。
中央提议：“撤换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同歪曲党的路线的行为作坚决斗争的工作者。”
中央对几个犯了政治错误而又不能改正错误的州和边区的党组织（莫斯科州、南高加索）的领导进行了改组。”[14]
实际上，斯大林很早就知道了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在加速集体化的最初几个月，斯大林收到了五万封左右信件，信中表达了对农村中发生的事情的抗议和气愤。斯大林非常注意倾听人们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他的人的意见，为什么现在忽视这一股绝望和气愤的浪潮?
不能说，党的领导没有发现“策略成功”的危险性。1930年1月30日党中央给所有党组织发出指示，说：“从地方上得到的材料说，许多地区的党组织放弃了集体化集中致力于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中央表明，这样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中央指示，党的政策不光是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而是发展集体化运动，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只是运动的一部分和结果。”
第二天，即1月30日，在获悉哈塔耶维奇加速集体化的计划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一起给他发了电报：“富农问题上您的匆忙与党的政策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您得到的结果是最糟的——光是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15]
主要原因还是死要面子，抱有幻想。
最后斯大林承认错误：
“1930年4月3日，发表了斯大林同志的《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文章指出，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和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主要错误是：不正确地对待了中农，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列宁关于必须估计到苏联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的原则，跳过了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公社。
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党克服了一些地区的地方工作人员的过火行为。
只是因为中央非常坚决，善于逆潮流而进，才把党内很大一部分因取得成就而头脑发热，离开党的路线使劲往下滑的干部及时引上了正确道路。”[16]
第五阶段：农业集体化获得巩固。
“党把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行为克服了。
结果就把集体农庄运动的成就巩固了。
结果就为集体农庄运动的进一步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17]
历史学者叶梅利亚诺夫指出：
十六大开始时，由于农民退出集体农庄，留下来的只有21.4%农户，但是从1930年秋开始集体化又恢复开展起来。到1930年11月集体化程度达到228%，12月达245%，1931年1月达26.1%，2月达 29.4%，3月达 35.3%，4月达42%，5月达48.7%，6月达52.7%。这样，在党的十六大过了一年后集体化就超过了“胜利冲昏头脑”时期达到的程度。
确实，现在组织起来的基本上是小集体农庄，每个农庄平均联合三十至三十五个农户，平均的播种面积为一百五十公顷。虽然建立这样的集体农庄比较简单，但是它们难以采用当时的技术。况且集体化的速度像原先一样落后于农业机械制造发展的速度农村里农艺专家也不够。1932年农业役力只有19.5%是用机器的。拖拉机站服务的集体农庄只占34%。
1931年夏天歉收，对我国的自然条件来说这是常见的，但是集体化的困难加重了。尽管收成不好，集体农庄上缴给国家的粮食指标却比丰收的1930年还高些，而且重又开始把农民的牲畜收归集体所有。结果农民纷纷加入集体农庄的现象终止了，部分农民开始离开集体农庄。1932年上半年集体化程度从62.6%降到61.5%。
粮食收购还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如果1930年收成八亿二千五百万公拍中收购二亿二千一百四十万公担(其中四千八百四十万公担用于出口)，那么1931年收成六亿九千四百八十万公担中收购二亿二千八百三十万公担(其中五千一百八十万公担用于出口)。[18]
3.集体化冲突的根本原因
布党没有控制农村。
确实，国内战争的状况在国内实际上并没有终结。新经济政策不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之间暂时休战的形式。因此“谁战胜谁”的问题从未撤下议事日程。斯大林有理由声明，党没有把排挤农村资本主义成分”(据他说，这是党在20年代一直贯彻的)“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分离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战或“冷战”有时会发展成热战。1927年10月斯大林在讲到20年代中期农村状况时说：“我们的乡执委会主席和一般的农村干部不都能得到承认，往往遭到谋害。农村通讯员则被割头。有些地方，特别在边区，还有匪帮出没。而在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甚至还有起义。"斯大林在1927年秋说到的“农村的平静”是短暂的，实际上在这一年年底就终止了，因为农民由于无利可图的价格而拒交粮食并反抗当局。随着1928年年初起强制收购粮食，农民的反抗加剧，到1929年底形成了虽是分散的、但为数甚多的武装起义。
1920年党的领导提出“面向农村”“与农村结合”的口号，竭力要削弱富农对其余部分农民的影响。同时，20年代农村里对苏维埃政权的隐藏的不满或是农民反对它的公开行动证明，中农是跟着富农走的，这使当局对农民在整体上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表现在党的阶级成分上。尽管我国80%多的居民是农村的，城市居民不到20%，联共(布)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城市居民。尽管这样，农民在党内的比例逐年在缩减：1921年占26.7%，1925年占24.6%，1929年占19.4%。发生这样的缩减首先是因为“列宁号召”后城市工人数量增加，国内战争年代在红军服役时人党的农民所占的比例就变小了。
党在农村的政治基础是薄弱的。对于这种情况，1924年10月斯大林表示了不安，他说：农村里有一根党支部的细线。接着是同样细的同情党的非党农民的线。这根线后面延伸的是非党的汪洋大海，有几千万农民。非党积极分子的细线连接不了也无法把他们与党连接起来。其实，这说明，这根线是经受不住重量的，往往会断，代替起连接作用的桥梁的则是党和农村中非党群众之间的密不通气的墙。到1929年7月1日二千五百万农户中共产党员不到三十四万。在有些地方三四个村苏维埃才有一个党支部。即使这样，构成1929年45%农村共产党员的或是集体农庄庄员——农村中的少数，或是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城市工人。[19]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布党利用城市工人领导农村。
但是党的领导的出发点是，即使是农村党员也应该由城市来的人领导。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派遣了一万一千名左右党、苏维埃和合作社的干部去农村主持经常性和临时性的工作。在1929年11月全会后又派遣两万七千名党员(他们被称为两万五千者”)去农村担任刚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的领导。1930年中十八万城市工人被派往农村工作一至两个月。结果是，三十四万农村党员被看成是二等党员，他们没有城里来的党员领导就不能独立贯彻党在农村的政策。[20]
城里人与农村人的矛盾加剧。
在不贬低我国激进的工人阶级的这些代表的魄力和派往农村的党的专职干部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同时，应该注意到，这些人通常或是已脱离农村生活，或是世袭工人，从来也不了解农民生活，因此在弄懂农业之前，他们需要学习许多东西。同时他们对待农民往往表现出是傲慢自信、好为人师的人。派去进行集体化的许多苏维埃城里人，连那些不久前才得到城市户口的人都感到自己在农村失去了都市化生活的舒适，犹如白人殖民者身处野蛮的食人族居住地。虽然许多城里人不久前才成为无神论者，可是他们认为农民的宗教信仰是古怪的迷信表现，于是封闭教堂、清真寺或其他宗教场所，竭力想使信教者走上“真理之路”。为了证明宗教的荒谬，派去的城里人常常嘲笑当地人们的信仰，从教堂上取下十字架或做出别的侮辱行为。
许多城里人并不掩饰自己对农民生活的“落后”的反感，却对农村有丰富的唾手可得的副食品感到惊异，因为城里要花不少力气才能搞到。他们觉得，中农拥有几乎不花钱的粮食和牛奶，蔬菜和水果，这是不公平的。城里人急于“恢复公平”调集副食品储备由集体农庄掌管，把其中最大部分提供给城市。从国内中央工业区派往哈萨克斯坦的工人感到气愤和不公平的是哈萨克牧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大群绵羊和山羊。为了集体农庄和国家的利益，他们竭力主张重新分配这些小角牲口，却没有考虑到，当地居民的每个家庭只是因为有这样的畜群才能活下来。
与此同时，作为城里人的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没有私有财产的无产阶级优越于私有者阶级的农民——为城市人反对农民的成见找思想理论基础。然而这些做法忽视了农民劳动和农民文化的特点，忽视了农民的贡献，片面地用阶级斗争观点来阐释农民状况的差别。
因此，首先是凭自己的知识和热爱劳动取得了不小成绩的农民，常常被外来的城里人算做“剥削者”，应该作为一个阶级来剥夺和消灭。对农民怀着这样庸俗的概念去执行的政策不能不使农村遭受巨大的损害。[21]
就这样，集体农场运动遭到了非常强大的挫折。
——————
补充一个冷知识，实际上，布哈林也提倡整富农。
4.集体化被推行的原因
因为没有办法，随着加速工业化的进行，工人、城市居民、国防工业这好几个方面都需要大量的粮食，所以斯大林就算不想搞也没办法。
普通共产党员、大部分城市工人(他们积极支持农村的贫农)，实际上是对便宜的副食品感兴趣的大部分城市居民也都拥护向富裕农民宣战和加速集体化。
由于捍卫了这些人的利益而达到自己地位的斯大林必须对他们的情绪作出反应。同样没有回旋余地的是，他是与历史条件——必须加速改造国家-相连的，因为国家处于外来敌人发动新战争的威胁下。斯大林面临着二者必择其一的情境：或是停止集体化中断执行五年计划：或是继续集体化，不顾它进行的完全不是计划的速度和形式，这实际上变成了新的国内战争。他自然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前者对国家来说是毁灭性的。[22]
所以这就是斯大林为什么发了疯的要搞集体化的原因——不搞就没有粮食吃。
参考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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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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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文/伟大的宣平，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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