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粮食危机
（1）缺粮1.2亿普特
然而却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
到1928年1月，国家只能采购3亿普特粮食，而前一年采购了4.28亿普特。[1]
在丰收年居然缺粮1.2亿普特。
斯大林认为，这场危机的产生既是由于农民，尤其是富人想要保留他们的粮食，也是由于国家采购组织的错误，它们相互竞争，提高了面包的价格，农村地方党组织与富农的斗争减弱，送往农村的制成品数量不足：
“这一切，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如工业品下乡延迟、农业税不足、无法从农村提取富余资金等，为粮食采购的危机发生创造了条件。”
后来，斯大林也承认了“中央委员会的错误”，但实际上——他自己的错误是：1927年底，斯大林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忽视了日益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而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之中只字未提。[2]
所以后来斯大林发布指令，改善条件：
12月14日至24日的布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粮食采购的第一个指示没有产生结果。
然后，政治局于1928年1月6日发布了一项指示，根据斯大林的描述，该指示“无论是在语气上还是在要求上都是完全不同寻常的”。斯大林写道，如果党组织领导人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粮食采购的决定性变化，该指示“将以对党组织领导人的解除职务而告终……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认为采取这一步骤是适当的，因为考虑到上述特殊情况”。[3]
（2）西伯利亚视察
事实证明，这场危机真的很特殊，在该国各个地区，为了保障粮食采购，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什韦尔尼克、安德烈耶夫和其他重要的党内人物被下放视察。
斯大林还去了西伯利亚，去了阿尔泰。这次旅行持续了三个星期。斯大林指出：
大批大批的富农开始拒绝把他们囤积了不少的余粮卖给苏维埃国家。他们开始对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村中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采取恐怖手段，纵火焚烧集体农庄和国家粮站。[4]
在新西伯利亚、巴尔瑙尔、鲁布佐夫斯克、鄂木斯克等城市的会议上，斯大林谈到要采取强硬措施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他坚持：
（a）要求富农立即按照国家价格交出所有剩余粮食；
（b) 如果富农拒绝遵守法律，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7条将他们绳之以法，并没收他们的剩余粮食，将没收的粮食的25%分配给国家贫弱中农以国家低价或长期贷款的形式。[5]
最终，效果是显著的。
非常措施发生了效力：贫农和中农加入了坚决反对富农的斗争，富农被孤立了，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反抗被打垮了。到1928年底，苏维埃国家已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而集体农庄运动也以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了。[6]
危机迫使他放弃了他在1927年12月（那时他喜欢布哈林那一套）采取的立场，当时他在报告中宣称：
“那些认为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通过行政措施，通过GPU（保卫局）来结束富农的同志是错误的：他认为，只要下一道命令，盖一个公章，就完事了。其实这是不对的。这种措施很简单，但绝不会是有效的。战胜富农必须通过经济上的办法并在苏维埃法律的基础上进行”。[7]
现在斯大林说：
“不能保证明年富农破坏粮食收购的事情不会重演。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有富农，就会有破坏粮食收购的行为。”[8]
粮食采购危机为斯大林提供了对该国经济进行彻底重组的必要性的证明，他甚至在内战结束后也谈到了这一点。这样的政策必然导致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此同时，斯大林现在认为应该立即并尽快实施这一方针。其实不是实行渐进式的，而是革命性的改造，只不过这次不是要夺权，而是要进行“自上而下的革命”。
那么，怎么革命呢？
就必须进行农村社会的重建——也就是农业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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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下资料：
1.关于粮食危机
在西伯利亚考察的时候，斯大林发表讲话，指出：
看来，这是你们党组织的过错，你们党组织的工作显然做得不好，没有设法使我们国家的法律得到切实的执行。我看到了你们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好几十个干部。他们都住在富农家里，在富农家里做食客，所以他们自然要竭力同富农和睦相处。我问过他们，他们回答说，富农的住宅干净些，吃得好些。很明显，决不能指望这样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干部会给苏维埃国家做出什么好的和有益的事情来。[9]
这让斯大林无比的困惑：
既然富农在粮价上进行疯狂的投机，为什么你们不惩办他们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有对付投机的法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七条吗？根据这条法律，投机犯应当送交法庭判罪，商品由国家没收。为什么你们不使用这条法律来对付粮食投机分子呢？难道你们怕扰乱富农老爷的安宁吗？！[10]
1928年1月15日，于是他深入一线，实地查访。不查不知道，一差吓一跳。斯大林当时说：
对于这一点你们是怎么想的呢？你们打算采取什么办法来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呢？我在你们边区各地走了一趟，这使我有可能相信，你们这里的人没有真正关心如何帮助我们国家摆脱粮食危机。你们的收成很好，可以说是空前的。今年你们的余粮比哪一年都多，而粮食收购计划却没有完成。为什么，有什么理由？你们说，粮食收购计划太紧，完成不了。为什么完成不了，这是从哪里说起呢？今年你们的收成的确是空前的，难道不是事实？今年西伯利亚的粮食收购计划和去年几乎一样，难道不是事实？为什么你们认为计划完成不了？请看看富农吧：他们的谷仓和木棚里堆满了粮食，由于保存的地方不够，连草棚下也堆了粮食；除了种子、口粮和牲畜饲料以外，每户富农还有五六万普特的余粮；而你们却说粮食收购计划完成不了。你们这种悲观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呢。[11]
斯大林来到西伯利亚的时候动员征粮的时候，当地的富农嘲笑他高加索人的身份。嘿，你给咱们跳个列兹金卡舞吧，咱们高兴了就交点粮食给你。支持了新经济政策和偏向农村政策五年的斯大林同志，在这群土皇帝眼中，只是个拿着破碗卖艺要饭的高加索乞丐罢了。
1月17日-1月19日，斯大林为共产党人和富农阶级的互相依赖所震惊：
不论是党的或其他的组织中，都出现了一些党的异己分子，他们看不见农村中有阶级，不了解我们阶级政策的原则，企图这样来进行工作：在农村中不得罪任何人，同富农和睦相处，在农村“各阶层”中都保有声望。
看来，这是你们党组织的过错，你们党组织的工作显然做得不好，没有设法使我们国家的法律得到切实的执行。[12]
2.关于富农囤积问题
有很多朋友义愤填膺的痛斥斯大林时代苏联流放富农的“罪恶”一一认为所有富农完全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才能过上高人一等的生活，把他们想象成了可怜又无助的“受害者”。并进一步认为苏联领导贫农中农针对“无辜的富农”进行阶级斗争实在是罪大恶极，而苏联宣扬富农屯粮对饥荒的影响自然更是无耻的“污蔑”了。
但事实上，富农屯粮作为导致苏联饥饿情况的众多因素之一，并不是富农在无意识下顺从经济规律的一种表现，其实很多富农非常清楚他们屯粮会造成什么，但仍坚持这么做来为自己牟利。
这份卢比扬卡的观察报告大意是在1927年9月15日，伊苏姆地区的安德烈耶夫卡村的富裕农民都不愿意出卖粮食，这里举例说一个富农在与同村人谈话时说道：
“我还有3000普特去年的粮食，但我不会卖掉它，我会等到春天，然后价格会上涨，也许还会有饥荒，那时我就可以买一台拖拉机了。我被收了300卢布的税，我将卖掉三头猪和一些羊来交税，但我不会卖任何粮食。”[13]
2.农业集体化方针的确立
农业集体化方针确立，是在1927年开始的。
1927年，在季托联盟失败之后，不仅恰逢十月革命十周年，也恰逢该国经济发展达到战前水平。斯大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农业生产是战前水平的108.3%，工业生产是战前水平的100.9%”。[14]
但是，在漂亮的数据背后，却隐藏着非常严重的农业危机。
（1）粮食产量的下降
但是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情况就不同了。居然表现出日益下滑的趋势。
粮食生产的总产值只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而粮食产量的商品部分，即出售以供城市需要的部分，才勉强达到战前水平的37%，并且所有的材料都说明，粮食的商品产量有继续下降的危险。[15]斯大林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还不够令人满意”。斯大林解释说，“既由于我国农业机械过于落后，又由于农村文化水平过低，特别是由于我们分散的农业生产不具有我国庞大的、统一的、国有化的工业所具有的优势”。[16]
简单来说，就是小农经济无法提供粮食了
这就是说，1918年开始的农村中那些大型商品经济单位变小再变小的过程还在继续着。变小和再变小的农民经济成为只能提供最低限度商品粮的半自然经济。1927年这个时期的粮食生产虽然只略低于战前的产量，但能出售以供城市的粮食，则仅仅等于战前的1/3。[15]
毫无疑义，在粮食生产的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军队和城市就会陷于经常挨饿的境地。
这是粮食生产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畜牧业的危机。
所以为了保障城市人口的基本需求，所以必须要进行扩大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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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一些资料：
1928年5月28日，斯大林对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生发表讲话。斯大林引用了战前和1926/27经济年度的面包生产数据。根据中央统计局董事会成员、著名经济学家涅姆奇诺夫编制的一份表格。他发现。小农的粮食商品率是日益下降的。
也就是说，小农无法供给城市人口粮食。
在战前，面包的最大市场份额落在了地主身上——47%。其次是富农农场——34%。然后中农和穷人的农场——14.7％。
在1926-27年间，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可销售性排名第一，占 47.2%。第二个富农农场——20%。就适销性而言，排在最后的是中农和贫农的农场——11.2%。
从表中可以看出，所有个体农民农场的商品率都下降了，而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只收集了1.7%的粮食收获，却生产了6%的可销售粮食，他们没有代替地主的农场生产商品粮食，在革命前，地主富农他们给了国家12%的收成和21.6%的商品粮食。由于提供战前50%的商品粮的富农农场数量也减少了，商品粮量减少了2倍，粮食出口下降了20倍。
斯大林正确地指出，小农农场的数量在革命后急剧增加（从15-16百万增加到24-25百万），不能“使用机器，使用科学数据，施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从而生产出最多的商品粮。斯大林称这种农场为“半消费者”、“小商品”。[17]
（2）工业化的需求
虽然工业化恢复了战前水平，但是这还不够。
斯大林在11月（1928 年）全联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说：
“我们的工业技术极其落后”，而“我们周围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比我们先进得多”。和现代工业技术比我们国家... 在那里，技术不仅进步，而且他们一直在前进，有了超越了旧形式的工业技术”。[18]
面对这种情况，就必须加速工业化。
但是加速工业化也有许多问题，最要命的问题就是农业问题。问题在：
1.小农经济低商品率阻碍工业发展。农村不仅发展落后于城市，也阻碍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小农农场的低商品生产率阻碍了消耗农业原料的工业的发展。
I.E.柳比莫夫苏联消费合作社负责人在大会上说：“我们只满足了大约60-65%的人口对棉织物的需求，30-35%人口对布料的需求。”[19]
2.小农经济无法支撑日益繁荣的工业社会。同时，重工业加速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国防的需要，并没有使轻工业得以成功发展（准确度说是无法）。人民委员会主席A.I.李可夫在大会上讲话承认：
“在我们的条件下，只有在贸易领域首次出现严格的制度，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某些消费品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展重工业。”[20]
3.小农经济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工业人口需求。另外，工业化造成了人口粮食需求的大范围增加——剪刀差保障粮食供应。
“是否有必要破坏城乡之间的“剪刀差”，所有这些少付和多付？是的，它当然需要被摧毁，”斯大林说。
我们现在可以在不削弱我们的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情况下摧毁它们吗？不，我们不可以”。
“这意味着放慢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包括农业工业化进程，破坏我们脆弱的年轻产业，从而打击整个国民经济。”
“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行业正在发展，而且每年都会继续增长。这对于国家的工业化是必要的，”他继续说道。
“因此，对面包的需求每年都会增长，这意味着粮食采购计划也会增加。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行业依赖于富农的一时兴起。”[21]
（3）斯大林的解决方针
为了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商品生产，斯大林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恢复土地所有制，鼓励发展富农农场，要么发展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
对斯大林来说，对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来说——显然，唯一可靠的方法是将农村小农场集体化并转变为集体农场，或者将其国有化并转变为国营农场。
“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也许在我们整个行业，特别是我们国有化行业的发展速度放缓？“斯大林争论道。
“——决不是！……出路是在社会耕作基础上，从分散的小农户向大联合农庄转变，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向集体耕作转变。技术。出路是在社会、同志、集体耕种土地的基础上，逐步但稳定地，而不是通过压力，而是通过示范和说服，把最小的小农户联合成大农户，使用农业机械和拖拉机，采用科学的集约化农业方法。没有其他选择。”[22]
要想实现扩大生产，就必须进行工业反哺农业，进行农业集体化。
1.他认为集体化能够保障粮食产量的提高。
根据斯大林的说法，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增加适销粮食的产量：
“（1）组织集体农庄”（他相信“我们可以在3-4 年内从集体农庄获得多达一亿普特的适销粮食”);
“（2）建立大型国营农场”（斯大林预计“每年从新旧国营农场获得3-4百万80-100普特的适销粮食”）；
“（3）保证中小个体农民生产力的提高”（斯大林计划“在三四年内从中小个体农民农场增加至少一亿普特新的适销粮食”）。
该计划的实施“在3-4年内”应该提供“额外的2.5—3亿普特适销对路的粮食，或多或少足以在国内适当调动。[23]
2.通过农业集体化来建立可靠的粮食储备。
在布尔什维克全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全会上解释为什么有必要建立可靠的粮食储备时，斯大林指出了四种情况：
（1）“我们不能保证不受军事攻击”；
（2）“我们不能保证粮食市场不会出现并发症（短缺）”；
（3) “我们不保证不会歉收”；
（4）“迫于生计，我们绝对需要出口储备”。[24]
3.农业集体化也预示着农村的重建。
1928年7月9日，在全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斯大林说出了他的著名公式：我们越胜利，阶级斗争就越残酷。
“随着我们的前进，资产阶级分子的抵抗将增加，阶级斗争将加剧，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将越来越大，将实行孤立这些分子的政策，瓦解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政策，最后实行粉碎剥削者反抗的政策，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进一步进步。这意味着“自上而下的革命”将与同样激烈的社会和国内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这也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的特征”。[25]
于是在1927年联共十五大，确定了农业集体化的方针。
斯大林同志问道：“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尽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大会拟定了扩大和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网的计划，并明确指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
同时，大会进发出了如下的指示：“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来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引导农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26]
斯大林在1928年回忆起这项决议时说：
“苏维埃制度不能长期立足于“异类基础”——“统一的社会化工业和个体小企业”。——以私营为基础的农民经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斯大林指出：“必须逐步地、有计划地、坚持不懈地把农业转移到新的技术基地，转移到大生产基地，把它拉向社会主义工业。要么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确保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我们将远离它，我们将不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回归资本主义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
斯大林强调，“这意味着……为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政权建立一个单一而坚实的社会主义基础。这意味着……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27]
第一节出现的粮食危机，只不过是行政手段代替比较柔和的手段了而已。
3.批判布哈林
（1）索索与布哈林的分歧
一开始，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与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存在了很长时间，但由于需要对抗共同的敌人，所以没有爆发。
早在第15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出现了国家领导层的分歧。在起草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时，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反对宣布集体化为党的主要任务。
斯大林于1927年12月19日在大会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辞职声明，“请你们解除我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我声明我不能再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不能再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被拒绝。[28]
1928年2月，斯大林从西伯利亚出访归来后，政治局又发生了新的冲突。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对采取紧急措施的方式表示不满，而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则以形势严峻为由辩护。诚然，到头来，一方面承认了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性和集体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谴责了在没收余粮过程中的“过分”和对国家的忠诚。强调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
还是没有分裂。
在1928年春天，关于农村政策的分歧再次爆发。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立场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支持1925-1928年初的各种措施。
斯大林也相当诚恳地说，布哈林的建议他“接受了十分之九”。[29]
但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对于今后应该遵循什么政策，意见不一。
如果布哈林是从以国家稳定的名义维护新经济政策的市场机制的需要出发，那么斯大林则认为，维护国家迄今发展所依据的那些方法，就不可能社会主义工业化，最终危害其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
5月6日，在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谴责了“阶级战争”和“农业领域的突破”的呼声。
十天后，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斯大林几乎没有谈到农业问题，就驳斥了“我们不再有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已经被打败和消灭了”的观点。没有点名布哈林，斯大林实际上回答了他：
“党的下一个任务，日常工作的政治路线：提高工人阶级对阶级敌人的战斗准备。”[30]
5月27日，布哈林谴责寄生在农业上的“工业怪物”的匿名宣传者。
5月28日，斯大林反击，在与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谈话中，斯大林发表了“关于粮食战线”的演讲。他说：
“也许，为了更加‘谨慎’，重工业的发展应该被推迟，以便让主要服务于农民市场的轻工业成为我们工业的基础？不可能！那将是自杀，破坏我们整个行业，包括轻工业。这将意味着背离我国工业化的口号，将我国转变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属物”。[31]
尽管斯大林纲领性讲话的中心点是忠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不能不看出其背离了上次党代表大会的一些规定，并与季托联盟反对派的纲领和解了。
1927年10月，斯大林批评反对派领导人之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农民视为工业的“殖民地”，并谴责反对派企图提高制成品的价格。现在，在1928年春天，斯大林说在不久的将来不可能降低制成品的价格，而且，“为了工业的兴起，对农民征收额外的税......这有点像“贡品”，有点像“超额税收”。
如果斯大林在1927年秋天谴责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那些基于“剥夺政策，恢复贫农委员会的政策”的人，现在他为紧急措施辩护，这实际上是这项政策的方法。
如果说最近斯大林攻击反对派号召无产阶级群众与“蜕化”的领导人作斗争，那么现在他本人则号召工农更大胆地批评傲慢自大、脱离群众的领导人。就像1927年11月7日反示威中的反对派一样，他实际上提议将“火力向右转——反对富农、内普曼和官僚”。最后，斯大林对党内没有不断批评领导层的反对派表示遗憾。[32]
斯大林后来评价道这件事情：
在党没有转入对富农的进攻、仍在忙于消灭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时候，布哈林—李可夫集团还比较沉得住气，还处在反党势力的后备地位，还不敢公开支持托洛茨基派，有时甚至还和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派。
随着党转而对富农实行进攻、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就扔掉了假面具，公开跳出来反对党的政策。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富农本性已经按捺不住了，于是这个集团的参加者就公开出来替富农辩护。[33]
（2）索索为什么突然支持托司机那一套了？
但是，斯大林与反对派的纲领和解，不代表真的要和反对派同流合污。
斯大林任务的改变根本不是因为他想与反对派打交道，也不是因为他的“迟来的洞察力”，而是因为形势的迅速变化，尤其是在经济领域。[34]
那么经济领域发生了什么事呢？
美国苏联学家杰里霍夫在列举了1920年代国家经济形势的急剧波动之后（“1921年经济崩溃，1921-1922年冬季饥荒，1922-1923年不受控制的通货膨胀，1923年物价逐渐稳定，1923年夏季罢工” 1923年，1923-1924年工业快速复兴，1924年大旱歉收，1924-1925年农产品价格上涨，1926年大丰收，1927年大丰收，但粮食收购锐减，1927年春买面包大排长龙，1928年谷物生产减少，市场上出现新问题。）说：“对任何苏联领导人来说，任何时候都宣传同一种政策是愚蠢的”。[35]
为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府不得不不断调整经济政策。
反对派还提出注意某些问题的恶化，并尖锐批评政府无视或应对不力。虽然反对派的提议与危机局势的出路往往具有煽动性，并不总是错误的，领导层不止一次承认他们是对的。因此，1923年，斯大林实际上接受了反对派关于加强官僚主义、违反党内民主规范的批评。
多年来，由于反对派以批评市场关系为平台，根据其评估，市场关系威胁到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呼吁与反对派的口号相吻合。
（3）布哈林与托司机的联合
一开始，布哈林看见索索服从季托联盟那一套，认为是同流合污，反对派也是这样认为的。
在此基础上，正如科恩所写，“布哈林开始在私下谈话中称斯大林为新托洛茨基主义的代表”。
反过来，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开始发现他们的观点与斯大林的声明有相似之处。他们中的一些人准备支持斯大林，因此流亡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说服他的支持者坚定不移地，不与斯大林妥协。
然而，在1928年10月，托洛茨基改变了立场，在他寄往不同地址的“致朋友的信”中宣称，在与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中（他认为波拿巴主义对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或其他军事领导人构成威胁）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将在路障的一侧作战”。[36]
反对派从斯大林1928年的声明中看到了他们政治联合的新机会。
但是，正如前面说的，索索却很有原则，不予季托联盟同流合污。斯大林写了一篇《堕落到极点》了的短文，说：
“1928年，托派完成了从地下反党组织向地下反苏组织的转变。” 由此出发，斯大林宣称“在苏共内部的前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与目前苏共外部的反苏地下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因此，“（部分党员怀着自由主义的观点）自由派”对地下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领导人的（妥协）态度是完全不能接受的”。[37]
写完这篇照会后不久，斯大林在政治局坚持要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
1928年7月11日，即七月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布哈林与加米涅夫（季托联盟的一个头子）进行了秘密谈判。[38]随后，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之间又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
显然，在得知这些会面后，托洛茨基决定在他的政治报复计划中依赖布哈林。他在9月12日写信并分发给他的支持者，宣布他准备与李可夫和布哈林合作，“为了党内民主的利益。”[39]
从7月与加米涅夫谈话的内容来看，布哈林与其说是在捍卫自己的政治路线，不如说是在试图在他的对话者眼中诋毁斯大林。
1.关于政治对手，布哈林认为国家的主要危险来自斯大林，这归因于他的性格：
“斯大林是成吉思汗一样的人，是一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一切都服从于他。斯大林知道一种手段——报复，同时在背后插刀。相信很快斯大林就会裁掉我们。”[40]
2.布哈林本人在解释他对加米涅夫的呼吁时说：
“斯大林的政治路线”“导致内战”。[41]
当然，如果布哈林认为斯大林的路线会致命地导致内战，那么他向政治对手发出呼吁将是合理的，然而，布哈林显然对斯大林充满内战的路线的失败或斯大林的路线胜利都不满意。
布哈林说：“国家灭亡，我们就灭亡。如果这个国家出局，斯大林及时上台，我们也会灭亡。”[42]
因此，如果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斯大林对全国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对布哈林来说也是不利的。
原来，布哈林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3.然而，当布哈林开始谈论斯大林转向反对派领导人寻求帮助的可能性时，布哈林无法掩饰他向加米涅夫求助的纯政治背景：
“斯大林散布谣言说他口袋里有你和季诺维也夫。他试图用高官厚禄“贿赂”你......我请求你与季诺维也夫，不要认同斯大林，帮助他扼杀我们。我请你告诉你们的人不要攻击我们。”[43]
因此，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团结党和国家反对“成吉思汗和无原则的阴谋家”，而是担心他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会发现自己被斯大林和季托联盟孤立。布哈林毫无原则地放弃了对反对派的指控，宣称：
“现在如果政治局里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就要好得多，我们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要比过去我们同你们之间的所有分歧要严重的多。”[44]
4.布哈林毫不掩饰现在他的政治活动的主要目标是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他告诉加米涅夫：
“我认为我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始终如一地向中央委员会成员解释斯大林的灾难性作用，并带领中央委员会成员罢免他。”[45]
布哈林对中央委员会的情绪不允许他策划的政变得以实施感到遗憾，但他不会停止自己的阴谋：
“罢免斯大林现在不会在中央委员会通过。但是，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我打算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批评斯大林的文章，以及李可夫的报告，我们将把所有的问题都说的更加透彻”。[46]
在评论布哈林将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撤职的计划时，科恩写道：
“显然，托姆斯基申请了这个职位，尽管从逻辑上讲，那个积极要求撤斯大林的职的乌格拉诺夫本可以成为该职位的候选人”。[47]
正如科恩所指出的，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
“在九人政治局中……属于右派的加里宁，中立或态度不坚决的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和祖鲁塔克，希望取得大多数来反对莫洛托夫与斯大林。莫斯科人和工会会员的实际代表权使他们在组织局中占据多数席位，而在书记处本身则占了相当大的少数席位——两人对三名斯大林主义者。如果在中央委员会进行决定性投票，情况就不那么清楚了：布哈林显然希望首先在71票中与斯大林平分30票（只能占一半），前提是其余的人保持中立”。[48]
5.布哈林虽然指责斯大林阴谋诡计，但他与加米涅夫谈话的内容证明，他自己正是在阴谋诡计上建立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他详细描述的不是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党员和地方党组织的情绪：
“我们的潜在力量是巨大的。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绝对是我们的拥护者。我试图让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远离斯大林，但到目前为止效果并不好。奥尔忠尼启则不是骑士一般的人物。他常来找我，骂斯大林，但到关键时刻背叛了我。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也在最后关头背叛了我们。我认为斯大林用一些特殊的锁链锁住他们。联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是我们的。OGPU（保卫局）的领导人雅戈达和Trilisser也是。安德列耶夫也跟着我们。”[49]
斯大林评价道：
党知道，布哈林—李可夫集团迟早会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残余携起手来共同反党。[50]
（4）布哈林的根据地
科恩还提请注意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在工会、政府与党报中获得了支持。因为托姆斯基是工会的领导人，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及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布哈林领导的。
“布哈林学派”领导主要理论杂志“布尔什维克”，“列宁格勒真理报”，以及他们还领导莫斯科工业学院，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共产主义教育学院，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俄罗斯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重要职位。
布哈林的主要政治支柱之一是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正如科恩指出的那样：
“乌格拉诺夫和他在莫斯科委员会主席团的助手们热情和无条件地支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利用他们在首都的地位，为反对斯大林主义政策和行为的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他们与党和政府机构中的盟友协商，给优柔寡断的人做工作，并用他们自己机构的方法与斯大林的掌握机构进行斗争。
此外，在各部委中，工会、党的中央机关和教育机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着手加强他们的控制，团结支持者并遏制自我批评的运动，正如他们的一位盟友所抱怨的那样，“对斯大林来说，这是同一根避雷针曾经是为了沙皇统治犹太人大屠杀……”，潜在的斗争伴随着文字战”。[51]
布哈林的那些“十分之九”的适合斯大林并从忠于新经济政策出发的立场，很快就失去了意义。与此同时，斯大林没有接受的那部分布哈林立场迅速的扩大，就像春天的浮冰上的一条裂缝，最终裂开。
（5）导火索
分歧的一个新原因是财政部副人民委员弗鲁姆金给政治局的一封信和斯大林对这封信的答复。
在发给政治局成员的给弗鲁姆金的回信中，斯大林谴责了副人民委员关于苏联局势因紧急粮食采购措施而严重恶化的说法。他强调了实施紧急措施的重要性。
斯大林同意弗鲁姆金的观点，认为有必要提高面包价格，开放谷物市场，避免剥夺财产，同时宣布，这封信的作者没有提出任何新建议，所有这些指导方针早已达成一致并正在付诸实践。
同时，斯大林把弗鲁姆金说要回到党的十四大决议和小心对待富农的说法解释为无视十五大关于“更坚决地打击富农”的决定。
布哈林没有批评斯大林的回应是非曲直，但对回应的形式表示愤慨，因为最初打算政治局将准备对弗鲁姆金信进行集体回应（认为斯大林没有“集体领导”）。科恩写道：
“愤怒的布哈林指责他（斯大林）对待政治局就像是书记处下属的一个咨询机构……昔日的二人组不再互相交谈，他们的个人关系也彻底破裂……政治分歧再次演变成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权力斗争”。[52]
（6）经过
一，矛盾的挽救
一开始，斯大林尽可能的调和矛盾。
斯大林说：“在中央委员会（1928 年）七月全会之前，我们之间第一次爆发了分歧......然而，政治局成员同意避免相互指责，并在共同立场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一份“由政治局全体成员签署（1928 年 7 月）的著名声明已经准备就绪，(宣布)关于政治局的团结和没有分歧”。
根据这一决定，斯大林于10月19日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和苏共监察委员会上发言时宣布：
“在政治局中，我们既没有右派，也没有‘左派’，也没有与他们调和的人。这必须在这里用所有绝对的术语来说明。是时候制止党内不良分子和各种反对派散布的流言蜚语了”。[53]
政治局的和平宣言掩盖了斯大林的支持者和布哈林的支持者在最多样化的机构、组织和新闻机构中的激烈斗争。正如科恩所指出的，
“在 1928 年夏末和秋末，斯大林在获得政治局多数席位的支持后，继续进攻并无情地采取行动消灭右翼的政治基础......一些莫斯科和政府中富有同情心的右翼工作人员被解雇了。” 《列宁格勒真理报》的编辑，来自布哈林派的P. Petrovsky被解雇了。“大约在同一时间......年轻的布哈林派——《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的编辑：Slepkov，Astrov，Maretsky，Zaitsev和Zeitlin被免职并被斯大林分子取代......关于乌格拉诺夫和支持他的地区委员会秘书“自我批评”运动中[54]受到批评......在十月的头几个星期内，乌格拉诺夫在党的基层遇到了普遍不服从领导的现象，在自己的组织里无法撤换和调动工作人员，被迫撤销了他手下两个最积极的区委书记柳亭与片科夫的职务”。[53]
二，公开挑明：削弱左膀右臂
莫斯科是布哈林的老巢。
在莫斯科的党报党刊上和党员大会上，当时有人大造舆论，说必须向富农让步，说不宜向富农征税，说工业化对人民负担太重，说建设重工业为时过早。乌格拉诺夫反对修建德涅泊水电站，要求把资金由重工业转到轻工业。乌格拉诺夫和其他右倾投降主义者硬说，莫斯科过去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出产印花布的莫斯科，莫斯科用不着修建机器制造厂。[55]
在10月18日至19日的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上，乌格拉诺夫因其“对右倾的宽容态度”而受到批评。10月19日，斯大林在会上讲话。他断然拒绝“把矛头指向代表右倾的人”，但他第一次尖锐地提出了“右倾”的问题及其危险：
“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了，但它的根还没有被拔掉。在苏联共产主义发展条件下的右倾就是一种倾向——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虽然还没有正式化，也许还没有实现，但仍然有脱离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转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倾向”。[56]
与此同时，斯大林明确表示：
“右倾”是那些反对他所宣称的国家新发展道路的人的立场：既然有部分共产党员反对十五大的决议而向后退，否认有必要对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进行进攻；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工业目前的快速发展速度对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或者要求我们工业的需求缩减；或否认对集体农场和国有农场拨款的合理性，认为它们（拨款）是无用的钱；或者他们否认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反对官僚主义的合理性，认为自我批评破坏了我们的机构；或者要求放宽外贸垄断等等。
这就是说，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有些人正在试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适应“苏维埃”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党内右倾的胜利将意味着我国资本主义分子的巨大壮大…… 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资本主义复辟机会的增加。因此，我们党内右倾的胜利将意味着增加必要的条件，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57]
三，态度转向
现在，斯大林在解释党内两种倾向之间的区别时认为：
“左”（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承担者……高估了我们敌人的力量，即资本主义的力量，只看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但看不到依靠我国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陷入绝望，不得不通过谈论我们党内的热月主义[58]来安慰自己”。[59]
与此同时，在斯大林看来：
“我们党内出现右翼、 坦率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于“他低估了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机制，因此轻易地向资本主义让步，要求降低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要求减轻农村和城镇的资本主义分子，要求解决集体农场和国有农场的问题，要求放宽对外贸易的垄断，等等”。[60]
斯大林一如既往地断言这两种倾向都“更糟”，但他指出，这一次（与他在党的十四大上的评价相反）有必要把重点放在反对右倾的斗争上。如果说斯大林在1925年12月认为右倾对党没有造成严重影响，那么四年后他改变了主意。他说：
“在与‘左’、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这些年里，党学到了很多东西，再也不容易用“左”字眼来糊弄她了。至于右倾的危险，以前有过，现在由于去年采购危机中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加强而更加突出，我想我们党的某些部分还不是很清楚”。[61]
主要力量是反对右倾。
斯大林依靠政治局中的多数，将布哈林1928年9月30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经济学家手记》，其中暗含对斯大林路线的批评，视为右倾的表现。10月8日，政治局谴责“在中央委员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布哈林的文章。后来，斯大林宣称：
“对我们来说，对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来说，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经济学人手记》是一篇反党的折衷主义文章，旨在放慢我们的政策，改变我们的政策。本着弗鲁姆金著名信件精神的来改变我们党的农村政策。”[62]
四，布哈林及其小弟的反应：第一次进攻
正如科恩所指出的：
在他的支持者失败期间，布哈林“冷漠地从一旁注视着所有这些事件……他于10月初离开莫斯科前往基斯洛沃茨克。他的行为与1924年的托洛茨基非常相似：他坐在高加索地区，而他的盟友和朋友正在被粉碎，不仅没有表现出公开抵抗，而且（从文件中可以判断）甚至没有做出一个象征性的手势来激励他们。当他得知李可夫在政治局关于1928-29年工业化计划的讨论中退缩时，他的奥林匹克山上诸神那样的平静终于在第一周被打破。然后布哈林在11月假期返回莫斯科”。[63]
他参加了政治局关于1928-1929年国民经济发展基准的讨论。然后在他的影响下，李可夫坚持降低工业化目标。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先后辞去职务。
归根结底，布哈林及其支持者同意工业发展的计划指标，提出了一个条件：停止与右倾作斗争，并给他们机会发表意见。
最终，达成了新的妥协，斯大林写道：
“政治局所有成员在11月全会内外都宣布政治局内部团结一致，没有分歧。这是众所周知的政治局决定。”[64]
五，互相妥协
因此，在11月的全会上，政治局中两个集团的斗争是用“伊索式的语言”进行的。作为主讲人的李可夫被迫宣读了计划的控制数字，他对此并不认同，只是对计划目标能否实现的现实性表示怀疑。他表示，鉴于目前存在的困难，该国不仅能够承受“工业化的速度，甚至可能更慢”。
反过来，斯大林在批评“右派”立场的同时，避免提及布哈林及其在政治局的支持者，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弗鲁姆金的立场上。他甚至试图表明弗鲁姆金的立场与布哈林在《经济学家手记》中表达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甚至谈到乌格拉诺夫的“错误”，斯大林也没有指责他是右倾，而是“与右倾妥协”。
然而，谈到右倾，斯大林重申反对右倾是主要方向，并警告说右派的胜利将意味着“我们党的失败，资本主义分子的释放，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增加……”斯大林之所以能够这样形容“右派”，即布哈林及其支持者，是因为他知道绝大多数领导层都支持他的路线。
托姆斯基在试图反抗斯大林，工会八大于1928年12月举行，但他仍然是少数，并辞去了他自1918年以来一直担任的全联盟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布哈林也辞去了《真理报》编辑和联共中央政治书记的职务，但辞呈没有被接受。
正如S. 科恩所写，“到11月至12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再是分裂的领导层的主要成员，他们通过妥协做出决定，成为斯大林政治局的少数派，失去了发言权，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少。除了李可夫之外，他们的作用已经变得微乎其微了”。
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向中央提出辞职声明，想借此来恐吓党。中央谴责了这种怠工的辞职政策。[65]
为此，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无视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辞职，继续按照既定路线行事。甚至没有阻止布哈林在列宁逝世五周年之际的庄严会议上作报告（报告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在报告中，他与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主要规定相反，认为工业化应在扩大市场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这份报告发表在《真理报》和其他一些中央报纸上。
六，第二次进攻
1929年1月20日之后，人们对布哈林及其支持者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出版了一本地下托派小册子，其中记录了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的谈判。这就是《联共党史》所指出的：
1929年初查明，布哈林代表右倾投降主义者集团通过加米涅夫同托洛茨集团挂上了钩，并同他们订立协定共同反党。中央揭露了右倾投降主义者的这种犯罪活动，并警告说，这种勾当会使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遭到可悲的下场。[66]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专门对这些谈判进行分析，该会议于1月30日开幕，一直持续到2月9日。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在1月30日发表声明，指责斯大林奉行“军事封建剥削农民”的灾难性政策、共产国际的解体、官僚主义的发展，并预言：
“我们所有的计划有崩溃的危险”。[67]
斯大林评价为“反党声明”[68]。
七，索索的失望
面对布哈林的处处进攻，然而，这一次，也就是2月7日，斯大林还是妥协了。
斯大林向布哈林提出了以下条件的妥协：
1.要他承认与加米涅夫的谈判是错误的；
2.要他承认1月30日声明中的指控是“在一时冲动、争议激烈时提出的”，并予以驳回；
3.要他认识到在政治局中进行团结大多数、服从大多数的必要性；
4.要他撤回辞去《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职务的申请；
5.要他撤回1月30日的申请。[69]
但是布哈林拒绝了。只有布哈林拒绝妥协才迫使斯大林结束“家丑不可外扬”的企图。
2月9日，他表示，直到现在对他们的宽容态度是由于不知道他们与反对派勾结：
“我们能否知道......加米涅夫的档案中有某种“记录”，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一个特殊的团体及其纲领，试图与托洛茨基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该党？......是时候该结束这种自由主义的时候了”。[70]
他非常的失望。
在这次会议上，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的会谈被视为“旨在组织一个旨在改变党的路线和更换党的领导机构的联盟的派别步骤”。向中央委员会成员提出了一项呼吁，要求考虑党内局势问题。在筹备中央全会期间，全国召开了会议、党委全会、会议，与会者通过了谴责“右倾”的决议。
（7）结果：打倒布哈林
1929年4月16日至23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总结了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冲突。斯大林在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是他第一次在政治局之外公开谈论他与布哈林及其支持者的分歧。
他虽然尖锐地批评了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但主要的打击是针对布哈林的。与此同时，斯大林的大部分讲话都致力于揭穿布哈林作为该党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声。斯大林宣布布哈林“在政党理论和政治问题上犯了一大堆错误”，“关于共产国际路线、阶级斗争、斗争尖锐化、农民、新经济政策、结合新形式的错误” ” 斯大林专门用章节来论述布哈林的“六个错误”，并以“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作为结尾。经常提到列宁。
斯大林援引布哈林的说法，即“富农合作社巢穴将……长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个体系”中去。斯大林引用布哈林的话，认为布哈林的“理论基础……盲目和混乱”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斯大林让全体会议做出选择：
“要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要么是资本家成长为社会主义的理论；要么是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要么是阶级利益的和谐论”。[71]
斯大林还回顾了布哈林以往的“偏差”，特别关注布哈林在布列斯特和约讨论期间的表现：
“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布哈林，在列宁领导下，在和平问题上仍处于少数，跑到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对我们党的敌人，与他们进行了幕后谈判，试图与他们结盟反对列宁和中央委员会。不幸的是，我们仍然不知道他当时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密谋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打算逮捕列宁，搞反苏政变”。[72]
斯大林指责布哈林现在和过去的理论错误，回顾使他妥协的事实，并对他在1918年与社会革命党人勾结表示怀疑，特别注意他与布哈林之间的实际差异。
与此同时，斯大林现在与1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不同，评估了右倾者的行为。
如果说当时斯大林将“右派”与“左派”进行对比，“左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看到危险就陷入绝望（而“右派”只是轻敌），现在他却不撤指责来自低估资本主义力量的“布哈林派”，认为她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准备逃避困难，在困难面前退缩，放弃阵地”。（这里斯大林举了一个关于叶尼塞渔民在暴风雨中迷茫的寓言。）
与此同时，斯大林试图解释他的路线与布哈林的选择有何不同。他这样描述“布哈林计划”：
“1.市场“正常化”，允许市场价格自由发挥并提高面包价格，而不会止步于这可能导致制成品、原材料和面包价格上涨的事实。
2.个体农民经济的全面发展，集体农场和国有农场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
3.在所有条件下，始终不对富农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自流采购......
4. 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进口1亿卢布的粮食。
5.如果货币不足以支付粮食进口和工业设备进口，那么就必须减少设备进口，从而降低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否则我们农业将有“停滞不前”，甚至是“直线下降”。
结论：农业改造的关键是发展个体农民经济”。[73]
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计划”，提出“党的计划”——本质上是他自己的国家革命改造计划：
“1.我们正在重新装备工业......
2.我们开始认真地重新装备农业......
3.为此，必须扩大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大量使用承包和机器和拖拉机站作为建立生产环节的手段介于工业和农业之间。
4.承认临时紧急措施的可接受性，在中等和贫困群众的公众支持下，作为打破富农抵抗的手段之一，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最大的必要剩余粮食，以避免粮食进口并为工业的发展节省货币。
5.个体贫中农经济在为国家提供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和将来都将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但“还需补充……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发展，大规模承包，机器和拖拉机站的强化发展，以促进在农业中驱逐资本主义分子，将个体农民逐渐转移到大集体农场与集体劳动的轨道上。
6.但是，要做到这一切，首先要大力发展工业、冶金、化学、机械制造、拖拉机厂、农机厂等。没有这个，就不可能解决粮食问题，就像不可能重建农业一样。
结论：农业重建的关键是我们工业的快速发展。”[74]
全会发言人A.A.安德列耶夫，K.E.伏罗希洛夫，S.M.基洛夫，V.V.古比雪夫，G.K.奥尔忠尼启则，Y.E.鲁祖塔克——也就是所有那些按照布哈林的估计，要么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要么同情他的人——一致谴责“右派”。
全会“关于党内事务”的决议宣布右倾纲领是“苏维埃国家的一切意识形态反对者和阶级敌人联合起来的旗帜”。
诚然，即使在做出这一令人生畏的决定之后，布哈林和他的盟友都没有被赶出政治局。斯大林的意见被证明是决定性的，他在全会上宣布：
“一些同志坚持立即将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我不同意这些同志的看法。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可以不用这种极端措施”。[75]
斯大林可谓仁至义尽了。
此外，还采取了不泄露全会讨论内容和个人决定的措施。斯大林要求：
“我们必须制定特别措施，包括开除党籍和中央委员会，对付那些试图破坏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决定的机密性的人。”[76]
与此同时，斯大林执意要罢免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职务，很快布哈林被免去《真理报》执行主编的职务，并被免去共产国际委员会的职务，同时免去托姆斯基的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李可夫被保留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当然了他们还是死不悔改。
最终，1929年11月，中央11月全会确认，宣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同留在党内不能相容，建议把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急先锋和领导者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而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右倾反对派其他参加者则提出了严重警告。
右倾投降主义者的头目们见势不妙。就递交声明，承认自己错误，承认党的政治路线正确。[77]
——————
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中已经没有人可以公开反对斯大林了。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成员，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斯大林成为这些机构的负责人，事实上，他是执政的共产党的唯一领导人。
因此，尽管斯大林在形式上没有像后来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那样担任该国最高国家职务，也没有像列宁、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那样领导政府内阁，但他实际上成为了最高领导人，国家的统治者。
补充一下资料：关于布哈林与托洛茨基联盟的档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
参考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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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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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大林《一九二八年一月在西伯利亚各地区的讲话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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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大林《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派对的任务》
^来源：ЦА ФСБ РФ. Ф. 2. Оп. 5. Д. 394. Л. 110 — 112 об. Коп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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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城市中的沙赫特案件（资产阶级专家破坏案）
^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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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谈判的内容在《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看一下我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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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来源于沙赫特案件，请看链接的文章。https://zhuanlan.zhihu.com/p/630671328
^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来源：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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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处死罗伯斯庇尔，革命迅速转向——也就是“反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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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大林《联共党史》
【文/伟大的宣平，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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