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索索工业化的具体步骤。
自联共十五大后，索索把季托联盟打垮了。索索的工业化路线稳定了下来，接下来，就是加速建设了。
同时（1927年12月5日），联共十五大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尽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
其中，农业集体化我们在将另启一篇文章论述，这一篇我们主要论述的是工业化问题。
1.工业化的背景问题
一，问题：我们缺少什么？
当时苏联工业最大问题是技术陈旧与重工业缺乏。
第一，当时的工厂都是老厂，技术陈旧落后，可能很快就不能生产了。任务是要用新技术来改造这些工厂。
第二，恢复时期的工业，基础非常狭窄；在当时的工厂中缺乏数十个、教百个机器制造厂。这些工厂是国家绝对必需的，是我们当时没有而需要建立的，因为没有这些工厂，工业就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工业。任务是要建立这些工厂，用现代化技术把它们装备起来。
第三，恢复时期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这种工业已有发展而且已走上正轨，但是轻工业发展本身后来也因重工业薄弱而受到阻碍，更不用说国家的其他种种只有靠高度发展的重工业才能满足的需要了。任务是要在现在侧重发展重工业。[1]
主要是重工业最为缺乏。
那么，怎么发展重工业呢？
有三种路径，一是发展沙俄没有的工业；二是发展国防工业；三是发展农用工业。
必须新建沙俄所没有的一系列工业部门，即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创立本国的发动机和电站设备的生产，增加金属和煤炭的开采量，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
必须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即修建新的大炮制造厂、炮弹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坦克制造厂和机关枪制造厂，因为这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保卫苏联所必需的。
必须建立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化农业机器制造厂，用它们的产品供给农业，使千百万小的个体农户有可能过渡到集体农庄的大生产，因为这是为了社会主义在农村胜利所必需的。[1]
索索指出，这一切都是工业化政策所应做到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就在于此。
附注（一）：谈一谈苏联的黄金与外汇储备
一五计划前夕，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情况极为紧张。
国家一直在寻找紧缺的外汇以用于：第一，采购消费品，包括一系列的食品、服装和药品；第二，用以支持企业运转。苏联工业需要不断从外国采购机床、零部件、专用工具甚至是金属材料。 1924至1928年苏联的外贸是严重入超的。上述五年间外贸的总余额为净亏损9.33亿卢布。而且需要注意，这还是在苏联传统出口商品（粮食、木材、石油和石油制品等）在市场价格方面具有有利条件的情况下发生的。国家外汇储备只够两个月的进口消耗。这样一来，1928年1月1日苏联国家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为3.043亿金卢布，一年之后，还是这个水平。[2]而国家除了支持最低水平的进口这一任务之外，还有其他任务。这样一来，根据奥尔洛夫的数据，1929年初苏联仅拖欠美国公司的款项就有3.5亿美元。[3]根据其他数据来源，一五计划开始时，苏联的外债为4.85亿金卢布，[4]这相当于国家银行黄金外汇储备数量的1.5倍。
（1）沙俄的黄金储备
另外，黄金储备也十分的稀少。
1913年12月31日，根据官方数据，俄罗斯帝国的黄金储备是1233吨。[5]
“沙俄一直以来国家预算赤字化问题严重”，长期巨大的军事支出、政府行政部门支出和债务支出给沙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最终导致了国家预算的长期赤字。因此，沙俄为了隐瞒国家财政存在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双预算制度刻意营造国家预算盈余的假象，另一方面肆无忌惮的造假账，夸大国库的黄金储备，以此来“欺骗外国投资者和银行家们，营造国家财政健康的假象”。
更何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于战争的需要，沙俄不得不用掉了相当一部分黄金储备运往英国，作为获取战争贷款的抵押，又经历了内战的消耗等等之后。[6]
1918年末，俄国的黄金储备还十分充实——7.8亿金卢布，按照卢布含金量换算成纯金大约是600吨。[5]
（2）黄金的流失
但是随着局势的动荡，大范围黄金出现流失。约190吨。
1918年9月后半期，根据《布列斯特和约》所规定的苏俄向德国交付用作战争赔款的黄金——只向德国交付了和约规定的200吨黄金中的93.5吨。
1918年，随着捷克军团的叛乱与苏俄内战的爆发，存放在喀山的原俄罗斯帝国储备黄金被盗走。结果，这批黄金落到了高尔察克政府手中，被转存到了高尔察克伪政权在鄂木斯克的伪国家银行金库中。高尔察克政府运往外国的黄金中，用于购买武器和装备的支出仅有超过半数不多的量——3232普特，或者说大约是50吨。相当部分的存放在国外的“高尔察克的黄金”（2800普特）是被俄国侨民所使用了。
（波三小脱离沙俄）在国际协议的基础上，一部分苏俄的黄金被转交给了那些1917年之后脱离沙俄独立的新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芬兰和波兰。根据各方数据，1920至1921年，向上述国家交付的黄金总价值为4800万卢布，约合37吨黄金。[5]
随着革命胜利后，要恢复国家经济与世界革命，黄金再一次出现大范围流失。
解决贸易问题，用了98吨纯金，修理铁路机车又用了230吨黄金。共计约330吨。
1921年，苏俄从出口俄国传统的出口商品（亚麻，亚麻纺织品，粮食，石油产品，木材等等）中收入1210万金卢布，而进口则需要支付总计相当于3.4亿金卢布的外汇。在1921年需要支付的外汇部分由出售画作和其他艺术品（900万金卢布）、通过莱比锡博览会出售毛皮（240万金卢布）、以及出售钻石（700万金卢布）来抵偿。这样一来，通过传统商品的出口，以及出售各种非钱币形式的财产（包括沙皇的皇族财产），仅能抵偿苏俄进口需要支付外汇中的不超过10%. 其余部分（超过3亿金卢布）只能通过出售国家库存的贵金属来保障支付。在四个财年中（包括从1922-23至1924-25）动用了国家黄金储备中金币形式的黄金总计为1.267亿金卢布，折合为98吨纯金。
苏俄的黄金同样以支付购买食品和其他商品的贸易合同为理由被运往国外，但首先是用作铁路机车和其他交通费用（也因此被命名为“铁路机车”黄金）。首先要提及在瑞典和美国的订购铁路机车合同，以及在爱沙尼亚修理铁路车辆。在“订购和修理铁路机车”活动中共用了3亿金卢布，约合230吨纯金。[5]
给共产国际提供援助，大约是200吨。
最可恨的是，其中有许多黄金并没有落到外国共产党手里，而是落到贪污犯手里了。
为准备世界革命，从苏俄运出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事实上这些资金一次次被盗取和挪用。一句话说，就是出现了一个某些人衣食所系的‘摇钱树’。[7]
从这些党费中产生的黄金流动并没有被国家权力机关所监督，而只是由个别党的领导人来管理——特别是那些和共产国际工作有关联的人。此外，对国库中的财物的使用情况也没有实际有效的监管，发生了直接盗取或以其他方式贪污国家黄金储备的行为。
共产国际向国外输出黄金有关活动的档案登记管理做得极差，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进行入档登统（目的是掩盖有关人员的图谋）。因此想弄清楚这些黄金的最后去向是十分困难的。[5]
与1918年600多吨黄金相比，布党黄金几乎所剩无几。
到了1925年，苏联的黄金储备只有141吨。
（3）布党的“搜刮”
其实仔细计算一下，在内战还没结束时，黄金就用光了，甚至出现“负数”的情况。
正是因为布党进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征收制，“以至于很像是公然的抢劫”，才勉强保证国库储备不会用光。
1920年4月16日，在内战中的苏俄政府颁布了没收苏俄所有居民手中黄金和贵金属饰品的法令。
该法律至少以某种方式规范了自愿-强制上缴贵金属的程序。在此之前，剥夺财产的活动以阶级斗争为理由、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进行，以至于很像是公然的抢劫。[5]
内战结束后，随着1921年饥荒的到来，布党开始第二次搜集黄金。
剥夺包含不少黄金和其他贵金属所制成器物的教会财产的行动在1922年以筹集资金应对饥荒为由展开。1922年1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没收教会财产的法令，而在2月26日发布了关于没收供信徒所用的教会财产的程序说明。全部教会财产（黄金，白银，铂金，钻石等）折算成白银大约重52.5万普特。
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数据，在这些被没收的财产中，用于采购食品的只占很少一部分。在整个没收教会财产的行动中，至1922年9月，以1922年的纸币币值计算，共收到80亿卢布，而1922年用于购买面包和其他食品的资金只有300万卢布。[8]
随着饥荒的缓解，布党进行采购制——比较文明一点的购买黄金。
从1922年起，强制从居民手中没收的黄金逐渐减少，并多少开始让位于向居民文明地进行采购，随后将得到的黄金存入国家银行和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库）。
人民委员会于1922年4月4日发布法令，取消了居民之前被要求必须将所拥有的黄金、白银、铂金（包括以铸币、条锭或者器物形式存放）以及宝石和外汇全部上交国家的义务。
很快，劳动和国防委员会（СТО）于1922年7月27日发布命令，授权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及其管理部门可以接受买方以贵金属或外汇进行的支付。企业必须把自己收到的贵金属和外汇立即转交给国家银行，以便存入目前自己的账户中。国营银行被赋予了收购金币和银币的垄断权。[9]
（4）货币改革
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在用更稳妥的方式增加黄金储备，并尝试从根本上解决黄金储备的问题。而这种尝试建立在准备进行的货币改革，并计划发行的被称为金切尔沃涅茨的新货币的基础上。[10]
苏俄政府通过货币改革来增加黄金储备。
1922年使布尔什维克已经在尝试制止国家掌握的黄金外流，甚至在增加黄金储备了。这种尝试建立在准备进行货币改革，并计划发行被称为金切尔沃涅茨的新货币的基础上。金切尔沃涅茨于1923年开始铸造，用于铸币的黄金放置于苏联国家银行金库中储存。[5]
黄金储备被作为干预市场的资源，集中在了国家银行和财政人民委员部。[10]
效果是比较显著的。经历布尔什维克的一系列努力，1924年，苏联国家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从1.95亿卢布增加到3.44亿卢布，到了1925年1月1日，苏联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了140吨黄金。
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中建立起了管理黄金基金的委员会，至1922年初苏俄所拥有该基金中的各种财产价值总计2亿5201万4789金卢布，其中白银价值2298万6014金卢布，铂金价值1041万8943金卢布，外汇价值68万5900金卢布。剩余的罗马尼亚黄金（1916至1917年，罗马尼亚将70吨黄金转交给俄国保存——瓦·卡塔索诺夫）价值为8707万4501金卢布。[11]
根据国家银行的年度核算，国家银行的外汇和黄金基金在1922年10月1日为1330万卢布，1923年1月1日为3050万卢布，1924年1月1日为2.13亿卢布。[12]
逐渐地，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储备被从财政人民委员部转交给国家银行，这一过程在1925年基本完成。[13]
1924年内，苏联国家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从1.95亿卢布增加到3.44亿卢布；1925年1月1日，贵金属在全部储备中占1.806亿卢布（超过国家银行所有储备的半数）；以切尔沃涅茨的含金量平价计算，相当于140吨黄金。[14]
的确，在1925年由于超额进口，国家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已经开始发生显著减少；这一进口的目的是增加国内市场的商品数量以对付通货膨胀。[15]
但是很快，金切尔沃涅茨的弊端开始展现，在1925年，由于超额进口，国家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已经开始发生显著减少，而超额进口的目的是增加国内市场的商品数量以对付通货膨胀。
换句话说，国家储备中的大量黄金和外汇被用于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进行市场干预。
比如，仅在1926年1月，出售给居民的黄金铸币就超过7600万卢布（换算为纯金大约是6吨）；在这一时期，为干预市场同样使用了外汇：33.33万美元及11.2万英镑。在一个月之内消耗的黄金外汇储备就超过了1100万卢布（等值于8.5吨纯金）。对贵金属及外汇需求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私人资本从商品流通中析出。
为什么会这样？
归根结底，黄金外汇储备锐减的主要原因要得益”于新经济政策一一“奈普曼们用他们的自由资金去炒黄金和外汇了”。[5]
会被资产阶级利用的原因，布党自己也要背一背黑锅：
（布党想要）将切尔沃涅茨变成一种世界货币。
国家储备中的大量黄金和外汇被用于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进行市场干预。[5]
这给了耐普曼分子可乘之机。
最后，1926年春季，苏联通过了停止以黄金外汇储备进行干预。
面对这种适得其反的情况，在1926年春季，苏联通过了停止以黄金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并且不对切尔沃涅茨进行外汇报价的决定。[10]
效果立竿见影，在这之后苏联国家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立即就开始增加：
1927年7月1日，苏联国家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恢复到了2.691亿卢布，此外，黄金在其中占1.854亿卢布，折合纯金为143.5吨。并且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国家银行储备中贵金属的份额上升到了69%，在1925年1月1日时，这个数字仅为52%。[10]
最终，经过苏联领导层对国家经济建设问题的一系列争论之后，1926年，在苏联的政策方面可以观察到明显的转变：
加强国家黄金外汇储备积累的方针被保留下来，但这已经不是为了进行外汇干预（目的是支持卢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汇率），而是为了实现工业化计划。
在这一时期新的国家外汇政策的深入设想是由国家计委主席团成员С.Г.斯特鲁米林和В.Г.格罗曼提出的。[5]
根据经济学家卡塔索诺夫的表述，这些设想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七点：
第一，苏联货币币值稳固的基础，首先必须建立在国内产品生产的增长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国家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上。
第二，在当前的苏联，必须增加黄金和外汇储备，以用于大规模采购工业设备，保障实施国家工业化。
第三，在目前这个时间段，不应该追求提高切尔沃涅茨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因为这会影响通过出口来获取工业化所必需的外汇。
第四，以支持卢布汇率为目的进行外汇干预将造成极大的社会成本：这将变成把外汇和黄金提供给走私犯和贸易中的资本主义元素。
第五，在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的情况下，支持切尔沃涅茨在国内市场和外汇报价中的汇率等价是不必要也不可能的，此外，国家外贸垄断与将切尔沃涅茨变成一种可以在全世界流通的货币也是不相兼容的。
第六，国家外贸垄断必须补充以国家外汇垄断。
第七，国家外汇垄断意味着把所有外汇资源集中到国家手中，并对外汇进行严格调控和监管，引入国家外汇垄断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实现建立锁定的货币系统的方针。[16]
1920年代末至1930年初，作为国家外贸垄断组成部分的国家外汇垄断最终形成，苏联采取了增加黄金储备并阻止黄金输往外国的方针。 正如经济学家卡塔索诺夫所言，“在外汇垄断方面，国家将所有被称之为可用作外汇的财产集中于自己手上（存入一个特别账户并由国家保管）”。[5]
之后，黄金储备就渐渐多起来了。1926年，黄金不过200吨，到了1933年一五计划完成时，黄金则变成678吨了。[17]
二，资金问题
（1）索索的论述
重工业的资金，来源于工业自身的积累（索索称之为“节约”）。
苏维埃国家掌握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家地主手中夺来的一切工厂和一切土地，以及运输业、银行、国内外贸易。国营工厂、运输业、贸易和银行所得到的利润，现在已不是供寄生的贤本家阶级消费，而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工业了。
所有这些收入的泉源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这些泉源能够为建设重工业提供几亿至几十亿卢布。只是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办事，在开支上厉行节约，实行生产合理化，降低生产成本，消灭非生产费用等等。
苏维埃政权也正是这样做的。
由于实行节约制度，基本建设资金的积累逐年增多。这就有可能着手兴建一些大型企业，如德涅泊水电站、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几个机床制造厂、“阿模”汽车制造厂（即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等等。
1926—1927年度工业的投资约十亿卢布，而过了三年就已经有五十亿左右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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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可能会问，诶，那剪刀差问题是怎么回事？
剪刀差问题不是用来工业化的，剪刀差的本质是压低粮食价格，目的是为了供给城市人口食品消费。
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人口越来越多，需要的粮食也越来越多。只能压低粮食消费来保证城市居民的需求。索索说：
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行业正在发展，而且每年都会继续增长。这对于国家的工业化是必要的。
因此，对面包的需求每年都会增长，这意味着粮食采购计划也会增加。[18]
有些人胡说什么“用粮食进口工业机器”，这是一种典型的谬论。
实际上，卖粮食的钱，根本不够支撑索索完成工业化。
当然，后来随着工业化发展，粮食不够了，所以索索开展了集体化运动——本质上是用重工业反哺农业，提高粮食产量来保障城市人口需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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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约的秘密
那么，索索是怎么节约的呢？
答案是利用价值指标。
索索下达价值指标，要求企业生产的每一个产品的指标必须降低，不降低的话，就严厉的惩罚负责人。
在斯大林经济模式中，企业负有降低成本的计划任务。我们要指出，这种降低成本的任务不是指要降低生产成本总额，而是强调每一种产品的成本都要降低。[19]
节约的效果也非常好：
在一五计划期间甚至发生了生产成本提高2.3%的状况，但是到了二五计划期间生产成本降低了10.3％，在三五计划的和平时期生产成本没有发生变化。在四五计划期间生产成本降低了17.0％，在五五计划期间生产成本的降低值达到了有记录的23.3％。[20]
1948年降低8.6％；1949年降低7％；1950年超过5％，1951年也超过5％，1952年由于原材物料和燃料价格、电费和燃料费、交通运输费价格的降低，生产成本降低8％；1953年，降低超过5％。[21]
有的小同志眼尖，看到“每一个”这三个字，他可能会说，哎呀，这太麻烦了，宜粗不宜细嘛，总指标降低一下不就行了？
绝对不可以的。
如果要求降低生产成本总额的话，企业完全可以通过转产来生产那些本身就成本低廉的商品、而不生产成本较高的商品来完成计划规定的降低成本任务。
那就会出现物资短缺的问题——>从而导致黑市会盛行——>资产阶级就会产生，社会主义基础就会受到动摇。
玉米的改革，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3）搞工业化到底花了多少钱？
先看一下外汇。
苏联官方的论述：
1929至1940年间（12年）进口的生产资料总价值为191.31亿卢布。[22][23]
如果以1934年起的美元计价，生产资料进口额是47.83亿美元。如果换算成现在的美元将不少于5000亿。工业化时期，年均消耗的外汇为5亿美元（当时的美元）。考虑到1929年至1940年间在苏联有9千家企业被建立起来，这样一来，可以计算得出，建立一家企业平均消耗的外汇为53.1万的当时美元。
在当时，20亿的当时美元足以搞出530家企业。
1929年苏联政府与美国著名设计师阿尔伯特·卡恩签署了合同，内容是建立总额为20亿美元的530家企业。这里表述的美元是“旧美元”，换算成“罗斯福美元”应该是35亿。这笔开支仅用于建立了530家企业，这还不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全部建设项目的6%。[24]
表面上看，联共花了5000亿的现代美元（绿纸），非常的多，但是换算一下，每年的花费不过500亿美元（1929-1940年）。
而2012年的俄罗斯，每年进口是1500亿美元（这还只是占总额的一半）。
2012年，俄罗斯进口的通用和专用机器设备价值1030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32.5%），另有560亿美元（占17.5%）用于进口交通工具。因此，投资品进口总额为1590亿美元，占现今俄罗斯进口总额的一半。[25]
现实证明，现代俄罗斯没有闻到任何一丝工业化的气息。
三，工业化的思想路线
工业化的思想路线分为如下几派。
（1）进口派
1925年联共十四大上，时任财政人民委员的索柯里尼科夫（索索认为他是季诺维也夫分子），他主张用进口商品来更快地充实国内市场。[26]索索认为：
我想说的是，在这一点上索柯里尼科夫同志实质上就是我国的道威斯计划支持者。拒绝我们自己的路线，意味着偏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意味着站到了把我国道威斯化的观点上。[27]
后来在写《联共党史》时，索索拷打道：
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应当仍然是个农业国，主要生产原料和粮食用以向国外出口，而从国外进口自己所不生产并且也不应生产的机器。在1925年的条件下，这个计划分明是让工业发达的外国在经济上奴役苏联，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贪欲而使苏联工业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采纳这个计划，就等于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软弱无力的农业附庸，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成为无以自卫的弱国，说到底就是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大会痛斥了季诺维也夫派的经济“计划”，指出它是奴役苏联的计划。[1]
（2）市场派
搞市场经济，活跃资本主义那一套。
В. 巴萨罗夫、В. 格罗曼、Н. 康德拉季耶夫等人提出，工业化必须考虑市场趋势，即不应提出对完成计划提出严格的、强制性的要求；计划只需基于一些发展定位、在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即制定指导性的计划）。[28]
（3）计划派
要求指令性计划。
Г.科尔日扎诺夫斯基、В.库依贝舍夫和С.斯特鲁米林则持有另一种观点：需要长期计划和使工业化具有发展优先权，工业化必须在有严格的科学计划基础上实施（即指令性计划）。
在同В.格罗曼以及他的支持者辩论时，С.斯特鲁米林指出：“我们认为，我们的经济计划不应该只是给出大量远景目标，而是要给出系统的政策。其中包括经济任务系统和以数字表示的预期目标。”[28]
（4）积累派
托洛茨基支持超高速度的工业化，认为这可以通过对农民实施“超强剥削”来保障实现。经济学家Е. 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29]
具体说来，涉及以下几个观点：1，通过牺牲农民来完成工业化的积累；2，有计划的使用种种不利于农业的价格并把它说成是一种附加税；3，把计划性解释为是价值规律的对立面；4，把迅速扩大重工业的力量作为工业化的目标；5，在工业内部废除市场关系，在农业实行有计划地控制市场关系，等等。[30]
布哈林则以“复辟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和在国内搞殖民化”为由批判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支持他的新反对派。他支持渐进地、有限度地、有余地地在数十年内实现经济转型。[31]
他宣布，目前苏维埃国家有兴趣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加强农民经济，并向农民提出口号：“发财吧！”[32]
最后，索索爱上了布哈林的那一套。
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这次大会上也否定了“超工业化”的设想：增长速度不必追求达到最高，应当合理计划增长速度以免发生崩溃。[33]
最初，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中还利用了布哈林提出的市场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布哈林阐明了在工农业产品换中遵循价值规律以及实行等价交换原则的必要性。当时布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托洛茨基的加速工业化方案的斗争，对斯大林是一个支持。尤其是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积累论”的斗争也为斯大林所利用。[34]
当然，后来索索就偷托司机“积累派”的那一套了。
虽然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寸步不让，但实际上却把托派的工业化理论付诸于实践。[35]
2.工业化的开始
索索认为，工业化开始的时间是1925年联共十四大，工业化总路线的提出。
卡塔索诺夫认为，工业化的时间是在1927年联共十五大，一五计划的制定。
工业化起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出台、终于1941年6月22日。我也将从这种观点出发来进行下面的论述。[28]
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这次大会上也否定了“超工业化”的设想：增长速度不必追求达到最高，应当合理计划增长速度以免发生崩溃。
在指示基础上制定的一五计划（1928年10月至1933年10月）于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党委机关代表大会上获得正式采纳。这份计划比之前的任何项目都更加严谨。在1929年5月召开的全苏苏维埃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计划被确立为法律，计划的完成将作为法律义务加以监督。一五计划的研究、探讨和确立是在联共（布）中央总书记И. В.斯大林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这项计划还获得了“伟大巨变的五年”称号。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1928—1933年国民经济基本投资额为六百四十六亿卢布。其中工业（电气化在内）的投资为195亿卢布，运输业为100亿卢布，农业为232亿卢布。
这是用现代化技术装备苏联工农业的宏伟计划。
斯大林同志指出：“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创立一种不仅能把全部工业而且能把运输业和农业都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和改组的工业。”[36]
3.工业化的过程
工业化分为积累、开始、高潮、结束这四个阶段。
一，积累阶段
（1）医治战争创伤（1921）
1920年，结束战争以后，开始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的轨道。
但是，过渡到和平建设这件事，必须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进行。国内战争的胜利得来不易。国家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反革命武装干涉战争弄得贫穷不堪。
1920年的农业总产值，只等于战前的一半左右。而且战前水平还是沙俄那个贫困农村的水平。不仅如此，1920年还有许多省份歉收。农民经济情况困难。[37]
工业情况更坏，已处于破坏状态。
1920年的大工业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了七分之六。大多数工厂停工，矿场和矿井被破坏、被淹没。冶金业情况特别严重。生铁在1921年全年总共只炼了十一万六千三百吨，只等于战前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三左右。燃料不足。运输业遭破坏。国内原有的金属和布匹的储备差不多都已用完。国内的生活必需品，如面包、脂油、肉类、鞋类、衣服、火柴、食盐、煤油、肥皂，都痛感不足。[37]
不满情绪也侵入了工人阶级。
还在开工的少数工厂常常长时间停产。工人们不得不从事手工业，制作打火机和从事小宗的粮食买卖。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开始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涣散。一部分工人跑到农村去，不再成为工人，脱离了本阶级。一部分工人由于饥饿和疲惫产生了不满情绪。[37]
各地农村的暴动非常激烈。
但是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他们企图利用经济上的困难，企图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白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策动的富农叛乱在西伯利亚、乌克兰、唐波夫省（安东诺夫叛乱）都发生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白卫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积极活动起来。敌人采取了新的策略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现在涂上了一层苏维埃色彩，已经不提“打倒苏维埃”这种破产了的旧口号，而是提“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员参加”这样的新口号。[1]
1921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布党准备执行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来恢复农业。
中央懂得，余粮收集制已经没有必要了，必须代之以粮食税，好使农民能随意处理自己生产的大部分余粮。中央懂得，这种办法能活跃农业，扩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活跃国家的商品运转，改善城市供应，为工农联盟建立新的基础即经济的基础。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贸易自由在开始时，会使国内资本主义有某种活跃。必须容许私人贸易和准许私营工厂主开设小企业。但是用不着怕它。
列宁认为：少许的商品流转自由能造成农民经营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迅速高涨；在这个基础上，国营工业将得到恢复，私人资本将被排挤，积蓄了人力物力以后，就可以建立强大的工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然后转入坚决进攻，以消灭国内资本主义的残余。[1]
新经济政策效果是显著的。
到1924年，各方面都有了提高。播种面积从1921年起就已大大增加，说明农民经济日趋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增长和发展了。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工资提高了。工农生活比1920—1921年好过了，改善了。[1]
（2）销售危机（1923）
但是又出现了问题。
工业还落后于战前水平，工业的增长大大落后于国家需要的增长。
到1923年底，还有一百万左右失业者，因为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不可能消灭失业现象。商业的发展时好时环，因为城市产品价格过高，这种过高的价格是耐昔曼和我们商业组织中的耐普曼分子强加给国家的。因此，苏维埃卢布极不稳定，币值降低。这一切都阻碍了工农生活状况的改善。[1]
因为出现了工业品销售危机。
到1923年秋，由于我们的工业和商业机关违反了苏维埃的价格政策，经济困难有些加重。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相差太大。粮食价格很低，而工业品价格过高。工业中杂费开支很大，这就把商品价格提高了。农民出卖粮食所得的货币迅速贬值。加上当时盘踞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的托洛茨基分子皮达可夫又向经济工作人员发出一项罪恶的指令，从出卖工业品方面多赚利润，放手提高价格，美其名是为了发展工业。
实际上，这种耐普曼的口号只能缩小工业生产的基础和破坏工业。在这种条件下，农民买城市商品不合算，就不买了。销售出现了危机，影响了工业。工资发不出，引起工人不满。在某些工厂中，最落后的工人停工不干了。[1]
中央委员会定出了克服这一切困难和缺点的办法。采取了消除销售危机的种种措施。降低了日用品的价格。决定实行币制改革——采用稳定的货币切尔克。整顿了给工人发放工资的工作。采取了通过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发展商业、把各种私商和投机商从商业中排挤出去的措施。
简单来说，就是外贸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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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二）：谈谈外贸垄断问题
关于国家外贸垄断的设想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被列宁所提出。
1921年宣布转向新经济政策之后，出现了要求开始取消国家外贸垄断的讨论。在联共（布）党内开始出现打破国家外贸垄断的积极支持者，如布哈林、索柯里尼科夫、皮达科夫等。（后来还有托洛茨基）国家计委是争论国家外贸垄断问题的战场之一。国家计委中，打破国家垄断的支持者之一是格罗曼。
1922年3月3日，他在国家计委主席团作了关于苏联工业状况的报告。报告是为出席热那亚会议（将于1922年四月召开）的苏联代表团所准备的。
国家总体经济的瓦解在持续和强化。为了使经济发展方向由倒退转变为进步，需要在3年内筹措到100亿金卢布。这笔钱可以通过真正使苏俄的国民经济同世界相联系起来而获得。[5]
翻译成清楚明白的语言，这意味着，为了得到100亿金卢布，苏俄需要牺牲国家外贸垄断，也就是自己的主权！
反对者德米特里·维尔霍杜罗夫注意到了这一视角：
格罗曼建议取消的国家外贸垄断事实上是布尔什维克的要塞。所有来自对外贸易的收入都可以进入苏维埃政权的口袋里。她同样可以限制掺杂着白军间谍和破坏者的外国人进入国内。假如提高了对国家外贸垄断的斗争使其弱化，那么将有成百上千的白军军官进入国内，资金也将流向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用途。[38]
最终列宁裁决，认为放弃外贸垄断是错误的。
1922年四月，列宁发来信件，揭露了布哈林在对国家外贸垄断问题表态的叛变性质（此信件被建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读）。以下是列宁所写信件的节选：
“布哈林看不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会有效果。这是他最令人吃惊的错误，而且是纯粹理论性的错误。布哈林几次提到关税保护，但没有看到，在上述条件下，任何一个富有的工业国都能够把这种关税保护完全摧毁。为此，它只要对输入俄国的那些我国征收高额关税的货物给予出口补贴就行了。这方面所需要的钱，任何一个工业国都是绰绰有余的，而采取了这种措施之后，任何一个工业国都肯定能摧毁我们本国的工业。
因此布哈林关于关税政策的一切讨论，实践上无非是使俄国工业完全失去保护，在一层薄薄的面纱的掩盖下改行自由贸易制。对此我们必须全力反对，要把这个斗争一直进行到党的代表大会上去，因为现在，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对外贸易垄断制以外，任何切实有效的关税政策都谈不上。……
在实践上，布哈林是在保护投机商、小资产者和农民上层分子，反对工业无产阶级。如果工业得不到保护，工业无产阶级是绝对不能恢复自己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而能保护工业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决不是关税政策。在目前俄国的条件下，任何别的贸易保护主义都是完全虚假的、纸上空谈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无产阶级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这个斗争对无产阶级及其工业具有最根本的原则的意义。[39]
论战的结果是布哈林集团被成功击退，1922年12月的党中央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了坚定实行国家外贸垄断。
但是对国家外贸垄断的攻击还在持续。在接下来数年中，反对国家外贸垄断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一集团依靠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НКВТ）和国家计委中一些专家的建议，提出将对外贸易领域中的活动分成两个相互配套的部分：公有部分和私有部分。其中，公有部分必须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与外国市场交易，而私有部分则可以在国家采取准禁系统的条件下，自由独立地进行对外贸易。
与1923年下半年的经济困难相联系，之后的1924年货币改革期间，索柯里尼科夫、皮达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以某种隐蔽的形式复活了之前为外国商品输入提供“自由之门”的计划，并寻求放弃积极的贸易平衡政策。这是由于他们确信，这对成功进行货币改革是必要的（让被视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切尔沃涅茨进入流通）。假如进行这样的计划，将会给工业带来破坏，因为那时候苏联的工业没有能力抵抗住来自外国的竞争，此外货币改革也将会被破坏。
……部分地放开边界，——列宁警告道，——将在货币方面给我们带来极为严重的危险，因为我们实际上会陷入德国的局面，此外还伴随着小资产阶级和所有外国代理人都可能毫无监管地进入俄国这一极端严重的危险。[5]
1925年起，反对国家外贸垄断的阵营中的关键人物是托洛茨基。1925年10月的党中央全体会议上，托洛茨基支持者提议弱化国家外贸垄断模式，允许一系列商品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监督下自由输入。全会宣告了与“归根结底是我们经济中的小资产阶级力量所推行的，公开或暗中支持取消或弱化国家外贸垄断”的思想的对抗性斗争。
1927年，托洛茨基支持者喊出了“最大限度扩展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不加任何限制”的口号。1927年10月的党中央全体会议否决了这一号召。参与破坏国家外贸垄断的还有工业党。我不打算去评价对这一集团的成员进行审判的著名庭审过程（他们中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但事实就是事实：工业党的计划中的要点之一，就是设想取消国家外贸垄断。
1923年（此时列宁已脱离了所有具体工作）起，斯大林就开始领导为保持和加强苏联的国家外贸垄断而进行的斗争。斗争既是理论上的（斯大林曾写过很多文章，并阐述坚持国家外贸垄断的结论），也是政治上的。
1927-1929年，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新反对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被瓦解后，在苏联对于是否需要国家外贸垄断，以及如何理解这一垄断的意义等问题的争论最终停止。
之后就开始了完善苏联对外贸易的日常工作。
（3）经济繁荣（1924）
随着经济的恢复，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农的忘我工作，已经开花结果。国民经济迅速地增长了。
1924—1925经济年度，农业已接近战前规模，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苏联大工业的产值在1925年已约占战前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三。1924—1925年度，苏维埃国家已经能够向基本建设投资三亿八千五百万卢布。国家电气化计划在顺利执行中。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命脉巩固了。反对私人工商业资本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由于经济的高涨，工农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加。工资增长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1924—1925年度，工农国家已能拿出近二亿九千万卢布来帮助力量单薄的农民。在工农生活状况改善的基础上，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和影响增长了。[1]
国民经济的恢复接近结束。但是，战前水平是个落后国家的水平，所以布党开始进行工业化的政策。
二，开始阶段
（1）工业化开始（1925）
随着联共十四大（1925年）工业化政策的展开，开始出现大型企业。
由于实行节约制度，基本建设资金的积累逐年增多。这就有可能着手兴建一些大型企业，如德涅泊水电站、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几个机床制造厂、“阿模”汽车制造厂（即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等等。
1926—1927年度工业的投资约十亿卢布，而过了三年就已经有五十亿左右了。[40]
（2）社会主义成分占据主流（1927）
到1927年联共十五大，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迅速增长，私营成分下降。
社会主义成分从1924—1925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加到1926—1927年度的百分之八十六，而私营成分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从百分之十九降到百分之十四。
这就是说，苏联的工业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工业在沿着社会主义生产体系获得胜利的道路发展，工业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提前获得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解决。[40]
有了大工业了，索索可以开始进行加速工业化建设了。
但是，这还不够。
因为工业还是比较落后的。
在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关于7月全会的结果”中，斯大林谈到该国的外部脆弱性时，回顾了我们时代的主要现实：
“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矛盾……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剧。这种矛盾的增长不能不充满军事干预的危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干预的危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41]
他在11月（1928 年）全联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说：
“我们的工业技术极其落后”，而“我们周围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比我们先进得多”。和现代工业技术比我们国家... 在那里，技术不仅进步，而且他们一直在前进，有了超越了旧形式的工业技术”。[42]
到1927年底，该国的冶金生产水平仍落后于战前水平。十五大，苏维埃陆海军人民委员K.E.伏罗希洛夫谈到重工业的可悲状况：
“与战前水平相比，70.5%的铁、81%的钢、76%的轧制产品——当然，这不足以满足广泛发展的经济的需要和防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活跃的军备现代化不仅需要恢复以前在重工业中的地位，还需要创造全新的工业。与此同时，伏罗希洛夫承认：“我们根本不生产铝，这种军事必需的金属......锌和铅，非常有价值和必需的军事金属，我们从国外进口的数量是自己国家生产的7倍，甚至我们在深处拥有无限数量的铜，与国内生产相比，有50%要进口”。[43]
国防工业是该国领导人特别关注的问题。
就坦克数量而言，苏联（加上装甲车不到200辆）不仅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也落后于波兰。红军的老式飞机不到一千架，各种口径的火炮只有七千门，在1927年完全不足以保护苏联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然而，国防工业的状况并没有给快速建立强大的现代武器库带来希望。[44]
关于国防工业企业，伏罗希洛夫说：
“当你看到它们时，你会大吃一惊......你不能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依靠不足和质量不好的马组成和我们国内的公牛。我们几乎没有拖拉机行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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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加速工业化。加速工业化就会造成城市人口粮食的需求量增加。也就是说，大量的粮食来维持工业的发展（供给工人与红军）。
索索提出了集体化方针。
因为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情况就不同了。居然表现出日益下滑的趋势。
粮食生产的总产值只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而粮食产量的商品部分，即出售以供城市需要的部分，才勉强达到战前水平的37%，并且所有的材料都说明，粮食的商品产量有继续下降的危险。[40]
斯大林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还不够令人满意”。斯大林解释说，“既由于我国农业机械过于落后，又由于农村文化水平过低，特别是由于我们分散的农业生产不具有我国庞大的、统一的、国有化的工业所具有的优势”。[46]
简单来说，就是小农经济无法提供粮食了
这就是说，1918年开始的农村中那些大型商品经济单位变小再变小的过程还在继续着。变小和再变小的农民经济成为只能提供最低限度商品粮的半自然经济。1927年这个时期的粮食生产虽然只略低于战前的产量，但能出售以供城市的粮食，则仅仅等于战前的1/3。[40]
毫无疑义，在粮食生产的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军队和城市就会陷于经常挨饿的境地。
这是粮食生产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畜牧业的危机。
所以为了保障城市人口的基本需求，所以必须要进行扩大农业生产。
要想实现扩大生产，就必须进行工业反哺农业，进行农业集体化。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农业必须过渡到能使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能使粮食生产的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生产。国家面临着两种可能：或者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这就意味着农民群众破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灭亡，富农的力量加强，社会主义在农村失败；或者是另一条道路，即把小农户联合成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联合成为能使用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机器来迅速提高粮食生产及其商品产量的集体农庄。[40]
三，高潮阶段
（1）加速工业化的五年计划（1929）
五年计划展开后，全国各地进行着新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德涅泊水电站工程的建设开展起来了。
在顿巴斯，开始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工厂和戈尔洛沃工厂的修建以及鲁干斯克机车制造厂的改建。新的矿井和高炉增多了。
在乌拉尔兴建着乌拉尔机器制造厂、伯列兹尼基和索里卡姆斯克两个化学联合企业。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动工了。
在莫斯科和高尔基，两个大型的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开展起来了。
许多地方都在兴建大型的拖拉机制造厂和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如顿河岸罗斯托夫在修建大型的农业机器制造厂。
苏联第二个产煤基地库兹巴斯在扩建。
一座宏伟的拖拉机制造厂经过十一个月就在草原地带的斯大林格勒矗立起来。
在德涅泊水电站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中，工人们打破了劳动生产率的世界纪录。
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新工业建设、这样的新建设热潮、这样的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劳动英雄主义。[47]
正如索索所言，“这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竞赛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真正的劳动高潮”。
重工业迅速发展。
在危机的三年（1930—1933年）内，苏联工业增长了一倍以上，在1933年达到了1929年的百分之二百零一。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的比重。在1929—1930经济年度，工业的份额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至少占万分之五十三，而农业的份额约占百分之四十七。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即在1926—1927年度，全部工业的总产值还只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五，而到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即在1929—1930年度，已约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了。
重工业，即生产生产资料的机器制造业，更加强大了。
斯大林同志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说：“……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47]
苏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掉了落后的中世纪的外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它由愚昧无知、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了（确切些说，正在变成）人人识字的有文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广泛地设立了用苏联各民族语言来教学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
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已占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九。社会主义农业，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占我国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至于商品流转，资本主义成分已从商业中完全排挤出去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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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同时，农业集体化也开始大范围的展开，“农村中也开始了农民群众建立集体农庄的劳动高潮”。
斯大林同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1929年）中讲到集体农庄的增长速度时说：“应当承认，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工业也未曾有过，虽然选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般说来已经很快了。”[47]
为什么呢？
用拖拉机和其他机器装备起来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在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47]
简单来说，就是方便——工业能够反哺农业了。
农民们一批批地来到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观看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的操作，看得眉飞色舞，马上决定“加入集体农庄”。[47]
后来1930年，索索开始号召消灭富农。
（2）国民经济技术改造（1930）
虽然五年计划的快速发展，索索感觉到还是比较落后一点——旧工人无法搞新工业。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但是不能把工业发展的高速度和工业发展的水平混为一谈。虽然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是空前的，但按工业发展的水平我们还远远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例如，电力生产的情形就是如此，尽管苏联在电气化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金属生产的情形也是如此。苏联的生铁产量，根据计划在1929—1930年度末应为五百五十万吨，而德国1929年的生铁冶炼量为一千三百四十万吨，法国为一千零四十五吨。
为了在最短期间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落后的情形，必须进一步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必须同企图减低社会主义工业发展速度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最坚决的斗争。[47]
除此之外，“我们越胜利，阶级斗争越残酷”这个原本斯大林用于农村集体化的定理，居然在城市中也出现了。
随着沙赫特案件的爆发，让斯大林知道资产阶级专家不可信。
OGPU（保卫局）逮捕了在沙赫蒂市工作的50多名工程师，并指控他们从事破坏活动，这让斯大林得出了影响深远的结论。[48]
谈到这些调查，斯大林说，“沙赫蒂案是一场经济反革命，是由一部分以前拥有煤炭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发起的。”[49]
然而，“沙赫特案”中的这些调查显然使斯大林不仅相信被捕者有罪，而且相信在技术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对苏维埃政权怀有敌意。斯大林认为“资产阶级反革命专家”的威胁主要在于他们的情绪可能被苏联的外国敌人利用。
斯大林在谈到“沙赫特案”调查中关于“沙赫特人”与外国之间存在联系的陈述时说，“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西欧反苏资本主义组织对俄罗斯的经济干预。我们行业的事务。” 基于内部反革命得到外部反革命支持的事实，斯大林认为国家面临着一个选择：
“要么我们将继续奉行革命政策，把各国的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国际资本就会百般阻碍我们的进步；或者我们将放弃我们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出一系列根本性的让步——那么国际资本也许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一个“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50]
斯大林坚决拒绝第二种政策选择，他宣称：
“我们不能在不放弃自己的情况下做出……让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国际资本将继续为我们安排各种肮脏的把戏，一切不管是沙赫特案还是类似的案子”。[51]
从加强同内外反革命斗争的前景出发，斯大林从“沙赫特事件”中得出了四个“实际结论”。
1.他提出，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担任企业董事职务的共产党人实际上由于无能而脱离了对生产的控制。
“他们说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经济管理者不可能掌握一般的化学公式和技术知识。这不是真的，同志们。世界上没有劳动人民与布尔什维克不能攻克的堡垒。在他的报告“关于7月全会的总结”说：“从沙赫蒂事件中得出的教训是，要加快教育步伐，从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并有能力在技术上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工人阶级中培养新的技术知识分子”。 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假定为无产阶级最优秀代表的社会成长创造最有利的条件。[52]
2.斯大林呼吁加强对在生产中工作的共产党人的技术培训，指出了现有培训专家系统的缺点：
“他们没有实践经验，他们与生产脱节，他们自然会遭受失败......这是必要的改变他们的培训，必须改变这种方式，使年轻的专家从他们在技术大学学习的第一年起就与生产、工厂、矿山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53]
3.斯大林认为，不仅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而且企业的工人也应该积极参与生产管理。
他说，沙赫特案表明，由于工人缺乏对企业管理的参与以及工人异常的耐心，劳动保护法正在受到侵犯。斯大林警告说，“原有的精神资本不可能长期持有，不可以就这么肆无忌惮地挥霍掉！”[54]
4.最后，斯大林从“沙赫特案”中得出了一个关于绩效检查不力的结论：
“领导不是写决议、下达指示。领导就是要检查指令的执行情况，不仅要检查指令的执行情况，还要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来检查指令本身，检查指令的正确性或错误性。斯大林建议“派遣我们的领导同志去战场临时工作，不是作为指挥官，而是作为地方组织调遣的普通工人”。他相信这样的做法将是“丰富我们尊敬的领导人经验的最佳方式......我向你保证，在这里制定的法律和我们制定的指令，将比现在目前的情况更加重要和正确”。[55]
那么怎么办呢？
为了解决这种落后的情况，所以索索提出了“技术改造”的任务，当前最要紧的任务是培养出属于自己大专家，来进行技术改造。
在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不仅已经建立和巩固、而且向前发展得相当迅速的时候，党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在现代化新技术的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必须向燃料工业、冶金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森林工业、军事工业、运输业和农业提供现代化的新技术，提供新机床和新机器。[47]
为什么要技术改造呢？
因为不改造就满足不了群众日益发展的需求，成为工业国家；不改造就无法彻底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进攻无法进行。
由于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需求大量增长，必须使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产量增加一两倍。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现代化的新设备来供给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旧的设备不能使产量提高得这么快。
不改造国民经济各个基本部门，就不能满足国家及其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更高的需要。
不改造，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就不能进行到底，因为要打垮和彻底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不仅要依靠新的劳动组织和新的所有制，而且要依靠新的技术。依靠自己技术的优越。
不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从工业的发展速度看，苏联已超过这些国家，但从工业的发展水平看，从产量看，苏联还大大落后于它们。[47]
为了消灭这种落后，成为工业国家，必须用新的技术来供给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必须在现代化新技术的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一切部门。
这样，技术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成果也是显著的：
从这时起，必然会出现而后来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一批、成千成万掌握了技术和能够领导生产的红色专家。[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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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下关于沙赫特案件的一些资料：
斯大林主义“自上而下的革命”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自我批评”的口号。根据斯大林的说法，粮食采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有关不利形势的信号。“自我批评”的口号在反对派失败后变得日益加强：
“鉴于反对派的轻松胜利，这（即胜利）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再加上对党来说，党可能会吃老本，安于现状，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视而不见。斯大林总结说：“我们创造了一批地位太高、权力太大的领导人。” 他理解到“没有这样一个权威的领导群体，领导一个大国是不可想象的”，他指出，“领导者往上走，远离群众，群众开始抬头看他们。自下而上，不敢批评他们，这不能不造成领导脱离群众、群众疏远领导的危险。这种风险可能导致领袖骄傲自大，十全十美......显然，除了党遭到毁灭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56]
斯大林敦促“认真倾听对苏联人民的任何批评，即使有时不完全正确，也不完全正确”。他要求：
“要提高而不是压制工人阶级的警觉性，要把亿万工人团结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去，要使亿万工农，而不仅仅是十几位领导人，他们都审视了我们的建设过程，指出了我们的错误。”[57]
随着该国领导层分歧的升级，斯大林发出的批评领导人的呼吁变得越来越紧迫。
四，结束阶段
（1）工业反哺农业与二五计划的开展（1934）
一五计划完成之后，二五计划的任务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更加宏伟。
一是技术改造。[58]除此之外，最主要的，也最为核心的任务就是农业工业化。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拖拉机的总功率要从1932年的二百二十五万马力，增加到1937年的八百多万马力。还规定要广泛采用各种农艺措施（实行正确的轮作制，用精选的种籽播种，秋耕等等）。[59]
到1936年，农业工业化基本完成。
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从1913年（战前）的一亿零五百万公顷增长到1937年的一亿三干五百万公顷。
粮食产量从1913年的四十八亿普特增长到1937年的六十八亿普特；
籽棉产量从四千四百万普特增长到一亿五千四百万普特；
亚麻（纤维）产量从一千九百万普特增长到三千一百万普特；
甜菜产量从六亿五千四百万普特增长到十三亿一千一百万普特；
油料作物产量从一亿二千九百万普特增长到三亿零六百万普特。
至于农业集体化，那么可以说已经完成了。集体农庄在1937年包括的农户达一千八百五十万户，即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而集体农庄的谷物播种面积刚已占农民的全部谷物播种面积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59]
当然，也有一定的问题。
农业中只有畜牧业一个部门仍然落后于战前水平，而且继续保持着缓慢的发展速度。[59]
主要是因为农业工业化的产量仅仅只能保持群众的温饱。
（2）干部改造（1936）
接下来，开始培养干部。
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农业工业化的日益发展，国内感到“能够充分利用技术的”干部奇缺。
由于工农业改造的完成，国民经济已装备了丰富的头等技术。工业和农业，运输业和军队，都已获得大量新的技术，大量新的机器和机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机车和轮船、大炮和坦克、飞机和军舰。
必须配备几万以至几十万受过训练、能够驾驭所有这些技术并充分发挥这些技术的作用的干部。
没有这一点，没有足够数量的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有可能变成一堆废铁。
这是严重的危险，它的造成是由于能够驾驭技术的干部增加的速度赶不上并且远远落后于技术增长的速度。
因此，掌握技术的干部问题，就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59]
最后在布党的指引下，“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这种干部增长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的人才已掌握新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已进一步增长的最明显的例子”。
（3）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1936-1941）
索索自豪的指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获得了胜利。
1936年苏联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到1936年，苏联经济已经完全改观了。到这时候，资本主义成分已完全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获得了胜利。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产量已超过战前六倍，并完全排挤了私人工业。在农业方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用新技术装备起来的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生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已获得了胜利。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确立起来，成为社会主义新制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59]
经济学者卡塔索诺夫认为：
至1930年代后半期依据大多数种类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来看，苏联已跃升为世界第二位（位列美国之后）。苏联的积累（被用于创建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的社会总产值份额）已经达到空前高度，据一些估计认为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0% 。
在1930年代部署有大约1500个建设项目，其中的50个项目占用了近一半资本投入。一大批巨型的交通和工业设施被建立起来：其中有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第聂伯河水电站，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利佩茨克和车里雅宾斯克、新库兹涅茨克、诺里尔斯克的冶金厂，乌拉尔汽车厂，斯大林格勒、车里雅宾斯克、哈尔科夫的拖拉机厂，乌拉尔车厢厂，嘎斯和吉斯汽车厂等等。
至1940年，总共建成9000家企业，实现了形成了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强有力的军事工业也被建立起来，在乌拉尔地区建立了大量备用企业，经济运转完全定位于国内资源基础上等成就。更出色的是，苏联经济没有背上外债的沉重负担就完成了这一切。工业化是在遭到来自西方国家的严酷封锁和敌视之下进行的。这里有几个可以为苏联工业化的“跃进”提供证明的数字：与1913年相比，1940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到1913年的12倍，发电量增长到24倍，石油开采增长到3倍，生铁产量增加到3.5倍，炼钢产量增加到4.3倍，各种机床出产量增加到35倍、其中金属加工机床增长到32倍。
当然，工业化需要空前紧张地调用各方力量。在一五计划的那些年里，引入了食品凭票证供应的制度（1935年被取消）。193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自然是不像生产指标增长得那么快。在个别年份里会观察到个别商品的生产花费（成本）上升。苏联国家银行有时也会得不得开启“印钞机器”（发行大量没有实物对应的货币补充到预算收入中，以消除财政赤字）。因此会观察到一些消费品的产量落后于货币发行，消费品价格出现上涨，尽管在很多西方国家都发生了因通胀导致物价上涨的背景下，苏联的消费品涨价看起来已经十分温和了。在西方国家从1920年代末就陷入经济危机、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都没能成功地完全摆脱危机的背景下，苏联的工业化成就看起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顺便要指出的是，不应当将工业化看做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同时还发生了社会的进步。正是在1930年代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些社会基础被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所固定下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和共同劳动的过程中，整个社会开始团结一心。
这里引用一段德里特里·维尔霍图洛夫对工业化年代的描写：“在这之前，人民经常与党相对抗，苏联社会也多次闹到爆发公开的武装冲突的边缘。但是建设吸引了人民。一件比自己的蝇头小利重要几百万倍的事业，需要付出最高度的心智、智慧和技巧，沉迷其中，把矛盾抛诸次要。各主要建设项目中无一例外的是，劳动群众逐渐被劳动热情所感染，取得了创纪录的发展和突出的成就……”[60]
4.工业化的结果
一，积极方面
保证了苏联不用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
20年代，苏联经济大量商品都依赖于进口。
举个例子。如1927年苏联石油产量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格罗兹尼和迈科普的油田使用了美国进口设备：使用旋转钻头打井，使用“深泵”从井和装置中提取石油，并使用能收集石油气并将其加工成汽油的设备等。[61]
1926至1928年，金属加工机床、冲压设备和汽轮机需求的60%-90%需要依靠进口来满足。1928年，机械制造行业的机床设备中，进口机床的比重为66%。[62]
面对这种处处依赖的情况，党和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发展生产的方针。就是先进口机器，然后独立自主。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929至1937年，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机器设备的产值增加13倍有余（与1926/1927年的固定价格相比）。而机器设备的进口价值额（按当时价格）在1933年时已经只相当于1929年的56.7%了。1937年时，机器设备的进口额已经降到了1929年的32.8%。[63]
甚至还出现了反向出口的情况。
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后由于工业化的成果显著，一些工业品几乎已经完全停止进口了。其中有拖拉机、汽车、铸铁件、农业和纺织设备、缝纫机、菱镁矿、石棉、化学制剂和水泥等等。苏联甚至已经开始转变为出口上述的一些产品。例如，1929年苏联从国外进口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总额为5400万卢布，而1937年则通过出口汽车赚取了2400万卢布；1929年进口化学制剂5000万卢布，而1937年则通过出口化学制剂赚取了2900万卢布。[64]
总体上，得益于工业化，苏联变得更为独立自强，不再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国家。
工业化之前的五年间（1924至1928年）生产资料进口总值为98.5亿卢布，
一五计划期间（1929至1933年）生产资料进口总值为130.56亿卢布，由此得出，“让人惊叹”的一五计划工业建设期间从国外采购的生产资料总共比之前五年多出32.5%——这一数字并不符合人们的一般印象并且迫使人们怀疑官方数据是否准确，因为一五计划期间有1500个工业项目被开建——这是没有人会去纠结的“医学事实”。
更有意思的是二五计划（1934至1938年）期间发生的事。二五计划期间，生产资料进口总值为43.96亿卢布，只相当于工业化之前五年（1924至1928年——译注）总量的44.6%。[65]
二，消极方面
斯大林经济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
国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经济活动中占统治地位。
集体所有制占补充地位。
根据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数据，1935年城市居民80%的食品是在集体农庄市场上购买的。1950年这一数字为65%。另外，供应给城市居民的鲜肉、牛奶制品、蔬菜、鸡蛋、浆果、蘑菇、河鱼都要从市场而不是国营商业中购买。[65]
还保留着个人所有制，作为以上两种所有制的补充。
1952年，根据多方的不同估计，私营（小商品生产）部门占居民消费商品和日常服务生产的总量的6-8%.该部门以各种手工业作坊（裁缝、锁匠、珠宝制造、钟表制造）为代表。这个部门中还有如回收废品、日常房屋装修和维护、家庭教学和辅导、生产手工艺品等类型的活动。[65]
5.索索的思考
尽管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占统治地位，斯大林经济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
所以斯大林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抉择：要么走向社会主义，要么走向资本主义。
斯大林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止在国营经济部门中出现任何商品-货币关系的“溃口”，特别防止是在A部类（生产生产资料）中出现商品-货币关系。他明白，通过这样的“溃口”将引起资本主义死灰复燃，到时候再想把局面挽救回来就很难了。
1949年，时任国家计委主席的沃兹涅先斯基决定把他的原创发现付诸实践，在国家计划中赋予了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的负责人一项权限，让他们可以将自己企业的产品在原有价格基础上加价3%-5%后在市场销售。国家计划中也按份额为他们减免了转卖给下游的产品数量指标要求以方便出售产品。但当时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斯大林很快发现了这个小动作并取消了命令，之后沃兹涅先斯基遭到撤职。现在很难清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是理论错误，或者是某些势力的故意为之。[66]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斯大林指出，未来集体农庄这一经济部门必须与国营部门合并，整个经济都将100%成为一座大型国营企业。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中分析集体农庄经济部门的未来前景时，斯大林写道：
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生产的生产成分来替代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
……但同时这些现象已经在开始妨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不容置疑，俞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地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67]
当然，斯大林没能揭露产品交换机制的具体细节（在文章中他强调，在产品交换这个方向上还需要继续深入思考），但他已经给出了下一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向：
继续在以实物指标（生产使用价值数量）为根本、价值指标为辅助的指令性计划基础上，发展生产，降低物价减少货币流通发行，发展以产品交换代替商品流通的具体思想，在哪个环节成熟了就取消那个环节里的商品-货币关系，逐步压缩并最终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将生产社会化拉到极致。[68]
斯大林所提出的理论主张，从一方面来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关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设想）；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理论主张又是十分勇敢的，因为斯大林不是建议将这一主张放在尚不清晰的共产主义未来去实现，而是把取缔商品-货币关系作为了下一步苏联经济建设的实践任务。[9]
附注（三）：对一些奇怪问题的回答：
Q：我看一些人说苏联工业化是靠压低消费品、进口机器来完成的，是不是这样？
A：不是。因为自沙俄时代就已经压到极限了，苏联没法压低消费品了。
因为在革命之前的俄国，生产资料就在进口份额中占有优势多数（1913年的73%），这一比例在工业化之前的五年（1924至1928年）可以达到81%.工业化时期（1929至1940年）消费品在进口中的份额减少到了9%，而生产资料所占份额上升到了91%.在工业化期间的个别年份生产资料占全部进口的份额达到了95%。[69]
另外，机器的进口只有1930-1933年才出现急速高涨。（虽然是从1928年开始上涨，但是出现那种急速上升则是在30年代）
工业化开始前夕（1927至1928年），机器设备进口价值额度占苏联总进口的份额约为30%。1929年起这一指数开始快速提升（大约50-60%），至1934年它已经回落到了工业化开始前的水平。从采购机器设备的价值总量来看，最“让人惊诧”的1928至1932年期间，进口机器设备的价值总量为96.94亿卢布。换算成美元则接近50亿。[69]
根据苏联的官方数据，1929至1940年间（12年）进口的生产资料总价值为191.31亿卢布。正好是将近50亿。
可见，大部分机器进口与外汇消耗是在一五计划中完成的。当一五计划完成之后，苏联就不需要大范围进口了，“自力更生”。
也就是说，除了一五计划需要向外国进口机器，其他时期基本上不依赖外国进口。[70]
Q：一部分人说苏联的工业化是用剪刀差那里弄来粮食、进行出口，是不是这样？
A：这和上面的问题一模一样。
这个理论实际上把一些权威专家也给整迷糊了。
苏联经济领域的权威专家安东诺夫写道：“但是从哪里弄来这些除卢布外还有黄金和外汇、用于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机器和设备的大笔资金呢？资金只能从出口中获得，而俄罗斯能提供出口的只有一种商品，那就是面包。而面包和金钱都只能从农民手里得到。而斯大林决定向农民征税，如同胜利者向被占据的殖民地的人民征收贡品一样。”[71]
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
1.索索的“剪刀差”获得粮食不是进行出口，而是供给城市人口，满足需求。索索说：
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行业正在发展，而且每年都会继续增长。这对于国家的工业化是必要的。
因此，对面包的需求每年都会增长，这意味着粮食采购计划也会增加。[18]
统计显示，集体农庄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在国内流通，而不是进入了外国市场。国内市场占有优势。更加有利和更重要的是把粮食用于制作面包来供应给正在建设和已经建成的工厂里那些劳动着的工人们，而不是把粮食卖到国际市场去换几个戈比
2.粮食也换不了几个子，出口最多的是毛皮。
工业化开始时粮食远不是苏联的最主要出口产品。[69]
就算到了工业化极速高涨时，粮食也不是主要出口产品。
1928年苏联最大的出口商品是毛皮，占全部出口商品的17%. 排在后面的是：石油和石油制品（16%），木材和木制品（13%），食用油（7%）。1928年，粮食也只占苏联出口商品中的7%。[69]
3.1929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被称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此时粮食在世界市场上过剩，它的价格急剧下跌。俄罗斯其他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和价格也在下跌——毛皮商品、木材和木材制品、亚麻布、食用油等等。
Q：还有一部分人说是黄金？
A：斯大林没有把黄金用于工业化目标。斯大林更喜欢把黄金储存起来，而不是支出——甚至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
对那些怀疑的人，可以列举出一个官方的且无人怀疑的数字。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那年）苏联黄金储备约为2049.8吨。
最后整几个小彩蛋：
关于苏联黄金储备的统计数据
关于苏联机器进口的统计数据
关于苏联农村人均食品消费的统计数据（解密档案）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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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索诺夫：国家银行储备中的贵金属组成的增加，首先是来源于国内的黄金开采。如果说，1918年至1927年国内的年均黄金产量仅为13.5吨，那么在1928年黄金开采量就达到了28吨，而在1935年，根据专家估计，黄金开采了为155吨。至1930年代末，年均黄金开采量已经接近200吨的标准了。另一个补充国家黄金储备的来源是通过外汇商店网络来把居民手中的黄金收集到国家手中。外汇商店于1930年7月组建，并一直存在到1935年。它是一种贸易企业，起初被定位为服务于在苏联的外国人并收取外汇，而在1931年，它在全苏联范围内被改组为统一的企业，通过收取外汇和贵金属向苏联公民出售紧缺商品。通过外汇商店网络，国家共获得了价值总计2.5亿美元的可用作外汇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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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卡塔索诺夫指出，“整个工业化过程需要大约90亿美元的外汇”。不过还是以官方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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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几乎是“沙赫蒂事件”的始作俑者，因为据称他痛恨技术知识分子。 事实上，这些事件对他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他在1928年不止一次地谈到过。在十五大的报告中发言党代会关于“知识分子的某些部分的不满”，斯大林根本没有号召与这部分知识分子进行斗争。 此外，他认为“如果认为整个服务部门、整个知识分子正在经历一种不满状态、一种对苏联的抱怨或发酵状态，那就错了。” 在这方面，他特别指出了技术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向苏维埃政权的方向”转变。他高度赞赏技术知识分子在诸如“Volkhovstroy、Dneprostroy、Svirstroy、Turkestan铁路、伏尔加-顿河运河工程、许多新的巨型工厂”等建设项目中的作用。同时，他强调，“这不仅仅是他们一块面包的问题。同时，这是一个荣誉问题，一个创造力问题，这自然使他们更接近工人阶级，更接近苏维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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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索：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37年，工业产值和战前水平比，大概增长七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项目投资规定为一千三百三十亿卢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六百四十多亿卢布。 这样多的基建项目，能保证国民经济一切部门都得到彻底的技术改造。除此之外，还有除此之外，还有对运输业和邮电业规定要进行工程巨大的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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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Хомяков П. К. Разви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перв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 М.1928. – С. 33–35, 67.
^来源：Розенфельд Я. С., Клименко К. И. История машиностроения СССР (с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 М.1961. – С.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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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Белицкий А. Ответ критикам проекта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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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并没按照他的设想继续下去，而是则走上了一条相当于是倒退回扩大属于市场经济成分的商品-货币关系这种自寻死路的方向。
^abcd来源：卡塔索诺夫《斯大林的经济》
^卡塔索诺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斯大林在经济危机上“疯狂采购”所致。“布尔什维克能利用经济危机并几乎以不要钱的价格从世界市场上买进了机器和设备”。实际上，这是没有认证读斯大林的书所造成的错误。因为当苏联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之后，苏联就可以自力更生了。
^来源：Антонов Михаил. Указ. соч. – С. 140.
【文/伟大的宣平，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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