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读到一篇文章，题为《撕裂1999:上海工业往事》，作者署名“路明”。文章写于2020年。
读着这篇文章，上海这几十年的变迁在眼前展现出连续的画面：曾经在国家财政中举足轻重的上海，曾经让全国人都以拥有为荣的“上海制造”，曾经令人仰慕的“全民国营厂工人”，曾经靠现实的“工厂如家”而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切都像翻书一样翻页过去，虽然记忆犹新却宛如隔世。
看到昔日被誉为“共和国长子”而倍感自豪的国企工人，转眼之间就落入社会最底层而无人正眼相看，真的就像被遗弃的孩子在路边为了生存而无助地苦苦挣扎。在以往的几十年，他们拿着虽然体面但并不算高的工资，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上缴了国家，这才有“87块钱上缴，13块留给自己”的说法（据《上海财政税务志》，1949到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3911.79亿元，其中上缴中央3283.66亿元，占83.94%。）他们把一生的辛劳，包括最好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到头来还要他们为社会转型的代价承担巨大的压力。这难道公平吗？
“申九是国企，我们就是国家的人。申九要破产倒闭了，国家难道见死不救吗？”这是被迫下岗而几近绝望的工人们所发出的怒吼般的责问，难道没有道理吗？不是说好了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在宪法里也规定得清清楚楚的吗？从来都是勤勤恳恳，遵纪守法（还不乏劳模，班组长），怎么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了？一句“亏损倒闭”就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前几十年的利税贡献怎么就一笔勾销了呢？
文中一幕幕伤痕累累的描述，还原了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可是又有多少文学家关注到了这一切而把它记载在文字里的呢？
下面摘录该文中几个历史性的画面：
《下岗前》
——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国营厂的职工，是工人阶级的婆罗门。那时的苏州河、黄浦江两岸，星罗棋布着数百家纺织厂、机械厂、钢铁厂、食品厂。一到下班时间，几千辆自行车汹涌而出，泛滥到马路上。大家说说笑笑，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国营大厂有自己的邮局、理发店、医务站、图书馆、招待所，过节发糖，发带鱼，发搪瓷杯，发工业券，发冻鸡冻鸭。工人进厂就能分到宿舍；结婚送热水瓶、“囍”字痰盂和床上四件套；小囡生下来45天放进厂办托儿所，然后是幼儿园、子弟小学、附属中学、附属技校，将来可以顶替父辈进厂上班；退休工人去世，工会送花圈、挽联，工会主席致悼词。生老病死，工厂全包。他们是有依靠的。
《下岗》
——据《普陀区志》记载，申新九厂鼎盛的时候，有“纺锭125952枚，气流纺4800头，织机815台”，每年上缴的利税可以再造一个申新九厂。进入九十年代，面对外资及乡镇企业的兴起，曾经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已经落后，亏损——追加投资——再亏损，形成恶性循环。“投入一块钱，生产线里转一圈，只剩下八角。”当时社保制度尚未健全，退休工人的工资及福利全部由厂里承担，工厂早已不堪重负。申新九厂在岗职工七千五，退休工人超过八千。一到厂里发退休金的日子，财务科人山人海，两三天才能发完。领导班子日夜开会，分析利弊，哪些产品铁定亏本，哪些还有盈利的可能。日算夜算，算来算去，所有的产品都要亏。“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除了关门，没有别的选择。
——女工们上完夜班，值班长通知开会。开好会，去更衣室收拾东西，下岗。值班长自己也下岗，还要尽量去抚慰工人。她们大多人到中年，没什么学历，最好的年华都在厂里度过，如今一把年纪，要去社会闯荡了。有个女工，下岗了，每天还是准时去厂里报到。别人劝她，她说，我生是申九的人，死也是申九的鬼。等到工厂彻底关停，她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厂门口。最后机器拆掉，厂房也拆掉。
——1991年，上海有53.53万纺织工人，未来十年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先后下岗。1998年1月23日，申新九厂的留厂工人，亲手将136台细纱机、5.5万锭纱锭拆除、砸毁。那一天，市里的领导，电视台、报社记者都来了，车间外拉起横幅“全国压锭一千万，上海敲响第一锤”。有照片记录了这一瞬间，照片上抡锤的中年男子，是彼时申新九厂的厂长，他被要求第一个砸。舅妈说，“照片上看不出来，这个男人是流着泪的”。这个流泪砸锭的背影，是属于上海工业的记忆。有人瘫坐在地，有人无声恸哭。“老纺织”始终无法理解“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这些新词，他们愤怒地质问每一个前来采访的记者，“申九是国企，我们就是国家的人。申九要破产倒闭了，国家难道见死不救吗？”
《下岗后》
——当时，从长寿路的上棉一厂到崇明工农路的上棉三十五厂，从上海无线电一厂到三十六厂，从上钢一厂到十厂，从上塑一厂到二十一厂，从上海手表一厂到七厂，从益民食品一厂到七厂，还有数不清的机械厂、锅炉厂、零配件厂……到处都在轰轰烈烈地下岗。街头，菜场，公交车上，弄堂深处，讨论的都是“买断”、“内退”、“再就业”。
——有的男人，瞒着老婆孩子老娘，每天照常六点半起床，洗漱完毕，吃完早饭，推自行车假装去上班。找个街心公园，发呆，坐一天，下班时候再回家。上有老下有小，一根蜡烛两头烧。早上一睁眼，这一天怎么过，小菜铜钿哪里来，是很现实的问题。
——西康路桥，长寿路桥，江宁路桥……苏州河许多桥堍下，聚集了不少下岗男工。过来一辆三轮车（上海人叫黄鱼车），一个人上去默默地推车，一路推上桥。给我两块三块都行，不要给我香烟，谢谢。靠这零零碎碎的两块三块，买米买菜，买油盐酱醋，买牙膏买草纸，给小囡交学杂费，交英语辅导班的钱。秩序井然，是工厂留下的习惯。这次你推，下次我来，不会一哄而上，让每个人都有口饭吃。
——上海男人不太喝烈酒，常喝的是啤酒或者黄酒。从前，这是一座清醒的城市，街上很少有酒鬼。我见过一个人，下岗后，每天买两袋炒菜用的料酒来喝，很便宜，当时是一块几角。时间长了，研究出门道，什么酒正宗，什么酒上头，什么酒吃口太甜，什么酒掺水过多。料酒是喝不醉的，除非是喝闷酒，一心用最便宜的成本灌醉自己。和北方有些地方不同，上海的下岗男人不怎么打老婆孩子，哪怕是酒后。他们不擅长这个。他们满腔的愤懑只针对自己。一个人要么是窝囊的，要么是蛮横的，他不能是既窝囊又蛮横的。没本事的男人，有什么资格打人。
——工人新村里，几乎家家吵相骂，夫妻争相用最刻薄的语言攻击对方。每栋楼都有几户在闹离婚。离异的下岗女工，没有办法了，跟小囡说，做好作业自己困觉，妈妈夜里出去一趟。30块，40块一次，贴补家用。昏暗小舞厅里，搂着陌生男人跳舞。男人问，下一支，赏光吗？下一支是黑灯舞。慢四步音乐响起，灯光灭掉，舞池深处，一双手摸上摸下。10块钱。
……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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