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的反腐风暴，揪出不少贪官。在反腐高压下，明目张胆违反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现象明显减少了，曾经大搞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竞相攀比的官员也收敛不少。但是，贪腐之手是缩回来了，可是为人民服务的心却不见得就有了。不作为，乱作为，敷衍了事混日子的懒政现象大有泛滥之势。这些就发生在百姓身边，打着官腔而置群众急愁难盼的切身诉求于不问不顾的状况，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挫伤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自我革命，从严治党的感受度与获得感。正因为如此，中央提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
回顾新中国的建国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曾经给我们留下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年困难时期”，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食紧缺，吃不饱饭，一些农村地区发生了严重饥荒以至饿死人的惨况。这么严峻的情况，中央怎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呢?
带着这个问题，查阅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脱节。三年困难时期，从1959年就开始了，一方面从59年至61年连续几年遭受大范围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农村的“共产风”，“反瞒产”，“一平二调”等瞎指挥、乱作为泛滥成灾。据《毛泽东传》：“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〇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本来已被毛泽东批评过的“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可是，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了解到这个情况的呢?他后来讲到这个事，很痛心地说：“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〇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也就是说，是到问题成了堆，到了无可掩盖时才反映到他那里。一个突出的案例就是信阳事件。河南信阳地区干部违法乱纪造成大面积饥荒和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在1959年10月就已发生，持续到1960年春夏，却一直被河南封锁消息，直到1960年10月26日才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使他大为震惊，作出愤怒的批示：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他完全没有想到，共产党的干部会做出如此欺压百姓，伤天害理的恶行，所以马上断定是国民党分子的“反革命复辟”。
由此看来，毛泽东未掌握底下的实情竟长达一年之久，以致于失去了及时扭转局面的机会。
其实，查《年谱》，从1959年秋收到1960年春耕等时节，毛泽东不是没有下去视察过。1959年9月18日，毛泽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同年10月23日，他又离京南下，一路了解天津、济南、徐州、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杭州的情况。1960年4月28日，毛泽东又一次离京南下，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可是，几次视察，一路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少数长势特别好的丰产田。各地负责人的汇报也是“形势大好”，有的说“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连农业部的领导人也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六零年将“保收六千亿斤”，而且会“超过”。
在此期间，毛泽东也收到各地的报告，全都是一片报喜声。读到这些报告，毛泽东当然十分高兴，写了肯定的批示转各地参考。其中，贵州省委1960年2月24日的报告，大讲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并不真实，但毛泽东信以为真，在批语里给予很高的评价，要求各地仿照执行。
就这样，本已问题十分严峻的形势，传到毛泽东耳里却是一片“莺歌燕舞”，完全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到了1960年6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似乎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妙，上海纱厂告急，因为已经没有棉花可以供应而停工，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所从没有过的情况。毛泽东在这个会上提出了疑问：“我现在还是不甚摸底就是了，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比如对于农业，今年一月说去年的粮食产量是五千四百亿斤，到六月呢，少了六百亿斤，跑到哪里去了?棉花，原来说是四千八百万担，现在是三千八百万担，少了一千万担，跑到哪里去了?你说只有我不摸底，你们管粮食、管棉花的人那么摸底?我看也没有摸。”他对“高指标”作了反思：“现在搞了那么多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累计起来打一个折扣就觉得可靠了。所谓片面思想，就是孤立起来看问题，就是形而上学。这里也讲一点我自己，我本人深刻感觉，我总要找点机会讲一讲。这里不过是举两个例子，其他还有。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不是发疯吗?”
尽管如此，真正最大的危机是农村已经发生饥荒，可情况的严峻性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反映上去。直到7月5日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情况终于反映到了中央。当一直被好消息鼓舞着的毛泽东突然被严峻的真相震惊的时候，巨大的反差对毛泽东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当这位农家子弟出身的领袖听到他所深深热爱的农民群众正在饥荒的煎熬中遭受痛苦时，他的心也自责得流血了。
《毛泽东传》是这样描绘毛泽东当时的精神状态：
[ 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
他的心情显得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
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少看文件。”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毛泽东一生叱咤风云，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从来也没有如此显现疲惫。毛泽东真的累了，尤其是心累了。
接下来，我们又看到这样几个令人心酸的镜头：
随着越来越多反映农村灾情的报告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从十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 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体重明显下降。当收到李先念写来建议紧急进口十二亿斤粮食来救灾的信时，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急迫之情，可见一斑。
1960年12月26日他67岁生日那天，毛泽东请了身边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他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吃不下去。他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夜里，卫士封耀松替毛泽东煮一茶缸麦片粥，劝说毛泽东喝下去，然后睡一觉。“睡不着啊!”毛泽东声音悲凉，“全国人民遭了灾，我哪里睡得着啊!”那天，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下乡调查作了具体安排，在最后署名下面写道:“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其中的伤感之情显然是包含着自责的。
然而，毛泽东绝不是一个在挫折与艰难面前屈服和气馁的人。他此时最大的困惑是失去了对实际情况的掌控而心中没底。他在苦苦地思索，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他要切实地找出问题的症结从而尽快地找到并落实扭转被动局面的有效措施。
通观《毛泽东年谱》，可以看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最高兴的时候是在1956年成功地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而他心情最沉重的时候就是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夏秋期间。从建国到1956年那段时期，毛泽东处于领导第一线，他紧紧地掌控着各项事业的进展，一旦出现偏差就及时加以纠正，以他游刃有余的高超的领导艺术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而在后面那段时期，为什么会失去对底下实际情况的掌控呢?《毛泽东传》是这么评论的：
[ 他了解情况的渠道越来越狭窄，已经很难得到真实的基层情况。由于受到年龄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再做当年那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了。他所看到的来自下面的有些书面报告，不只是存在粗枝大叶的问题，而是有很多虚假的东西。
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
说到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只能靠下面反映的材料这一点，这恰恰是几年来工作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八大初步提出领导层分一线二线之后，毛泽东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大的方向问题上，而且分出相当大部分的精力去关注国际问题，包括金门炮战时的中美关系，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与苏共领导的分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等问题，而把具体工作交由一线的领导人去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了解下情主要依靠各级党委的汇报，即使下去巡视也只能“走马观花”。由此可知，各级党委是如何汇报的就至关重要了。
经过几个月的思考，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的想法集中反映在1961年上半年一系列中央领导层会议上的讲话。摘录如下：
——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
——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问题是要搞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
——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
——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我就不信，每年批了那么多的文件你们都看了，各省的同志都看了。肯定有许多没有看。
——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过去我们开会，都是说的人家的话，听地委、县委的，总之都是听来的。说人家的话，因为你没有到群众中去，听群众的话。如食堂问题，这次蹲了点，了解了真实情况，才能说我们自己的话。
——过去我们听你们的，你们没有亲自调查，你们也是听人家的。你们要亲自调查。群众路线很重要。河南一级一级从上往下贯，根本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他脑子里想的。
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可以体会到他已经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上面要了解情况，就一级一级听下面的汇报，看报表，结果得到的是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信息;以错误信息为基础做出决策，然后将这种不适当的决策再一级一级往下贯，也不去检查实际效果，只管要统计数字，自然是“你瞎指挥，我就乱报”;同时又批发了许多没有实际效用的文件，搞得文山会海，忙忙碌碌而毫无实效。这不是一幅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图景吗?
公共食堂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毛泽东一开始对公共食堂确实情有独钟，他认为通过办食堂可以彻底改变妇女以往在家庭中那种从属和低下的地位，在生产劳动中获得与男子平等的独立地位，从而获得真正的解放。贵州那个报喜不报忧的报告又使他强化了这个看法，所以长时期来他对食堂总想整顿好而舍不得放弃，直到最后了解了农民的真正愿望和食堂的现实状况才下决心让群众解散食堂。对此，他多次讲了自己的认识过程，感触特别深：
——食堂，原来都说是群众要求办，说群众如何热烈欢迎，现在看，群众实际是不欢迎的，是反对的。庐山会议时，四川湖南、河南都坚持要大办食堂，以后还有贵州、云南、上海附近的十个县都要办。那时分成两派，要办就办。现在群众不欢迎它，可知了解群众心理不容易啊!
——食堂问题，那时只主张搞百分之三十，首先遇到河南的抵抗，我们也没有坚持搞百分之三十，结果普遍搞开了。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
毛泽东还专门对自己批转贵州的那个宣扬食堂的报告作了自我批评，并且说：“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比如食堂问题，没有调查，只是听人家的，不是听的群众的。”
毛泽东那个时代，经过严肃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三反运动，党风政风总体上是廉洁的，可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症却始终难以清除，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给人民事业造成的损害绝不低于贪污腐败，那几年的惨痛教训真是刻骨铭心!
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情况很快就有了转机。在毛泽东的一再强烈呼吁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农民的诉求如实地反映到决策层，一系列纠偏的政策在毛泽东的亲自督促下迅速得到落实，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恢复势头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到了1961年8-9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又恢复了自信，他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的9月9日，毛泽东写下了那篇著名的七绝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充分表达了他那不畏艰难和挫折，坚忍不拔的奋争精神，也反映出他在掌握了实际情况并迅速采取措施后对前景充满信心的心情。
经过这一年时间的反思，毛泽东对这样一个原则更加坚定：“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这些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思想，句句都是至理名言!为了不使这条根本路线走偏，他认定：第一，不能让对群众没有感情的人担任领导干部，他说：“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第二，要让群众敢说话，他说：“人民敢说话了，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正是这些想法促使他在古稀之年还下那么大决心做他人生的第二件大事。
对于这些年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他在多个场合都说：“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他还说：“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如此诚心诚意，要一直自我批评到别人“听厌了”为止，充分反映了他出自内心的自责之情。在群众面前也是如此，他在与湖南老家来的老乡交谈时，就深怀内疚地说：“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
这年的8月，毛泽东在同卫士张仙朋聊天谈到自己的愿望时说: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一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这段出自肺腑的自白，也许就是毛泽东这一年反思后的一个带总结性的想法，从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一位人民领袖出于强烈的责任感而对工作没有做好沉痛自责的赤诚之心——他，“不是圣人”，是永远活在人民群众心中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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