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长达十年剑拔弩张的局面从此结束。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蒋介石虽仍然坚持反共立场，但为顺应形势，在其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全民抗战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转变其既定的国策。2月24日，蒋介石公开发表谈话，部分答应中共提出的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要求。同时，共产党也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等四项保证。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从此拉开了序幕。
随着国民政府对中共合法地位的承认和确立，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活动也逐渐由地下转到了半公开直至公开，此时的陕西已成为了当时国人目光关注的焦点。由于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陕西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也在迅速地扩大和增加，西安成为边区与外界联系的桥头堡及纽带作用此时已经突显出来。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在离边区最近的西安开始直接和较大范围公开和合法的活动。1937年4月12日，由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等人率领部分人员，在西安市七贤庄4号院设立了与红军联络处平行的采办委员会(下设运输科)，主要担负着为延安与西安间人员的往来，及共产党总部和红军所需要各种物资采购和运送的任务。
“七七事变”爆发，民族矛盾加剧。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共产党迅速作出了率部抗日的决定。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9月6日，陕甘宁苏区苏维埃政府也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随着对外联络及人员往来的迅速增加，尤其是各种抗战物资购领筹集等任务的增大，西安已成为了为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部队物资采购和供应的主要集散地，大量人员和物资需要及时地进行转运，运输工作已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采办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始了筹集和添置家产的工作，首先解决最为迫切的没有交通工具的问题。为此，采办委员会便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渠道，由西安当时的商车主李雅轩出面，以国民党六十七军的名义，在“公茂洋行”购买了第一辆汽车。不久，又以东北军名义在“川陕实业公司”购买了美国道奇和日本尼桑车各一辆。之后，又得到了杨虎城将军赠送的两辆车，及阎锡山送给八路军的三辆旧车。不久又得到了五辆苏联援华的吉斯5型卡车(俗称羊毛车)，另又通过其他渠道买到了九辆车，到1939年采办委员会已有不同类型的汽车二十二辆。
为了加强对汽车的使用和管理，1937年10月，采办委员会成立了自己的汽车队，并正式命名为“八路军西安采办委员会汽车队”，这便是我军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汽车队。由于车队地址在西安市尚德路七贤庄15号，故社会上习惯称之为“七贤庄汽车队”。
汽车队除设有队长、指导员外，每车还配有正、副司机两人。并设有“押车排”，有押车副官10余人，当时因工作需要，他们都被授予了尉官以上的军衔。这些人都是经过了长征锻炼和考验的干部，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圆满出色地完成了各种运输任务。尤其是在完成重大紧急任务时，他们往往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全力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及外国友人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次，副官朱云臣从延安护送周恩来南下去西安，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和绝对安全，他们做了精心安排和准备，以防发生1937年4月周恩来由延安去西安途中在崂山遇袭事件的重演。行驶途中，他高度警惕，当车过洛川交道镇进入到白区后，为便于能随时处置一切突发紧急情况，他站在驾驶室外的脚踏板上，全神贯注地瞭望和观察，护卫着汽车行驶了250公里，保证周恩来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副官吕继才护送王稼祥等人从西安回延安，当车行驶到宜君县境内时，不料发生了翻车事故，他为全力保护首长，自己却身负了重伤。1938年3月，副官白天顺护送白求恩去延安，他知道白求恩大夫是国际友人和著名医生，是八路军急需的人才，感到途中的安全责任重大。因此，他除了白天看护好人、车以外，晚上还巡逻守护在车旁。当白求恩晚上起夜时，发现了这位身着单薄军装的人除了白天护送自己外，晚上还在为自己站岗放哨时，被他们深深地感动了，他在无法用中文来表达自己感激之情的情况下，即刻将自己的大衣披在了白天顺的身上。车队所有的人员，不光要担当起押车运送的任务，每到沿途宿营地，还要担当起警戒巡逻的任务，保护所运送人员物资的绝对安全，无论严寒酷暑他们从不例外。
1935年1月，陇海铁路通车到了西安，但由于路况差及运输设施的落后，运力却及其有限，基本上没有物资可运，仅在西安---通关间开行了一趟车次为79/80次的客货混合列车，时速也仅为14.5公里/小时。随着人员物资运输的增多，国民政府陇海铁路管理局便在徐州----西安间增开了一趟车次为11/12次的旅客列车，从比利时进口了五组客车车底，主要供国民党要员乘坐，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将军由西安往返洛阳东北军炮兵旅布置军务就常乘坐这趟列车。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便利用这条铁路调兵谴将，实施对红军的围剿，10月底，他以避寿为名坐镇洛阳进行军事部署，将解决了“两广事变”的二百六十个团三十余万人马的中央军迅速北调，集结于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至灵宝段，12月初，又亲临西安布置剿共，但让他没有想到的，由于发生了西安事变使得他剿共的图谋不仅没有得逞，反而不得不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随着抗战的爆发，人员物资运输需求便随之增加，陇海铁路落后的不适应运输要求的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运力也较前大为增加。能够使得大后方大量的人员和物资不仅通过这条铁路，也通过其他渠道被运送到西安，之后再经过汽车被转运到边区和八路军抗日前线。中共领导人、国内外的知名人士、爱国华侨、沦陷区进步青年等，大多也是通过这条铁路到达西安，再乘汽车进入边区。据统计，车队仅护送周恩来过往就达23次，朱德、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彭德怀、张闻天、杨尚昆、博古等也都多次经过车队的护送，来往于延安和西安之间。斯诺、史沫特莱、陈嘉庚、冼星海、李公仆等也曾由车队护送进出边区。仅1938年初经车队运送西安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就有2288人。年底，武汉一地就去了6000余人，其中乘汽车队卡车的有4000余人。在汽车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部分人还不得不徒步行走前往边区。由于没有专用的载人车辆，来往人员基本是一律搭乘大卡车。一些比较重要及有影响的人员去延安，坐在驾驶室内，由押运副官护卫，就算是最大的照顾和优惠了。
海内外侨胞捐献的款项和物资，尤其是医疗器械、药品等急需物资，国民政府按规定，每月供给边区和八路军的面粉10000袋和大米3000包(一包165斤)，军饷60万元，以及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车队都完好及时地将这些物资运送到边区和前线。从1938年开始，车队还先后为延安运进筹办兵工厂、造纸厂、制药厂、棉纺厂、肥皂厂等，所需的钢材、铜锭、生铁、硫磺等原材料和小机械，还有通信器材，及布匹、肉食、纸张、玩具等生活必需品。
汽车队当时的主要行驶路线除北上去延安、东去河南渑池外。还经常跑西荆(西安—紫荆关)、川陕(宝鸡—广元—成都)、西兰(西安—兰州)等线路，执行筹集抗战物资的运输任务。
由于形势的发展，需要运送的物资也越来越多，仅靠汽车队的运力已经无法完成任务。于是“采办”就雇用私人商车来运输部分物资，当时西安市的商车有300余辆，“采办”就先后和10多个汽车商订立租用合同，每次少则50辆，多则120辆。任务特别紧张时还雇用马车和小平车来运输。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武汉、广州后，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不足，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便对国民党采取了诱降的政策。当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时机后，它就马上开始了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决议案，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面目逐渐暴露。交通运输线上的摩擦便时有发生，车队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尤其是车队给八路军运送的物资常被截扣，甚至还被视为非法。一次，宝鸡的国民党稽查员在检查车队护照时，无故找事，硬说印章是假的，并以携带空白信证非法为由，扣人扣车，并没收了物资。国民党天水行营更是胆大妄为，七八个歹徒一次就抢走了汽车队的五辆汽车，由于采办委员会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向围观的群众揭发了歹徒的行径，使得他们无言以对，迫使国民党天水行营不得不赔礼道歉，并交还全部被抢车辆。然而没有多久，他们又在制造新的摩擦，阻挠车队的活动，不仅给八路军筹集的物资常被拖欠甚至扣发，而且连采购物资也被视为了非法。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行为正在不断地升级。1940年3月，国民党天水行营给沿途关卡下了一道密令，凡过往的十八集团军车辆一律禁止通行。西安行营在宝鸡交通枢纽也设立了汽车检查站，派了特务暗探监视来往车辆。1940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局，通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奉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命，从本日起，停发八路军经费，十月份欠发的二十万元，亦一律停发。至此，国民党完全停发了给仍在抗战的八路军的军饷和物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更是变本加厉地阻挠共产党在西安的活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一群警察、宪兵闯进汽车队驻地无理取闹，抓走车队工作人员。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中，在猛烈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罪恶行径的同时，对发生在西安抓捕汽车队人员事件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驳斥，迫于无奈，半个月后国民党方面才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抓人员。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扰和阻挠，采办委员会在西安的购置已不能继续进行，中共中央为了保存实力，遂决定将在西安坚持了五个春秋的七贤庄汽车队撤回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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