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认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随后作出了在浙东建立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的战略决策。1941年5月至9月，浦东抗日武装分批赶赴浙东，与当地革命武装力量共同揭开了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序幕。浙东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直接威胁汪伪政权的中心南京，抗击和牵制沪杭甬地区的日军，是新四军向东南发展的前进基地。经过4年多艰苦英勇的斗争，至1945年8月底，浙东抗日根据地历经大小战斗600余次，抗日武装发展到1万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浙东抗日根据地地处敌伪顽夹击的险恶环境，但还是能够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党员和干部，有从浦东南渡到浙江的，有长期坚持浙东当地斗争的，有从新四军军部和苏中、苏南根据地调来的，有从长期埋伏在敌伪顽的营垒中随起义部队过来的，还有大量是新参加的。这些党员干部由于革命经历不同，思想理论修养参差不齐，工作作风、方法各异，早期曾经影响到相互间的团结，对工作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1942年9月，党委决定根据党中央要求开展整风学习运动。浙东抗日根据地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既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中央规定的整风学习文件，又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基本军事知识。部队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进行整风学习，经历了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联系实际自我反省、检查交代开展批评、写自传小组鉴定和组织鉴定作出审干结论5个阶段。此后，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形成整体力量、统一行动，为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
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要求军事指挥员既要有军事头脑，更要有政治头脑。浙东抗日根据地在应对国民党顽军的军事进攻问题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由于浙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伪顽我四方犬牙交错，国民党军队及游杂部队经常乘日军“扫荡”“清乡”之机夹击我军，先后对根据地发动三次大规模武装进攻，使浙东敌后斗争呈现出特殊性、复杂性和艰苦性。尤其是第三次反顽自卫战役体现了浙东党委和纵队领导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高度结合起来的战争指挥艺术。1945年4月，顽军田岫山部公开投降日军，激起广大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浙东纵队抓住机会积极争取政治主动，发动了讨田战役，解放了上虞县城，却引来了其他顽军的军事进攻。浙东纵队再三警告之后被迫自卫，仅10天时间就彻底击溃来犯顽军。7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和军事巨大胜利影响下，顽军张俊升部1000余官兵全体起义并接受改编。经此一役，根据地正式连成一片，党政军机构移驻县城，政治和军事上都取得了巨大胜利。浙东抗日根据地以抗战大局为重，严守“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努力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也以自卫反击的方式坚决打退军事进攻，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
重视提高军政人员素质和部队战斗力。干部培训和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浙东抗日根据地特别重视干部培训，开展了军政大练兵，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41年9月，党委和部队刚刚组建不久，就立即举办了第一期教导队，逐步扩大为教导大队。后来，党委决定以教导大队为基础建立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其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基本课程有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革命传统和政策纪律教育等，还经常邀请当地军政及文化界名人来校作报告。教导大队和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他们在部队和地方都发挥了骨干作用。1944年7月，根据地从前方到后方，从机关到连队开展了长达3个月的军政大练兵。军政大练兵把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结合起来，在军事训练中既强调训练军事技术，又总结带兵养兵的经验，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路线教育方法。政治训练以尊干爱兵、改善官兵关系为重点，认真学习中央下发的整训经验文件，召开连队民主大会，干部战士分别订立爱兵和尊干公约。此外，根据地还举办了大量民运干部训练班、浙东鲁迅学院、卫生人员训练班等，为部队及地方输送了大量专门人才。通过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培训及练兵工作，部队及地方党员领导干部边打仗、边建军，各级党政军人员素质不断提高，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完成提供了干部队伍和人才保证。
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浙东抗日根据地从群众迫切需要出发，领导人民和军队坚决反击日伪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抢掠，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根据地还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帮助农民发展生产。1944年，浙东抗日根据地部队制定了拥政爱民公约，并通过座谈、联欢、团拜和慰问军烈属等形式，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与此同时，根据地党政机关发动群众制定了拥军优抗公约，地方政府和群众掀起了劳军热潮。所有这些措施都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使浙东的党组织、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得到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为坚持敌后长期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保障。抗日战争胜利后，部队根据上级指示部署北撤，在撤离中特别注重保护群众利益，限期收回根据地发行的“抗币”，以布告形式通知持币者用“抗币”换回粮食和现金，避免部队北撤后当地人民受到损失。此外，根据地还起草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书》，刊登在《新浙东报》上，向广大群众解释党的政策策略。这些措施最大程度保护了当地群众的利益，争取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为完成战略转移和日后再次解放浙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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