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始皇所建立的封建统一事业，以及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都不能单纯归结于偶然的原因，而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必须注意“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秦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开始于秦孝公，完成于秦始皇，其间整整经历了七代国君。在这一百五十年中间，充满着激烈的变法与反变法、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秦始皇由于适应了封建制一定要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发展趋势，才能“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①，统一了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汉承秦制”②，这说明秦所创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逆转不了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批判尊儒反法思潮，必须认清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而要正确认识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就必须弄清从秦孝公到秦始皇这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及其各个阶段的特点。
一
“秦行商君法而富强”③。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是秦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
商鞅变法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早在春秋时期，奴隶们反抗奴隶主奴役压迫的斗争连绵不断，推动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向私田征税，承认土地的私有，使奴隶制经济打破了一个大缺口。到了战国初期，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中原各诸侯国程度不等地发生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的反抗也十分激烈，著名的以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就发生在秦国④，据《庄子·盗跖》篇记载，跖率领“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沉重地打击了秦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同时，商鞅变法以前，秦国的大权落在庶长——宗族奴隶主贵族集团的手里。国君的废立全由他们作主，经常发生争夺君位的内乱。国君在与奴隶主贵族的尖锐冲突中，迫切需要寻求一定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秦国的地主阶级，正是在奴隶制统治的这个薄弱环节中找到了缺口，逐步地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公元前四○八年，秦国实行“初租禾”⑤。这表明秦国地主阶级的存在得到了合法承认。公元前三八四年，秦献公开始取消残暴的奴隶制的殉葬制度，即所谓“止从死”⑥。过了十年，秦献公又采取了“户籍相伍”⑦的新制度。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反映。秦孝公作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急切地希望“变法以治”⑧。他一即位，就颁布命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⑨
究竟按照什么政治路线实行变革呢?秦国由于位处偏僻的雍州之地，不得参与中原诸侯国的“会盟”⑩，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统治比较薄弱，拿不出什么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西行不到秦”(11)。这说明儒家当时在秦国的影响比较微弱，远不如在中原地区的广泛而强大。因此，秦国的国君直率地认为应当采取同孔子思想相反的政治路线：“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12)。用了孔子的一套就会亡国，这是对于当时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
商鞅，卫国人，原名公孙鞅，是李悝的学生，是个“好刑名之学”(13)的法家。他从卫国跑到了秦国，虽然受到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欢迎，但也遭到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对。当时，在秦国朝廷上发生了一场大争论。秦国旧贵族的政治代表甘龙和杜挚，妄图按照儒家的路线改造秦国，叫嚷“法古无过，循礼无邪”(14)，竭力主张维护奴隶制的“礼治”局面。商鞅驳斥这种传统的奴隶主思想是“世俗之言”，说是“治事不一道，便国不法古”(15)，竭力提倡变革。在这场地主阶级革新派与奴隶主贵族保守派的激烈争论中，秦孝公坚定地支持了商鞅的主张，确定了变法的路线。从公元前三五六年开始，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如“开阡陌封疆”(16)，奖励地主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推广“民为什伍”(17)的连坐法，实行县制，以及统一度量衡制度等等。商鞅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竭力倡导“僇力本业”(18)，即要求努力从事耕织，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19)。他在变法中特别规定：凡是“耕织致粟帛多者”可以“复其身”(免除本身的赋役)。相反，如果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20)，就要连同他的妻子没为官奴婢。这种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沉重地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势力。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必然要受到旧贵族反动势力的顽抗。商鞅变法的时候，秦国的京都里“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宗室贵戚多怨望者”(21)。贵族奴隶主胆战心悸，咬牙切齿，“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22)，“畜怨积雠比于丘山”(23)。他们纷纷聚集在公子虔的旗帜下，唆使太子“犯法”，竭力阻挠变法的实行。商鞅面对着这种“法之不行，自于贵戚”(24)的局面，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对宗族奴隶主集团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他对公子虔处以割鼻的重刑，罚唆使太子犯法的公孙贾面上刺字，杀了破坏变法的贵族祝懽。商鞅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在咸阳附近的渭水边上镇压了七百多个旧贵族，维护和巩固了新的封建制度。据记载，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25)，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26)。当章太炎早年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时候，就曾正确地评论了商鞅，说：“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27)
秦国的宗族奴隶主集团在经受了猛烈的打击后，转入地下活动，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但背地里却在日夜酝酿阴谋，妄图复辟。商鞅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摆脱不了那个阶级所特有的局限性和软弱性。他虽然意识到斗争的严重性，但他根本不可能依靠人民，就是对于地主阶级的力量也缺少足够的估计和广泛的动员。他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变法路线。因此，当秦孝公一死，商鞅的变法就搞不下去了。特别当那个和旧贵族站在一个阵线上的太子——秦惠王上台以后，以公子虔为首的复辟势力立刻进行反攻倒算，“告商君欲反”(28)。公元前三三八年，贵族奴隶主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商鞅。
商鞅死后，复辟的逆流一度统治了秦国。秦惠王推行了一条与商鞅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排斥法家而信用旧贵族。秦惠王有个舅子名叫魏冄，后封于穰，称为穰侯。他是惠王、武王、昭王三朝的“元老”，经济上“富于王室”，政治上“威振秦国”(29)。穰侯竭力迫害法家，把来自韩、赵、魏等国的地主阶级谋士，一律斥之为“徒乱人国”(30)，充分暴露了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本性。
在这个时候，中原各诸侯国也同时出现了一股反对法家的逆流。商鞅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引起了各国奴隶主的惊慌与恐惧。他们把秦国看作是“不识礼义”、“好利而无信”的“虎狼”之国(31)。在这场对法家的围剿中充当急先锋的，是儒家的孟轲。儒家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反动的思潮和学派，它的创始人孔丘就是一个顽固的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终生为维护奴隶制统治而奔走呼号。孟轲继承了孔丘的反动事业，公开反对取消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保存“世臣”、“世禄”(32)制度，叫嚷“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33)，即不准触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他同孔子杀少正卯一样，咒骂法家是“民贼”(34)，要求严厉镇压。商鞅“决裂阡陌”(35)，“隳经界”(36)，废除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孟子大讲“仁政，必自经界始”(37)，妄图恢复早已分崩离析的“井田”制。商鞅提倡“耕战”政策，鼓励新兴地主阶级通过“辟田与胜敌”(38)的途径而改变社会地位。孟子则抛出“恒产”论，说什么“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39)，主张对“辟草莱”者处刑(40)。商鞅主张“法治”;孟子则鼓吹“王道”“仁义”。孟子的政治经济主张是商鞅变法的一种反动，完全适应了贵族奴隶主的复辟需要。
但是，封建制度终究要代替奴隶制，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秦国内外反动派的复辟活动都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韩非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41)。这话说得不错。秦国在废除“井田”制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和发展，犹如潮水一样不可阻挡。据记载，“秦惠王并巴中，……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42)这是典型的封建赋税的剥削形式。到了秦昭王时期，秦国不仅关中地区农业发达，就连边远的蜀地也是“沃野千里”，有“天府”(43)之称。这一切说明，旧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桎梏打碎以后，必然造成了新的地主经济的繁荣。
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后，新兴地主阶级日益不满于自己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力求建立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统治形式。它同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商鞅变法时期的斗争主要围绕着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那末，随着这个问题的基本解决，两个阶级的斗争就逐渐集中到政权问题上去了。秦昭王在位期间，由于魏冄等人专权，“私家富重于王室”(44)。秦昭王为了夺回丧失掉的权力，和新兴地主阶级有了共同语言，逐渐倾向于法家，认识到“儒无益于人之国”(45)。有一次，昭王生病，一些奴隶主贵族有意冒犯禁令，买牛肉为他祈祷。昭王毫不踌躇地认为“法不立，乱亡之道也”(46)，下令每人罚盔甲两副入库。
就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范睢从魏国来到了秦国。他逃避了穰侯魏冄的搜查，在给昭王的“上书”中指出：“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47)范睢继承和发挥了商鞅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48)的思想，反对“世臣”、 “世禄”制度。同儒家的贵族分权思想根本对立，范睢提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法家思想。他告诫昭王说：“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49)。这就是说，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保证国君的绝对地位。范睢批判以魏冄为首的贵族奴隶主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世袭特权而搞“远攻近交”的政策，进一步提出了 “远交近攻”(50)的政策。范睢的路线博得了秦昭王的赞同，于是，“拜范睢为客卿，谋兵事”(51)。
秦昭王任用范睢后，在对外的统一战争中连续不断地取得了胜利，从而加强了昭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秦昭王“强公室，杜私门”(52)，把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等一小撮旧贵族驱逐到关外，拜范睢为相。此后，新兴地主阶级在秦国的政权机构中重又占据了优势。
但是，范睢虽然位居相位，实际上却是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在秦国，旧贵族势力当时还是相当强大的。在这种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范睢动摇了，于公元前二五六年“谢病请归相印”(53)。他的后任蔡泽也只当了几个月的秦相，就由于惧怕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攻击而主动辞职。范睢、蔡泽的下台，固然说明了他们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不敢将变法事业进行到底;同时，这也深刻地说明，在秦国地主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仍然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
二
在这场地主阶级与贵族奴隶主的长期、曲折、反复的斗争中，秦始皇继承了商鞅、范睢的事业，是在全中国完成了封建统一事业的雄主。
秦始皇执政以后，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秦始皇曾经采取两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步骤：其一，铲除以吕不韦为首的集团，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秦王朝的建立;其二，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这两起历史事件，是秦国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也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继续。
吕不韦并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战国末期，齐、楚等六国所用的宰相，都是宗室贵族，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楚国的令尹子兰、黄歇，赵国的赵胜等。只有秦国却大量任用客卿，任用那些在六国站不住脚而逃亡到秦国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范睢、蔡泽、李斯等。但是这时在秦国，工商奴隶主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他们成为复辟活动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秦国的乌氏倮、巴寡妇清以及蜀之卓氏等，就都有僮(奴隶)千人，富“拟于人君”。吕不韦是这股社会势力的最著名的代表。他是个“阳翟大贾”，拥有“家僮”万人，“家累千金”(54)，是个大奴隶主。他依靠政治投机而当上了秦庄襄王的丞相。吕不韦的上台，得到了秦国华阳夫人等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支持，是当时奴隶主阶级复辟活动的结果。
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他在经济上，激烈反对秦国传统的“强本弱末”政策，胡说“本”不是指“耕耘种殖”，而是“孝”与“贤”(55)，妄图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破坏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封建农业经济。在文化思想上，吕不韦招集了一批对新制度不满的知识分子，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妄图反对与取代在秦国居于传统地位的法家思想。
《吕氏春秋》的出笼，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儒法论争的一个新动向。战国末年，由于没落奴隶主阶级力量的日益衰落，孔孟儒家的“显学”地位早已发生了动摇，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相反地，法家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日益强大，出现了象荀况、韩非那样杰出的代表人物。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吕氏春秋》表面上标榜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实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采道家思想。儒家宣扬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动不得，道家则宣扬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无必要和不可能。两者形式虽有不同，但实质都是为了维护正在没落中的奴隶主旧贵族的统治。《吕氏春秋》是各种奴隶主阶级思想的大杂烩，它鼓吹儒家的“仁”和“义”(56)，又夹杂进无为而治之类的思想，根本目的是想倒退复古，恢复儒家所主张的奴隶制度。
秦始皇一登位，便面临着一场与以吕不韦为首的贵族奴隶主集团的严重斗争。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很自然地找到了韩非的法家思想作为反复辟的思想武器。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据记载，当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以后，曾经感叹地说：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57)秦始皇在亲政后的第二年，根据韩非“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58)的原则，实行“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59)的政策，罢了吕不韦的官。吕不韦罢官后，死不改悔，继续与六国旧贵族秘密串连，阴谋发动叛乱。事发后，于公元前二三五年畏罪自杀。吕不韦这股势力的消灭，标志着秦国地主阶级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此后只过了十几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就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巨大胜利，也是法家思想的巨大胜利。它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奴隶社会而进入了封建社会。
“焚书坑儒”的起因，是关于究竟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的论战。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在这个事件中，代表贵族奴隶主利益的是那批坚持孔学的儒生。
在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国奴隶主贵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力量已经基本上垮台了。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由于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还具有相当大的力量。根据历史记载：在朝廷中的博士七十人中，有不少人是儒者;在地方上的，著名的儒者就有孔鲋、张耳、陈余等人。这些人中的有一部分，对新制度极端不满，挑起了秦朝向何处去的新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首先跳出来的是丞相王绾。他站在贵族奴隶主的立场上，建议恢复分封制。廷尉李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开倒车，指出如果恢复分封制，诸侯“相攻击如仇雠”(60)，必然会恢复到过去奴隶社会的分裂和混战局面。秦始皇总结了秦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赞同了李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见，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坚决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61)，由中央派出官吏进行统治，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但是，被推翻的阶级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奴隶主通过秦王朝政权机构中的代理人，继续制造舆论，攻击郡县制。公元前二一三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跳出来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62)，明目张胆地鼓吹复辟殷周时代的奴隶制。于是，重又在朝廷上掀起了一场新的大辩论。
在这场论争中，李斯坚决驳斥了儒家“以古非今”的理论，强调“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63)，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他还指出：“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64)，这是在制造复辟的舆论，应当实行镇压。他指出儒家以“私学”相标榜，“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65)，这样下去，势必会威胁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诗书百家之语”，不准“道古以害今”，“别黑白而定一尊”(66)。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在面临即将全部覆灭的情况下，进行了垂死的挣扎活动。以卢生、侯生为代表的儒生，竭力诽谤“法治”是“乐以刑杀为威”，攻击中央集权是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67)，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对这些从事奴隶制复辟活动的反动儒生实行了镇压，在咸阳“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
国家机器从来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焚书坑儒”是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当时新建立的政权所必须采取的专政措施。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早在秦孝公当政的时候，商鞅为了巩固变法的成果，就曾提出过“燔诗书而明法令”(68)的主张。法家韩非在同儒家的辩论中，更提出了“散其党”(69)的主张。但是，秦始皇以前的历代国君，由于当时斗争的重点在于政治、经济领域，思想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不如秦始皇时候那样地尖锐、突出，因此，没有对儒家思想从法律上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秦始皇的实行“焚书坑儒”政策，是在总结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经验后，才逐步认识到了“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70)的道理。
由上可知，“焚书坑儒”事件的爆发，并不是由于秦始皇的天性“残暴”，而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秦始皇“好文过于余主”，并不是“必以文学为戮”。在秦朝的七十个博士中，单是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有八人未曾被坑，其中有的人虽持有不同的政见，但由于没有在背后搞阴谋活动，照样可以“优游论箸”(71)。
但是，那些顽固坚持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儒生与一般儒生不同，他们在地下刮阴风、点阴火，对新的封建政权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是儒生中的极右分子。如果不对他们实行严厉的镇压，就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国家政权，从而引起整个中国向奴隶社会的大倒退。因此，“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在贵族奴隶主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阶级自卫措施，是历史上一次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大都对这个革命行动采取了欢呼的态度。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72)明代的儒家叛逆者李贽歌颂秦始皇是“千古一帝”(73)。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则直率地认为秦始皇“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府”，“不妄诛一吏”;如果秦朝继任者得人，“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74)。而历代的反动派，直到刘少奇、林彪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代理人，都是咒骂秦始皇和吹捧儒家的。历史的事实说明了如何评价秦始皇、如何评价孔子，始终是思想领域中一场长期的阶级斗争。
三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地主阶级统治者从尊法反儒转化为尊儒反法，是同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地主阶级从革命者变成反动派，从先进者变成落后者的历史转变过程相适应的。
秦王朝是历史上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这个剥削阶级在当时刚取得政权不久，由于缺乏统治的经验，激化了它同农民的阶级矛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最后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历史前进，显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这种情况，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指出的：“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王朝在建立的过程中，也曾经继续发生过究竟是坚持前进的封建制还是倒退回落后的奴隶制的争论。儒生郦食其就曾经劝刘邦实行分封制，甚至连分封诸侯的印也都刻好了。但在张良的劝阻下，刘邦终于醒悟过来，认识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气愤地骂郦食其说：“竖儒，几败而公事!”(75)
秦朝的制度为汉朝所继承下来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吴楚七国之乱被镇压下去了，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过去了，一开始就存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这时的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失去了当年作为一个进步阶级的生气勃勃的革命性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虚伪的保守的劝人安分守己的儒家思想，比起直率地宣传地主阶级专政、提倡变革的法家思想来，要更有利于封建统治。于是，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从此，经过改造了的儒家学说转而为地主阶级新主子服务，孔学成了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综观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可以看到，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要经过曲折的道路，其间充满着流血和牺牲，还可能出现暂时的倒退和局部的复辟。但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新的社会制度终究要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秦始皇虽然早已死了，但他的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唐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76)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指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77)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今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正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同样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更加坚信这个真理。秦始皇尽管遭到古今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林彪之流的谩骂，但自有其历史的功绩。他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法家思想的彻底的有成效的实践者，是建立和维护中国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注：
① 贾谊：《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后汉书·班彪列传》
③(68) 《韩非子·和氏》
④ 《汉书·贾谊传》注：“跖，秦大盗也。”
⑤ 《史记·六国年表》
⑥⑨⑩(24) 《史记·秦本纪》
⑦(60)(61)(62)(63)(64)(65)(66)(67)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⑧ 《商君书·更法》
(11) 韩愈：《石鼓歌》
(12) 《列子·说符》
(13)(14)(15)(16)(17)(18)(20)(21)(25)(28)(48) 《史记·商君列传》
(19) 《商君书·农战》
(22) 《盐铁论·非鞅》
(23) 刘向：《新序》，见《史记·商君列传》“集解”
(26) 《战国策·秦策(一)》
(27) 章太炎：《訄书·商鞅》
(29) 《史记·穰侯列传》
(30)(35)(44)(47)(49)(50)(51)(53)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31) 《战国策·魏策(三)》
(32) 《孟子·梁惠王下》
(33)(40) 《孟子·离娄上》
(34) 《孟子·告子下》
(36) 《通典·食货(一)》
(37)(39) 《孟子·滕文公上》
(38) 《通典·选举(一)》
(41) 《韩非子·定法》
(42)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43) 《华阳国志·蜀志》
(45) 《荀子·儒效》
(46)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52) 《史记·李斯列传》
(54) 《史记·吕不韦列传》
(55) 《吕氏春秋》卷十四
(56) 《吕氏春秋》卷二十一、十九
(57)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58) 《韩非子·有度》
(59) 《韩非子·显学》
(69) 《韩非子·诡使》
(70)(71) 章太炎：《秦献记》
(72) 李白：诗《秦王扫六合》
(73) 李贽：《藏书·卷二目录》
(74) 章太炎：《秦政记》
(75) 《史记·留侯世家》
(76) 柳宗元：《封建论》
(77) 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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