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景：毛泽东是抗战胜利的伟大领袖
【编者按】本文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2015年8月18日、8月20日在大学生北京夏令营和韶山《毛泽东与抗日战争》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现经作者授权，由昆仑策研究院首发，以飨大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毛泽东是抗战胜利的伟大领袖。同时，我们也始终秉持着：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以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向世人昭示，我们是为了铭记历史，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近代以来，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侵略中国次数最多，掠夺最残酷，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最深重的国家。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屠杀惨案、攫取的种种特权，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日本侵华蓄谋已久，自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从1874年日本借口难民问题兴兵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历时64年，大体可以分为开启武力侵华、扩大对华侵略、参与列强瓜分中国、企图独占中国四个阶段。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妥协下，中国军队有的不战而逃，有的一触即溃，丧权辱国，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和毛泽东，有了以毛泽东为统帅的人民军队，才使全民抗战成为可能，才为最终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一举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
一、毛泽东最早提出抗击日本侵略者，并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早在1916年7月，具有超凡历史洞察力的毛泽东就预言，20年内中日必有一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共产党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宣言，又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党领导的各路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反蒋抗日”建立统一战线，打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到1932年底中共中央先后发表10多个文件。这些文件大多是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制定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就在毛泽东的掌舵下乘风破浪前进。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共同抗日救国。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个新局面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将进入“抗日民族战争的阶段”。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红军内部一片欢腾，多数人主张杀蒋介石报仇，而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力排众议，最终制定了联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推动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明确指出，应该使我们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际上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由此可见，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是共产党和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竭尽全力促成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是全面抗战的主导力量，表现出的是广阔胸襟、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二、为推动全面抗战，毛泽东主导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达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线的根本目的，在毛泽东的主张下，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包括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和改编红军等，终于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全面内战的方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核心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共同抗日，没有国共两党的军队共同抗日，统一战线就是空壳。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加入了国民党第二战区（晋绥阎锡山）序列。当时，红军改编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很多指战员思想不通，他们认为改编就相当于共产党、红军向国民党投降。针对这一状况，红军各部普遍向广大指战员开展了一次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明确指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红军才实行改编。从表面上看来，我们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经过思想教育工作，广大指战员逐渐解开了思想认识上的疙瘩，普遍认识到大敌当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兵出山西，过去的死对头变成了现在的友军，而且还成了“阎长官”的“部属”，如何相处？这就是“白皮红心”、“内方外圆”。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曾说: “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原则性是指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因此，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实行既统一又独立、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尤以“皖南事变”为甚，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即是如此，毛泽东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主张在军事上严防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以斗争求联合，极力维护了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国民党蒋介石遭到来自国内外各方面正义力量的抨击，冯玉祥说“皖南事变”使蒋介石“实难挽回人们的信赖”，反而使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在全国的地位大为提高。更为可笑的是日本天皇发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后，蒋介石竟命令日伪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并指定其维持秩序。
第一次国共合作，党处于幼年时期，人数少，又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行党内合作，当时的目标是帮助孙中山搞国民革命，因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经过10年土地革命战争，党成熟了，党领导的军队壮大了，特别是经过长征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集体领导下，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正是全党上下的觉悟和团结，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贯彻执行正确路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白皮红心”本质不变是八路军、新四军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形象说法。感情不能代替政策，灵活没有改变原则，党掌握了统一战线的主导权。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经验教训时说，蒋介石和一切军阀都十分重视“有军则有权”，“都爱兵如命”，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提出了处理国共关系的四种方式，即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和不斩不奏，从而既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又坚持了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 毛泽东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存在及发展，使中国不再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而是一个团结起来、凝聚起来的中国。离开了毛泽东就谈不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谈不上抗战精神。
三、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
在抗战开始的10个月里，亡国论与速胜论此消彼长，各执一词，十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对这10个月的经验作一个总结性的解释，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说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透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国家性质、强弱、大小和战争的性质，明确指出，日本可以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要经过艰难的历程，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胜利最后属于中国。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将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最为艰难，是整个战争转换的枢纽，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由弱转强的力量。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集中阐述了人民战争思想，“兵民是胜利之本”成为至理名言。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消除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论持久战》不但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结合实际学习运用，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广泛传播，像白崇禧、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对毛泽东的观点高度认同、啧啧称赞，甚至把《论持久战》带在身上当教科书。《论持久战》在侵华日军中不胫而走，有的读后认识了侵略战争的反动本质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落后性，成了反战人士，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 抗战的历程告诉我们，当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前途陷入渺茫、苦闷、彷徨的情绪之中时，毛泽东对于抗战前途的分析预测是多么准确、多么入情入理、多么打动心扉，使人豁然开朗、精神振奋、深为佩服。在八年抗战中，不管战局如何复杂多变，其发展进程都没有超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论持久战》成为世界十大军事著作之一，不但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不但指导了抗日战争，而且指导了以弱胜强的反侵略战争。
四、毛泽东主导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开辟了敌后根据地
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日本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上海是辅助方向。在此情况下，我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牵制与相机消灭敌人。毛泽东提出了5项任务: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持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地说，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谈起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毛泽东伸开五指，又收拢拳头，形象地比喻道: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是考虑便于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小游击队可以到平原地区发展。红军整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毛泽东针对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在外线单独作战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实际，进一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要获得如下“自由”:(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三)执行南京战略规定的一切自由;(四)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自由。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一直为八路军、新四军所遵循，对壮大人民武装起了决定性作用。
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遭受重大伤亡，节节败退，到 1938年10月，随着武汉沦陷，中国的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和华南的一些战略要地落入敌手，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与此同时，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主要战场。平型关大捷是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八路军迅速在敌后展开了全面的对敌作战，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大地上建立起来。新四军成立后，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建立起来。敌后战场的开辟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使得日军腹背受敌。武汉沦陷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进攻，而以主要的兵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担负起了抗战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在华北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进攻作战，作战部队陆续达到105个团，参加人数有20多万人，史称“百团大战”，震动了日军侵华最高指挥机关。“百团大战”后，日军加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活动，陷入了地雷战、地道战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包括陕甘宁在内的19块解放区，面积95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党员发展到120余万。而此时的国民党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并在1944年4月到12月的豫湘桂战役中溃败，丧失兵力多达五六十万人，使日军一直进攻到贵州的独山，逼近陪都重庆。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作战形成了鲜明对比，到战略相持阶段，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几乎百分之百。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名副其实，持久战和山地游击战是以弱胜强的一大法宝。蒋介石也提出过搞游击战、建立根据地，还在衡山举办了训练班，但留在后方和派往后方的数十万大军，分散则溃败、集中则投降，一块根据地也没有建立起来。正如国民党有的官兵所说，“我们学不了，就官兵一致，一律平等这一条，就学不来。”而这一条，早在三湾改编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解决，到抗日战争时形成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三大原则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而国民党军队是无法实行的，怎么能够学得来呢？日本说，国民党是“降官如毛，降将如潮。”降日的国民党中委20人，将级军官67名，连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出色的庞炳勋部也因兵败而投降，这与八路军、新四军无一建制连排降敌形成明显反差。
五、毛泽东思想在领导抗战中成熟，领袖地位在领导抗日战争中进一步确立
人们常说毛泽东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那么抗日战争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确立始于这个时期，他的公认的领袖地位也形成于这个时期。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发表了一系列光辉的著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涉及到战略方针、军队建设、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方方面面，为我们党的成熟发展作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展现出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风范。
毛泽东亲自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成了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他凝练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兵民是胜利之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思想，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日臻完善。1939年、1944年、1945年毛泽东发表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提出的“两个极端”（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著名的理论观点，把党的思想领导推向高峰，教育、熏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一直是中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从黄土高坡唱响“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发表《沁园春·雪》轰动国统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人民赋予的、不是自封的。宝塔山下住着毛泽东、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延安才能成为指引抗日战争胜利的灯塔、千百万有志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变得更加清晰。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历经血雨腥风、千锤百炼打造的人民军队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毛泽东大智大勇、联蒋抗日，建立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并战胜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如果没有毛泽东高瞻远瞩、目光如炬、洞彻历史发展规律的眼光，提出了持久战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如果没有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和胆识，指挥全党全军最终成为担当抗战的主要力量，抗日战争就不会是这样的进程和胜利结局，进而也就不会有随即到来的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如果蒋介石是了不起的抗战胜利领袖、国民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蒋介石就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从大陆败走台湾。客观地说，蒋介石在抗战中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始终没有改变，对于东三省等大片领土的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投降后，他居然让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战争的主要战犯冈村宁次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事顾问就是明证。因此，要把英勇奋战的广大国民党官兵与蒋介石个人区别来看。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人民军队是伟大的胜利者，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郁达夫曾说过一句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但凡有良知的人、对党史国史能够客观看待的人，都会对毛泽东心生敬仰。那些借纪念抗战胜利吹捧蒋介石、贬低毛泽东的人，不是思想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历史就是历史。血写的历史早已雄辩地证明：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确立的正确的思想、政治、军事路线，才有了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使得抗战以这样的局面取得胜利。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毛泽东是实质上领导人民抗战胜利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
（作者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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