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扩军8000余人，筹款30多万元，并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东部地区。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全国造成了广泛影响。这是东征时期的毛泽东。
今年是红军东征80周年，从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角度来分析东征，能够使我们充分领略到毛泽东战略决策的高明卓越，认识东征战役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地位。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成功摆脱国民党集团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后，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党和红军面临着新的抉择。一是要确保陕北地区成为党和红军的立足点和大本营。二是党和红军面临在新的形势和情况下应该如何发展，向何方向发展。这个历史性抉择的重担放在了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肩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依据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逐步提出了“经营山西”战略。这个战略随着东征的进行不断地得到完善和成熟，并成为红军东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依据。东征红军将士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灵活机动，初步完成了使命，在75天的战斗中，谱写了光辉精彩的乐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以后在华北地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长期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军事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党和红军的巩固发展问题催生毛泽东“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
毛泽东“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它是在解决党和红军生存和发展、向何处去这个关键性大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与陕北红军会合之后，虽然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但困难仍然很大。一是红军的力量比较弱小，当时红一军团只有10000人，红十五军团也只有7000余人，红二十八军则不足1500人。尤其是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但减员很多，而且过于疲劳，亟待补充和休整。而陕北根据地虽然占有西起甘肃、东濒黄河、南达鄜县、北接长城的20多个县份，但在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40余万人口，限制着红军兵源的补充。二是陕北地区经济落后，地瘠民贫，交通闭塞，无法解决红军兵员的补充和军需供给问题。当时一些国民党报纸曾幸灾乐祸地断言：“如果认为红军在那里能够存在下去，那将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可见红军的给养供应和物资补充都十分困难。三是陕北与华北之间有黄河天险与崇山峻岭的阻隔，红军难于一步跨向抗日前线。更为严峻的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重新调集陕、甘、宁、绥、晋五省军队联合“围剿”红军。红军四面受敌，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制造“华北事变”，妄图侵占中国华北地区，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
党和红军如何打破“围剿”，进而救亡图存，领导同志们的意见并不统一，部分人建议往西边向宁夏求发展;部分人主张往北边向内蒙古发展以背靠苏联;部分人建议向南发展，以抵挡住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进攻，堵住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的通道以巩固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则从政治军事战略高度，经过对上述意见的反复研究、深入比对，认为向北发展目前并不合适，时机未到，宁夏也不可取，向南的方针不可行，它会导致我们不仅要同西北军和东北军作战，更为严重的是还会把蒋系中央军引入西北，进一步加重陕北的严峻局面。应该向山西发展，唯此才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根本的方针是“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中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不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在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时明确指出：红军作战的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和红军本身的扩大。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东征山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红军东征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正确抉择。“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毛泽东通过把握全局、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说服工作，使大家充分认识到东征发展战略的正确性，从而使得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发动红军东征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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