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致力全党的团结和统一
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不少同志提出清算张国焘另立中央等一系列罪行。毛泽东为了等待一部分受蒙蔽的四方面军同志的觉悟，使全党、全军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耐心说服了那些要清算张国焘错误的同志。对张国焘本人，他以诚相待。张国焘来到陕北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1937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清算张国焘错误的会议之前，毛泽东又把张国焘请到自己住处的窑洞——延安吴家窑洞里来，开诚布公地和他谈话，耐心地指出他擅自把队伍拉到西康，并且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要他深入地进行检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张国焘很会演戏，他掉了几滴眼泪，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表示一定要改正错误。他还说出了自己的思想顾虑：怕从此以后，自己威信扫地，再也抬不起头来，今后无法再工作了。毛泽东给他讲解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劝他打消思想顾虑。张国焘临走时表露出一副很感激的面孔。
1937年3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红军军以上干部，共56人。会上，张国焘作了检查，原则上承认自己是“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对具体事实拒不认错，进行狡辩。随后，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张闻天、秦邦宪、凯丰、林伯渠、董必武、贺龙、彭德怀等30多人发言，以大量具体事实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大搞军阀主义、退却逃跑主义的罪恶活动，分析其对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深挖其错误实质及历史根源，与会大多数四方面军干部积极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自觉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张国焘在会上假惺惺地保证：以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为了给张国焘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党中央决定暂不给他做组织结论。
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决定》指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错误。这此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决定》揭示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阶级根源，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
《决定》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指出张国焘轻视党的领导作用，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中央的一切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面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合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这一企图遭到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实质。
《决定》指出“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估计，对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对自己的力量的估计不足。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决定》把张国焘的问题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别开来。指出，中央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孤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的。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延安会议以后，1937年4月至6月在党内和军内开展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这是一次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4月，在延安召开了反张国煮路线斗争大会，中央团上干部、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参加。会上发言的同志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和罪行，批出其对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四方面军一些原来不明真相，对反张国焘路线心存疑虑的同志，听了都大力震惊，非常激愤，要求党中央把张国焘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有的还要求枪毙他。
毛泽东出席了大会井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这次大会使大家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毛泽东的博大胸怀有了亲身的体会。西路军失败后历尽艰辛回到陕北的戴克林，参加大会后认识发生很大变化，他说：“毛主席才真正是最爱护干部、最爱护党内团结、最能以理服人的啊！“要是按张国焘的办法来处理，不用说今天的他（指张国焘），就是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枪毙，也得一撤到底，当挑夫，罚劳役。那真正是军阀主义呀！①
毛泽东还深入抗大了解情况，及时指导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健康发展。有一次，毛泽东到抗大调查研究，有的同志汇报说，四方面军一个连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汇报同志主张整一整这几个战士，毛泽东当即制止这种做法，说：“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②毛泽东从这件事情中，发现并纠正了张国焘路线斗争中一度出现的扩大化和过火行为。从而团结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
①戴克林：《回到党的怀抱》，《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452—453。
②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第276页。
抗大清算张国素路线一度把矛头指向四方面军学员，引起强烈不满。有多名干部，包括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和两个营级干部，准备离开陕北川陕苏区游击去。出这个主意的是许世友，订行动计划的是许世有，划行军路线的还是许世友！这个计划被党中央发觉并制止了。有人说许世友要领导暴动”，他听到后料定自己必死无疑。他躺在延安的窑洞里。想到自己不能再活着出去。思想极端苦闷。一天，突然有人来看望他，并受毛泽东委托给他捎来一条哈德门香烟，许世有顿时精神大振，焕发了继续生活、斗争的勇气。
更出许世友意料的是，毛泽东亲自到他的窑洞中来登门看望，毛泽东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亲切他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了！我对你表示敬意！”
毛泽东热情的话语，温暖了许世友的心，一下子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的疙瘩，几十年后，当毛泽东逝世时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他在《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一文中，谈到当年反张国焘路线的情景时说：“开始，我们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对这场反对对裂主义的斗争，还认识不够。一天上午，毛主席亲自到我住的窑洞中来看我。毛主席微笑着拉着我的手，坐下来同我促膝谈心。他爽朗地告诉我：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毛主席这几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我郁结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给毛主席温暖的活语一扫而空。”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促进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甘肃会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路军失败后，他历尽艰辛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和他进行了亲切温暖的谈话。徐向前回忆说：“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①
对于张国焘，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坚持原则，又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重要职务。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耐尽地进行教育和挽救，他反复无常，表里不一，一会儿痛器流涕，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一会儿全盘翻案，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毛泽东感叹了：“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个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②
张国焘患的是不治之症。这场顽石终于点了下头。1938年4月，他借口祭黄帝陵，逃往西安，武汉，卖身投靠蒋介石，当了国民党特务。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张国焘叛逃时，警卫员不愿意跟他走，因此他连一个警卫员也没有带走。这一点，证明了张国焘非常孤立，也证明了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彭德怀说：“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我向毛主席学到许多东西。当时如不坚持北上抗日政治和军事方针，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混淆起来，在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甚至连发言权也不会有；在草地如不坚持正确路线，采取坚决，就不能证明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以后也就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在张国煮分裂红军后，如开除张国煮党籍，也就可能造成党内长期分裂，毛主席坚持了原则，又表现了灵活性，避免了长期分裂。经过顽强斗争，最后，张国焘一个人开了小差，团结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既弄清了是非，又团结了同志，这是毛主席从团结愿望出发的一贯方针的伟大胜利”。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53—554页。
②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219页。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培养干部。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又把培养干部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1936年5月毛泽东率东征军回师陕北不久，就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恢复长征前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定名为“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各军团认真贯彻这一指示，只几天时间就把大批干部送进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在瓦窑堡正式开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为总支书记。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上红大校部所在的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亲临参加，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又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①他指出，要办好红大就要有坚定的政治方针，要艰苦奋斗，要学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红大第一期学员共1063人，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干部。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编一个队，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学员均为团以上干部，共38人，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有8年战斗经验，有3处伤疤。第二科编两个队，科长周士第，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共225人。第三科编六个队，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共800人。
红大初创时，在职干部仅14人，学校领导除毛泽东东外，大多由学员兼任。专职教员仅杨兰史、张如心、张秀山等，教员不足，就请兼职教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样、徐特立、李维汉、何克全、王智涛、伍修权都来学校兼过课。
当时保安条件非常艰苦，仅有几十户人家300多口人，学员们人人动手清理环境，把破石窑，改造成校舍和讲堂，以石壁当黑板，以膝盖当课桌，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毛泽东来讲课了，他诙谐他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一马克思列宁主义。”
①《彭德怀自述》第219页。
①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中共党史资料》（7）第27—28页。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甘肃会师后，三个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也会合了。11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由校政委何畏带领去保安，校参谋长张宗逊带其余部分到木钵，与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第一、二科、第三科分别会合。本钵学校随即改为红军大学第二学校，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周昆任副校长，袁国平任副政委，张宗逊任上级干部队队长。11月28日，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的学员也由谭家述带领来到木钵，编入红大第二学校。这样，红大的教学员队伍都空前发展壮大。
红大第一期第一、二科在课程设计上是军事政治并重，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军事战略等内容。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在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讲的，前者是学校的基本政治教材，后者是红大的基本军事教材。其他的课程，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分别由张闻天、博古、凯丰讲授。
毛泽东在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既不用资产阶级军事战略学的教科书，也不用苏联的军事课本，而是深入到干部和学员中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研究它的规律性，自己编写教材。讲课时，他从一般战争规律讲到革命战争规律，再讲到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大家十分爱听，有一次，他在讲课中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问题，当他讲到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动脑分析研究，别人一鼓动，就打莽撞仗，结果好汉吃了眼前亏，仗没打好时，他精辟他说：“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突然，一名学员站起来说：“您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家的毛病，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毛泽东的话深深地印在学员的头脑里，而“不当鲁莽家，要当勇而明智的英雄”的名言就成了广大红军指挥员的座右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进入了准备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各方面需要大批干部。红大第一期遂于1936年12月底毕业，除部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才入红大学习的干部转入第二期学习外，其余全部分赴红军部队和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推动对日抗战的任务。
1937年1月20日，红大第二期在延安开学，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岁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后莫文骅），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毛泽东兼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下编四个大队，学员前1362个，第一、二、三大队有红军干部753人，其中有部分军师团高级干部；第四大队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共50人；另有一个女生区队，多数也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59人。在职干部也由第一期的14人增加至87人。
毛泽东亲自力抗大规定了基本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的建设反映出了明确地方向。毛泽东出席了抗大的开学典礼并讲了活，他指出，抗大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侵略者。勉励大家努力改造思想，献身于抗战和创造新社会的伟大事业。毛泽东的讲活，对学员们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思想是很大的教育启发。
毛泽东极其重视提高广大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进一步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毛泽东亲自到抗大讲授哲学《辩证唯物论》（后来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每星期二，四上午讲两次课，每次四小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从1937年5月开始，一直讲到“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共讲了三个多月110多小时。他讲课紧密结合实际，使大家认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对革命的危险性。端正了思想路线，大大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初步肃清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影响。
1937年5月，毛泽东相继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他在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在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必要性，认为这是革命成败的关健。他还特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思想统一和严格的纪律。
经过毛泽东的艰苦努力，全国各路红军齐聚陕甘宁，全党、全军的思想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严重白色恐怖时期被破坏殆尽的各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得以重新恢复，全党上下出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成为公认的全军统帅和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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