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7章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
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
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
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话说1951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他写道：
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就可以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目前的客观形势也可能要迫使中朝军队在2月间就要再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
1月15日，毛泽东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夷初先生：
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的解决此问题。中央华东局1月11日电报一件附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敬礼
毛泽东
1月17日，毛泽东将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47军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分局负责人，他在批语中写道：
“在湘西21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的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
1月18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大使袁仲贤向中央报告说，在亚东滞留的西藏达赖喇嘛临时政府有到北京谈判的动向与要求。
原来，达赖喇嘛在亚东收到了毛泽东通过袁仲贤转给他的信，毛泽东在信中祝贺达赖亲政，并希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的信使达赖及其大多数随员深受感动，经过多次协商讨论，达赖喇嘛在1月18日这一天，派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由亚东赴印度，给驻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呈交了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官员会议签署的致中央人民政府的3封信。达赖在信中说：
“过去，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力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素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2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附赠哈达1条，上等地毯1床。”
1月19日，毛泽东在审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高级军事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他写道：
“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的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的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尔后，毛泽东还特意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给志愿军党委。
1月22日，毛泽东把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工作报告送给年近80高龄的张澜副主席，并手书了一封信，他写道：
表方先生：
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月23日，毛泽东在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中说：
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1月25日，毛泽东接到袁仲贤关于西藏达赖喇嘛临时政府愿意来北京谈判的报告，他确定了“一应接见，二应同意来北京”的方针，立即复电给袁仲贤。
13天后，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从新德里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信中说：
“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1月25日，在朝鲜战场上，毛泽东在1月14日电报中的估计果然应验了。“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中朝两国军队立即组织了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4次战役。
1月26日，毛泽东出席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发表了讲话。他说：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
“第4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收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张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表方先生：
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80余万，缴枪40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4万，两三个月内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您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以。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951年2月初，春节快要到了，毛泽东问王鹤滨：
“王医生，你的老家在哪里呀?”
王鹤滨说：
“冀中军区，白洋淀。”
毛泽东听后笑了笑，又问：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有父亲，母亲。一个姐姐早已出嫁了，哥哥在保定地区工作。”
“你回家探过亲吗?”
“1949年的初夏，我在香山门诊部工作时，父母来看过我了。”
毛泽东认真地说：
“你应该回家去看看父母哟!”
王鹤滨心想，这里只有我一个医生，哪能离得开呀?就说：
“主席，工作离不开。”
毛泽东说：
“我派你回家去看看父母，另外，回到家乡看看农民们生活得怎么样。”
王鹤滨说：
“主席，那我明天就走。”
“好嘛!”
毛泽东赞许的点了点头，满意的笑了。
是年2月，毛泽东在谈及纠正文句缺点时写道：
“一切较长的电文，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2月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毛泽东提议由王稼祥从苏联回国担任中联部部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有一天，中南海派人来到中联部招待所，告诉在招待所工作的王淑兰说：
“王大姐，主席要接见您。”
王淑兰急匆匆赶来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正在客厅里等她呢，见她来了，便从沙发上站起来，迎上前去。王淑兰亲切的喊了一声：
“三哥。”
“四嫂，请坐。”毛泽东依然按老习惯招呼着弟媳，说：“请坐。在北京生活得习惯吗?”
“习惯。托主席的福啊。”
“想家吗?”
王淑兰摇了摇头。问道：
“三哥有什么事吗?”
“回韶山去如何?”毛泽东说：“听说韶山已经修复了我们家的房子，准备对外开放，屋里有很多客人，你回去帮我去招呼客人，莫怠慢了客人。”
王淑兰听三哥如此说，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毛泽东又嘱咐她说：
“据说当地人民政府还准备为我修一栋房子，并修一条路通韶山。你回去后了解一下，看是否属实，马上写封信告诉我，并叫他们立即停止此事。”
王淑兰说了一声“好!”，便回到了招待所。几天后，王淑兰离开了居住将近一年的北京，回到韶山，与毛月秋老人一起，当起了毛泽东故居的接待和解说员，接待了成千上万前来参观的海内外宾客。
2月5日是农历除夕夜，北京到处回荡着喜庆的鞭炮声，中南海怀仁堂里欢声笑语。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亲自请昆剧演员韩世昌、白云生去怀仁堂演出《游园惊梦》，而且点名要“堆花”。
著名昆曲演员丛兆桓后来回忆说：“看到毛主席那样喜欢昆曲，重视祖国传统艺术，我们感到，昆曲的春天来到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逢过春节，毛泽东都要看昆曲。
再说是日晚，梅兰芳剧团也在怀仁堂参加了春节晚会演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梅氏父子演出的《金山寺》、《断桥》折子戏。
2月6日是正月初一，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家里设宴招待来自家乡的客人。宴会前，他拉着两位老人的手，面朝其中的一位老人，向江青、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新和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是我九哥，是我的姨表兄，他家住在湖南湘乡十四都。没有他，就没有我。”
不少人听了，都感到惊讶。这位老人就是王季范先生。王季范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后辈人都称“九阿公”，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
2月6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春节团拜会，周恩来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他见政协委员张恨水穿着一套很不像样的藏青色中山装来了，就上前握着张恨水的手，问道：
“张先生近来是否生活有困难?”
张恨水闻言一愣，说：
“没有哇。”
他见周恩来一直盯着自己的衣服看，这才恍然大悟，笑道：
“原来总理是看见了我这身衣服呀!总理还记得1945年在重庆时，毛主席送我的延安生产的粗毛呢吗?这就是用那块儿呢料做的。不过，也难怪总理认不出它，因为它老褪色，所以我就把它染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至于生活上嘛，我有固定收入，还有再版书稿费，政府对我很照顾，总理不必挂心，一点问题也没有。”
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他说：
“不错不错，你把颜色一改，我还真没认出来。好，好，从这一点看出，张先生没有忘旧哇!”
团拜会开始了。周恩来拉着茅以升的手向毛泽东介绍说：
“主席，这位是北方交通大学的校长，茅以升同志。”
“知道，知道。”毛泽东满面笑容的握着茅以升的手，借“毛”与“茅”姓读音相同，与茅以升开玩笑说：“咱们是一家人嘛!”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镇江，1916年赴美留学，1926年获得美国卡利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33年8月，年仅37岁的茅以升承接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并任工程处处长，1937年10月建成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早1949年9月，茅以升在新政协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你是造桥的专家，很好嘛!这是为人民做好事呀。”如今茅以升见毛泽东还是这样亲切和蔼，诙谐幽默，便提出请求说：
“主席，我们北方交通大学的全体师生，都万分渴望您为我们学校题写校名。”
毛泽东笑着说：
“我的字写得不好，我给清华大学题的字，有个同学来信说，你写的算个啥，有的字，我就认不清楚。山东一位老先生，给我一封信，说我有一篇文章中一个字，用的不恰当。一字之师嘛。”
话尽管如此说，毛泽东在几天后，还是让铁道部转送给兼任铁道研究院院长的茅以升两幅在军委信笺上写着的“北方交通大学”墨迹。此后，该校的校名和校徽一直沿用着毛泽东这一亲笔题字。
且说毛泽东在团拜会上谈笑风生，与各界著名人士和社会名流亲切交谈，他对梅兰芳说：
“昨天看了《断桥》，你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想得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朵红绒球。”
梅兰芳回到家里，高兴的对夫人福芝芳说：
“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是日下午6时半，毛泽东登上了南下的专列，从北京清华园车站出发，沿着京广线铁路向南驰去。毛泽东此行是要去石家庄审定《毛泽东选集》的稿件。
此前，毛泽东交代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说：
“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
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中的是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
专列到达保定车站时，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视线缩得很小。毛泽东欣喜地透过车窗向车站望去，只见轻柔的大片雪花在橘红色的路灯光前漫舞，闪着点点反光，纷纷扬扬。
专列驶过保定车站，并没有向石家庄开去，却驰进了保定南郊与飞机场之间的桃上村附近的岔道上，在这里停了下来。毛泽东非常欣赏这个大雪纷飞的美妙夜景，他决定在专列上过夜。
毛泽东夜宿旷野之中，随行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立刻忙乎起来。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加上叶子龙、汪东兴，他们必须把专列的行踪告知北京，还要通知石家庄和保定，安排好明日专列行进的时间，布置好夜晚的警卫工作。专列上的警卫如同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一样，由卫士轮流值班就可以了，专列外的警卫任务，就需要借助于地方武装力量来担任。罗瑞卿带着汪东兴冒着大雪走下车去，检查地方警卫的布置情况。
许久，罗瑞卿、汪东兴回到专列上，罗瑞卿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汪东兴路过王鹤滨等人的车厢时，见他们尚未入睡，便坐了下来。他大概是经过车外的冷风一吹，再加上检查警卫工作，显得有些亢奋，已经毫无睡意，想找人聊聊。汪东兴说：
“一个简单的警卫工作，不检查也是不行的，谁会想到他们竟会这样布置警卫哩!”
王鹤滨趴在被窝里，听汪东兴一说，瞪大眼睛不解地问：
“发生什么事情啦?”
“发生问题还得了!没有发生问题，我还担心得要死哩。我跟罗部长下车去查看一下警卫布置得如何，好家伙!几挺机枪都把枪口对准了专列，机头都打开着，子弹也压上了膛，如临大敌，只剩下搂扳机了。”
原来，汪东兴下车看到几挺机枪，枪口都对准了专列，对专列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便问陪同检查的一位连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保卫首长!”
连长立正报告说。汪东兴说：
“对!你们的任务是来保卫首长的，那么为什么把枪口都对准了列车?”
“因为首长在列车上，如果列车上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好对付。”
“怎么对付?射击?隔着车皮你们能区分谁是首长，谁是敌人?如果每挺机关枪都哇哇地叫起来，我们不是全部给报销啦?”
“哪……”
连长回答不出来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汪东兴说：
“列车上由我们警卫了，请你们来，是为了对付万一有敌人从外部袭击列车，是不是?你们的任务是不让可能的敌人接近列车，对吗?”
连长顿时醒悟了过来，他立刻指挥战士们将枪口转了个180度，指向了漆黑的田野。解除了对专列的“包围”。
故事讲完了，汪东兴又说：
“真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么考虑警卫工作的，不检查一下，那还得了。”
说着，起身向他的卧铺走去。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在春雪的陪伴下，都渐渐进入了梦乡，只有他那节车厢里的灯还一直在亮着，从车厢里射出来的灯光，撒在寂静雪夜的旷野里。毛泽东一直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
2月7日清晨5点半，毛泽东的专列到达石家庄市，早有市里领导人员前来迎接。
毛泽东一行被安排在西郊的一所大院内，这处建筑就是汪东兴选中的解放后新建的保育院。毛泽东的居室在院子北侧，是一座青砖红瓦房，中间有高高的砖砌拱门，两侧是窗户。里面的房间很宽敞，有一张双人床，床头放了一个小桌，桌上有一盏台灯。大院的西侧有一座小白楼，工作人员就住在这座楼里。
安排已毕，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返回北京，留下来的是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李树槐、王鹤滨、李银桥、孙勇和中央警卫团的张木奇等几个卫士。
2月7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的拉到朝鲜战场上，轮番作战。
2月8日下午，毛泽东一觉醒来，立即让值班卫士去找王鹤滨。毛泽东一见王鹤滨就说：
“咳呀呀!怎么办?王医生，不得了啦，我快被臭虫吃掉啦，真咬死人哪!”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使劲挠痒，还把睡衣撩开，让王鹤滨看他身上被臭虫咬的手指盖大小的疙瘩。
“王医生，你看，快想个办法吧。”
王鹤滨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居室里竟然有这么多的臭虫，为自己没有事先检查一下感到内疚，他马上用碘酒涂在毛泽东身上被咬的部位，一是防止被抓破的皮肤感染，二是也能起到止痒的作用。王鹤滨又叫来卫士们，把床铺和家具抬到院子里，放在阳光下晒，用开水浇，用针尖把隐藏在木板缝里的臭虫挑出来。臭虫的数量可真不少，有大有小，有肥有瘦，一个个吃得肚皮鼓鼓的。战士们把这些臭虫一个个碾得粉碎，替毛泽东报了一咬之仇。王鹤滨又把门窗关闭，在室内喷洒了杀虫剂。众人好一番忙活，终于把毛泽东的居室重新整理好了。
2月8日晚，毛泽东在一份批件中写道：
“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首会门特务活动猖獗情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情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次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王鹤滨又来了，他问：
“主席，怎么样?还咬吗?”
毛泽东说：
“臭虫没有再光顾了，好厉害的东西!”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很久，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说挨咬的事了。
毛泽东每天埋头审阅稿件，批阅文件。白天有时在院内散步，有时走出大院，到马路上或田野散步。
叶子龙经常背着一支气枪出去转悠，有时打得一两只斑鸠，便亲自到厨房烹调，改善一下毛泽东的伙食。
2月10日，毛泽东、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指示中说：评级可为“今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
2月l7日，毛泽东复信给黄炎培，对镇反问题作了重要解释。
原来黄炎培在苏南考察结束后，回到北京立刻写了一个《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报告中肯定说：“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同时，黄炎培也坦率地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做了纠正。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
黄炎培在报告中还提出建议说：“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依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写道：
黄任老：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它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顺致敬意!
毛泽东
2月18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镇反的报告中批示道：
“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做坏事，或未做较大的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刑;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
2月18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写道：
“中央于2月中旬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各项重要问题，兹将决议要点通报如下。”
通报内容共有8条。关于“22个月准备工作”，他写道：
“‘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他写道：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关于“土改”，他写道：
“1、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2、争取今年丰收。3、依靠县农民代表会及训练班。4、积极创造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
关于“镇压反革命”，毛泽东写道：
“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2、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3、注意‘中层’(镇压反革命分为外、中、内三层，外层指社会上，中层指军政机关内，内层指党内——笔者注)，谨慎的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注意‘内层’，谨慎的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
关于“城市工作”，他写道：
“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
关于“整党及建党”，他写道：
“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的退出，不要伤感情，不要重复1948年‘搬石头’(刘少奇在解放区提出的——笔者注)的经验。”“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组织。”
关于“统一战线工作”，他写道：
“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此前，罗瑞卿受命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送交毛泽东审阅修改。毛泽东同罗瑞卿连续3天边议边修改。其间，毛泽东亲笔改动了3次，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方针，从而使镇反工作有法可依，量刑有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2月21日这一天，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直奔中南海，听说毛泽东正在西山，他又驱车赶往西北郊的新6所。在毛泽东住处前，彭德怀被工作人员叫住了，说：
“主席工作了整整一夜，刚刚睡下。”
“前线军情如火，走开!莫要拦我!”
彭德怀一把推开工作人员，直闯毛泽东的卧室。就在此时，卧室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
“我以为哪个铜锤花脸在叫板哩，原来是彭大将军在闯宫，我岂敢不见。请进!”
彭德怀进入房间，毛泽东正披衣下床，笑着说：
“大将前方归，理当即召见。”
二人落座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况，他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的问题。他还说，朝鲜战争不能速胜，必须在2月15日以前，将汉江南岸背水的第50军，撤回北岸。
毛泽东说：
“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他还风趣地说：
“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两个都是石头。”
彭德怀说：
“主席是块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块顽石罢了。”
毛泽东笑着说：
“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起扔向杜鲁门，一起扔向麦克阿瑟!”
彭德怀最后谈到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他还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
“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毛泽东点燃香烟，一支支的抽着，听着，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眼睛，然后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那萧疏的柳条，轻轻的念叨着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念罢，又自语道：
“开慧，岸英和你一样，是为革命为人民牺牲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你们、”
是啊，他一家为革命早已牺牲了5位亲人——他的夫人杨开慧、四弟毛泽民、六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如今，自己年纪大了，大儿子毛岸英却又为中朝革命事业而捐躯——他已经是毛家的第6位烈士了。
毛泽东默默的掐着指头算了算，又自语道：
“岸英刚满28岁，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彭德怀看着毛泽东那痛苦的样子，暗暗吃惊，心想：怎么，主席还不知道?他只好硬着头皮负疚地说：
“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毛泽东忍着巨大的悲痛、缓缓的站起来，望着彭德怀，说道：
“你莫要讲嘛，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了多少个优秀战士。岸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不要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每个战士不都是父母所生的吗?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的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凝成的。你们做得好，做得很好。”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叮嘱说：
“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1000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彭德怀走出毛泽东的房间，一方面为毛泽东的豁达胸怀所感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恼火。他感觉毛泽东对于这个消息有些吃惊，误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报告毛岸英牺牲消息的人。他气得连连跺脚，心想：
“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我讲话也可以做点准备。”
2月21日晚，毛泽东就符定一来信中所说他乡里减租退押及房契等问题复了一封信：
宇澄先生：
来示敬悉。退押事及房契一件已交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与先生商酌处理，请与统战部接洽。章先生信奉缴。顺颂日安。
毛泽东
信中所说章先生即章士钊，他曾写信给毛泽东推荐民主人士，由符定一转交。
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中写道：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的说来，还未认真的严厉的大规模的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的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2月25日，周恩来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
就在这一天，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郑维山、张天云率部奔赴朝鲜战场。
郑维山，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郑国棋是参加黄麻起义的老战士。郑维山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不到20岁的他担任红30军88师政委。郑维山是红4方面军出了名的“夜老虎”。1947年6月，郑维山接替杨成武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年仅32岁的他带领的3纵，被誉为“华北劲旅”。后任第1野战军第63军军长。
张天云，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长征时，担任红25军第78师2团政委。
彭德怀此次回国往来7天，很快就回到了朝鲜战场上。
2月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策(草案)》，草案中写道：
“理论学习的不发展，经验主义倾向的存在，正是目前党内一部分干部对于党的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工作中缺乏坚定性和远见，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蜕化思想的根本原因。”因此，强调加强理论教育“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要求每个党员都应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的和不间断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
1951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中写道：
“这种打法好。这叫做‘零敲牛皮糖’。如此下去，必能制敌于死命，迫使敌人妥协，最后结束朝鲜战争。”“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敲。”
“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的1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允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技术消耗我军。”
“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的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方能解决问题。”
这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轮番作战的方针，为毛泽东起草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电报，他写道：
“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电报中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线。
毛泽东在审阅这份电报稿时，在彭德怀的要求前面又加上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国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做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3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李俊龙，是国务院参事，他所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刊登于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3月3日，斯大林就周恩来起草的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3月1日电报，复电给毛泽东，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两军节节抗击。
3月8日，毛泽东致信在北京的陈伯达、田家英说：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它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其它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11日，毛泽东在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指示的批语中写道：
“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3月13日，中朝军队在“联合国军”的反攻中，主动撤离汉城。
3月14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他写道：
“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刊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15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3月18日，陈赓司令员率第3兵团开始入朝参战。第3兵团下辖12军、14军、15军。
3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在3月13日晚被反革命分子刺杀身亡事件的通报。
黄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曾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先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4年。本传第三卷中曾经说过，1934年9月毛泽东到于都县进行调查研究，由于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昏睡在床。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长征前，黄祖炎被调到了中央地方工作部，不久，他患了肺炎，过草地时，发高烧瘫倒了。毛泽东知道后劝他把烟戒掉，并半开玩笑的使了激将法，说：“你要是能戒了烟，那我就戒饭了。”黄祖炎还真的就把烟戒掉了。毛泽东对黄祖炎很信任也很关心，到达陕北后，便把黄祖炎从红军总政治部调到身边，让他兼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2次合作，毛泽东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陈毅等组建新四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第2纵队4师副政委等职。1950年3月，黄祖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标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就在3月13日那天晚上，济南市政府礼堂里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文化部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正在进行着，参加会议的200余名干部都身着军装，佩着手枪。黄祖炎讲完话走下讲台，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其余座位因许世友等军区领导未出席都空着。大约在21时10分左右，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王聚民手持左轮手枪，越过第3排，枪口贴近黄祖炎的头部，“砰”一声，击中了黄祖炎。
凶犯王聚民与黄祖炎有何深仇大恨?为什么要枪杀他?原来这王聚民出身于山东文登县一个地主家庭;他1940年参军，入伍前是一个小学教员。解放后，他的父亲在土地改革中被斗，家里的土地也被贫下中农分了，他便以组织名义向当地群众施压。当地群众联名写信向他所在部队反映情况，并揭发其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过两名地下共产党员。此信被人误拆，内容传入他耳，他认为大事不好，遂行凶报复，枪杀高层领导，致使黄祖炎遇难。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立即将黄祖炎遇害的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闻讯后十分震惊，遂于3月18日拟出了通报，发往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及其他有关单位。他在《通报》中写道：
“为吸取黄祖炎被害教训，中共山东分局于事发第二天即3月14日，向所属单位发出7条指示，指出：黄祖炎同志被刺，说明了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之际，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也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要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
3月18日晚，毛泽东电示饶漱石和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他写道：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山东分局“七条指示”的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
“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希望你们务必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
此批语后以中央名义发往全党全军。
3月20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就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出指示，他写道：
“1、宣传会议可自5月5日至15日开10天，如15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5天，否则不要延长。2、理论教育决定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3、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第3个问题，是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编选问题，后来在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此前，邓拓在1944年5月主持编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未经毛泽东改定。
3月23日，毛泽东在向各地转发罗瑞卿的镇反考察报告时批示道：
“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
3月24日，毛泽东在向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转发邓小平报告的批语中，明确写道：
“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3月2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的《实践论》在1950年底重新发表后，李达写出了8万多字的《〈实践论〉解说》一书。他在写作此书时，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百忙中为他修改。凡是书稿中写有“毛主席”3个字的，毛泽东都通通圈去，改为“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道：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2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1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极大的作用。待你的第3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2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
敬意!
毛泽东
3月27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3月29日，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刊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吴景超，在考察西安附近土改回京后所写的《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信给胡乔木说：
“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镇反问题的报告中批示道：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1951年3月间，毛泽东和少年时期的老友周世钊聚会，周世钊问起毛岸英为什么要上前线的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力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着‘亟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1951年3月，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士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
还在军委筹建工程兵时，把陈士榘和陈伯均都作为司令员人选上报中央。毛泽东对他亲自培养的指挥员们了如指掌，他看了军委的报告，就说：
“陈士榘的祖父克山、叔祖父克水，都是出身于清朝行伍，他的父亲、叔叔均为清朝新军16协统工兵管带。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毛泽东一锤定音。自此，陈士榘就成了“工兵大王”。
这个时期，“工兵大王”陈士榘还有一段掉牙的故事，顺便说来以飨读者。
早在1930年12月，陈士榘在战斗中牙骨被打伤，痛不堪言，牙也让医生拔掉了。1938年，陈士榘请毛泽东批了3克金以补牙。他先后到西安、北平，均未补好牙。1946年陈士榘在重庆时，好不容易由邓颖超介绍一位名医，总算补好了金牙。谁承想在解放后的某一天，他的金牙竟然不翼而飞了。后来在“三反”、“五反”时，警卫员交代，是他偷金牙换了75元钱。陈士榘闻之，顺口自嘲道：
“1颗牙，补了16年;3克金，卖了75元。”
1951年4月1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4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道：
“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4月3日，毛泽东应梅兰芳之邀，为中国戏剧研究会成立题词：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4月5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毛宇居写了一篇《毛主席轶事》，其中有言：“在私塾数年，略解文字，最爱《三国演义》、《说唐》、《水浒传》。”“后到省求学，知识日开，大有世界观，各师友无不爱赏之。有次由省归来，吾房祖简臣公与之戏问道：你读书将来做何事?他应声答道：我要为翻天覆地之事。”3月份，毛宇居将文章抄好后，寄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并交报社发表。毛泽东接到毛宇居的信和文稿后，仔细看了，觉得以不发表为宜，就给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复颂兴居佳胜!
乡友便此致候。
毛泽东
毛宇居的这篇《毛主席轶事》终究没有问世，直到他1964年逝世，始终被锁在湘潭档案馆里。
4月7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道：
“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的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
4月7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1、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2、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3、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4月中，毛泽东抽空陪同程潜、王季范、程星龄游览十三陵，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毛泽东对故人情深，很重旧情。此前，毛泽东曾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程星龄写信，说衡山县一位姓王的老人，给他写信，请求照顾生活。毛泽东还将王的原信转给程星龄。毛泽东在给程星龄的信中说：
“此人是我辛亥革命时当新兵的副目，1924年在广州东山时还见过一面，此后，就没有见过面了。在我的印象中，此人是比较老实的。现在来信给我，要求照顾生活。此人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如你们对辛亥革命人员订有照顾办法，请按统一的办法办理。如无统一办法，请根据他的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照顾。”
毛泽东还在“副目”二字后面加上括号，注明“即现在的副班长”。
再说毛泽东和程潜等人驱车前往十三陵游览，由十三陵护林工作者王富有当导游。
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方向的昌平县境内，离北京市区有百里之遥。所谓十三陵，指的是明朝13座皇帝的陵墓，又称明十三陵或明陵，包括成祖朱棣的长陵、会宗朱高炽的献陵、宣宗朱瞻基的景陵、英宗朱祁镇的裕陵、宪宗朱见深的茂陵、孝宗朱祐樘的泰陵、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熜的永陵、穆宗朱载垕的昭陵、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光宗朱常洛的庆陵、熹宗朱由校的德陵、思宗朱由检的思陵。此外，还有几个埋葬后妃和夭折皇子的坟墓。
这一带是燕山山脉的一条支脉，以长陵所在的天寿山为主峰，东西均有山峰环抱，形成一个极为理想的山谷盆地，13座陵墓就分布在这片大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各靠一座山峰。整个陵区大体上坐北朝南，两侧有虎、蟒二山拱卫，而西南方向就是稠密的人口区。
毛泽东一行人先看长陵，王富有走在前面。长陵大门内，工作人员郭玉奎正在翻晒药材。毛泽东看到大殿石阶上晒有很多药材，就问：
“这是从山上采来的?”
王富有说：
“是我们俩在巡陵路上，见到陵旁山坡的药棵子，顺手采来晒干卖给收购站，换来钱改善伙食。我俩都是津贴制，生活不宽裕。”
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这是个好主意。”
毛泽东一行进入长陵墓隧洞，又走上宝城，观看矗立在那里的“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的石碑，再看看周围山景，还登上丘顶松柏林间，他说：
“这个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敢在北京建都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殿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
毛泽东出了长陵，说：
“我们去看看嘉靖皇帝陵，那叫什么陵?”
王富有说：
“叫永陵。”
毛泽东一行乘车向南走，拐入永陵道口，在永陵村头的坡下停了车。毛泽东一行顺着一条路，步入永陵。
这里的大殿已经毁坏殆尽，只剩下宝城上的一通“大明世宗肃皇帝之陵”石碑。陵园内十分荒芜，松柏树木极少，村民还在这里拦着一群山羊。
毛泽东走在前面，上宝城绕了一周，遥看德陵旁的双锁山峰，登上墓顶土丘，一边看一边往下走，他说：
“永陵是朱厚熜皇帝陵。这个皇帝特别迷信，20载不亲朝政，偏听偏信，重用奸臣严嵩达20年之久，还将清官海瑞下了大牢。这个皇帝死后，他的儿子隆庆皇帝才放出海瑞。”
毛泽东走出永陵，说：
“去定陵看看吧。”
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定陵门口，待工作人员打开门锁，步行进入定陵。定陵的规模仅比长陵小一点，大殿已毁。王富有引着毛泽东游了宝城，这里的碑楼全是由石块雕琢砌成，碑刻“大明神宗显皇帝之陵”几个大字。毛泽东说：
“这个碑楼不怕火烧嘛!”
毛泽东绕着巨大的碑楼看了一圈，说：
“定陵葬的是万历皇帝，他叫朱翊钧，就是京剧唱二进宫里的李艳妃抱的小皇帝，他10岁登基。这个人长大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他当了48年皇帝。”
毛泽东一行又踏上墓丘，观赏了松柏林。
毛泽东回到定陵门口，问道：
“南边能看到的是哪个陵呀?”
王富有说：
“是庆陵，万历是他的父亲，庆陵皇帝墓，已经破烂不堪了，您去看看吗?”
毛泽东说：
“时间太长不去了，耽误你这么长时间，谢谢你喽，我们送你到定陵桥上。”
王富有说：
“您刚才在3个陵讲的话，我都听清了，也记住了，对我教育很大，希望您今后再来逛陵。”
毛泽东面带笑容的握着王富有的手，说：
“再见吧!”
欲知毛泽东还有什么重要活动?且待下一章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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