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2章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
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
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
信中已说到了。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的同志事
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话说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带着一个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自此，毛泽东两个多月没有露面，官方称他去休假了。
关于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汪东兴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1953年底，毛主席到杭州去搞宪法。他住在刘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也住在刘庄，他们到北山办公。毛主席喜欢爬山，每天12点左右起床，吃点东西就去爬山。他宣布一条，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有一次我们爬上玉皇顶，用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又上了南高峰、北高峰、六和塔，还上了凤凰山。田家英说，他们就靠主席爬山的时候改宪法稿子。毛主席有一次问我们，在杭州看风景哪里最好?我们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主席说：在山顶看，风景最好，杭州全景尽收眼底。西湖是一个锅，杭州市区是锅边。毛主席还考我们：哪个朝代在这里建都?雷锋塔为什么建在这里?美国的首都为什么在华盛顿，不搬到纽约?等等。和毛主席在一起，我们增加很多知识。毛主席爬山，有毅力，风雨无阻，坚持锻炼，说得到就做得到，要改变他的主意很难。说今天下雨，不上山了。他说，去，带上雨伞。说路滑，他说拄上竹棍。毛主席喜欢杭州，主要是气候好，空气新鲜，靠水边。毛主席喜欢水。他为什么喜欢中南海?因为有水。”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是这样回忆的：“有这么一天，主席比较早就醒了。他对我说：‘我现在想爬山。’我建议他去爬丁家山。这是刘庄旁边的一座小山。主席说“‘我不爬小山，要爬大山。’我去找叶子龙、汪东兴、罗瑞卿、王芳商量，大家觉得还是爬丁家山。主席一听，这么多人都不同意他爬大山，只好听从。丁家山不高，大概有一二百级台阶。主席爬的时候，跟走平路似的，一会儿就爬完了，没有尽兴。第二天，主席睡醒以后还要爬山。我们商量后，建议他爬桃花岭。以后，又爬了宝石山、梯云岭、葛岭、栖霞岭等。这些山比丁家山高一些，大约是海拔200米左右。再以后，还爬了炮台山、凤凰山、狮峰、天竺山等。在制定宪法的繁重工作中，主席抽时间坚持爬山，充分体现了一位伟人的毅力和胸怀。这是主席在建国以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也是最有特殊风格的一次爬山活动。”
毛泽东的随行摄影记者侯波在回忆中也说：“跟随毛泽东爬山，是我和他在一块时最愉快的时刻。他不喜欢人搀扶，拿着一根竹竿当手杖，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他边走边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回答，给大家讲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古今中外，天南海北都有，引发大家读书学习的兴趣。他谈笑风生，大家也无拘无束。这种时候，他是我们慈爱的长辈，是我们敬重的老师。”
负责警卫工作的王芳回忆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他在思考研究问题时，会到忘我的地步。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主席下班后茶杯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我们在搞警卫工作时，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在安排他去的地方，有时搞了一些诸如对群众进行疏散、控制，甚至清场等安全措施，致使主席不能随时见到群众、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这使主席感到很不满意，几次向我们提出批评。他还说，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脱离群众，就像鱼离开水，活不成了。我们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不是高人一等，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欺压群众。这里有个立场问题，也有个感情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牢记，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闲话打住，且说毛泽东到杭州的第二天，对王芳说要出去走走，王芳就陪他去了云栖。云栖环境幽静，满山修竹，溪水潺潺。王芳在前面带路，从入口处一直走到最里边。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抬头挺胸，双目远视，脚下路面坑坑洼洼，也不理睬，只管跨着大步往前走。王芳见路面不平，且长满杂草，中央还有一堆粪便，惟恐毛泽东踩着粪便，便提醒他说：
“主席，当心前面有粪便。”
毛泽东停下脚步朝王芳笑着说：
“你大概不是贫下中农?”
“我是中农。”
“你过去没有干过农活吧?”
“小时候在地里干过轻便活，重活没有干过。”
毛泽东“哦”了一声，微笑着说：
“怪不得你害怕大粪。农民看到了就会把它捡起来，拿回去当肥料，给庄稼施肥时还要用手抓大粪。在路上看到大粪有什么好害怕的?”
12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对叶子龙、王芳说，要去看看钱塘江。王芳还以为他要去观潮，就说：
“主席，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
毛泽东说：
“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
王芳立即通知杭州市公安局易成铸，要他带人去实地勘察一下，选好地段。
第二天下午，天气比较冷，毛泽东穿了件大衣，乘车沿杭沪公路过了杭州七堡，就停了下来。这里靠钱塘江堤大约有六七十米。毛泽东走上江堤，沿堤坝步行了一里多路。这一段堤坝大概是在晚清年间修的，在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紧紧扣住，比较牢固。毛泽东看了一遭，显然很满意。
12月30日晚，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邀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
原来，江青到杭州后曾对王芳说：“12月26日是主席的60大寿，可他不愿人家向他祝寿，所以就在车上过了一天。但我们得有个表示。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顿饭，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王芳遂将江青的建议告诉了浙江省委谭启龙等人，大家觉得是个好办法，就在12月30日邀请了毛泽东。
且说30日晚宴的餐桌上，除了平时常见的饭菜外，还特地摆上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有庆贺华诞、祝愿长寿之意。席间，众人轮流向毛泽东祝酒，气氛热烈愉快，毛泽东高兴的一一作答。他平时很少喝酒，这一次他倒喝了不少。
晚宴快结束时，毛泽东面前还有4杯茅台酒。他见坐在同桌的王芳酒量不小，就说：
“这里还有4杯酒，不要浪费掉，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
王芳不好推却，便鼓起勇气把4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毛泽东高兴得大声说：
“好，好!”
饭后，大家依然恋恋不舍围着兴致很高的毛泽东说闲话。罗瑞卿指着王芳说：
“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呢。”
王芳当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头去了。不过他又说：
“我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这个省公安厅长，周恩来总理在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的是‘王芳’，所以改名必须得上级批准才行。”
酒后的毛泽东红光满面，他指着王芳风趣地说：
“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他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开心的笑了。
1954年1月1日，黎锦熙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
毛泽东后来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我同意您的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具体解决，请向文字研究会商洽。”
毛主席在杭州期间，兴致勃勃的爬了玉皇山、北高峰、莫干山、城隍山、北山、钱江果园、五云山、狮子峰、天竺山等地方。他几乎把杭州市周围所有的山都爬遍了，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差不多每个星期出去一次。
元旦过后，毛泽东第一次去爬莫干山，陪同他的是王芳，还有一个刚到警卫处没几天的干部，此人叫伍一。毛泽东不认识伍一，就打量着他，微笑着问王芳：
“这是谁呀?没见过嘛!”
王芳回答说：
“主席，这位是刚调来的警卫处处长。”
伍一诚惶诚恐的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你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问伍一，并伸出他那宽大的右手。
“报告主席，我叫伍一。”
伍一恭恭敬敬的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连忙伸出双手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幽默地说：
“噢!你这名字好哇，又好记又伟大，全世界人民每年都要为你开庆祝大会。很好，以后我就叫你‘劳动节’喽!”
伍一怕毛泽东把他的名字理解错了，就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这‘伍’是‘五’字前加个单‘人’旁。”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他说：
“对呀，你和伍修权是本家，你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嘛。”
毛泽东的幽默和随和顿时驱散了伍一的紧张情绪。此后，伍一就经常陪着毛泽东去爬山、散步、游泳。
且说莫干山郁郁葱葱，毛泽东上山后在蒋介石退到台湾前住过的美庐别墅休息。吃午饭时，毛泽东又提起了王芳改名字的事，他说：
“莫干山应当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你山东一半地方的绿化像莫干山，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从莫干山返回途中，毛泽东乘坐汽车经过了钱塘江大桥，他余兴未尽，遂口占一绝：
七绝·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诗中所说的“七人房”就是他和从人乘坐的汽车。诵毕，他又拿起英文教程，带着几分乡音，开始了外文朗诵。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睡梦中。毛泽东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对王芳说：
“去新登吧，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
王芳等随行人员拥着毛泽东分乘4辆轿车，径直来到新登。此时的天气还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毛泽东下了车，脚踩在冰碴子上咯咯作响。他手拿一根竹杆，走在前面，步行了3里多路，才来到了一个村子旁边。王芳请他戴上口罩。毛泽东便戴上口罩，大步进村。
这个村子有十多户人家，大多数人姓王，又因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所以就叫王家水碓村。早在1953年初，这个村的农民们就自发的组织了农业合作社。
毛泽东在村口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一行人来到王关林家，王关林及家人热情的招呼着客人。毛泽东亲切的询问了王关林的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农民是不是都是自愿入社的?中农的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
王关林介绍了中农入社的情况，又说：
“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的。”
王关林还告诉毛泽东：
“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
毛泽东问了连作莰稻插种时间与方法，连说：
“好，这要好好的推广。”
由于毛泽东戴着口罩，王关林和他的家人始终都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如此亲切的人就是毛泽东。王芳见王关林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了，便催说可以回去了。
“不忙。”
毛泽东说罢，又向社员们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就像久别的老农回到了老家一样。临走时一大群干部和社员拥着他，一直送到村口。毛泽东辞别大家，离开了王家水碓村。他对随行人员们说：
“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毛泽东这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失踪”的小故事。那是在一个下午的4点半，他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对王芳说：
“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们出去走一走。”
天已晚了，到哪里去比较合适呢?毛泽东的习惯是说走就走，不容迟疑。王芳脑子里迅速思索着，决定到钱塘江边上的钱江果园去。那里的梨花已经开了，地势比较平缓，山坡不陡，路也不太远，转一下回来吃晚饭还来得及。他们一行数人立即陪毛泽东乘车来到钱江果园。毛泽东健步走上北边的山坡顶上，回身南望，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梨花和长势良好的小麦、油菜。空气中散发着甜甜的清香。他显然很高兴。王芳在前面带路，毛泽东在后面走。王芳知道毛泽东走路有个从不改变的习惯，就是不走回头路。所以他从山坡的西侧领路上坡，准备从山坡东侧下坡回去。毛泽东停住了脚步，朝王芳笑笑说：
“要回家?还早呵!你们不累吧?继续往前走。”
说着，他迈开大步朝狮子峰方向走去。到了狮子峰山顶，毛泽东才歇下脚来。这里是狮峰龙井茶的产地，在坡地上，一层层，一片片，远近几千亩茶山，在早春的夕阳下映得恪外清新。主席活动着胳膊，深深的呼吸着。好长时间，毛泽东又向五云山方向走去。
五云山在杭州西南方向，钱塘江北边，离市区有七、八公里。这里群山连绵，峰峦叠彩，风光宜人。这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王芳想劝劝毛泽东回去，但毛泽东不走回头路，往前走，路还长着呢。他心里暗暗着急。
五云山是这里最高的一个山峰，海拔近400米。毛泽东上了山，伫立山顶，举目远望。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西边的天上映出大片彩霞，南望钱塘水，滔滔东去，东眺西子湖，平明似镜。五云山顶有一个庙，毛泽东和王芳等人在庙前拍了一张照。相一照完，天似乎立刻暗下来了，大家还想再照几张，就来不及了。王芳催毛泽东抓紧赶路，因为下午出来家里不知道。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了，还不见毛泽东回去，他们肯定要着急。可是毛泽东却说：
“不忙。”
他点上一支烟，慢悠悠的吸着，眼看着五云山下暮色苍茫，峰峦起伏，烟云缭绕，几处农户已经亮起了电灯。毛泽东还不想走。不知他是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或者是在酝酿一首诗词。
大家都感到有点累了，渴了，可毛泽东却丝毫没有疲劳的表示，下了五云山，仍然大步往前走着。过了五云山，只有往天竺山方向走去。北京来的几位警卫干部不知道要走在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走去，他们已辨不清所在的方位。四周是荒山野岭，走的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有的被水冲了，根本无路可走，加上天已全黑了，他们几乎在摸黑行进。不一会儿，前面真的无路可走了。王芳说，
“主席，不行，前面没有路了。”
毛泽东说：
“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这里没有路，我们给杭州人民走出一条路来。”
他是从来不怕任何困难的，越是困难越要挑战。他加快步伐往前走去。王芳赶紧走上前去。越过几道被大水冲成的土坎和乱石，接着是陡坡。由于树长得茂密，连星光也借不到了。毛泽东两手搭着王芳的肩膀，王芳则凭着脚底的感觉，一步一步探着往下走。因为是陡坡，泥土又潮湿，有点打滑。毛泽东个头又高又大，份量压在王芳肩膀上，王芳如脚底滑倒，就有和毛泽东一起滚下山去的危险。王芳只得挺直腰板，稳住全身，一步一步往下移动着。过了五云山，又上了天竹山，这里地势比较平缓了。荒草中的小路依稀可以辨认。毛泽东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休息。幸亏有个警卫员身上带了一壶水，给毛泽东喝了两杯。大家又饥又渴又疲劳，但看到毛泽东这么大年纪了，走了这么多路，还没有疲劳的表现，感到非常高兴，谁也不肯说声累，个个显得精神振作，毫无倦意。
此时已经是6点钟了，该是毛泽东吃饭的时候了，可是毛泽东还没有回来。住地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回答说，主席下午4点半已出去了;又问罗瑞卿、杨尚昆，他们说也不知道。7点钟了，毛泽东还没有回来。罗瑞卿和杨尚昆急忙赶到刘庄，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谁也说不清楚。
他们担心主席外出去偏僻的地方，遇上意外的事故，又无法与家里取得联系。那时没有随身带的通信工具。
罗瑞卿、杨尚昆赶紧派出几路人马去寻找，同时又打电话到几个公安执勤点查询。时间到了晚上8点多，还是没有毛泽东的踪影，也没有任何消息。罗瑞卿、杨尚昆急得团团转，头上直冒汗。不知道毛泽东到底去哪里了，路上会发生什么问题，万一有个什么长短，这天大的责任谁能承担得了!
正在此时，王芳叫人通过浙江省公安干校给住地打来了电话，告诉了毛泽东现在的方位。正在焦急万分的罗瑞卿、杨尚昆，立即赶到上天竺把毛泽东一行人接了回去。回到住地已是晚上8点半了。一到住地，罗瑞卿就对叶子龙和王芳发作起来，严厉批评他们不打招呼，太大意了。他还对王芳说：
“对主席的安全，不能有半点疏忽。”
后来，毛泽东第二次上五云山时曾即兴吟诗一首：《七绝·五云山》。诗云：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诗人的情怀已经与五云山融为了一体，他的声音也与山中的啾啾鸟鸣汇成了别致的合唱。毛泽东用诗歌赞美杭州的自然风光，表达了他对第二故乡的深情热爱。
1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收到了由杨尚昆送来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及刘少奇的一封信。他在给刘少奇和书记处成员的信中写道：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做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议程可有3个：1、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2、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1个五年计划纲要。3、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关于第3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做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毛泽东同时还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信，他写道：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1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1月9日，毛泽东在杭州领导宪法小组正式开始宪法的起草工作，他首先带领小组成员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各类宪法，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他还列出了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10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阅读。此后，毛泽东指示宪法起草小组人员说：
“起草宪法时要坚持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在具体条文上又要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要简单、明了。”
此时负责安排毛泽东一行住所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后来回忆说：“毛主席住在刘庄1号楼。每天午后3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84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主楼先前是谭震林一家居住的，谭震林调到上海后，我家搬进去了。我们让出后，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1月15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刘少奇等人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他关于宪法从起草到通过的整个计划和流程的设想。毛泽东写道：
“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1月9日开始，计划如下：1、争取在1月31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2、准备在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3、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4、4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5、5月1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4个月，以便9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开列了一个关于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共有10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时间阅读。他写的是：
“1、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2、1918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3、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4、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5、法国1946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1月18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员，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提出要通知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到会。
毛泽东在杭州时，问卫士张仙朋等人看过几遍《红楼梦》，有人回答说看了1遍，有人回答说看了两遍。毛泽东说：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那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得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
1月间，毛泽东约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会谈。他在谈话中说道：
“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当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
毛泽东指指出生于陕西韩城的翻译师哲，又指着自己说：
“秦就是他们陕西，楚就是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毛泽东说的陕西就是暗喻高岗，两个苏联人听了却是感到莫名其妙。
此时，高岗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表示说，要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的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1月23日零点10分，天上下起了几十年以来罕见的大雪，霎时间，天地苍茫，远近一色，整个杭州成了一个银的世界。在天亮时分，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往毛泽东住处打了一个电话，他问李银桥：
“主席起来了没有?我们好派人去扫雪。”
李银桥告诉他说：
“扫不得，不但扫不得，还动不得。这是主席的指示。我因扫雪还挨过批评。”
7点多钟，毛泽东头戴浅灰色呢帽，内穿黄呢中山装，外罩灰色呢子大衣，走出户外，小心翼翼的踏着雪，来到一棵树下，仰起头凝视着树上的琼枝银花。过了一会儿，站在他后面的李银桥提醒说：
“主席，靴里的雪一会儿都化成水了，回去看吧。”
毛泽东兀自沉醉在雪的世界里，他轻轻的摇摇头，喃喃地说道：
“化了，就看不成了。”
说罢，他迎着寒风，迈着轻轻的步子，朝西湖那边走去。卫士们只好跟在他的后边，非常小心的踏着他的脚印向前走，生怕再破坏了雪景。
西子湖畔和远近的群山，都披上了银装。毛泽东兴致勃勃的来到湖边，驻足观赏苏堤雪景。尔后，他两手交叉在身前，含笑站立在西湖边的石栏处，让侯波为他拍照留念。侯波抓住毛泽东凝眸远望的一刹那，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摄了《毛泽东在杭州》的雪景照片。
随后，意犹未尽的毛泽东又兴致勃勃的登上住所后面的小山，远眺西湖的雪景。
1月2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找高岗谈话。
1954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第2次与高岗谈话。
这一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与饶漱石谈了话。
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参加会议。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大会上发言，全面的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
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全会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宣传和贯彻总路线的群众运动。
2月15日，刘少奇为核查在全会上揭露出的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决定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要高岗、饶漱石也分别参加座谈会，让他们听取对他们的批评，同时，要让他们在会上作检查。
在座谈会期间，高岗并没有像他在全会上表示的那样去做，而是一直表白他是清白的，没有任何反党阴谋。然后，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要以自杀的方式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旁边的人抓住他的胳膊时，子弹射穿了天花板。他的第1次自杀未遂(据杨尚昆说，高岗是触电自杀未遂，座谈会中断了一天)。
2月17日，经过宪法小组1个多月紧张细致的工作，宪法草案的初稿已经写出来了。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张一平，专程到北京将宪法草案初稿送给刘少奇。毛泽东还给刘少奇发了电报和信。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现将宪法初稿5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于2月20日以后的1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交小平、维汉两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7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维汉原定20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明(18)日动身，20日可到北京。”
2月24日、26日，宪法起草小组又将初稿作了两次修改，称为“二读稿”、“三读稿”，并及时专送北京供在京中央领导人讨论。
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结束。以刘少奇为临时主持的中共中央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在东北和华东两个地区，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
周恩来在为高岗座谈会做的总结中写道：
“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的9条阴谋活动和罪行，这9条是：
1、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荒谬理论，及制造所谓‘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2、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3、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4、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封官许愿，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5、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6、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7、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8、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9、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为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2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又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提出要去爬山。他在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张耀祠、王芳及卫士的陪同下，去爬玉皇山。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山下有滑杆，是预备给上山的游客乘坐的。因为毛泽东爬山从来不肯坐轿，警卫人员就悄悄从驻军那里调来两匹马，准备让他在爬到中途累了的时候骑。毛泽东见后面跟着两匹马，就问是干什么用的。当他知道用意后很不高兴，说：
“我爬山还要去部队调马，像什么话?把马送回去!”
这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山上的游人很少。山腰有一紫来洞，毛泽东一行在洞前俯瞰山下的八卦田，说南宋皇帝祭祀先农的时候，就在那田里做做样子，亲耕一番。
山上有个福寿观，毛泽东在观外兜了一圈，便步入观内。观内有一个瞎子主持，说他是道士吧，他还光着脑袋像个和尚。毛泽东面壁看了一番，来到供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
供桌上没有点香，只摆着一桶卦签。毛泽东朝那卦签望了片刻，伸手上去抽出一支，看了一眼便笑出了声。谭震林、罗瑞卿等人闻声围了过来，毛泽东笑着把卦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了也笑起来，将卦签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了也笑着递给其他人，众人传看一遍，又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地上。
卫士张木奇觉得好奇，他等毛泽东等人出门的时候，忙从地上捡起卦签，匆匆看了一眼，便悄悄揣入兜里，因为主持是个瞎子，他是看不见的。张木奇回到住处，掏出卦签细看，这是一个竹片上贴着的版印的纸签，内容是“此命权威不可挡，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3房的话。难怪毛泽东和众人发笑了。
1954年3月2日，毛泽东以短函嘱咐田家英，他写道：
家英同志：
1、杨秀生信请抄转长沙杨开智先生，询问信内所述情况是否属实，我完全不记得了。2、今年寄杨家补助费1200万元，上半年的600万元宜即寄去，请予办理。3、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毛泽东
后来，杨开智收到田家英的询问信后，立即去办这件事，然后回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据此在4月份给李淑一汇去了一笔钱，帮助杨开慧的这位朋友。
3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的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3月9日，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宪法“四读稿”，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宪法起草工作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束了。
有一天，毛泽东和王芳及摄影师侯波一行人再登玉皇山，他们边走边谈论着《红楼梦》，毛泽东问侯波：
“你现在看什么书啊?”
侯波说她看的就是《红楼梦》。毛泽东说：
“看得懂吗?”
“看故事呗。”
“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呢。”
“我一遍还没看完呢。”
“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
众人上得山来，侯波回头一看，山下有个房子着火了。南方的草房见了火就扑不灭。这种临时性的草房，几根木架，席子一围，茅草盖顶，着了火只需要把值一点钱的东西抱出来就行，灭火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侯波不懂得这些，她着急地喊道：
“哎呀，房子着火了!”
毛泽东在山坡上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不慌不忙地说：
“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侯波听他说话的口气，非常惊讶，不解地问：
“着火……还好?”
“不烧它就总住茅草房。”
“烧了人家住哪里去呀?人家盖不起瓦房才住茅草房的。”
“嗯，看来是你说的有理。那怎么办呢?烧了到哪里住呢?”毛泽东说罢，便沉思不语了，良久，他才又自言自语的喃喃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侯波听他如此说，才知道他此时仍然处于现实生活和《红楼梦》的转换中，这是他独特的一种幽默情趣和开阔胸怀。眼看着山下的火已经烧尽，只剩下一缕袅袅青烟，毛泽东又说：
“唉，烧了好。烧了3年盖瓦房，不烧10年住草房。我看朝鲜还是有希望的。”
侯波感叹不已，她心里说：“伟人就是伟人，他的思想太活跃，他怎么就想到了停战不久还是一片废墟的朝鲜?他所考虑的问题与我们想的事情实在不是一个层次。”
侯波到石头缝里采了许多野花，拿到毛泽东跟前，说：
“主席，你看，这里都开花了，北京现在还下雪呢。”
毛泽东从中抽出2枝花，凝视着，问：
“这是叫什么花呀?”
“南方的花，不知叫什么花。”
“那就叫侯波花吧。”
毛泽东笑着打趣。侯波说：
“咱们建两个首都才好呢，夏天在北方，冬天在南方。”
“你这个想法不错嘛。”
毛泽东随口应付着，起身往前走，来到了福寿观。大概是警卫人员已经采取了措施，观里只有那个瞎眼主持。毛泽东指指桌上抽签的木筒，说：
“侯波，你替我抽支签吧。”
侯波上去抱住木筒摇一摇，抽出一支，一看，说是命不好，家里家外不安宁。于是，她又换了一支说得好的，拿去让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完哈哈大笑。
福寿观里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叱、玉皇大帝的塑像，他们都是神话小说《封神演义》里的主要人物。毛泽东看了问王芳：
“《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
王芳说：
“在家读中学时看过。”
“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
王芳说：
“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
“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被我们打败了。”
毛泽东又问道：
“你看过《三国演义》吗?”
王芳说：
“在济南读书时看过。”
“你知道关羽姓什么?”
“姓关。”
“不是，关羽原来不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
这天，毛泽东本来说要在山上吃素斋，可菜一端上来，多是鱼呀鸡呀的。毛泽东说：
“怎么又吃荤菜，不是说好吃素斋吗?”
王芳说：
“主席，这是素斋，全是蔬菜做的，样子像鱼和鸡。”
3月中旬的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毛泽东坚持要到绍兴东湖农场去视察。
原来在3月初，毛泽东在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时，得知绍兴东湖农场通过科学种田，使当年的“放鸭畈”变成了浙江有名的高产样板田，他十分高兴，当即向谭启龙表示，要抽时间亲自去看看。
这一天，毛泽东在谭启龙的陪同下，来到东湖农场。他冒雨走在田埂上，一面细心观察，一面向农场负责人了解情况。视察结束后，毛泽东称赞东湖农场科学种田好。
毛泽东离开农场，来到东湖风景区，游览了一番。他面对着陡峭的悬崖观察了一番，指着笔直的石壁对谭启龙说：
“这不是老天爷的鬼斧神工，而是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开凿石条而造成的。”
谭启龙引领着毛泽东走进一个茶馆，坐在八仙桌旁小憩。毛泽东向谭启龙讲起了绍兴的历史和名人。他说：
“绍兴，古称会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吴越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就在这个地方。近代以来，这里也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清末女革命家秋瑾，自号‘鉴湖女侠’;另一个就是鲁迅。鲁迅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种为人民甘做牛马的精神。”
3月14日下午3点30分，毛泽东和起草小组离开杭州刘庄，至晚到达太湖之滨的无锡。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会议的陈毅，立即赴无锡迎候，把毛泽东安排在太湖华东干部疗养院。夜里2点多，李银桥端来一盆开水。张木奇问道：
“怎么啦?”
李银桥说：
“老头儿便秘，给他灌肠。”
张木奇把开水晃动凉了，就让李银桥端进去灌肠。
保健医生徐涛劝毛泽东注意休息和饮食的规律性及营养性，请他吃蜂蜜，说否则就容易便秘。毛泽东不听，他自有他的办法：蔬菜不让切，整株洗净了炒，保持长纤维，吃下去利大便。他还说：
“我的生活里有4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睡、能吃、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
“孔老夫子吃饭很讲究，”毛泽东越说兴致越高，而且有点神秘了：“他有10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不吃，食物变色变味不吃，烹调不合宜不吃，不到吃饭时间不吃，这些都很合乎卫生嘛!不过孔老夫子有病啊!”
徐涛说：
“我没注意这个问题。”
毛泽东愈发得意了：
“你应该给他诊诊病，我看他有胃病。”
“你怎么看出来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东西搞得那么精细不是消化不好吗?再说他常喜欢吃姜。你们西医研究不研究姜的作用?”
“中医研究的比较多。”
“姜性温，孔老夫子有胃病，用姜祛寒暖胃;老百姓不是喝姜糖水嘛，祛寒发汗治感冒。我看他还有胃下垂。”
“你怎么又给诊断出一个病来了?”
“他胃不好，又忙着周游列国，吃了饭就坐车子颠簸，还不得胃下垂?”
毛泽东说罢，自个儿禁不住笑了起来。
有一次，毛泽东牙龈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脓了。他疼的时候用手捂着腮帮，皱着眉吸凉气，饭都吃不下去。徐涛学着毛泽东以前说过的话：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徐涛说：
“这次可真是病了，牙床化脓，淋巴肿大，你得吃药，吃抗生素。”
“我不用药。”
毛泽东连连摇头，一边还疼得直吸凉气。徐涛说：
“别讳疾忌医啊，这是你常说的话。”
“我不忌医我忌药，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
“病重了不行，重了必须吃药。吃抗生素很快就可以好。”
“我不吃药。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
“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
几天后，毛泽东没有用抗生素牙疼就好了，他得意的笑着说：
“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了，不能光依靠外援。天下万物万事，都脱不出这个道理。”
他还不止一次说过：
“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
毛泽东就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在游泳池游泳，如果没有女性在，他便吩咐一声不要让女性来，自己脱得赤条条的下水游泳，更觉得自由自在，畅快无比。
正是：真人真性情，与众大不同。
不药病自愈，医嘱不全听。
戏言寓真理，自力能更生。
再说3月15日清晨，陈毅陪同毛泽东到无锡太湖边观看日出。回到疗养院，毛泽东邀陈毅谈话。据陈毅日记记载：毛泽东在谈话中最触动他的一句话是：
“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这才叫：洞若观火，腹有韬略。教尔育尔，良莠难说。古来如此，我奈你何?
后来不久，陈毅因受毛泽东谈话的启发，写出了一首也许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具影响力和思想性的长短句《手莫伸》，开篇便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3月17日，毛泽东一行回到了北京。
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1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宋庆龄、张澜、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黄炎培、程潜等共26名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提交给宪法起草委员会。他说：
“这个初稿可以小修改，也可以大修改，还可以推翻另拟初稿。”
陈伯达受毛泽东委托，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宪法草案起草工作的说明。
会议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修改，以便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作为草案公布。同时决定：除了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外，还要会同全国政协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将草案分发全国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进行讨论。
会议还决定，为了加强对宪法草案讨论修改的组织工作，以李维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以齐燕铭、田家英、屈武、胡愈之、孙起孟、许广平、辛志超为副秘书长，并由他们负责成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
随后，北京组织了500多人讨论。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共8000多人，进行了宪法草案大讨论。各界人士一致认为这个草案是好的。在这次大讨论中，还从各地征集到了5900多条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
且说3月31日，毛泽东给彭石麟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石麟先生：
1954年3月9日函示敬悉。尊事已托毛蕊珠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此复，祈谅是幸。
毛泽东
1954年4月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张闻天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他们此行是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做准备，要同苏联政府协商有关事项，以便在会议上统一步调。
4月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第2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检查了各地对中央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指示的执行情况，着重研究了合作社大发展后如何巩固的问题。
4月上旬，毛泽东给班禅额尔德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1953年8月1日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而努力，我很高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的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顺祝
健康
毛泽东
4月12日，毛泽东在治理海河的关键工程官厅水库竣工前夕，亲自视察了工地。
后来在官厅水库建成后，毛泽东又为其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4月18日，第2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认为已有的10万个社能否办好，对以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关系极大。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积极努力把已有的10万个社切实办好，为迎接行将到来的合作化大发展的新时期作好准备工作。
会议还拟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的发展计划：1955年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1957年达到130万或150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到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合作化。
再说周恩来、张闻天在苏联为协商日内瓦会议的问题，与苏方多次会商，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政府草拟了具体方案，周恩来将要带着这一方案回国向中央汇报。
苏联政府为了庆祝会谈顺利，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晚宴招待周恩来、张闻天。苏联人本来就喜欢饮高度白酒，这一天更是特别兴奋。赫鲁晓夫入席时不停的转动手腕上的表带，一会儿捋下来放桌上，一会儿又拿起来戴在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势。
赫鲁晓夫开始讲话了，很简短，他说了几句便开始端起酒杯敬酒。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法比的，赫鲁晓夫咕咚一声就干了杯，于是，其他的作陪者，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也一齐起身，高举着酒杯，咕咚咕咚干了杯。周恩来也随着主人干了杯。
酒场上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周恩来是主客，他不能不回敬主人。于是，他就讲了几句外交礼节上的辞令，端起酒杯回敬主人们。
这种外交宴会，主客都是彼此敬酒多，不大注意吃菜，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已经不知道空了多少。周恩来、张闻天是客随主便，即便想吃一点儿菜，也不能那么随意了。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脸，鼻尖上渗着汗，嘟嘟噜噜说个不停。翻译出来的大致意思是：这次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分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周恩来则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晃着脑袋，重复着说：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话，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赫鲁晓夫终于明白了周恩来所说的胜利的含义，便大叫着“哈拉少，哈拉少”，激动的向周恩来敬酒，干杯。周恩来没有马上干杯，他举着酒杯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说：
“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请同志们干杯!”
周恩来说完，率先干了杯中酒。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马上相继向周恩来敬酒，与他干杯。此时，周恩来的脸色已经由红润慢慢转成了苍白。莫洛托夫也端着酒杯来到了周恩来跟前，他说：
“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好合作，干杯!”
周恩来尽管脑子里已经有些混沌，错把莫洛托夫当成了斯大林，但他表面上风度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
“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干杯!”
此时，宴会厅已经乱了，主人客人互相敬酒，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人也互相敬酒、干杯，各自聊着感兴趣的话题。周恩来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说着热情友好的话，敬酒、干杯。此时，他的脚步已经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着，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突然弯下腰，呕吐了，甚至连站也站不住了。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也已经带了醉意，面对这种突然发生的状况，一下子愣住了，既想叫人，又想伸手扶周恩来，又发觉手中的杯子没地方放。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俩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外走。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喘息边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周恩来下意识的应酬着说：
“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解释说：
“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还是一个劲的道歉自责：
“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周恩来吐了几次，工作人员将他扶到车上，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他已经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工作人员扶起他喝了两口茶水，又扶着他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来了。医生检查了一遍，说：
“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映。现在不要打扰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就离开了。周恩来在次日8点左右睁开了眼，他双手搓搓脸，坐了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
秘书递过去一杯温茶水，周恩来喝了一口漱漱口，又喝了一口。
“比昨天好多了。”说着下了床，又说：“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的晃一下头，望着师哲，不无担心的问道：
“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
“你讲的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周恩来脸色苍白，他竭力回忆着，眉头皱着，摇摇头。
“你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说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又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个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周恩来沉重的吁口气，仍然不放心地说：“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诉我。”
“没有，”师哲肯定地说：“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的一言一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大事，如果讲了出格的话，必须马上采取补救措施。周恩来相信师哲是不会遮掩的，于是稍稍放下了心，他懊悔的摇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了一会儿就头晕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劝慰道：
“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语言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有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就请你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周恩来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医生检查后，说：
“一切正常，但是，还需要休息。”
周恩来说：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
“绝对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1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这样，周恩来只好留下来多住了1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周恩来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他说：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的把手一挥，说：“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击人之短嘛。”
欲知周恩来后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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