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6章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话说1958年4月11日傍晚，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参观东湖畔的武汉市地方工业产品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的都是在大跃进中的新创造和新产品。他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处书记张平化、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陪同下，走进了机电工业和农产品展览馆。他看到工作人员用火柴一点，沼气灯就像60支光的电灯一样亮了，高兴的笑了，说道：
“这要好好的推广。”
他看到“X光传片箱”卡片上面写着：“武汉首创”的字样，很感兴趣，问道：
“这是手工业合作社的产品吗?”
展览馆的人员说，这是第5五金生产合作社的产品，毛泽东赞许地说：
“很好。”
毛泽东看见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改良农具，有五用耕种器，有手握喷雾车，还有竹节点头喷粉器和水田除草器，他一样一样拿起来细细察看。
市供销社所属各厂利用鸡毛、废电池、废铁末、废蚌壳、废胶和牛马骨头制成的新产品，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武汉电池厂利用花生壳、棉籽壳制成的空气灯，详细询问了这种灯的制造方法，高兴地说：
“这种灯可以推广。”
毛泽东又看了纺织工业馆利用野生纤维脱胶后与棉花混纺的棉纱，织成的棉布，以及烈军属工厂生产的代替铁纱的棉纱窗布。尔后来到休息室，他说：
“这些新产品，有很多都不是由工程师和专家发明创造的。要鼓励大家好好干。”
毛泽东休息后，又看了万能拖拉机，看了消防机械厂制造的方向云梯消防车，这才离开了展览会。
4月12日，毛泽东一行离开武汉，乘专机到了长沙。
这一天，长沙的天气格外晴朗。毛泽东要去视察解放军驻湖南部队某部独立营1连。他为了能够看到连队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不让事先通知连队，也不坐车，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人们及其他随行人员一起，步行来到了营房。
这天正是星期六，连队的干部战士有的在读书看报，有的在自学文化，有的打篮球，有的在挖菜地。毛泽东径直来到了正在挖地种瓜的副连长身边。那位副连长不经意间抬头看到毛泽东来到了自己身边，急忙放下锄头，向毛泽东立正敬礼。毛泽东亲切的握着副连长那沾满了泥土的手，副连长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喊了一声：
“毛主席来啦!”
干部战士们闻声而至，大家一起鼓掌，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扬起大手，也向战士们问候道：
“同志们好!”
毛泽东与干部战士们亲切握手。他在大家的簇拥下，一边走，一边和身边的战士谈话，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何时入伍?
毛泽东来到一个宿舍门口，看到小凳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着的书，拿起来一看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很高兴，就问这本书是谁读的?政治教育上什么课，有多少人能自学马列的书?几位老战士说：他们是入伍那年速成识字扫的盲，后来又在连队业余文化学校读了两年课本，现在可以看报，可以读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的书。毛泽东非常赞成战士学马列，他说，连队要把理论教育搞好，办好夜校。
毛泽东来到一个班的宿舍里，战士们搬凳子让他坐，他没有坐，径直走到一个战士的床前，伸手摸摸床上的垫子，看看有多厚，问战士们铺的够不够?又拿起棉被在手上掂了掂，问有几斤重，够不够暖?
毛泽东又来到3班，要看看战士们的武器。他走到枪架前，看了看说：
“光看表面不行，要看里面擦得净不净。”
他拿起一支五三式步枪，拉开枪机检查了一遍，又检查了一支冲锋枪，没有发现油泥和锈蚀，满意地说：
“你们的枪械保养得很好。”
毛泽东又检查了3班的内务，他说：
“3班的内务整洁，什物放置有序。”
他用手指点着床位一个一个的数，一共是12张，问战士们说：
“你们一个房子里12张床，睡着挤不挤?”
战士们说，不挤。
他点点头，看看地面，说：
“就是地潮湿了些。”
毛泽东出了宿舍，要离开军营了。他走到院门口，问连长说：
“连里查铺查哨的制度还有没有?”
连长说，还有。毛泽东笑着问战士们：
“你们连长晚上还给不给你们盖被子?”
有的战士说：
“过去盖，现在不经常盖了。”
毛泽东说：
“要经常盖才好。干部要爱护战士，战士要尊重干部。”
连长说：
“今后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又对连队的干部们说：
“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队要种菜、养猪，搞好战士们的伙食。现在可以种苋菜，长沙人有句话说，六月苋菜胜过鸡。”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战士们在笑声中，送走了自己的领袖。
下午5时，毛泽东要去看看火宫殿，他说：
“坡子街有个火宫殿，是长沙拉水拉车的劳动人民吃饭的地方。”
毛泽东身穿银灰色大衣，脚上是一双半旧的黄皮鞋，神采奕奕的来到了火宫殿李合记饭馆。他一走进营业厅，店里服务人员立刻认出了他，都非常激动的向他问候：
“毛主席，您老人家好!”
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尔后坐下来和他们亲切交谈。他问火宫殿这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筑的?以前的老工人还在这里不，生活好不好?还问米多少钱1斤，肉多少钱1斤?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当地干部一一作了回答。
饮食店里不少服务人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听着毛泽东的话语，倍感亲切。回想旧社会，饮食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称作“茶房”、“饭拐子”，每日两头不见天，劳累不顾命，俗语说：“养崽莫学饮食行，乞讨小费养儿郎。三年没睡年半觉，一世冒睡有边床。”如今，伟大领袖来了，还问寒问暖，连柴米油盐问题都十分关心，心里无比激动。他们提出要给毛泽东做顿家乡饭菜，让老人家尝尝。毛泽东也不推辞，还亲自伸出手和大家一起铺桌布。
两个钟头过去了，毛泽东让随行人员付了饭钱，遂起身告辞，又一次和工人们一一握手，嘴里不住地说着：
“谢谢，辛苦了!”
人们望着毛泽东的身影，目送他上车，车子开动了，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了，大家才回到店里。
4月13日，毛泽东离开长沙，乘专机去了广州。
4月15日，毛泽东在广州写出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此前，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了封丘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
应举合作社的事迹深深的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在文中写道：
“《一个苦干两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写道：
“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这一天，他写罢此文，又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的。‘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4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人到达广州。
是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稿。
4月23日，毛泽东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临时通信》中写道：
“请你们立即将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做成一个表，在5月5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做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4、5、6这3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做了大力安排。”
4月2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25日或26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
4月27日凌晨，毛泽东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毛泽东在读《贾谊传》时，称赞贾谊是“英俊天才”。他对贾谊33岁郁郁而死，深表惋惜。他在书上批道：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毛泽东把《贾谊传》推荐给自己身边工作的人看，意在鼓励他们也要解放思想，勇于作为，要向历史上年轻有为的贾谊学习。
4月27日下午2时40分，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工业问题。6时15分，他和与会者们来到珠江边上了船，继续开会。6时50分，会议休息，毛泽东下水游泳，7时10分上船，7时30分就餐。8时，会议在船上继续进行，10时25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12时30分才结束。
此后，毛泽东每天除了开会，还要到珠江游一次水。
4月29日，广州会议结束。
这一天，毛泽东写出了《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1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
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文冲至莲花山一带的江面上游了泳，通体舒泰，由于日晒的缘故，脸上呈现出黑红色，显得格外健康。他决定去郊区的棠下农业社看看。
3点45分，毛泽东一行3辆轿车由西而东来到棠下村口南边的公路上。早已聚集在路边的村民纷纷喊着：“来了，来了!”
毛泽东身穿白衬衫，灰色长裤，坐在第二辆车上。他人未下车，脚上的浅口黑色布鞋已伸了出来。他平日里最喜欢穿的是两双合脚的鞋，一双是这个布鞋，另一双是已经很旧了的棕色皮鞋。他不论是去哪儿，都是两双轮流着穿。卫士们几次要他换新鞋，他都谢绝了，再说多了，他就要发脾气。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广州市市长朱光，正待要把农业社的干部介绍给毛泽东，可几百名社员呼啦一下子就围了上来。村干部费了很大劲才开出一条小道，让毛泽东等人走在前面，众人紧随其后，一起簇拥着往村里走去。
农业社支部书记梁富、社主任钟叙本，把毛泽东让进办公室，室内室外的人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毛泽东问道：
“你们今年的生产还可以吧?”
钟叙本回答说：
“今年比去年好多了。”
“社里养了多少头猪?”
“3800多头。”
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样好，我赞成。合作社应该多养些。”
陶铸对干部和社员们说：
“你们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今后生产要搞得更好啊!”
毛泽东又问：
“你们合作社会散伙吗?”
村支部书记梁富说：
“散不了。铁打江山!”
“散不了?为什么?”
钟叙本说：
“第一，我们社的收入增加，比单干户好。入社前，按照上中农水平，大小人口平均计算每人1年纯收入107元4角。”
“现在呢?”
“去年我们每人平均纯收入164元。”
“啊，从107，增加到164!”
毛泽东显然感到很满意。陶铸问钟叙本：
“还有第二呢?”
钟叙本清清嗓子，说：
“第二就是有共产党，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注意到桌子另一边有几个干部一直没吭声，就问朱光：
“这几位同志是谁呀?”
朱光忙介绍说，他们是广州市郊区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陶铸打趣说：
“现在是4级干部在一起。”
毛泽东也笑着说：
“哪里是4级?连你，我，我们是6级干部在一起了。”
毛泽东要去看看干部试验田，众人向村西北角走去，社里的群众也尾随而至。毛泽东来到一棵榕树不远处的稻田前，问道：
“这禾长得不错嘛，每亩能收多少斤?”
负责试验田的钟文炳回答说：
“大约700斤吧。”
“会倒伏吗?收成有没有保证?”
“只要搞好排灌，倒伏不了的。”
毛泽东沿着田埂往前走。此时的广州已经是火一般的炎热了。乡党委书记潘湛递给毛泽东一顶遮阳帽。这是一顶极普通的南方常用的竹编帽，农民们下田都戴着它。毛泽东接过帽子，端详片刻，戴在头上，细心的系上带子，环视了一下众人，说：
“你们看，我也像个农民了。”
毛泽东指着菜地边上的一种植物问：
“这是什么?”
社干部说，这是一种菜，叫藿香。他们又介绍了田里种的黄瓜、豆角、生姜。毛泽东说：
“好，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了。”
毛泽东来到干部试验田边，农业社副主任钟礼向他介绍说：这试验田一造计划收1600斤。毛泽东反问道：
“一造也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钟礼正要回答，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一个妇女满头大汗的使劲拨开人群，挤到毛泽东身后，将一把布伞撑开，小心的遮在毛泽东头上。毛泽东向她道谢，她并不开口，只是笑笑。毛泽东发现不远处的田埂上站着20多个红领巾，乌溜溜的眼睛盯着他，却不敢靠近。毛泽东乐了，走上前去，拉着一个叫任溥华的学生的手，问道：
“你们是哪里来的娃娃?来这里做什么?”
任溥华告诉毛泽东，他们是广州市第30中学的学生，是到棠下社参加勤工俭学来的。毛泽东又问：
“你们劳动得好吧?每天能赚多少工分?”
学生们笑笑，不好意思回答。毛泽东又问农业社干部：
“你们欢迎他们吗?”
大家都笑了，一个人说：
“社里的劳动力不够，我们双方订好了合同的。”
太阳已经西沉，毛泽东结束了近1个小时的视察，离开棠下社，又顺道视察了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看完了耕耘、水利、土壤肥料和水产4个馆。他在水产馆前，对陶铸、朱光等人说：
“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应很好的开发利用。”
至此，毛泽东结束了广州之行，连夜乘飞机北返。
1958年5月1日凌晨，毛泽东乘专机飞抵武汉。
这一天，毛泽东为回京后解决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就找来林克谈话。
这个“八司马事件”，《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当时在广州要找他的英文秘书林克，找来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说这个人犯了错误，是‘反党小集团’分子，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主席大吃一惊。他信任的英文秘书成了‘反党小集团’分子，在受审查，还隔离了，连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惊吗?主席一直和林克谈得很多很好，对林克很了解，说林克反党，主席当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广州去。这样林克就在隔离中被放出来，赶到广州。林克见到主席后嚎啕大哭，把中南海发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分子，要下放新疆劳改的事情都给主席说了。毛主席熟通历史。我们受到工作组打击的人正好是8个科级干部(林克、戚本禹、李公绰、朱固、马芷荪、吕澄、王象乾、沈栋年——笔者注)，田家英和彭达彰两个人级别比我们高得多，在观点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毛主席在听了林克的申诉后就联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还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又出现了新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我不允许这种历史上的反动事件在我身边重演’。这是林克后来跟我说的。‘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因此得名。主席在通过林克的汇报了解到秘书室存在两派的争论和我们这些人遭到斗争的具体情况之后，就让秘书徐业夫、高智，去把两派的大字报抄写来看看，凡是说林克他们是反党的和林克他们申辩的都抄来。徐业夫、高智连夜就来抄了，抄的很认真。主席身边的秘书来抄大字报了，这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工作组本来已经准备要宣布我们为反党集团了，还给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让他准备接收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一看主席过问这件事了，就马上停下来看风向，连开会斗争也暂时不搞了，都等着毛主席那里的消息。”
再说毛泽东在和林克谈话时问道：
“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呢?”
林克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话，随口说道：
“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
“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聊斋》上有一个故事，”
毛泽东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他还边说边比划着：
“一个狂生夜坐，有个鬼披头散发，面黑似漆，很难看，瞪着眼睛，吓唬狂生，舌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笑着研墨，把墨涂在脸上，涂得象鬼一样黑，也伸出舌头，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视着。就这样对视了1小时、2小时、3小时，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就跑掉了。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毛泽东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意犹未尽，又问林克：
“《席方平》的故事你看过没有?”
林克说：
“我看过《聊斋志异》，但不记得这个故事。”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讲故事：
“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为人憨直，得罪了邻里羊姓富翁。羊某早死几年，贿赂了阴司官吏，使席廉忽然暴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决心到阴间为父亲伸冤。席方平来到阴间一牢狱门口，远远看见他父亲望着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就向城隍、郡司告状。因城隍、郡司都受了贿赂，不仅案子不受理，而且还使席方平受尽了拷打，又将他押回阳间。席方平又溜回阴间，告到阎王那儿，阎王不容他诉说，就责令打席方平几十大板。席方平大喊：
‘谁叫我无钱，应该挨打!’
阎王恼羞成怒，教鬼卒把席方平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阎王问席方平：
‘还敢告吗?’
席方平说：
‘大冤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
阎王大怒，叫两个鬼卒把席方平的身体锯成两半。席方平痛不可忍，但硬是一声不吭。鬼卒说：
‘真是条硬汉子!’
拿锯的小鬼同情他是个孝子，不忍锯到他的心，锯子曲折而下，保存了他的心，身子被锯成两半。阎王叫鬼卒把席方平的身体合起来去见他。阎王问席方平：
‘还告吗?’
席方平恐再遭到毒刑，谎说：
‘不告了。’
席方平又被押回阳间。席方平想告到玉皇大帝那里，他听说二郎神是玉帝的贵戚，聪明正直，便又回到阴间找二郎神。谁想又被阎王抓住，把他强行投胎为婴儿。席方平愤怒啼哭不吃奶，活了3天就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碰上玉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阎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席廉阳寿3纪。”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喝了口水，点着烟，又说：
“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就什么都不怕了。”
5月3日，毛泽东从武汉飞回北京，当晚便着手解决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记载：“他在回来之前，就已经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来后也不马上表态，而是亲自作调查，当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亲自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机关人事处处长晓岚;秘书室领导田家英、彭达彰;林克、李公绰等涉事的8个科长;还有邓力群(中央办公厅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王刚、阎草等人。
那是我第一次以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主席亲自召开的会议，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组定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很紧张。正式开会之前，毛主席对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李公绰说他是东北大学毕业的。然后就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听了主席的话，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稳下来了，就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主席不会跟一个反党集团的人这么说话的。
主席让工作组的人先讲，王刚不吭声，晓岚就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揪住老干部不放，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等等。她讲完了，主席接下来就叫我们讲。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历史上的把柄，李公绰讲话可能底气不硬，田家英、彭达彰又不便讲，林克已经都跟主席讲过了，不用再讲了，剩下只有我讲了。我就站起来说，我们是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席的2月讲话(指毛主席 1957 年 2 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怎么怎么讲的。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我是这么讲的。’这样一来，我就更有勇气申辩了。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目的是帮助领导改进作风，搞好工作。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彰，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群众(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也是有官僚主义的)。我们给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把我们说成是右派，是反党，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们倒不反对，还说她是‘大胆、勇敢、有才华’，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他们还派了王文去参加。林希翎当场就讲，中央办公厅今天派了人来听我的报告。这不是长右派志气，灭左派威风么(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所以说，右派他们不反对，反右派的人他们倒说是右派，是反党小集团。
主席听了我讲的这些，就问他们：‘那么，他们(指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反党的事吗?’杨尚昆、王刚他们都没有说什么。这时，晓岚又讲话了：‘他们攻击中直党委，他们的大字报就是对着杨尚昆同志的，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一听，就说：‘噢，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杨尚昆连忙说：‘不对，不能这么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才叫反党。’
主席接着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毛主席又问：‘谁是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他说‘久仰大名’，紧接着就毫不客气批评说：‘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八司马事件’又叫做‘黑旗事件’，就是根据主席这一番讲话来的。主席这里所说的何载建议书，是指前面交代过的何载(1957年3月，戚本禹最先贴了何载的小字报，之后他和林克等人贴了何载的大字报，又不点杨尚昆的名贴了办公厅的大字报。反右开始后，何载和他背后的杨尚昆开始追查大字报的问题。是年秋，全国反右接近尾声，中南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58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接替了何载的工作，经杨尚昆同意，又组成以王刚、晓岚为正负组长的工作组，从3月到4月份，批斗戚本禹、林克8人，直至定性——笔者注)曾向王刚、晓岚工作组建议，说他自己是有错误，但不是反党，而我们这些人则是反党。我们这些人是利用他的认识上的错误来企图打倒老干部，反对党的领导。所以建议王刚、晓岚对我们开展斗争。
主席还问杨尚昆知不知情。杨尚昆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气候不对，就说‘这个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抓，没有很好了解’。彭达彰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听了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完他拿眼睛看着杨尚昆，杨尚昆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就出来打圆场。他先说了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接着又说青年人容易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两方面都有缺点，两方面应该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和反右派。主席听了后说：‘哦，各打50大板。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要挨板子，那么这样，他们都还年轻，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听主席这么讲，邓力群就马上起来作检讨(后来我调到《红旗》杂志社时，已在《红旗》杂志社担任副总编的他还热情地对我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50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当晚8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这次还是很实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讲话向全体人员作了传达。许多人听了以后热泪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在全国各地平反会上，很多人也是在获得平反后痛哭流泪，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离开会场。”
再说是日晚，毛泽东解决了“八司马事件”后，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讨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5月4日，毛泽东在给埃及总统的复信中写道：
“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它们也决不能阻止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的前进。”“我的心向着阁下和贵国人民，向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
5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3、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这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
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讲一个破除迷信。刚才不是有的同志讲破除迷信嘛。我们有些同志有好些怕，其中有的怕大学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就不那么怕了，或者怕的没有那样利害了，有的人已经接受了大学教授的聘书，我在报上看到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去当教授。这就是不怕的表现。还有的也准备去当教授。这是讲怕资产阶级教授，是否也怕无产阶级教授?我看有的。譬如说怕马克思，他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好几层梯子才能爬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原因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脑子，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不少的书给我们看。我不一定都要看完。杨献珍同志在不在?(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有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看完，读一部分基本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他那时有那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革命。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
“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我常常和一些同志谈，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100多年，帝国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服从外国100多年，吓怕了什么都怕，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子。总觉得自己不行，对孔子来说我们也不行。”
“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青的，都是没人看得起的，学问比较少的人，被压迫的人。这些人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学问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大部分如此。他们为什么能变成发明家、学者、英雄呢?是因为他们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中国战国时期秦国有个甘罗，大概是甘茂的孙子，他12岁当丞相，还才是个少先队员，红领巾，童子军。当时吕不韦是个大政治家，但没有主意，甘罗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亲自出马到赵国去，后来事情果然成功，才成了丞相。
汉朝有个贾谊，17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3次官，后来贬到长沙，他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又回到朝廷，写了两本书，叫《治安策》和《过秦论》。我看他是古时的秦汉历史专家。范文澜同志在场不在场?对不对，请你去考证一下。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和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死时才只有33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人家让他钻‘胯裆’，他一看没办法，只好钻。”
“孔明27岁当军师。周瑜也是青年人，孙权的老将程普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先不服气，但后来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36岁。”
“最近出名的那两个发明家杨振宁、李政道也是年轻人，年龄不过30岁。台湾成立了一个科学院，胡适当院长，把他俩弄去当院士。”
“现在的许多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有很多是青年人。总之，有为的青年多得很。
到此为止，举这么多的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没有学问的胜过有学问的。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者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被这种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缚手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要把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丰富的智慧、创造能力解放出来。”
“我不晓得什么工业，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我说不要把它看得那样严重。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只要15年就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甚至美国，照李富春同志的说法，至多20年也就够了。”
“今天《人民日报》上登的‘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说是不是狂妄呢?不是，我们不是狂人，马列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我们主张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求是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
毛泽东对范文澜说：
“范文澜同志，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我看可以补充一下，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主张‘以古非今者族’。”
他接着对与会者们说：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叫《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4月28日《人民日报》)，我看了很高兴。”
毛泽东说到这里，站起来讲话了，他说：
“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他有‘以古非今者’杀全家的禁令。”
林彪插话说：
“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多人，我们坑了46000人。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个独裁统治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事实，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从这一天开始，有117人在大会上作了口头发言，有140人作了书面发言。
毛泽东对与会者的发言很重视，几乎每次大会都要出席，而且听得很有兴趣。
5月16日，毛泽东在第2机械工业部党组5月14日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报告中说：在争取时间、加快核工业建设速度的问题上，中方人员与苏联科学家之间曾有过争论，出现了两股劲，但经过双方努力，最终实现了两股劲拧成一股劲。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小平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做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京剧《法门寺》中一身奴才气的人物——笔者注)!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第2次重要讲话，主要内容是讲国内外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他说：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但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中国是国际形势的重要部分。中国形势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现在统一了，过去对多快好省没有信心，现在转变了。只有把中国的形势搞好了，国际形势才会好。但是，也要准备有最大的灾难。赤地千里，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有战争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但要准备，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作了准备，打起来也就不会大惊小怪，打仗无非是死人，这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5月17日，一位领导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会议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毛泽东说：“当然啦，我们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样大的，我们不放。要放我们就放他个2万公斤的!”
毛泽东似乎也被自己的话感染了，他的话音刚落，便忽的一下子站了起来。代表们更是情不自禁，站起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5月18日，毛泽东提议将安东机器厂关于试制成功30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给大会代表们。
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成功的研制出了30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
毛泽东为印发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批语，题目叫做《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5月20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第3次重要讲话。他严厉的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官气，他说：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泽东提出了外行领导内行的观点。他说：
“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呢?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门科学技术，每人只能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他只会唱青衣，而旦角就有青衣、花旦、武旦、老旦、丑旦五行。五行，梅兰芳只会一行，唱老旦不行，他唱老旦就不如李多奎。”“一个人精通二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讲还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
“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学者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自己不起，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毛泽东还讲到了插旗子、辨别风向的问题。他说：
“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从地球的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的。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插红旗子就是插白旗子，或者还有插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的旗子，就是资产阶级的旗子。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究竟插什么旗，双方都在争夺，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机关、车间、连队、学校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
“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学历史的人要有3个条件：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辨明风向，刮小风时就知道要刮大风。”
“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该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
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张治中在5月3日将他的《自我检查书》和他在1949年冬口授的一份自述《六十岁总结》送给毛泽东，说是请毛泽东指教。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文白先生：
5月3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到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5月22日上午7时
5月23日上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3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刊物《红旗》杂志。
经毛泽东提名，会议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下午，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第4次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
“大会的总路线的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个人突然想出来，不管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注意下去联系人民，或者与同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你半年不与人民接触联系，什么也不会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4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与同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总结上来。”
毛泽东又谈到了辨别风向的问题，他说：
“以后注意辨别方向。大风一来，12级风，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就不易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思，值得看。宋玉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起于青蘋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的，逐步逐步的。‘谿’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溪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45卷，我昨天还翻了一遍。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蘋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溪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溪谷’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欲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后有何重大活动，请诸君细细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5月20日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插红旗还是插白旗的那些话，是指要在政治思想上占领各个领域各个地方，不给有右倾思想的人们留有任何空间，而不是要这些领导人真的到各地去插什么红旗插什么白旗，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在八届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不少领导人回到地方，还真的搞起了一个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这些人听风就是雨，纯属歪嘴和尚念经，岂非政治笑话?在那些凡是被插上白旗的地方，无不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造成了群众的紧张情绪和灾难。河南省甚至还出现了处于最基层的一些干部和一些社员群众被无情斗争和打骂的现象。应该说，这些领导人不是愚氓就是别有用心，靠这些人领导大跃进，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偏差及时予以纠正，那么大跃进的结果可真是不堪设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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