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事上看，这似乎是开玩笑，中外战史上从未有过，但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话说1958年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的秘书通知吴冷西说：
“主席找你有事。”
吴冷西马上赶到中南海丰泽园。他走进菊香书屋院内的东厢房，毛泽东一个人正在书房里看字帖。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招呼他坐下，说：
“我此次考察，看到了各地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尤其是大办钢铁、大办民兵，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
“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毛泽东对那种以为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他还说：
“我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我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稿，稿子正在打字，稍等一会儿就好。”
“这次特别请张治中将军一起视察。张治中将军原是蒋介石的亲信，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后站到我们这边来的。张治中在沿途视察时除了关心工农业飞跃发展外，还特别关切台湾海峡的形势。他对我们迟迟不登陆金门很不理解，主张这次解放台湾，即使做不到，也无论如何要把金门、马祖拿回来。他说：这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想拿下金门、马祖，但这个问题不单是同蒋介石有关，特别是要考虑美国的态度，切不可以鲁莽从事。美国人也害怕跟我们打仗。我们宣布12海里领海后，美国军舰开始不承认，多次侵入我领海线，但不敢驶过他们承认的8海里领海线。后来经我多次警告，美舰也不敢入侵我12海里线了。美国空军虽然有时也飞到大陆内地侦查，但在台湾海峡，美国飞机开始时经常侵入我领空，后来也不敢越过海峡的中线。有一次，美舰为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向金门运送弹药、给养。当这个联合舰队抵达金门港口时，我下令猛烈炮击，美舰马上掉头逃跑，国民党船队遭殃。可见美国也是纸老虎。但是，它又是真老虎。目前美国在台湾海峡集中了美国所有12只航空母舰中的6只，重巡洋舰3只，驱逐舰40只，航空队2个，实力相当强大，不可轻视，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
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经过几个回合的互相侦查，大体上可以判断美国人要保台湾，但不一定保金门，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企图以放弃金马换取我承认其霸占台湾。这需要研究对策。张治中将军的主张恐怕不宜采纳。《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现在要在宣传上来个暂停，待中央决策后再说。”
毛泽东话头一转，说：
“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
他扳着指头说：
“今年你已经去过南宁、成都、武昌、北戴河，虽然都是去开会的，但总算下去了，以后还要下去调查研究。”
吴冷西说：
“我在5月间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获。当然还是走马看花。”
毛泽东说：
“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政多的地方。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为而发。这方面你要学张季鸾。《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3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3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局势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张季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3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鼎昌、胡政之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他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判，但每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恩来了。王芸生后来接他的班，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也是给蒋介石帮忙的，直到国民党崩溃前夕，才转而向我们靠拢。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例如《大公报》的星期论坛，原来只有报社内的人写稿，后来张季鸾约请许多名流学者写文章，很有些内容。我在延安时就经常看。《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青年记者，范长江是大家知道的，杨刚的美国通讯也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
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此时，毛泽东写的新闻稿子打出来了，他要吴冷西看看有什么意见。吴冷西看到稿子的题目是《毛泽东同志向新华社记者的重要谈话》，末尾还专门提到张治中将军陪同视察，他说没什么意见。毛泽东说：
“今晚由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在国庆节的头版头条登出。”
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社论中提出，要求全国日产钢6万吨。还说，只有这样才能完成1070万吨的任务。
10月1日这一天，斯特朗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
72岁高龄的斯特朗是在9月22日第6次来到中国的。她一下飞机就被接到北京饭店的一套高级房间里，这与延安的窑洞简直无法相比。9月24日，周恩来为她举行了招待会。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与斯特朗亲切握手。毛泽东询问了斯特朗的健康情况，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毛泽东说：
“如果我们当时知道需要这么长时间你才能回到中国，就不会叫你离开延安了。”
自此以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便定居在中国。
10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与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的大幅照片。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6国共产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今年我们才知道以钢为纲这一条。你把钢铁搞起来，其它东西都可以跟上来。”
毛泽东还谈到了反面教员的问题，他风趣而又辛辣的说道：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他又说：
“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在国庆节期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还接见了各地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新疆和田的农民劳动模范库尔班.吐鲁木老人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新疆人民都想念您!”
毛泽东微笑着也向库尔班问好，并嘱咐他回去后向新疆人民问好。
原来在不久前，库尔班准备骑着小毛驴，带着两个精心培育的大甜瓜，到北京去看望毛泽东。他对村干部说：
“毛主席是我们维吾尔族的大恩人，我有件心事，想骑着小毛驴去看望毛主席。”
村干部对他说：
“毛主席远在北京，你骑着小毛驴恐怕不行，我们把你的想法反映给自治区领导吧。”
后来，自治区要组团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王恩茂、陶峙岳等自治区领导人便决定让库尔班一起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消息很快传遍了家家户户，大家都来向库尔班老人表示祝贺。库尔班老人被接到乌鲁木齐，登上了飞机。老人家带着两个大甜瓜，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布包，始终不肯放手，里边装着他准备送给毛泽东的杏干、葡萄干。库尔班坐在飞机上，心急火燎的问旁边的人说：
“飞机怎么这么慢?还没有我的毛驴跑得快么!”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10月3日、4日两个晚上，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和与会者们重点分析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9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及蒋介石10月2日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
原来，杜勒斯在这次谈话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台湾当局“双方放弃使用武力”。他说，如果在台湾地区“有了可靠的停火”，在金门、马祖保持大量部队就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慎重的”。他还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记者问他：“如果中共方面做出某些让步，那么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杜勒斯说：“我们在这方面是灵活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有所改变，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而蒋介石在对美联社记者谈话中则宣布：杜勒斯的谈话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声明”，国民党当局“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再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首先说道：
“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该怎么走，请同志们发表看法。”
周恩来分析说：
“杜勒斯的讲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认不用武力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且从金马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查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美方在会谈中说的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
刘少奇、邓小平认为，在台湾海峡对峙中，双方都比较谨慎。我们在八九月间的火力侦察是对的，迫使美国人不得不考虑怎么办。同时，我们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海空军都严格遵守对美舰、美机不开火的命令，这也是谨慎的，克制得当的。在宣传上我们大张旗鼓的谴责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抗议美舰美机侵犯我领海领空，不仅动员了全国人民，而且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了阿拉伯人民，也对美国当局造成强大压力，这是做得对的。
毛泽东说：
“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他自然坚持他是正统，我是匪;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他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我也绝不答应放弃台湾。但目前情况是，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能解放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连杜勒斯也说‘假设成分很大’。剩下的问题是对金、马如何处理?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要求美国人救援，美国人就紧张，担心蒋介石给他闯祸。对于我们来说，不收复金、马，并不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光是金、马蒋军，也不至于对福建造成多大的危害。反之，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
大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设想，让蒋军继续留在金、马，使美国当局背上这个包袱，时不时踢他一脚，让他提心吊胆。周恩来说：
“美国可能在中美会谈中提出3个方案：第一，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金、马在美、蒋共同防御范围之内。第二，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共同防御限于台澎。第三，要我方停止打炮，蒋方从金、马撤退，双方承担互相不使用武力的义务。3个方案都不能同意，因为三者的实质都是制造两个中国，使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中美会谈继续下去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对亚非朋友也要把问题讲清楚，免得他们不明真相，给我们帮倒忙。”
毛泽东说：
“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可以打打停停，一时大打，一时小打，一天只零零落落的打几百发。但我们在宣传上仍要大张旗鼓，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金、马打炮是中国内战的继续，任何外国和国际组织都不能干涉。美国在台湾驻扎陆空军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美舰云集台湾海峡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都必须完全撤退。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反对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我们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金、马以至台、澎问题。
以上这些原则，在舆论宣传上可以鲜明提出，在华沙会谈中可以外交辞令些，但也不离原则。所有这些，都要在我政府发表正式声明之后才公开宣传。《人民日报》目前可以‘停火’几天，准备充足弹药，一声令下就排炮轰击。”
10月5日早上8时，毛泽东写信告诉彭德怀、黄克诚，暂停炮击金门。
此时，金门在福建前线炮火封锁1个多月后，海上补给线已经完全切断，粮食供应已经发生危机，弹药也耗费得差不多了。所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中写道：
“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做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还有一事：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
10月6日凌晨1时，毛泽东写出了一篇策略性、政策性极强的绝妙文章：《告台湾同胞书》。
凌晨2时，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做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
这一天，由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同时由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对外广播。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写道：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内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
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到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13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的自由的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
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30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6日中午1时
这份文告一发表，台湾当局和美国人一时乱了手脚，他们都摸不清中国共产党的意图，一会儿说是骗局，一会儿说是心理战，是要挑拨美蒋关系。
10月7日，杜勒斯说：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6个多星期的残酷和不停顿的炮轰之后，现在说，他们将保持一个多星期的人道主义的和平。对这个声明作出评价是不容易的。这是美国一直极力祈求的，而且如果他们又要恢复战斗，这个事态发展肯定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美国政府除了对这一文告公开表示欢迎外，同时又要挟中国必须接受他们的所谓“永久停火”。
10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与会者都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后反应强烈，有些西方报刊甚至说，这是台湾海峡两方关系以至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的预兆。美舰已停止护航，也不再入侵我金门领海。只有国民党国防部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诡计。毛泽东问吴冷西：
“《人民日报》的社论准备得怎么样?”
吴冷西说：
“已写好一篇专攻美国人的。”
毛泽东说：
“先要做国民党的工作，要写一篇着重对蒋介石说话，同时也给美国人出难题。可以说明并非诡计，阐述我对台的一贯政策，这次是又一次伸出手来。还可以挑一下美蒋关系，说寄人篱下不好受，搭美国船不可靠。然后批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要美国人过五关：停止护航，停止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停止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澎撤退美国全部武装力量。
你今天晚上写好，我夜里等着看。你不必等散会，现在就去写。”
吴冷西在午夜过后赶出了社论初稿，排出清样送给毛泽东时，已经是9日凌晨3点了。毛泽东立即审阅和修改了社论，他将社论的最后一段改写为：
“看来，问题尚有待于观察和考验，离解决之期尚很远。帝国主义到底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到底是反动派。且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动作吧!”
毛泽东改完了，又在清样上批道：
“不算好，勉强可用。毛泽东 10月9日6时”
吴冷西在9日上午收到毛泽东退回来的社论稿，又接到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打来的电话说：
“主席交代，要把杜勒斯8日宣布美舰停止护航加进社论中。并说发表时间可以推迟1天。”
吴冷西看了毛泽东的修改稿，感到社论原来的题目很不醒目，就依据毛泽东改写的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把题目改为：《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由于这篇社论题目特别，吴冷西又是用了接近毛泽东那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风格，所以社论在10月11日发表后，曾被人们误认为是毛泽东的大手笔。
10月10日，毛泽东看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9月15日发表在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上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他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张春桥的文章。
张春桥，小名善宝，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县城。其父张开益，母亲宋蕙卿。1932年张春桥进入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次年，16岁的他即发表小说《银铃》、《秋》。1934年中学毕业后，17岁的他又发表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和一些反映民众生活的白话诗。1935年5月，张春桥到了上海，此后不久，他在《大晚报》及《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不断发表文章。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八一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9月3日他在《立报》上发表《武装民众》一文。张春桥在上海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发表文章40多篇。9月中，他离开上海回到济南;12月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1938年8月，张春桥在延安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几年后，张春桥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1947年，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不久，被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1951年，他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后又调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他便组织人进行了讨论，尔后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时可否将编者按写得留有余地。
10月11日上午10时，毛泽东复信给吴冷西，他写道：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它鲜明的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此前多次讲过，此后也多次讲过。所以他对张春桥的文章非常重视。《戚本禹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在1966年4月和张春桥会见的情形，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作了比较好的注释。《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他那时住在康平路，房子不错，但他家里摆设却很简朴，空空荡荡的，除了书，就是一个旧桌子。他那时已经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了，没有想到还是很朴素。我问，你们华东局这么艰苦?其他领导的家里也是这样?他说，马天水家里更破旧，还不如我。不过，他告诉我，陈丕显他们家里就不一样了。我虽然没去看过陈丕显的家，但我可以想象。在中南海，我知道主席那里破旧，董老(必武)家也破旧，总理家里不旧，但也不豪华。刘少奇的家里就豪华了。陈伯达家里也很讲究;田家英家里宝贝很多;胡乔木家里也比较阔气。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比较反感那些家中摆设富丽堂皇的干部的，觉得家里朴素的干部一般都是好干部。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问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比较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他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讲的，主要是讲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主席也最怕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最怕党内产生一个新生的特权官僚阶级。怎么限制?只能从经济上加以限制，从权力上加以限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一些旧的东西，像工资差别，八级工资制，如果处理不当，不加适当限制，任其扩大的话，就会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级别本身就是一种法权。我是上级，是领导;你是下级，是被领导，我就该比你多拿，这就是法权。当然，共产党是承认有一定级差的，根据各人贡献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别，有人多拿一点，有人少拿一点。但是不允许过度扩大这种差别，不允许产生一个特权阶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有这么一条，要从工资待遇上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跟他讲，我是这么來理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他说，你理解得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找不到多少能理解我的人，只有主席、柯老等能理解。”
且说10月11日，毛泽东就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向“毛主席并中央”报送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给杨尚昆写了一个批语：
尚昆同志：
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笔者注)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
10月13日，《人民日报》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11日上午撰写的编者按和张春桥的文章。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6亿5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
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的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6亿5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统统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13日上午1时
毛泽东起草的这道命令，不仅发给了福建前线部队，而且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倒不如说是故意说给台湾人民、台湾当局和美国人听的。
此前，毛泽东在起草《命令》的同时还起草了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因他改变了思路而没有发出。《再告》中是这样写的：
“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恰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的内部摩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
你们的一位军事发言人说，停火7天太短，没有码头，全靠手搬，供应不了许多东西。这是实情。”
“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湣王。说到齐湣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坠，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
再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定居在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毛泽东告诉曹聚仁说：
“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御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它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钊插话说：
“这样，美援会断绝。”
毛泽东说：
“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道：
“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
毛泽东说：
“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调研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随同毛泽东调查的还有张春桥。
10月15日下午，毛泽东同天津市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继续谈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
此一时期，全国大炼钢铁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10月7日至9日，冶金工业部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炼钢现场促进会。会议介绍了天津新兴钢厂土法炼钢的基本措施和操作经验，研究解决了转炉炼钢的若干技术关键问题和操作方法。会议提出了保证炼钢翻一番，必须一手抓铁、一手抓钢的口号。10月11日至16日，冶金工业部在河南商城县召开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介绍了河南商城地区和郑州地区的土法炼钢经验。10月15日至21日，全国各地开展钢铁生产周，把炼钢生产的群众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钢的日产量达到10万多吨，生铁的日产量达到37万多吨。
10月16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字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时清还。
毛泽东
10月16日下午及17日下午，毛泽东召见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及徐水、安国、唐县、正定4个县委的负责人，听取汇报。
毛泽东还把河北省省长刘子厚从邯郸叫到天津，问他：
“你到徐水去了没有?”
刘子厚回答说还没有。毛泽东笑着对他说：
“你去徐水调查一下吧。”
“调查什么问题?”
“你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
“用一个星期行不行?”
“用不了，3天足够了。调查完了到北京向我汇报。”
10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10月19日清晨7时，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3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21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7天至10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1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过了半个小时，毛泽东又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此时，陈伯达正在山东范县蹲点，制定了一个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规划提出要取消商品生产，实行无偿调拨物资。后来，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就和张春桥去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10月19日夜，美国海军船坞登陆舰“橡树山”号、驱逐舰“麦克凯恩”号、“汤马逊”号、“科格斯威尔”号，竟然放肆的侵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护航，时间长达5个小时。
毛泽东为了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坚强意志和说话算数的严正立场，决定提前于10月20日16时在福建前线恢复炮击。
10月20日中午，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中说：
“警告美国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已于今日12时半起广播，连续两次，中外文相同。新闻稿附后。国防部命令稿已写好，现送上请批阅后即退我，再以打字稿分送邓、陈、黄三同志核阅。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村、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于3时广播，中外文语同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
毛泽东读完了周恩来的报告，认真研究了《关于台湾当局在金门海域引进美舰护航必须恢复炮击以示惩罚的命令》。他在上面批示道：
“照办。”“口头广播后，隔1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
下午3时，《关于台湾当局在金门海域引进美舰护航必须恢复炮击以示惩罚的命令》，以彭德怀的名义下达给福建前线部队。
下午4时，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32个炮兵营又5个海岸炮兵连的火力，准时对金门实施了第5次大规模炮击。沉寂了14天的福建前线，顿时地动山摇，8800余发炮弹呼啸着直袭金门，击中国民党军“中”字号运输舰3艘、大型货船1艘、C-46型运输机1架、阵地及观察所10余处。
国民党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在70分钟后才开始还击。
10月2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达台北访问。
《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此写了一篇《咎由自取》的社论，社论评论说美蒋是在唱“双簧戏”。
毛泽东看了社论稿，批评说，这篇社论不适当的强调了美蒋一致。他要周恩来专门找吴冷西谈一次，然后另写一篇社论，重新评论蒋、杜会谈。
这天上午，周恩来打电话约吴冷西和乔冠华谈话，严厉的批评《人民日报》说的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央的方针。他列举杜勒斯与蒋介石几次谈话的区别，对比台湾与美国报纸评论的明显不同，说杜勒斯访台是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人民日报》再写一篇社论，着重说明美国的阴谋和美蒋的争吵，可以点明蒋介石也不赞成搞两个中国。
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完全是书生气，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摇摇摆摆，不适当的强调了美蒋一致。这次杜勒斯到台湾去，是要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理，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唱双簧戏。”
毛泽东还说：
“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一点反美积极性。美国逼得急了，他们还是要反抗的。过去大骂胡适，罢黜孙立人，就是例证。因为他们捣乱的靠山是美国人。最近台北发生群众打砸美国大使馆更是例证。美国在台湾的驻军，蒋介石只同意美国派出团一级单位的兵力，不同意派师一级单位的兵力。我们炮打金门开始后，蒋介石只同意美国增加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而且驻在台南。
我前几天说过，我们同蒋介石有一些共同点。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性。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过去一个多月中我们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说：
“‘断’和‘打’是相关的，既然‘断’要放宽些，那么‘打’也得放松。”
毛泽东说：
“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事上看，这似乎是开玩笑，中外战史上从未有过，但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现在我们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打金马蒋军好办，但跟手里有原子弹的美国人打仗，就不是好办法。将来大家都有原子弹了，也很可能都不打原子弹。”
刘少奇、邓小平提出，是否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宣布双日不打、单日打。毛泽东说：
“恐怕有这个必要。”
毛泽东又对吴冷西说：
“前边说的那篇社论，要在正式文告后才发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刘子厚关于徐水调查的汇报。刘子厚说，他在徐水县的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1亩白薯产量不过2000斤，却虚报成8000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有多少就是多少。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刘子厚汇报说，徐水把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在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他们已经宣布徐水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说：
“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
他还说：
“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不要把什么都包起来，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要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
刘子厚汇报到徐水的家庭生活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
毛泽东听说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十分生气，他批评说：
“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大企业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社论提出钢铁生产要展翅高飞，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大洋群，一个是小土群。必须反对唯条件论，大企业必须开展群众运动，必须推行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在党委的领导下，实行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密切结合)的经验。
这一天，杜勒斯访台结束。经过多次争吵，美蒋双方签订了《蒋杜会谈公报》。《公报》中宣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杜勒斯的阴谋计划就此破产。
是日下午，毛泽东问身边的秘书林克：
“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的化学元素吗?”
林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对于国际国内的问题，敢于毫无忌讳的直陈己见，但他没想到毛泽东今天提出的这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生理问题，立时被难住了，弄得他一时木讷。毛泽东见林克答不出来，就掰着指头，把十几种主要元素一一道来，言毕，竟流露出孩童般的得意笑容。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把话题转到细菌上。他说：
“你看细菌是多么小啊，但它就是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它都无所畏惧。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坚硬的钢铁，还是在沸水里、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它都不死，能够生存。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不如这小小的生物吗?”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
这篇社论根据刘少奇提出的“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一口号，在社论中说：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
社论还强调说：公共食堂要在全国农村和城市普遍建立起来，使之成为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此后，各地城乡纷纷成立公共食堂。公共食堂成为毛泽东改造中国农民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10月25日晚，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周世钊在7月间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他受任新职，思绪万千。于是，他在10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陈述了自己的心理。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惇元兄：
赐书收到，10月17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事实，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些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12500公里，以圆周率3.1416乘之，得约4万公里，即8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8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吗?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则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
11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泽东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第3个文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他写道：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经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力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10月16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25日
10月2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后来，杜勒斯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对毛泽东起草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了一通议论，说什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做法，是“离奇的”，也是“不文明的”。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份还起草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后来因为形势的发展，他改变了主意，就没有发出。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处理海峡两岸的纷争，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叶永烈在其《四人帮全传》一书中，论及1958年10月19日上午7时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要陈伯达和张春桥一块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时，曾断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文件批示中，提到张春桥的大名——显然，那是因为张春桥的‘成名作’(指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笔者注)给他留下了印象”。其实，叶永烈还不知道，毛泽东早在9月4日看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关于河南省遂平县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报道后，就曾经做过一个批示，他写的是：“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由此可见，历史问题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决不可妄加臆断的。史学工作者能不慎乎?
第284章
“有些同志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
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他们说的却是要废
除商品实行调拨。这本书，省委、地委的同志都要好好的读，
都要研究。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
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
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
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
话说1958年10月26日上午，毛泽东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吴冷西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田家英已经在座，他手里拿着吴冷西编辑好的毛泽东关于纸老虎言论的大样和按语。
原来在一个星期以前，毛泽东写信给吴冷西，要他将发表在《世界知识》上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转载时可以另写编者按语，还要他就此与陆定一商量。吴冷西和陆定一商量后认为，毛泽东的论述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重写按语。于是，吴冷西就找田家英帮忙，增加一些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并一起草拟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排出清样后，送毛泽东审定。
田家英将毛泽东修改过的按语交给吴冷西看。吴冷西看到毛泽东主要是对按语最后一段作了修改，他还要求对其中的几段论述做一些调整。
毛泽东见吴冷西看完了，就说：
“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件事。我想派你们到地方上去做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我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和一个公社。你们各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我将在11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你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我的专列去郑州。”
他还说：
“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3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我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不久又炮打金门。
我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毛泽东转对吴冷西说：
“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就可以抓住时机阐明我们的观点。
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3年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郑重地说：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你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你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毛泽东说罢，停顿了一会儿又转换了话题，他说：
“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和美国人都搞边缘政策。美国集中了那么多的军舰，而且侵入我领海，给蒋介石船队护航，但又从不开炮。我们也是1万、2万发炮弹那么打，美舰护航时更大打，但只打蒋船队，不打美舰队，不过炮弹就落在美舰附近，吓得他们掉头就跑。双方在台湾海峡对峙，同时又在华沙会谈。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双方都在战争的边缘，都不越过这边缘。我们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
《聊斋志异》中写了很多不怕鬼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青凤》，说的是狂生耿去病夜读于荒宅，‘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你不怕鬼，鬼也无可奈何。炮打金门的经过也是如此。”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你们要善于抓动向。看来现在还不大懂。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谈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你们没有抓住。你们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
毛泽东拿出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以此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意见。他说：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穿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的给人深刻印象。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3、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
说话间，已经时过中午，毛泽东留吴冷西和田家英吃午饭。餐厅就在北房5开间的中间堂屋，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它4个菜是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泽东常吃的。比较特别的是一个莼菜汤，每人一个烤得半焦的玉米。毛泽东端起一杯茅台酒，请吴冷西和田家英共同干杯。之后吴冷西和田家英也端起第2杯酒，一同祝毛泽东身体健康。
吴冷西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到基层去。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是难得下去走走。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时，有的省市负责人向毛泽东要求把田家英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因此，他们二人都缺乏调查研究的经验。所以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向他们传授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经验。他交代说：
“你们下去调查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你们下去不要张扬，冷西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家英带的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0月28日带领调查组乘车南下，第二天就到了新乡。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由郭沫若、张劲夫陪同，在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成果展览。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毛泽东这次参观的大致过程：
“3时40分，毛主席来，先到3楼看人造卫星和自动控制等。至5点多始至2楼，限于时间故极匆促。由郭院长、张副院长等陪同环视生物学部、地学部和综考会展出部分一周。见地学部展出的广西喀斯特模型云，问传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模型却不好看。见大地构造模型，问了许多问题。见综合考察的吐鲁番模型，问火焰山是什么?6点半看毕回。”
毛泽东在参观中肯定了展出的科研大搞群众运动的成绩，他鼓励钱学森说：
“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0月31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陈毅、黄克诚说：
“应将逢双日不打炮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使国民党军人员能走出工事自由活动，晒晒太阳，以利其长期固守。只在逢单日可略微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200发。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表声明。此事，请你们商量酌定。”
随后，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马祖的炮战，出现了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单日炮击、双日停打、美国护航即打的局面。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的专列在新乡稍作停留。
这天下午，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上了毛泽东的专列，见到毛泽东正在听取新乡地委和几位县委干部的汇报。毛泽东叫他俩先行休息，待到郑州后再听他们的汇报。
11月2日，毛泽东到了郑州。
是日下午，毛泽东找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山西的陶鲁笳，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这5个省委第一书记，还有陈伯达等人，到专列上开会。一见面，他就面带笑容地说：
“噢，还是老人手。你们有什么新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了一番。陈伯达则汇报了他在河南调查的情况，讲到了要废除商品生产，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币等一些奇谈怪论。毛泽东听后沉默不语。
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到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
“建议明日(逢单)大打1天，打1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同时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是否适宜，请加酌定。”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起草了广播稿，与有关人员商量后，确定了广播稿的内容如下：
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
今日11月2日，是个双日，我们一炮不打，你们得到补给。明日，11月3日，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
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奉命向金门同胞反复作了广播预告。
11月3日，福建前线部队集中33个营又1个连，对金门实施了第6次大规模炮击。
11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9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听取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这9个第一书记除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5省外，还有：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吴芝圃汇报说：
“关于交换的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陈伯达说：
“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70%，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70%。”
毛泽东说：
“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陈伯达说：
“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说：
“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账。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曾希圣说：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毛泽东说：
“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
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会议，是指10月份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有人在会议上提出要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他接着说道：
“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
“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吴芝圃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反映说：有人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
“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有人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了，应该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他指定由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4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4日起开始讨论，7日拿出初稿。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9个省委第一书记及陈伯达等人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汇报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
“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吴芝圃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把“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这个题目改成为“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吴芝圃在汇报他们议定的工业、农业发展指标说：十年内，钢产量达到4亿吨，机床1千万台，煤40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400斤、500斤、800斤，分别提高到4000斤、5000斤、8000斤，叫“新四、五、八”。
毛泽东听了这些吓人的高指标，说道：
“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3年之后。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
他又说：
“我们要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是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否定那个东西。”
毛泽东又说，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可以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还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会议。
11月5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会议继续进行，新参加的人员有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吴冷西等人。
柯庆施反映说：城市里有些混乱，市民提银行存款，抢购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
“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
史向生提到了“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说：
“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
史向生问道：
“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所有制?”
毛泽东说：
“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
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11月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中央办公厅干部下放到荥阳的工作团的领导汇报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放心不下，反复问：
“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没有反映问题，只是说好。毛泽东只好决定召开一个座谈会，说是要和基层的同志直接谈谈。于是，叶子龙就到了荥阳，他把正在田野里弄土高炉、炼钢铁的十几个工作队员接到了郑州。这些干部带着一身煤黑和矿灰，上了专列。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同他们进行了座谈，没有想到，他们也是一片声的说好。毛泽东扭头看见了胡秀云，他盯着胡秀云问：
“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
“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说：
“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嘛。”
大家一听都楞住了。胡秀云可能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忽然也冒出来一句，她说：
“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还说是亩产400斤，到了早上就变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一听此言，脸色都变了。毛泽东仍然是一脸微笑，他望望吴芝圃，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说：
“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众人都有些尴尬，谁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正在此时，有人拿来了大食堂的面包，说是请毛泽东和大家尝尝。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混合做成的，大家都说不错。送面包的人还说：
“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11月6日晚上，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在他的专列上汇报调查的情况。吴冷西说：
“我先到的修武县，那里的县委书记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认为修武县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他还怀疑他们施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度，能否叫做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勉强的温饱。”
毛泽东问道：
“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那些交换?”
吴冷西说：
“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等农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
毛泽东说：
“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机械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对供给制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他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还说这样的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说：
“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菜肉不计，估计一年每人需42元。‘衣’一项是1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共18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2元为限。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今年只看了1次戏、6次电影。”
吴冷西和田家英都汇报说：有些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搞集体住宿，男女老幼分开住，夫妻实行礼拜六回原来的家度周末制度，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这是因为中央负责人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他说：
“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毛泽东听说群众大炼钢铁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就说：
“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我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头脑清醒起来。”
毛泽东又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做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我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有空时再谈。”
毛泽东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结束后，将这天晚上的中央工作会议从专列上移到了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人都来了，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新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将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毛泽东提出3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第二、研究钢生产的指标。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11月7日晚上，郑州会议在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
11月8日，邓小平主持补充、修改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略作修改后，送还邓小平阅。
11月9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纲要四十条》有关内容发表了意见，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家庭问题，毛泽东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关于商品问题，毛泽东说：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说：
“有一些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但有一部分，则是应该保留的，如保留适当的工资制和一些必要的差别，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等。”
第四、关于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4亿吨钢。毛泽东问：
“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4亿吨钢?到1962年搞多少吨?”
有人回答说：1亿吨。毛泽东说：
“5年就增长3亿吨，怎么增法?”“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3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4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
第五、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说：
“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尔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上，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还说：
“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我看还是慢一点好。”
毛泽东批评河南省提出的要4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11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问题的建议信。他在信中写道：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4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3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3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的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1958年11月9日于郑州
原先毛泽东提议起草的《郑州会议纪要》已经在11月7日形成了初稿，毛泽东连续改过了两遍，并把文件名称改成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10日，毛泽东先后在上午和下午发表了两次讲话，谈他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及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批评了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这些讲话实际上是对第1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关于所有制，毛泽东说：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听说徐水县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与国营工厂混同起来。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不愿划这条线的人，认为现在时间已到，已经上了天，集体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事实上，我们现在只是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国有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全民所有制。我国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将来全国实现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实行共产主义。”
毛泽东针对不要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想，说道：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的觉悟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还高，是老大哥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我们的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如果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农民。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既要打折扣。”“于是小心谨慎，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并且极其有用。所谓商品，不光包括个人消费品，而且包括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之势，一提商品就发愁，就觉得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5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的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
现在有人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的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有些同志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他们说的却是要废除商品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毛泽东在论述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时，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提法。
毛泽东带领与会者们逐段逐章的读斯大林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是边读边议。他还说：
“这本书，省委、地委的同志都要好好的读，都要研究，过去大家看了印象不深，现在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研究。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
毛泽东根据斯大林小册子的章节，发表了不少评论。斯大林在这本书里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是斯大林的一个重要观点。毛泽东提出了与斯大林相反的观点，他说：
“这个观点是值得研究的。在中国农业生产上，有很多生产资料还应是商品。只要有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存在，生产资料不可能不作为商品。”
他在谈到斯大林关于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具备3个基本先决条件这一观点时，说道：
“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3个条件。”“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
“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3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3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认为对书本还有个鉴别的问题，他在谈到对待书本的态度问题时说：
“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役，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评论，无不使与会者和党内外干部们大吃一惊，而且是耳目一新。
11月10日，秘书将新华社编印的第2504期《参考资料》，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认真的阅读着。资料中有两篇题目为《美官员竭力污蔑我人民公社运动，但承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南十分注意这一发展》。这两篇资料引用了合众国际社的电讯内容，其一是说：
“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的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比苏联曾试过的任何办法要厉害得多，而中国的统治者们的成败，取决于这个办法是否成功。”
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在这些话下面划了横线，有的还画了着重号。他又在这则电讯的开头和旁边，写下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
高髻危冠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你马列主义没学好，你到广州去向陶铸同志学习!”
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在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
欲知毛泽东在会后去向何处?且待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议，作了多少次报告?写了多少篇文章，跑过多少地方?多少次和他的部下们促膝谈心，花费了多少心血?这一切他都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促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毋庸置疑，他确实是把大跃进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指挥的。如果他的战友们果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邀功，不浮夸，做好每一个战术配合，那么大跃进将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战役啊!可惜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如果。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毛泽东走得太快了，结果大跃进变成了他一个人的战役，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和他的很多部下作战。后来当大跃进运动在某些方面有所失误之时，人们不计成果，攻其一点，众口铄金，也就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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