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对话说起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在延安窑洞进行了一次对话，史称“窑洞对”。对话的内容：一是黄炎培提出了中国几千年来历朝历代兴亡更替的“周期率”，二是毛泽东回答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周期率”的途径。
笔者以为，经常重温“窑洞对”，不断探究“周期率”，对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而言，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窑洞对”探微
首先，“窑洞对”的原始出处来自《延安归来》一书。
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6位国民政府参政员访问延安。在延安，黄炎培目睹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延安军民的精神风貌，联想陪都重庆的纸醉金迷、乌烟瘴气，他感慨颇多，对中共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打内心深处感到，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圣地延安，即是自己所向往、追求、渴盼的理想境界。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毛问黄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按捺下几天来的兴奋心情，推心置腹地谈了他的“黄氏周期率”。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给予了回答。
黄炎培由延安返回重庆后，向他询问延安情况的人非常之多，黄应接不暇。于是，他一连数日闭门谢客，亲自口述并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撰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在书中他回忆了他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关于“兴亡周期率”和“民主新路”的著名对话。
其次，“窑洞对”由“隆中对”引申而来。
“对”，对策。古代臣子回答君王所问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策略叫“对策”。
《隆中对》原名《草庐对》。注①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十月，刘备第三次拜访诸葛亮时，诸葛亮针对刘备所提的问题陈述其对策。此后，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成为刘备的军师(后为丞相)，协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的“对策”后来成为指导刘备若干年行动的纲领。因刘备与诸葛亮对话的地点在隆中，注②所以，后人称《隆中对》。
由于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的谈话，主要内容是治国安天下，毫不逊色于“隆中对”，故美称“窑洞对”。尽管在眼下“窑洞对”还没有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名气大，但它的现实意义要远远超过“隆中对”。因为“隆中对”讲的是创业夺天下，而“窑洞对”讲的是守业安天下，要解决巩固政权，保证社会千秋万代良好发展的大问题。
另外，对两个版本“窑洞对”之说的见解。
曾读到一篇署名安立志的文章，标题为《两篇“窑洞对”》注③。文中称，“窑洞对”不止一个版本，即除却“毛黄版”(即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外，还有一个“毛甘版”(毛泽东与甘贝尔的答问)的“窑洞对”。
所谓的“毛甘版”“窑洞对”：即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以书面形式提出12个问题，请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答。毛泽东对甘贝尔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视，并在极短的时间内给予了认真的答复。这则答问在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上以《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为题，发表在1945年9月27日第二版头条;10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同题全文转载;后来，又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对上述“窑洞对”两个版本(“毛黄版”、“毛甘版”)的说法，我觉得有牵强附会之嫌。从地点、形式以及对话的角度、内容上均有很大的区别。“窑洞对”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为：在延安窑洞里的对话。两个人当面谈话或问答，与书面文字问答,在称呼上是不相同的。毛、黄是在延安窑洞里的谈话，毛、甘是在重庆时的文字问答，楞要将两者都说成是“窑洞对”未免有些驴唇不对马嘴，也极易令人产生错觉或误解。
倘若，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与人对话、谈话等统统分门别类为若干版本的“窑洞对”，这就更有故意添乱的嫌疑了。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期间，毛泽东邀见国际友人、党内外人士非常频繁，著名谈话、经典著作也很多。对此，必须谨慎对待，切不宜乱点“鸳鸯谱”。
第二、“周期率”之辩
是“周期律”还是“周期率”?很有必要澄清。
近年来，一些人对黄炎培老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历史“兴亡周期率”不仅提出了种种质疑，而且，公开将“周期率”改为“周期律”。甚至，在2009年年底出版的《咬文嚼字》杂志上还公布了《2009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第9条是：“兴亡周期律”误为“兴亡周期率”。
“率”改“律”一字之差，大有意味。
愚以为，还是遵循黄炎培老先生当年的初衷为宜——勿改“率”为“律”。在当年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中，白纸黑字印的就是“周期率”。据说，在当时的重庆初版印刷两万册，一经面世，抢购一空，各界人士争相品读欣赏。那时，没有人提出任何疑问。就黄炎培本人而言，身为清末民初的老文人(据记载，黄炎培1899年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1902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在用字措辞方面，想必是极考究、极严谨的。
再者，黄炎培把自己与毛泽东相见延安，共探“周期”视为终生一大幸事、一大荣耀。鉴于此，黄炎培在关键字词上决然不会草率从事的。在黄炎培仙逝若干年后的今天，倘若引经据典甚或挖空心思地对其予以质疑、指责，甚至于武断乱改，实属大不敬。黄炎培病逝于1965年12月21日。当今对“兴亡周期率”提出质疑的一些老教授、老专家，完全有条件在黄炎培在世时提出疑问，或进行商榷。时至今天，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鼓捣出来进行折腾，难免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对中国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兴亡更替，称其为周期率或周期性、周期现象等，都是讲得通的。若将“兴亡周期率”改为“兴亡周期律”，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定了当年毛泽东的断言。因为，规律揭示的是事物发展中必然的、稳定的、客观的、不可逾越的东西，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却无法改变规律。譬如，冬冷夏热、昼白夜黑，此为自然规律;生老病死、新陈代谢，此乃人生规律。无论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的贤人，还是名满天下、威震世界的伟人，都不能改变，更逃不脱这些铁律。所以说，历史上“兴勃亡忽”的周期现象，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努力能够避免或摆脱，就不宜称其为“兴亡周期律”。
当年，毛泽东诚恳地问黄炎培：您来延安考察了几天，都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里所引用的“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出自《左传》。全句为：“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注④“悖”通“勃”，意思是：禹和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桀和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
黄炎培所阐述的历史“兴亡周期率”是有充分史实根据的。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长则数十年、数百年，短则仅几年。自秦到清总共62个正式的王朝，平均统治时间60年，就是跳不出先兴后衰的周期率。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这些创业皇帝都希望将自己打下的江山传之子孙万代，但没有一个能实现的，就是因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是人治社会的必然结局。在人治和集权的双重影响下，“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是中国专制王朝永远无法医治的顽疾。但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社会发展规律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毛泽东认为只要实现民主，中国共产党人就一定能跳出这一“周期率”。
第三、试论跳出“周期率”
黄炎培在向毛泽东谈“周期率”时，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典出儒家经典《中庸》。原文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为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黄炎培当时似已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中共会取得最后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他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眼下乃至于今后，中国共产党人怎样才能走好毛泽东所断言的“民主新路”，进而，跳出黄炎培所担心的历史“周期率”呢?需要做到并做好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觉得如下三点是很关键的。
其一、正确理解民主，认真实行民主。
要坚持并走好“民主新路”，首先必须要弄明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民主虽有多种版本的解释，但归根结底无外乎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两种。中国共产党所追寻、倡导、坚持的就是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亦即马克思主义民主。马克思认为，“民主是一个类概念”，其一般意义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马克思对民主一般概念在以下三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论述：其一，至少在法律形式或制度规定上，民主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普遍的人，即全体人民;其二，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上，人是制度的目的，制度不是人的目的;即国家的法律制度为人民而设立，而不是反过来，人民为国家的法律制度而存在。其三，在政治过程或程序中，人民是决定性的环节。注⑤中共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注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的第二条也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由上种种论述可以断言：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要掌握国家最高权力。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要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要防止绝对民主。多年来，总有人以民主为借口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极其错误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民主，抛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可谈。在具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和十多亿人的大国里，必须既要实行广泛充分的民主，又要具有高度有序的集中。
另外，要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各级党委、政府就必须时刻牢记并努力践行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当年，毛泽东将民主执政，强化人民群众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当做避免人亡政息、保持政权生机活力的“秘诀”。而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就是说，要把对权力运行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交给人民，通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来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从而真正实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实践证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仅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试金石，更是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的“秘诀”。
其二、坚定正确信念，大树清风正气。
所谓信念，是指人的情感、认知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唯有坚定正确的信念和崇高的信仰，方能营造出真正的清风正气。
为了追寻、实现崇高的信念和理想，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眼下，在和平建设时期，要走好毛泽东指出的“民主新路”，更需坚定正确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在全党、全社会营造出一种昂扬向上的清风正气来。
令人揪心的是：多年来由于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不重视精神层面的东西，许多人放松了思想改造，致使信念缺失，从而导致信仰危机。不仅社会上歪风邪气盛行，就是在党内，甚至于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也出现了不信马列信鬼神，不讲科学行歪风的现象。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近年来，公开于媒体的一些落马官员的迷信鬼神行为，就很值得引起高度警惕。不妨择其实例一二如下：
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为求“平安”，他长期在家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布置了“靠山石”。一些项目的开工竣工，他都会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为求仕途升迁，曾找“大师”算命，还将贪污受贿来的大笔钱财捐给寺庙，并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此后，他遍访名山，周游名刹，同时在住宅内设佛堂、供佛像，还专设供道台、供神台。
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被“大师”预测有当“大官”的命，可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他下令将正在建设中的国道改线，花耗巨资只为在水库上架起一座“岱湖桥”，寓意将自己“带起来”，飞黄腾达。可惜没有多久胡建学就东窗事发，这座桥也因此被人们戏称为“逮胡桥”。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国元被称为“草原巨贪”。明知自己罪不能赦，徐国元还幻想寻求佛的保佑。他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甚至荒唐地幻想“放生”一条蛇，期待佛陀赐他长命百岁、逢凶化吉。
除了个人迷信鬼神、信奉风水外，一些官员还将这股风气带到自己掌握的公权力上，一时间，诸多“风水工程”纷纷涌现。
湖南省双峰县国土局花费重金购买一个直径达3米多的硕大圆球“顶”在办公楼上，寓意“转运风水球”;后院还有一块价值10万余元的巨石用来“辟邪”，这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被称为“花公家的钱，请自家的神”。而这个“转运风水球”，竟然是双峰县国土局党组开会通过的。
山西省交口县原县委书记房吉华、县长李来福请来某地周易研究会会长马明生到交口县看“风水”，之后马明生以研究会的名义形成了一份《交口县地理风水研究报告》，称政府大院“风水”不好，建议大院主楼加层，重修围墙和大门，迁移厕所，还要在院内安放“镇物”等。
……
官员迷信“鬼神”“风水”的目的无外乎三个：一为升迁，求官运、财运;二因消弭自己贪污腐败引来的灾祸;三是追求心灵安顿、寻找精神寄托。这类官员大兴歪风邪气的要害，即是严重丧失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基本信仰。
党内如此，官员如此，更何谈平民百姓?!据资料显示，2006年联合国公布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中国排在第167位……实在令人汗颜!
要使国人真正坚定正确的信念，从根本上转变社会风气，方式方法固然有许多。笔者以为，有三条极重要：1.自觉律己;2.强化教育;3.严格惩戒。
所谓自觉律己，就是要求人们自觉严格约束自己，真正做到自律、自警、自省、自重。中国乃人口大国，要营造出好的氛围和生存环境，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必须靠自觉。巩固、提高人们高度的自觉性，重要的途径即是强化教育。但教育又不是万能的，对那些铤而走险、顶风违纪者，必须给予严格惩治。人们的高度自觉，加之适时进行良好的教育以及对兴歪风邪气者及时进行处治，唯有如此，方能从根本上转变社会风气。
其三、密切联系群众，切实依靠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切实依靠群众是走好“民主新路”的基本点，也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同志多次调强，共产党员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实际需要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
密切联系群众，首要的是做到情为民所系。群众是各级官员的衣食父母，只有各级官员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各级官员放在心上;只有各级官员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各级官员当亲人。正所谓：“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密切联系群众，更要做到利为民所谋。要把为群众谋利益，为群众办实事，为群众解难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把人民的冷暖、疾苦、利益放在第一位。
实践证明，只有做到了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真正拥护、支持我们的党;也只有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中华民族才能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言以蔽之。倘不切实坚持群众路线,不认真践行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新路”，那就一定不会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也就必然要重蹈“人亡政息”之覆辙。
作于：2016年10月4日
注释：
① 《草庐对》：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② 隆中：今湖北襄阳西。
③ 《两篇“窑洞对”》：见《文汇报》<笔会>副刊2012年2月5日第五版。
④ 见《左传•庄公十一年》，又见《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
⑤ 俞可平：《马克思论民主的普遍性》2007年9月19日《学习时报》。
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版354页《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
作者：王二路，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物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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