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事
1.战略战术;2.军事制度
二、经济
1.农业粮草;2.货币金融
三、政治
其中“军事制度”部分由于要转引他人文章，需申请授权，下次补齐。
第三条政治最重要，同样下次补齐。
一、军事
把军事因素摆在第一位讲，因为这是决定战争胜败最直接的因素，也是大家最熟悉最喜欢讨论的方面。
和很多朋友一样，我也对比过《蒋介石日记》与《毛泽东选集》，感觉是《蒋》像是朋友圈，断断续续地记录各种心情和吐槽;而《毛》像是一本教参，原理、分析、例题、讲解甚至还有举一反三和考题预测。
其实这个对比并不公平，因为日记本来就是碎碎念，这么写很正常，我们应该拿蒋介石的正规著作来对比。
十年内战时期发生的五次围剿反围剿(1930-1936)可以说是国共两党之间极为重要的战争，也是毛蒋两人第一次长时间的直接正面交锋。
事后，毛总结经验教训写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1937)并在抗日红军大学讲授。蒋公当时并未有相关的长文，但1956年他出版了一部系统反思在大陆失败原因的专著《苏俄在中国》，其中有五次围剿相关部分。
先看毛是如何总结五次反围剿的(原文太长怕大家看得不耐烦，仅选取第三次反围剿分析)：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
(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
(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
……(共四条，对敌我双方的分析)……
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
……对整个战争过程的叙述，战前预测、包括遇到的情况、当时如何应对等……
然而，毛写这么多细节不是为了重现战场，这段内容是第五章“战略防御”-第六节“反攻开始问题”的一个部分，他在叙述完五次反围剿过程之后写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又举了几个例子)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
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那蒋介石对这同样的第三次围剿是如何分析的呢?
国民政府于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两次集中兵力，围剿湘赣山区的匪军，都没有得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三次围剿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无端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于沈阳。于是国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调剿匪的部队北上布防;另一方面，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东北的机会，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动学生，集合首都，假借「请愿」的名义，对国民政府毁谤侮蔑，无所不至。同时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挑拨离间，造成「非蒋下野，无法对日」的局势，使我不能不于当年十二月下野。于是共党匪军重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总结起来原因就是两个，日本人来得不是时候、共产党狡猾使诈赶我下台。否则的话他们早就被我剿灭了。
那第四次围剿为什么也失败了呢?
蒋介石先是说了自己为什么会重新上台：
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国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然后他又讲述了自己对鄂豫皖边区的围剿胜利，而对他们在江西遭遇的失败只字不提，最后又把失败的原因甩给了日本人：
但是正在国民革命军决胜的关头，而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又侵入了榆关；三月，长城之战继起。国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调大军北上增援。于是第四次围剿计划又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大家看出什么了吗?这些文章虽然比日记长，也加了一点分析，但主体内容仍然是流水账记述+装逼+吐槽，就是朋友圈的加长版或者说汇编版。
而且，这个风格贯穿全书二十多万字，整个书都有一套模板：
只要是打输的战争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俄国人坏，老是帮tg；第二是日本人总不识趣，经常在我们快要剿匪成功的时候来一刀子吸走兵力；第三是共产党狡猾，耍各种阴谋诡计，总是用阴招。有些打赢的就自吹自擂一番，什么自己早就料到了如何如何。总之赢了就是自己carry，输了就怪队友菜，怪自己倒霉运气差。
比如总结解放战争失利的原因时他说：
然而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反正打输了不怪我，我决策都是对的，就是受到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的牵制落实不了——你决策的时候难道不知道有国内国际的各种牵制吗?
我们再看看老毛，早在江西根据地的农村里，在革命最低潮、蒋介石不放在眼里、世界上更没人知道他，没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1930年，他就认定革命一定会成功，而且这么分析：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有的人就算住在闭塞的深山中，吃不饱穿不暖手下没有一个兵，他胸中装的也是整个世界。
我们再看坐在总统府里那一位，在整本书的最后来了一段。
我们中国立国处世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
骂了二十万字的队友和客观环境，在书的最后一段说，还是要批评一下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处世的道理就是“厚于责己薄于责人”啊。
哎，有这样的领袖，怎么可能打胜仗?
2.经济
1.农业粮草
首先我们看看农业方面。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棉是否充足对战争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国民党部分资料：
我们就以最高的1946-1947年度进行比较。42百万石相当于50.4亿斤，而同年解放区征粮总数是47亿斤，接近1:1
可是，国民党军队860万，解放军120万，超过7:1。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首先当然是共产党重视农村、重视农业。
早在抗战时期，共产党就在解放区用奖励垦荒、减租减息、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大大提高了农产量。
以奖励垦荒为例，据《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的记录：
在太行区,1944年据原有的六个专区统计,开生荒达209725.8亩,消灭熟荒30358.4亩,合计达240084.2亩,占到了六个专区耕地面积的10%左右。如果平均每亩以产粮五斗计算,则可增产细粮96000石。
另外，重视科技，重视农业改良技术也是共产党始终在做的。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解放区建立了许多农业技术学校和试验田，研究推广改良技术，引进推广优良品种等等，到1949年初,已有农业试验场12个,农业示范场85个(49年1月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后来成为中国农科院)。
比如抗战时期边区推广的改良工作法，让单产翻了一倍还多：
培育引进良种方面，成功推广的如下：
主粮类：狼尾谷，比边区本地谷亩产高10%以上;美国金黄后玉米，亩产一石五斗，比本地玉米高一倍以上;彭县黄皮马铃薯,亩产1462斤，比本地的紫皮马铃薯高34.9%;美国白皮马铃薯,亩产1371斤;老黑豆，比本地大豆亩产高9.1%;等等。
蔬菜类：粉红色西红柿、黄金后西红柿、蕃茄皇、法国菜豆、四季菜豆、球茎甘蓝、美国紫国茄、露八分萝卜等
瓜果类：小糖瓜、甘露西瓜、黄金梨瓜、草莓浆果还有各种水果，仅苹果就有国光、红玉、倭锦、黄元帅等。
以上大部分内容是在抗战过程中完成的，解放战争中推广程度更高，增产量更大。所以说，延安窑洞里那帮子人，看起来土不拉几的，其实搞的都是高科技，而且是和战争后勤直接相关的高科技；国军中某些高官，看起来体体面面，脑子里确是实实在在的土包子。
那我们看国军的实际情况。
重看刚刚那张表格，国军47-48年度征粮总额竟然只有20.3(百万石)，还不到上一年的一半，军队怎么可能够吃?即使是这征粮总额最高的46-47年(42.0)，国民政府最初计划的额征数其实是55.0(百万石)，也就是说仅完成征粮计划的76%，还有四分之一的口子呢。
事实上，国民政府基层组织涣散，在基层的活动严重倚靠当地的豪绅地主阶层，对于土地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掌握得很少，这就必然导致中间阶层上下其手从中牟利，严重降低了征收效率。
为此，国民政府不得不采用各种强硬手段提高税收甚至抢粮，可越这样农民生产效率越低，效率越低上交越少，上交越少国民政府又越要抢粮，恶性循环已然形成，矛盾越来越尖锐。
然后46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就陆续爆发了民变运动，反抗征粮和抓壮丁，另一方面城市物价飞涨，所以这些运动也席卷了各大城市。
另一边，共产党的势力趁势向这些地区渗透，号召农民起义反抗，号召学生工人游行——周恩来甚至亲自进行指导。
国民政府又不得不抽出精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使军需进一步增加，更加激化矛盾。是不是有点像明末的景象?
农业谈完以后，我们再说说其他方面的收入，毕竟单从数额上看，他们才是国民政府收入的大头。
可以看出，解放战争开始后，盐税跳崖式下降，关税货物税则迅猛增长。
盐是生活必需品，更是重要军需物资，国民政府盐税收入大幅下降的原因很简单——八路军解放军接收占领了许多盐场，还有无处不在的游击队在运输过程中进行劫夺。
全国大规模产盐的也就是胶东半岛和四川等那么少数几个地方，从江西到陕北，从红军到解放军都是非常缺盐的，只能靠贸易从国统区进口。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的盐场都在日军手中，抗战胜利后，八路军由于就在敌后，因此对盐场迅速接收，国民党的精锐都远在西南，根本来不及赶来。比如山东的七个盐场，六个都被八路军接收。
大家看山东半岛，红色是日军，阴影是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
盐税不足，只能靠增加关税和货物税来补充，但这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左倾。
国民政府的关税增加主要是由于从美国进口货物大量增加(还有超过100种美国货物享受减税免税优惠)，而出口反而是下降的，这就导致大量洋货充斥中国市场。
另一方面，货物税的课征对象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货物税的提高导致民族资产阶级生产成本大幅提高，不得不提高价格。本来西方国家由于工业发达，其货物的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就要低于国货，这才有了二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号召大家支持国货。而如今，洋货数量更多价格更低，国货由于税负增加不得不提高价格，已经远远高于洋货价格的数倍乃至数十倍。
以上海为例，美国灯泡在上海的售价为法币 200 元,而国产灯泡仅成本就在 400 元以上，美制六尺车床的售价为 20 万元,而国产成本却要 120 万元。
所以46年，上海工厂倒闭了四分之三，47年沈阳3000家工厂倒闭了超过2000家，48年青岛所有工厂全部倒闭，平津两地倒闭工厂数达到四分之三。
本来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派，这时候被硬生生逼成左翼，纷纷开始反对国民党走上缓则的道路。
2.货币金融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有关法币贬值的各种故事，我也就不多讲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100元法币购买力变迁
战争导致军费开支猛增，47年已经达到财政支出的80%以上，而同样由于战争破坏，税收又在不断减少，因此出现巨大财政赤字。怎么办?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印钱来缓解。1947年，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战前的20万倍，上海共五家印钞厂，每分钟能印1600万元的纸币——也就是说只需要不到两个月就能印完当年全年的税收收入。可是这还不够，于是国民政府只好从美国印钱，然后再由轮船运到中国——这还不够！最后只好发行面值10万的钞票。
面对货币金融上的危机，国民政府并不是没有想过改变。1946年他们曾经出台政策，开放黄金和外汇市场，希望以此吸收社会流动资金缓解金融问题。但几个月后，除了损失掉一半的黄金储备、成功炒高黄金和外汇价格之外再没什么其他作用，法币依然疯狂贬值，物价依然飞涨。
没办法，47年初改变政策，禁止黄金外汇流通，改为出售美国公债和库券。结果当年物价上涨7倍，截至48年金圆券发行以前，上涨到406倍。
于是，最大的一次改革来了，发行金圆券。
48年8月确实已经是国民党的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也是下了狠心，蒋经国亲自出马负责，不惜得罪一众大佬。
大家应该记得建国大业中陈坤和冯小刚奉献的精彩演出
结果呢?
物价仅仅维持了2个月，从10月开始到第二年4月，不到半年时间物价上涨了62714倍。
比法币牛逼多了。
那么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就没出现过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吗?
不是的，当然也出现过，战争年间财政赤字扩大、印刷钞票解燃眉之急是不可避免的。就以西北解放区为例，1948年发行货币数量是上一年的8倍还要多。
可是结果呢?当年西北区物价仅仅提高了一倍，而在不远处的西安，物价上涨1400多倍。
为什么会这样?
守着那么几块破地却能在连年战争中始终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不能不说当年共产党的货币金融政策极其成功。他们最重要的方法有两条：
1.统一货币
据统计，解放战争中新发行的货币有330多种，还有各种外币也在中国流通。当时除了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外，省有省钞，县有县钞，一些有权势和资金雄厚的银行、钱庄，乃至商号、货栈、酒铺、当铺也都发行流通券。有的国民党部队也发行了各自的货币。
吉林解放区抗战时一直由日军占领比较稳定因此流通货币种类比较少，就这样市场上都有十几种常见货币。像晋察冀边区这种地方，市面上可以见到上百种货币。
有些解放区为此吃尽苦头饱受损失，因为日军和国军都凭借自己雄厚的资本打金融战争，让大量劣币流入解放区，换出各种商品和良币，造成解放区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还好，党对金融工作一向非常重视，绝大多数解放区都在第一时间着手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货币发行之后，还会采取各种方法将其他货币驱逐出去，当几个解放区连成片之后，又会再次统一货币。大部分解放区都保证核心区域内只流通共产党发行的货币，边缘区域和法币混用，禁止其他杂币流通。48年法币开始疯狂贬值而解放区进一步扩大，法币也被彻底驱逐出了解放区。
总之，统一货币，把解放区的货币发行牢牢掌握自己手中，是共产党能够保证货币币值稳定，保证物价稳定的重要原因。
2.建立合理的准备金制度并且严格执行。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行长毛泽民。为了对抗国统区印刷货币的不断贬值，银行决定发行自己的货币。实行银本位，纸币不能按照需要随便印刷，发行量绝不超过它所代表的银元价值。
当时蒋介石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银元从哪里来?毛主席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调查（见《寻乌调查》），得知赣南的钨矿储量极大，同时德国工业发展急需大量钨砂，与蒋介石签订协议用德械换钨砂，于是他命毛泽民想办法将钨砂开采并出口。毛泽民深入一线调查，最终开办了中华钨砂公司。而后又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联系，出口钨砂给他，而他则将钨砂秘密卖给德国。
瑞金政府就这样获得了大量物资和银元，以此为坚实基础发行起自己的货币。
苏区第一套货币
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区没有足够的银，就以法币为准备金发行货币。具体怎样我直接上毛主席当年给聂荣臻、彭真二人的电报：
聂彭并告朱彭：
边区货币政策应根据以下原则:
(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
(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
(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
(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
(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
(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更会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
我们提议下列具体办法:
甲、发行一定数量的边区纸币(此数量由你们考虑决定电告我们)，收买法币，保留一部分法币，大部分购买工业品，用一部分法币兑换伪币。
乙、对于杂币应设各种方法使其流到边区以外去。
丙、有无可能送一部分杂币至总部及一二○师，带一部分法币来延安，请考虑电复。
丁、扩大边区纸币的印刷，因将来印刷一定比现在更困难。
八月十七日
看看老毛对经济、对货币金融思考的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解放区的货币和物价怎么可能出现大问题?
对比国统区呢?一个国家，流通着300多种货币，省、县、军队、银行、票号、当铺甚至货铺都能发行自己的货币或流通券，他能控制币值稳定物价那才叫见了鬼了。
然后下定决心取缔其他所有货币发行金圆券，第一次限额20亿元，宣称以国有的诸班企业股票3亿美元和黄金白银外汇2亿美元做准备金。
但事实上，首先市面上流通的所有法币等其他货币加起来折合金圆券也不过2亿多，也就是说金圆券一开始就超发了10倍。而且那些所谓企业股票和金银外汇绝大部分都是空头支票，早就被卖光花光了，截至金圆券发行前2个月，国民政府实际掌握的金银外汇加起来只有870多万美元……
果然，金圆券迅速贬值，增发到80万亿元，是原计划的4万倍，很多地区美元和港币已经成了主币，国家已经完全丧失了金融主权。
经济天才常凯申，让每上亿中国人成为亿万富翁
所以，我一直很想知道，为什么那个故事，上海解放前夜资本家评论“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不及格”会流传那么广，会有那么多人相信。
因为这个题目是“蒋介石为什么会败给毛泽东”，那我们就再看看蒋公当时是怎么做的。
宋希濂回忆，1948年7月-8月，就是发行金圆券的时候，也是国民党的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召集他们来召开了解放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会议。蒋公在会上是这么说的：
……在经济上，我们有9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现在最要紧的是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
宋希濂则当场讲了几点：
第二，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如果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
第三，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持军心使之杀敌致果呢?总统说，现政府还有基金九亿美元之多，我建议，自八月起，所有官兵的副食费一律改发现洋，每人每月三元……借以维持官兵们的生活。
他的观点尤其是建议得到孙立人黄百韬等与会者的支持。
等一下，为什么突然觉得这些话有点熟悉——不对，刚刚描述民族资产阶级左倾、农民运动学生游行的地方就感觉很熟悉了。
原来是他!在军事部分我们引用了毛主席在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分析：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20年前，在江西农村，他真不是吹牛逼，他真不是为鼓舞士气的信口开河，历史的发展与他当年的预测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出入。
在那个革命最低潮，在那个连党员干部们普遍悲观，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慨叹时，他是真的坚信革命必然成功星火必然燎原，而且是经过分析后的没有一点犹疑的坚信。
其实，说老毛不是穿越，我还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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