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清偶尔在家中下厨
1989年2月，刘华清与嫂嫂、姐姐、弟弟在故居门前留影
刘华清，上将，有“中国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美誉。
这位出身放牛娃的“布衣将军”，13岁投身革命，14岁参加红军，历经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要职，后成为军委副主席。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军歌的歌词改编就有刘华清的功劳。
长征胜利纪念日就在眼前，纷飞的思绪让记者回到了那次专访的情景：2002年7月3日上午10时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如约步入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的办公室。拄着拐杖，带着微笑，迎面缓缓走过来，同我们一一握手……
连夜刻印“出发宣言”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后，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刘华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下来时，刘华清已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出了整整70年的心血。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远征10个月，艰苦转战万余里，先期到达陕北，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作为原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的刘华清上将，接受采访时在回顾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有关情况时，也给了这段历史一些重要的补遗。
河南罗山县何家冲，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当年的军部旧址何氏祠，如今已改造成红二十五军纪念馆。当时刘华清只有18岁，担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
红二十五军是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据刘华清生前回忆：“这支部队的长征很特殊。自从撤离鄂豫皖苏区，就一直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连遵义会议都不知道，成了一支独立作战的孤军。直到1935年7月，才得知中央红军的消息。”红二十五军纪念馆展示了一幅手工刻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这是刘华清当年亲手刻印的。
1934年11月15日，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把鄂豫皖省委发布的《出发宣言》原稿交给刘华清，要求他快速刻印，多印一些，发给部队，出发前来不及发，就边走边发。《出发宣言》主要内容是强调当时中华民族危机深重，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刘华清连夜完成了刻印任务。
当问及“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都经历了哪些战斗，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战斗是哪一次”时，刘华清说：“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经历了许多次激烈的战斗，哪一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时，开始是先向西挺进。当时，国民党军5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已麇集在鄂东北，正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尚未完全形成合围。我军适时而主动地实施转移，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调动3个团的兵力追击堵截，先后在湖北枣阳、随州一带，河南境内的桐柏、方城、卢氏等几个地区布置了封锁线，企图将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的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途中。
红二十五军人数虽少，但武器装备好，弹药充足，战斗力很强，指战员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骨干，个个能征善战。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都非常战斗化，说走就走，说打就打，全军随时都保持着良好的战斗姿态。“11月17日，我军在一个叫朱堂店的地方突破敌人阻拦，当晚趁夜暗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的初步目标。鉴于该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机动范围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遂掉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区转移。”
血战独树镇死里逃生
长征第10天，独树镇之战，关系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那一仗，刘华清负了伤，死里逃生。
当时已是11月下旬，寒流南下，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却衣着单薄，粮秣不给。但部队仍保持着高昂的斗志，顶风冒雪，向北突进。26日下午，我军正准备从方城独树镇附近越过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预先抵达在该地区的敌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的阻击。同时敌“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1个师又随后紧追，形势相当严峻。而那天的气候条件又极为恶劣，我军发现敌人较迟，一时陷入被动。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都冻僵了，有的枪栓也被冻住了。敌军乘机发起冲击，并分兵从两翼包抄，情况异常险恶。“在这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冲到最前线，发出‘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的命令，使我军很快稳住了阵脚。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
吴政委的举动让刘华清热血沸腾，刘华清也举枪高喊：“冲啊！”冲着冲着，刘华清觉得左腿被重重敲了一下，身子一歪就倒了。爬起来一看，左腿踝骨上侧被子弹打穿一个洞，鲜血直流。“当时也不觉痛，还要冲。但刚一站起又摔倒，被后面的人抬了下去。”
经过一番恶战，我军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负伤的人不少。刘华清说，自己的伤经过处理，血止了，也不那么痛了，但不能走路。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部队行动极为困难。但数倍于我的敌军仍在附近，天亮后必将发动新的进攻。因此，军领导果断决定：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带领部队迅速脱离危险区。紧急集合的命令一下，大家都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劳，又顶风冒雪踏上征程。
“这次战斗后，为了使部队迅速摆脱敌人，军领导决定让我和部分伤病员留在当地养伤，可是我不愿意离开部队，说‘拖着伤腿走可能会死，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坚决要求跟随大部队转移，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才同意让我骑马走。”靠了那匹小马，刘华清跟上了部队的转移。刘华清一直很感激戴季英和那匹小马。
弥足珍贵的油印传单
1934年12月，部队来到鄂陕交界的郧西县，领导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彼时，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军部驻扎在郧西县关防乡二天门老街，在鄂陕边的郧西、镇安等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成立农会，逐步建成了鄂豫陕苏区。
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不到半年，作战上取得了一连串胜利。红二十五军很快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人，还成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作为宣传科长，刘华清创办了《战士报》。晚年，刘华清回忆：“从筹稿、编辑到刻印都要管，还要负责起草文件、拟定标语口号、组织布置群众大会等等，还让我管政治部的宣传队，管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虽然忙累，但很起劲。新苏区的创建很不容易。给养不济，生活异常艰苦。我们及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收集起来，在报上刊登。为配合群众反抗捐税的斗争，我们又在报上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伕、抗丁的‘五抗’斗争口号，积极配合宣传。”报纸虽然简单粗糙，但很及时，富有战斗力，对新苏区创建起了积极作用，成为全军上下关心的报纸。
12月10日，由郑位三撰稿，吴焕先政委审稿，刘华清又亲手刻印了《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传单上写道：“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还写道：“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民、贫民、士兵出身，所以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红军里面不要豪绅、地主、资本家当兵，因为他们是剥削压迫穷人的。……不过，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也是穷人出身，所以红军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加入到红军中来……”
《什么是红军》传单大约相当于16开纸张大小，油印字迹工整，笔画有力，全文大约400来字，把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及有关政策讲得十分明确。
日后，这张传单被发现之初，未能认定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后辗转找到刘华清，经他确认，是他亲手刻印。
这份“镇馆之宝”流传下来并非易事。原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郧西县时，关防乡二天门老街的李玉才参加了红军。1935年5月，家人报母亲病危，经组织批准，李玉才回家探望。同时，他带回了一张红皮纸油印的《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他将传单交给妻子刘玉英，刘玉英不识字，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她知道这是红军发的传单，决心保存下去。
白色恐怖的艰苦环境中，为逃避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搜查，刘玉英将传单包了又包，小心翼翼藏到墙缝隐秘处。刘玉英坚信，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只要红军在，穷人就有希望，就有出头的一天。1947年冬，穷苦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随着郧西的解放，穷人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1981年9月，刘立英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交到了郧西县档案馆。这张传单弥足珍贵，是红军长征英勇征战的缩影，也是“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真实写照。
“布衣首长”的家国情怀
言及家乡，这位大别山之子把思绪带到了儿时。刘华清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花桥乡刘家院子（今大悟吕王镇刘垸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3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4岁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家乡，他曾任黄安县二程区刘家院子村共青团支部书记、少共二程区委组织委员、区委书记兼少先队总队长、黄安中心县委书记，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科长等职，家乡的山山水水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记。从他少年时期投身革命，驰骋沙场，回家的路虽离他很远很远，但他认为自己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家乡的“情圈”。他最遗憾的是自参加革命后，再也没同自己的母亲见上一面，于是他第一次回故里只得用中国人最传统的礼节——上坟祭奠，表达个人的情愫。“那一年回老家，一块参加革命的同乡人大多不在了，有的牺牲了，有的去世了。”一切物是人非。
刘华清不到13岁参加革命，一走就是几十年，杳无音讯。母亲思儿心切，白天站在大路边眺望，夜晚坐在床边哭泣，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老人家眼睛哭瞎了，身体拖垮了，不久含恨去世；父亲领着全家艰难度日，好不容易熬到全国解放，在三年困难时期与世长辞———在家的兄弟怕影响将军的心情和工作，没有写信告诉他，当然他也就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刘华清每次回故乡，总要到父母的坟前走一走，以示怀念。
采访中，刘华清说：“人到老年，格外注重感情，格外怀念过去那些充满深情和友谊的事，对老战友、老部下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凡是老同志逝世，只要发来讣告，他都发唁电、送花圈，在京内的，能参加遗体送别的，他一般都设法去。“这是一种友谊、情感的表达。人老了，向往的是平稳、自由、安静的生活。平民出身的人，无论官多大，职位多高，到头来他还是个平民，是个布衣之人。”
红色旋律唱响会师现场
红二十五军在西进北上过程中，曾途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军领导教育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调查了解社会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坚决保护群众利益，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边抽烟，刘华清边回忆往事：“1935年8月中旬，我军进入静宁县以北的单家集和兴隆镇等地。这里是回民聚居的地区，军政委吴焕先及时对全体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教育，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他让我用毛笔把‘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写成大标语，贴到街上。他还亲自到清真寺拜访，召集阿訇和当地知名人士座谈，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助民劳动，切实做到了秋毫无犯。”因此，红二十五军在兴隆镇受到了广大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还有十多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受到了回民和其他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并诉说了红二十五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事情。“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后，毛泽东提起这段往事时，夸奖了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所做的群众工作，说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1936年9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河，经镇原、庆阳县境兼程前进，途中多次击败尾追的敌军，于9月15日抵达延川县永坪镇。“9月16日，刘志丹等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赶来和我们会师。会师大会在永坪一条干涸的河道里举行，场面十分动人，热烈握手热情拥抱。9月18日，永坪镇又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庆祝两支队伍胜利会师。”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场面刘华清一直如在眼前。
红二十五军成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为统一指挥作战，统一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于是，刘华清在军团政治部当宣传科长，程坦是政治部秘书长。
红十五军团接连打了劳山、榆林桥两个大胜仗，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兵。在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时，程坦建议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让大家天天唱，刘华清赞成。“我们长征到陕南创造新苏区时，程子华、郑位三要我天天去部队教唱歌，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觉得太麻烦，也曾有过把它编成歌曲的想法。但天天赶路没精力，另外我没有音乐知识，也就作罢。现在真是不谋而合，但程坦也不懂音乐，我们就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唱过来哼过去，一唱一哼很合拍，于是在《红色战士报》登出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去。”
这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11月初在甘泉地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会师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在庆祝会师大会上，红十五军团的官兵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立即引起全场注意，“很出了点风头。会后不久，许多部队都学会了这支歌”。
这支红军歌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军队任务和纪律要求的变化，歌词做过相应的修改。1950年，总政治部组织文艺专家对歌词又进行了修改；1957年，再次修改，就成了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由红二十五军先唱起来，然后传唱开的。”刘华清说，当时并没有想到这首歌会流传得那样快，那样广，影响这么深远。“如果这算得上是一份成绩的话，那主要是程坦同志倡议干的，是他的历史功绩，我只是协助，作了个‘媒人士’，把苏区现成的曲调往歌词上嫁接了一下。”
1936年10月，红十五军团随同西征红军攻克西北重镇会宁城。不久，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联欢会。“这是我参加的第三次红军大会师，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红军会师。虽然时光已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那欢腾雀跃的场面，那团结胜利的气氛，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历历在目。”
沧海桑田，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没有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后来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就谈不上有今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回顾红二十五军和其他各路红军长征的光辉战斗历程，我们不仅为长征的艰苦卓绝和英勇悲壮而铭心，更为长征的光辉战斗历程和深远影响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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