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厚
李国厚，原名李杰三，1915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新安乡(今属六安市裕安区)一个贫苦的雇农家庭，家里靠开荒种粮养家糊口。7岁时，他随母亲讨饭，9岁开始帮工。1927年8月，中共六安特区委成立后,派共产党员刘席儒、蔡蕴山、王亦良、储鸣谷等，以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组建农民夜校，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的道理。李国厚和他的小伙伴们参加了夜校识字班，聆听老师对革命道理深入浅出的讲解，他如沐春风，进步很快，立志要干革命求解放。1928年11月，李国厚加入农民协会;1929年1月，在六安县二天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秘密农协的一名出色的交通员。他勇敢、机智地多次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还到顺河、单王等乡散发革命传单，张贴标语口号。因为他年龄小，又机警过人，任凭敌人跟踪探寻、查找，也未被抓住，是个人人夸的“小精灵”。当时，他还不满14周岁。1930年红一军东征皖西，他积极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李国厚参加红军后，被编入红一军第一师一团三营任通讯员。此后，他历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营政治指导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交通队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尤其是在苏家埠战役中，他和“红小鬼”班的战友们活捉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受到上级的嘉奖。一天，李国厚带领一支队伍出发筹办粮食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的伏击，他甩掉上衣，挥舞大刀，在白雪皑皑的雪地里率先冲入敌阵，并大声地呼喊着：“共产党员们，牺牲也要向前倒!”忽然地主的一名家丁手持长枪“噗”地扎入了他的右肩，鲜血直流。李国厚毫无惧色，抢起大刀便将长枪劈成两截，左手顺势从肩头拔出枪头，猛地向家丁掷去。持枪的家丁早已被李国厚的神勇吓傻了。李国厚越杀越勇，一把大刀上下翻飞。浑身沾满血迹，犹如“血人”一般穿梭在敌群中，地主及家丁见李国厚如此勇猛，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四下逃窜。“李疯子”的威名不胫而走。
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在与部队失去联系、部队又遭分割的情况下，留在苏区的红军处在20万国民党军的包围中，环境极端艰苦，形势极其险恶。红军队伍里，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革命完了”，李国厚听了挥动着拳头大声喊道：“谁说革命完了?革命永远完不了!革命就像这大别山，风吹不倒，地震不摇!”旋即，他率领队伍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突出重围，到达黄安地区与军部特务营汇合，就地坚持斗争。
1934年11月，李国厚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一营政委，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鄂豫陕边区，投入开辟新区的斗争。此后，继续参加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1935年9日与陕北红军会师，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迎接红一、二、四方面军。11月在直罗镇战役中，李国厚第四次负伤。此后，李国厚历任红十五军总电台政委、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政委等职，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
抗战爆发后，李国厚到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9月被分配到山东泰安地区，任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第一大队大队长兼教导员。李国厚到任后，很快将这支由国民党军的散兵和土匪、大刀会组成的武装改造成抗日队伍。1938年秋天，日军对鲁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剧烈的大“扫荡”。李国厚带领6个侦察兵，化装成日军，进了县城的车站，站台边正好有一群日军准备进入根据地“扫荡”，临时停车，下车活动、休息，李国厚选准了一个挺神气的、又像瘦猴似的鬼子军官，率领几名战士贴上去，利用另一列火车起动的机会，迅速地掏出麻袋往那日军军官头上一套，扛起就走，一溜烟似的进了“青纱账”。待火车过后，他们已跑远了。回到敌后根据地，经审问，原来这个瘦猴似的日军军官正是指挥这次“扫荡”的司令官。
1939年11月，李国厚到淮南地区新四军工作，先后任安徽全椒县总队副总队长，新四军四支队十二团营长兼教导员、淮南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淮西总队总队长兼淮西(寿县)独立团团长、二师六旅副旅长兼淮南路西军分区副司令员，为建立和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李国厚随军转战于苏皖豫鲁各地，1946年11月任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1947年3月下旬，国民党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于山东战场，从临沂、泗水、大汶口一线，向我鲁中军区一〇五师采取后退一步、诱敌深入的战术，寻机突破。在5月中旬孟良崮战役中，一〇五师部署在孟良崮西侧阻击增援敌军。李国厚亲赴一线，身先士卒，炮火和子弹在他身边飞窜，他坚持在阵地前沿指挥。突然一颗流弹的碎片打中了他的脑门，鲜血不停地沿着面颊流下，警卫员急忙要将他送往医院。李国厚却怒目圆睁，大喝一声：“这点小伤算什么，我还挺得住!”他推开警卫员，忍着伤痛，从衣服上撕下一块面条，匆匆包扎一下，又投入战斗。在他率领下，部队取得了歼敌2300多人的战绩，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部队作战的任务。战役结束后，鲁中军区为嘉奖李国厚指挥作战的功绩，给他记了一等功。1948年2月，李国厚任豫皖第二分区司令员兼专员、代理地委书记;1949年4月任皖北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大别山东线剿匪指挥部副指挥，参加了淮海战役和剿匪反霸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李国厚历任华东军区第九十师师长兼政委、中共六安地委常委、淮上军政委员会书记，公安部队第十六师师长兼政委、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公安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62年3月，李国厚在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员期间，根据军委的部署，在基层部队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并亲自到试点单位——有着“夜老虎连”称号的某部光荣连队蹲点。
这个光荣连队起初凡事都要向“硬骨头连”看齐，训练标准高，强度大，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训练中有的战士晕倒了，全连很快出现了20多名病号。
恰逢这时，李国厚赶到该连队蹲点，在了解情况后，他当即指出：“抓训练不是蛮打硬干，更不能上硬杠杠，战士也是人，训练上不去并不是他们怕苦怕累，而是我们在训练中缺少方法。”接着他向官兵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明确指出要善于在训练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积极性，发扬民主教学，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注重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相结合，同时要做好后勤保障，使伙食调剂做到位。于是，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练兵运动，在李国厚的现场指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62年底，在南京军区举行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过程中，该连队射击、投弹、刺杀、越障等科目取得了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李国厚不仅善于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而且还勤于调查研究，多次深入基层帮助解决困难，了解战士疾苦，深受官兵的爱戴。
1980年4月，担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的李国厚来到独立二师驻常州市某部视察工作，突然被一份官兵体检报告惊呆了：全师有35名干部战士不同程度地患有结石病。他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罪魁祸首”就是山下那口老井。井水里钙、铝、铁等多种微量元素严重超标，根本不能饮用。
李国厚决心组织专人打一口好水井，解决官兵饮水问题。经过反复勘测查找，终于在距旧井十几公里处打出了一口新水井。但由于地下岩层太硬，仅能打40多米深，出水量不够。于是，又于1981年2月打出82米的深井，水质很好，水量充足。
接着，该部又着手重新铺设管道，重新改架供电线路并扩容，修建供水泵房等。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井水终于送到营区，流进了二师官兵的心田。
为了改善官兵们的生活条件，李国厚还帮助改造营房设施，指导帮助官兵种植花草、蔬菜，养猪羊，还开挖了一个小型养鱼场。为纪念将军的业绩，二师的官兵在井旁竖立了一块一米高的纪念碑，上书“饮水思源”四个大字。
1982年，李国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按副兵团职待遇离职休养。他始终保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正如他日记中所写的：“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人退下来了，思想不能退，贞守革命气节比生命更重要。”
离休后的李国厚一直保持着一个好习惯：游泳、读报、看新闻。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他还经常为报纸上的重要文章写评语、做笔记。多年积累的报刊资料剪贴就有数十本之多，内容有党的三代领导人的重要论述、革命历史故事、重要会议的资料等。
李国厚的老伴常年患病，按有关规定，她可享受家庭病床、公费医疗等条件，可李国厚从不向组织提起。一天深夜，老伴腹痛难忍，只要打个电话，便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可李国厚不愿打扰别人休息，硬是自己一个人熬汤喂药，一直伺候到天亮。
助学路漫漫。多年来，李国厚及其子女、家人与三乡两镇贫困地区的35名小学生结成助学对子，帮助近百名辍学孩子重新走进课堂。这期间李老将军也和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次，李国厚因身患重感冒，就让老伴带上钱物代表他去看结对的孩子杨雪亭。当他听说小雪亭没见到他急哭了，老人的身体刚刚恢复，便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专程到学校为小雪亭送去了学习用品。
1991年，百年未遇的洪水席卷了整个华夏大地。看着播放的受灾群众一幕幕催人泪下、无家可归的惨状，李国厚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和子女家人商量：“看着受灾的群众，我们捐些钱物，尽点心意。”两位老人便把家里的衣物和多年积蓄的两万多元，义无反顾地捐往灾区。
1992年5月，六安家乡来人想请李国厚帮助解决化肥厂技改工作资金缺口的困难。李国厚立即和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使困难得以很好解决。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打电话给远在国外工作学习的儿女，要求他们收集有关技术材料，寄回国内，传回家乡。
1998年2月26日凌晨3时，李国厚病逝，家人按照将军的遗愿，将部分骨灰撒在将军的家乡，英雄的故乡迎回了一位阔别已久的儿子。(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 喻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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