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6章
“不要脱离群众，干任何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
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
话说1962年2月，已经毕业分配到工程兵科研部从事技术情报翻译工作半年之久的刘思齐，和杨茂之结了婚。婚礼是在她家的四合院里举行的。
原来，毛泽东一直关心着刘思齐的婚姻问题，多次劝她再嫁。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杨茂之。杨茂之是刘震手下的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渔民出身，一米八零的身材，从苏联留学归来，为人正直老实。毛泽东让刘思齐跟杨茂之见了面。二人一来一往，便定下了婚事。据刘思齐说：“经过了解，杨茂之的人品和刘震介绍的一样，是个不错的对象。”
再说毛泽东将自己新作的《卜算子.咏梅》，亲手抄录了一遍，作为贺礼，送给了刘思齐和杨茂之。他还派工作人员送去300元钱，捎话说：
“我又不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
刘思齐和杨茂之结婚后，改名为刘松林，住在北京南池子里，成为罗瑞卿家的邻居。他们婚后生育有4个儿女。
2月8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2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采取生产大队还是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关系到党是否脱离亿万农民的重要问题，对农民只能一步一步的引导前进，而不能大步的或跳跃式的前进”的指示，终于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缩小生产队的规模，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
正是：此事讨论整一年，毛公施政何其难!前途更有害群马，犹抱琵琶要别弹。
2月14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
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毛泽东因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
“西楼会议”主要讨论1962年国家经济预算和经济形势。
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中央在批示中说：目前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中机构庞杂、人多政繁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不利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不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下决心“拆庙”，裁并机构。
2月23日，陈云应刘少奇的要求，在“西楼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记载：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的插话和结论里说：
“中央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笔者注)对困难情况摸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后，刘少奇等人商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等人为成员的中央财经小组。
2月24日凌晨，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个条子，他写道：
“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可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
原来，毛泽东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田家英在2月下旬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太满意，要重新整理。
第二天，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送来了，毛泽东花了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他批示给田家英，说：
“改好了(初步的)，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
此后，一直到3月20日，毛泽东又先后对这个讲话稿修改了7遍。
2月25日，毛泽东找来田家英，要他组织一个调查组，了解农村贯彻实施《六十条》的情况，调查农村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指定了4个调查点：一个是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花明楼，一个是他的外婆家湘乡唐家圫，一个是1961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长沙天华大队。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
田家英立即回北京，向刘少奇汇报。
毛泽东又派罗光禄和孙勇为正副组长，带领卫士张仙朋、干部队小陈、理发员小钱，组成一个小组去湖南常德专区石门县调查。毛泽东在他们临行前，对罗光禄等人说：
“一般报纸和文件，都是筛选过的材料，是剩下的骨头，肉很少。要真正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说什么，要了解群众的意愿，就要到群众中，到农村基层中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见官，往往不说实话，绝对不能有官架子。”
“我们处处要想到群众，要了解大多数群众想什么，要求什么，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来研究决定政策。因此，一定要得到群众的实话。我希望同志们下去多做调查，首先要和群众一起劳动。为什么要劳动?第一，劳动能锻炼人。第二，通过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搞好关系。他们才会和你讲实话，真正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要求什么。”
毛泽东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计划的下去调查，往来旅费本来应该由公家报销，可是，毛泽东不让公家出钱，他要拿出自己的稿费开支，一般平均每人发给200元或300元。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3月3日，毛泽东接到北京派专机送来的苏共中央的一封来信。
原来在3月1日那一天，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苏共2月22日致中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了邓小平。苏共在信中指责中国共产党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的所谓“特殊立场”，以及在国际共运中实行的所谓“独特路线”。苏共在信中也表示两党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还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刘少奇在3月3日下午召集会议，研究对苏共来信的估计和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一封复信。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发表意见。陈云提出，今年的计划要满足农业和市场的需要，对于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要痛痛快快的调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
3月8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了话，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保持一致，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再说罗瑞卿随毛泽东来到武昌，住在东湖宾馆梅山的一幢房子里。毛泽东要罗瑞卿多读几本马列的书，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还要求军队高级干部都要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罗瑞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就选编了一个阅读书目，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从中圈定了30本。后来，这30本经典著作成为军队高级干部必读的书。
3月12日、1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2月26日在国务院扩大会议讲话的批语。刘少奇说：
“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邓小平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专程到武昌向他汇报。
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复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同意他们16日到武昌，汇报会议情况并面商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问题。
3月15日，毛泽东要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到武汉，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3月16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了武汉。
是日晚，刘少奇3人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了12日、13日西楼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
3月17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同意转发陈云3人的讲话，同意“西楼会议”后成立的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而对于刘少奇、陈云等人在“西楼会议”上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结论，毛泽东没有表态，他是有保留的。
3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返回北京。
3月20日，毛泽东将他整理出来的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第7稿，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
毛泽东又审阅了林彪在1月29日“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写信给罗瑞卿、田家英，他写道：
“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毛泽东指示，把林彪的讲话转发下去。
3月22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田家英组织的17人的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向调查组提出了6点要求：1、要同湖南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2、不要乱指挥;3、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4、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5、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6、参加点轻微的劳动、
3月26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3月27日，全国人大二届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3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唐家圫。天华大队却一直没有去。
1962年4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计划会议上说，对1962年的计划要做大幅度的调整，要采取断然处置的办法。减少城市人口要同“拆庙”、“拆架子”结合起来。每个部对企业要进行排队，下决心关一批，并一批，转一批，缩一批。要控制各种购买力，要进行节约，以弥补市场差额。要控制货币投放，控制外汇。要紧缩文教、卫生部门。
4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的修改稿。
4月7日，毛泽东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邓力群对他那篇讲话整理稿的修改意见，批转给刘少奇、邓小平，他写道：
“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
4月9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解决问题。信中还说：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
后来苏共在5月31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中央的建议只好搁置起来。
4月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了最高国务会议第18次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张治中等7位与会者就刘少奇3月21日在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作了发言。尔后，大家要求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道：
“今年1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做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3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一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总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的走向它的反面。”
“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具体的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做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
4月间，江青在养病期间，遵照医生的意见，参加了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结果，江青发现文艺界充斥着封、资、修的东西，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为新社会主人的工农兵，则很少有他们的形象地位。廖沫沙以“繁星”为笔名的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更引起了她的关注。
江青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她在谈话中说：
“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
江青提出：要批鬼戏，要批判在1961年夏秋之间公演的《李慧娘》。她还问文化部的领导人说：
“还有一个吹捧《李慧娘》的《有鬼无害论》，你们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加以批判?”
江青又问：
“你知道《有鬼无害论》作者繁星是谁吗?”
4位正副部长说不清楚，她便说：
“繁星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
这4个正副部长根本不把江青的警告放在心上。后来，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为此批评了中宣部和文化部，他的话有分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此时，上海的柯庆施与中宣部和文化部正好相反，他提出了“大写13年”的口号。江青对此非常欣赏。
1962年春，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从大连回到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父亲毛泽东。有一天，邵华向毛泽东提出想继续读书的要求，毛泽东认真地说：
“孩子，你愿意学习，这很好嘛，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来帮你办。”
毛泽东又笑着对小两口说：
“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
此时，毛岸青的组织关系在总参谋部，毛泽东让他向罗瑞卿请假，带着邵华回湖南探亲。
遵照父亲的嘱托，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到了湖南。他们先到板仓，给妈妈扫墓，又到韶山看望乡亲们。然后回到长沙，看望年已92岁高龄的外婆向振熙和舅舅杨开智、舅妈李崇德，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问候。
回到北京后，邵华仍然转回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
且说4月中旬，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陈毅领着出席中央招待会的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热情的握着蔡无忌的手说：
“你的父亲真是好人。”
4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一辆轿车把周瘦鹃从会议住所接到了怀仁堂，工作人员说毛泽东要单独会见他。
周瘦鹃是在4月初偕同盼望了两年跟他一起进京的老伴俞文英和5岁的小女儿全全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被工作人员领进一间小会议室。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让他在隔着茶几的沙发上坐下，亲自给他点了烟。周瘦鹃望着毛泽东慈祥的目光和温和的仪表，不慌不忙地说：
“记得3年前，主席曾经说过，读了我的许多文章，很想跟我谈谈。我一直在担心，自己写出来的那些拙作，一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毛病，这个还要主席多多批评，多多指教。”
毛泽东微笑着说：
“你的散文是写得好的。”
“主席太夸奖了，实在不敢当!只为平时学习不够深透，怎么写得出好文章呢?”
“只要群众喜欢读你的文章，那么你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周瘦鹃知道毛泽东这样说，是没有苛求一个老知识分子，他同时更为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鲜为人谈的真理而深深感动了，他说：
“这些年来，我在文艺上、园艺上搞了一些东西，这要归于3年前主席‘有没有新的东西给我看看’的那句话鼓励了我。我认为主席这句话并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是对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说的，要大家都搞些新东西出来。”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六亿五千万人民，包括我在内。”
说着，又为周瘦鹃点了一支烟，他自己却没有抽。周瘦鹃吸了两口就掐灭了，把剩下的一截小心翼翼的放进衣袋里。他想带回去留作纪念。他放好烟，望着毛泽东深情地说：
“为了当年听到主席向我要看新东西的一句话，我胆大妄为的和了大作4首诗17首词的原韵，名为《学步集》，自知功力不足，气魄不大，对主席的思想感情也体会不深，真的是邯郸学步，丑态百出。前年曾冒昧的将初稿寄奉求教，至今未有所闻。后来周总理也要去看过了。苏州市文联为此特地召开讨论会，我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曾经一再加以修改。但是如果不经主席提出宝贵的意见，让我好好的修改一下，那是始终不能定稿，不敢发表的。”
毛泽东谦虚地说：
“你是专家，我是业余，要发表就发表嘛!”
周瘦鹃见毛泽东如此说，便把《学步集》双手奉上。毛泽东接过，一页一页的翻看着，末了问道：
“你要带回去吗?”
“不!不!请主席在工作之暇给我批改一下。”周瘦鹃见毛泽东收下了书，又趁机说道：“多年来我老是惦记着主席，真所谓梦寐系之。就是我那5岁的小女儿全全，也念念不忘毛主席。这一回她也跟着我来了，虽然没有见到主席，可她来到北京就像见到主席一样高兴。”
毛泽东笑吟吟的柔声说道：
“你替我谢谢她。”
周瘦鹃听了，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心想，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怎么当得起主席称谢呢?一时间两眼不知不觉的湿润了。就在此时，一位工作人员进来催促毛泽东参加小组拍照。原来半个小时会见的时间就要过去了。毛泽东对那位工作人员说：
“让他们等几分钟吧。”
周瘦鹃不便久留，便站起身向毛泽东告辞，他说：
“主席，您看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还能为社会主义做些什么?”
毛泽东一边送周瘦鹃，一边对他说：
“你搞盆景很出色，但别忘了你是个作家，要写些新东西。我等着看你的新作。”
“主席今天这样鼓励我，我一定要好好的干下去!”周瘦鹃在门口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祝主席健康长寿!再见!”
周瘦鹃欢天喜地回到住所，忙不迭的将毛泽东会见他的情景告诉给参加政协会议的同仁，他还兴奋地说：
“这次见到毛主席，谈了半个小时，我心满意足了，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情。现在我就是想多写东西。我的年纪已经68岁了，可我的干劲还像是28岁!”
后来周瘦鹃果然是勤笔勉思，写出了不少好的散文和诗歌，有的还在海外发表了。他的《我的心被拴住在怀仁堂》、《初识人间浩荡春》等散文，记述了毛泽东接见他时的幸福情景，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文学》转载。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游记《行云集》。
且说在4月16日，全国人大第二届3次会议胜利闭幕。这一天，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3月7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看了陈云3月7日的讲话，还在上面划了一些杠杠，但他对刘少奇的来信没有答复。
4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的值班卫士张景芳对李银桥说：
“卫士长，主席叫你去呢。”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已经15年了。汪东兴刚刚和他谈过了关于他调离的事情。眼看就要离开毛泽东了，他知道以后再见毛泽东不是很容易了，就立即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正躺在床上背靠栏杆看文件，见李银桥来了，就招呼他说：
“来，银桥，过来。”
李银桥走到毛泽东床边。毛泽东拉着他的手，用另一只手抚着他的背，问道：
“听说你要走啊?”
李银桥难过得说不出话。毛泽东又问：
“听说你要求到石家庄去?”
李银桥忍不住问了一声：
“你听谁说的?”
毛泽东没有吱声。李银桥说：
“我要离开你的话，我不到石家庄去，到天津去!”
“那好。你去天津，我从那里经过时，可以找你谈谈。唉，”毛泽东轻轻的叹息一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在我身边工作，帮了我的忙。你是个好同志，你在我这里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使我工作得很顺利，省了不少心。可是，你老跟着我怎么行啊?我死了你怎么办?”
此时，叶子龙、李银桥、高智和汪东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他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泪水马上扑簌簌的落了下来。毛泽东本来是忍受着感情的折磨，一直控制着，他这种容易动感情的人，一见李银桥哭了，就再也忍不住了，泪水也流了下来，哽咽着说：
“我也舍不得你走哇。我和我的亲人，和我的孩子们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啊……”
毛泽东流着泪继续说：
“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耽误你的前途。你在我这里，地位够高。可卫士长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太低。老在我这里要影响你的前途。下去多锻炼锻炼，工业、农业，公安，几种事情都干干，取得经验，提高能力，也好胜任更重要的工作。下去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要搞好团结，多多接触工人群众，多多向周围的同志们学习……”
李银桥“呜”的一声哭出了声。他怎能忘记，整整15年啊!自己从恋爱、结婚到有孩子，毛泽东事事处处关心，就像父亲一样，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
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了，他用手一拉，把李银桥揽入怀中抱紧了，哭道：
“银桥，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一次啊……”
李银桥泪如泉涌，他看毛泽东伤心得利害，怕伤了他的身子，就竭力控制住自己，流着泪说：
“主席，我听你老人家的话，下去要好好干，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擦着眼泪说：
“好，那好，那好。你在我这里工作15年，职位不高地位高，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影响。不要脱离群众，干任何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
“主席，我记住了。”
“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
李银桥又忍不住哭出了声。毛泽东又说：
“你走了，我这里就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合得来。你走之后我这里再也不会有卫士长，你就是我最后一名卫士长。”
毛泽东一边擦泪，一边拉开抽屉，指着一个牛皮袋说：
“你到天津工作，安家需要钱。拿上点钱。这是800元，帮你解决些问题。”
李银桥说：
“不行，主席，我不要，我不缺钱。”
“怎么，你是要我摸钱吗?”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就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以后就更不去摸钱。有一次，毛泽东正在看文件，他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毛泽东，说：“这是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毛泽东正要看，闻言神色大变，像是抓了一只癞蛤蟆似的立即把纸袋子扔开了。他严厉地说：“拿开!交代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
如今李银桥一见毛泽东要抓那个钱袋子，忙说：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
说着赶紧上前拿过钱袋子。毛泽东点点头，说：
“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讨厌钱。小韩和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
“星期六。”
“那好，那就星期六一块来我这里见一见。”
4月19日，毛泽东召见刚从江西劳动回京的高智谈话。
这天下午还不到3点，高智抱着女儿提前来到颐年堂，服务人员告诉他说：
“主席一个人早已坐在沙发上等你了。”
高智一听这话，急忙把孩子交给服务科的同事帮助照看，大步穿过颐年堂的小过道，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坐在自己的左边，一边吸着烟，一边亲切地说：
“高智，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都很好，我很满意。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到基层去?继续在我身边工作也可以，想离开到其它地方做什么工作也可以提出来，谈谈你的意见。”
高智一听，沉默了一会儿。他从感情上来说不想离开毛泽东，但一想到像叶子龙、李银桥这些毛泽东的贴身老卫士都要走了，自己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也近10年了，还是一起调离吧。于是就说道：
“主席，说心里话，我不舍得离开您，愿意在您身边工作一辈子。”刚一开口，他的眼圈就湿润了，只好低着头继续说：“可是，主席多次讲了，要到基层去，不要老浮在上面看材料。经过去河南和江西，我更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愿意到基层去工作，经受锻炼。”
毛泽东声音低沉地说：
“如果你愿意在我这里干，你是可以继续在我这里干的。你是一个老实人。”
高智心中明白，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复杂的事情，留下来也有留下来的难处。他想了想，下了决心说：
“主席，我还是到基层去吧。”
毛泽东缓缓地说：
“那也好，可以搞搞实际工作。你打算去哪里?”
“到西安。我是陕西佳县人，我愿意回陕西工作。”
“那好，你就到西安，回自己的家乡。你回到陕西，要把工业、农业、财贸、文教都搞搞，增长实际工作能力。”
“那当然好了。不过，到了陕西，不知人家怎么安排，得听当地组织的安排，不能由我自己。”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变得沉默起来。良久，他吸了一口烟，压抑着自己的感情说：
“高智，你要是走的话，也不要急着走。我听说你爱人要生孩子，你多住几天，等你爱人生了孩子再说。”
高智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心细，这样关心自己，心里一热，泪水淌了出来，把头垂得很低。毛泽东轻轻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他用伤感的语调说：
“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转战陕北时，你不是经常打前站为我们号房子吗?这次还是你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我对黄河是有感情的。”
高智看时针已经指向3时40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你不要走!我和你一起照个像，好不好?”
“太好了!”
高智扶着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随着他走出颐年堂，就在颐年堂门口由吕厚民给他们照了一张像。正好服务科的同事把高智的孩子送来了，毛泽东问高智：
“你女儿几岁了?”
高智回答说：5岁。
“叫什么名字?”
“小妹。”
“为什么叫小妹?”
“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所以起了个名字叫小妹。”
毛泽东望着孩子笑笑，说：
“你抱着孩子，我们再照一张。”
4月21日晚饭前，毛泽东的卫士张景芳通知李银桥说，毛泽东在游泳池等他们一家。李银桥、韩桂馨和孩子们简单吃一点饭，匆匆赶到游泳池。李银桥叫两个孩子在外边等，他和韩桂馨进了会客厅。毛泽东一见他们进来，便立起身同他们握手，问：
“孩子们呢?孩子怎么没来?”
李银桥说：
“孩子们来了，在外面呢。”
毛泽东朝门外张望，说：
“进来呀，快叫孩子进来。”
李银桥接来孩子，毛泽东鼓掌欢迎，还同孩子们握手，夸李银桥的儿子李卓韦长得漂亮。毛泽东对李银桥说：
“我们站着合影吧?”
李银桥搬来一张椅子，按毛泽东坐下，说：
“主席，您坐下。”
“不坐不坐。”
毛泽东说着要站起来，李银桥又把他按下。说：
“您坐下好。”
他和韩桂馨站在毛泽东身后，合了一张影。然后一家人环绕着毛泽东坐在沙发上。
此前，李银桥曾经请毛泽东为他写一幅字，毛泽东已经事先写好了，装在一个牛皮袋子里。毛泽东说：
“近来没做新诗，抄了一首旧诗送给你吧。”
李银桥打开一看，里面装着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的《七律.长征》。摄影师吕厚民趁机给毛泽东和李银桥一家照了一张合影像。相片中李银桥手中拿的，就是毛泽东赠给他的那个袋子。
正是：老少深情如父子，师友之谊相濡沫。人生离别最是难，执手相看泪水多。
自古良莠迷人眼，又见弄臣用拳脚。诸子倘能长留守，身后未必会寂寞。
欲知叶子龙、李银桥、高智一批忠诚卫士以后还能不能见到毛泽东，待后面慢慢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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