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3章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种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
话说1964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1月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毛泽东还谈到了《人民日报》的问题，他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
他在谈到历史人物时说：
“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
1月11日，加纳共和国发生了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
中国为了支持加纳人民的民族斗争，由周恩来和陈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按照中加以前的约定，如期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访问。
周恩来、陈毅前往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只见打着绷带的恩克鲁玛飞速迎出城堡门外，与周恩来、陈毅等人紧紧拥抱。
周恩来向恩克鲁玛总统递交了毛泽东写给他的慰问。只见毛泽东写的是：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非洲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进步事业。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的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而奋斗。
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祝加纳共和国在阁下的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祝非洲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胜利前进。再一次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周恩来对恩克鲁玛说：
“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的慰问电，今天已经广播。”
恩克鲁玛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感谢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刻，送来中国朋友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恩克鲁玛设宴招待周恩来一行，他说：
“我以本人的名义并代表加纳人民欢迎你们。我们加纳人钦佩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革命以来在毛泽东——诗人、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1月12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他说：
“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的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的正义行动。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马人民犯了严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的策划扼杀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夺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镇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鲜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阴谋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它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舰队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代替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的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1月16日，陆定一和周扬等人鉴于江青的质问和刘少奇的不表态，他们在发出《关于会演推迟进行的通知》中，悄悄的删去了原通知中关于近百年史的内容，作了一个没有更正的更正。
1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及李敦白到中南海家中做客。他在和客人们的谈话中，回忆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发展过程和在延安度过的岁月。他说：
“革命者并不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反动派杀了很多人民。”“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他又对斯特朗说：
“你离开我们后，以及我们离开延安后，国内外的一些朋友，以为我们一切都完了。你知道，任何反动势力，不管有多么强大，我们都没有害怕的必要。因为，他们一定会分裂。”
毛泽东接着问客人们：
“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3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
爱得乐回答说：
“关于美国到底主要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这个问题，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毛泽东说：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美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他们也看不起你们和其他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同志，认为你们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只会吵吵闹闹，在《北京周报》或广播电台工作而已。他们看不起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有利。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美国驻东京的记者罗德里克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
无论如何，苏联还是一个大工业国，是两大核强国之一。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都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的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3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那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世界战争的。第1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2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10个手指按住了10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你们不信，你们自己张开10个手指去抓抓跳蚤试试。”
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毛泽东接着谈到了中苏关系，他说：
“至于战争会不会来自苏联?”“不怕他们，他们有核牙齿，我们有手榴弹。他怕得很。苏联不敢打仗，打起来，苏联的老百姓不干。”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1958年上半年，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后来在1958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上山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然后就是1959年的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转入了反攻，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他们那些清规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3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不死人，第二天不会塌下来，第三山上地上草木照样长，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第五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的一段话。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双方都能接受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
在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的个人武器。”
毛泽东在谈到共产主义时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不是任何反对派、任何政治斗争、任何社会革命都没有了呢?我就不相信。人们总要分化成先进、中间和落后3部分，由先进分子来做政治工作，总是必要的。”
斯特朗对毛泽东的观点大为赞赏，她说：
“不然的话，生活就会变得非常枯燥无味了。”
毛泽东笑道：
“是的，不然的话，象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
中午，毛泽东与客人们共进午餐。午餐结束后，毛泽东送客人们上车。他对斯特朗说：
“祝贺你编写《中国通讯》成功，没有你，我们无法工作。”
毛泽东建议康生安排有关部门把《中国通讯》翻译成其它文字。
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人民日报》以《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为题，专门发表了毛泽东谈话中的部分内容，主要有：
“无论如何，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共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
“实际上，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13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1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反美爱国斗争的谈话，他说：
“日本人民在1月26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州和大洋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地方滚出去!”
1月27日这一天，中国和法国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中法两国建交，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1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和阿尔及利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毛泽东向他们详细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斗争经验。
1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七评”1月28日稿时，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一句话：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其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
他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又加写了一句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1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这一天，毛泽东又会见了法国议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就是使两国互相往来。”“还有一条我们跟你们是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他们有，不许我们有。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1964年2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增加学术文章、请求中央增调学术理论工作干部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少奇、小平同志：
《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毛泽东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主持书记处讨论决定，责成中宣部和中组部帮助《人民日报》增调干部。《人民日报》也着手开辟《学术研究》专刊。
2月3日晚，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晚会，演出的节目因为“革命气息不浓，庸俗低级”，受到批评指责。
2月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2月4日晚，毛泽东重读《人民日报》所载《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一文，兴之所至，提起毛笔写下了唐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之一：“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右唐人诗一首。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他把原诗中最后一句的“破”字写成了“斩”，“终”字写成“誓”，不知是记忆有误抑或是故意为之。作品中的“穿金甲”3字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不斩楼兰誓不还”一句更是干湿错落，酣畅淋漓。整幅作品如铁画银钩，出神入化，大气磅礴，端的有一派黑云压城，风卷战旗，金戈铁马之战争大气象，不失为一幅难得的书法精品。
2月5日，甘泗淇上将60岁生日刚过两个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匆匆离开了与他相依为命30年的少将妻子李贞，和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通知》传达了石油工业部总结归纳的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这个经验是：
1、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2、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3、现代化企业要认真搞群众运动。4、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5、领导干部亲临前线，一切为了生产。6、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7、培养—个好作风。8、全面关心职工生活。9、全面的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
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上特意加了一段话，他写道;
“大庆石油工业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的学习和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工作、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重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作参考。”
《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号召全国学习大庆，学习“铁人”王进喜。
王进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1960年他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任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大庆石油钻井指挥部副指挥。王进喜以“宁愿少活20年、拚命也要拿下大庆油田”的革命精神，率领全队，人拉肩扛，提前开钻，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被誉为“铁人”。王进喜的革命精神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困难面前的英雄气概，也反映了在6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风貌。这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时代精神。王进喜的事迹，极大的振奋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先后涌现了大批像王进喜那样顶住困难的“铁人”。
2月6日，北京雪后初晴，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3位科学家。
竺可桢被工作人员引入毛泽东的卧室，正在看书的毛泽东亲热的招呼他坐下。竺可桢正要问好，毛泽东却先开口了，他说：
“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读了你写的关于中国气候特点的论文后，觉得也该管天了。”
竺可桢说：
“那是我去年在杭州地理学会所提交的论文。”
毛泽东说：
“‘八字宪法’在水、土、肥、密、种、保、工、管之外，还可以加‘光’(日光)和‘气’(气候)两字，你应多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竺可桢十分感动，连连点头，说道：
“我不会辜负主席的期望。”
接着，他们谈起了碳水化合物合成的经过，对太阳辐射、温度、雨量和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分析。说话间，李四光、钱学森也先后来到了，毛泽东关切的询问了李四光、钱学森的工作和身体状况，尔后仰靠在沙发上，对钱学森说：
“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呵!”
钱学森微笑着答道：
“我有所闻。”
“恐怕不只是有所闻吧?”
“原子弹我实际上是只有所闻，我是搞运载工具的。”
“是的，你们搞了个1000公里的，将来再搞个2000公里的，就差不多了吧。”
“美帝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2800公里的距离。”
“那可以到夏威夷了吧?”
钱学森回答说：
“夏威夷的更远了，不止4000公里。”
毛泽东若有所思，轻轻用手拍着沙发扶手，说：
“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去，地下就不怕了。”
钱学森说：
“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弹道导弹的方法和技术途径。看来第3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
毛泽东抿了一口茶，看了钱学森一眼，说道：
“有矛必有盾，你们要集中些人研究这个问题。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
毛泽东与科学家们接着谈到了地球形成之初的情况，煤和石油的演变过程，动植物如何进化;又从造山运动和冰川作用谈到了地质年代和历代气候的的变迁。毛泽东最后还讲了宏观和微观世界，电子和反电子的辩证法。谈话一直到3点多才结束，意犹未尽的毛泽东把3位科学家送到门口，叮嘱他们说：
“你们有什么著作，请送我一阅。”
第二天，竺可桢便托人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各一本送给了毛泽东。
事后，李四光对家人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现象，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
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题目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社论中说：大寨大队原是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自从走上合作化道路以后，大寨大队的社员闸坝垒堰，把山沟淤成良田，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粮食亩产由解放前的100多斤增加到700多斤。
社论中还说，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的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已、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
社论要求每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的学习大寨的经验，同时，也要很好的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经验。
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个运动的开展，是和毛泽东的影响分不开的。
2月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正式出版发行。毛泽东颇有兴致，又看了一遍，他说：
“这本书改得不错嘛!”
2月13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下午3时，毛泽东邀请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及教育界知名人士举行春节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共16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搞试点。
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提到要关心溥仪，他说：
“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说：
“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钊说：
“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困难。”
毛泽东说：
“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章士钊又把载涛的一个小故事告诉给毛泽东，他说：在一次会议上，载涛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北房东南角塌了个大窟窿，让他赶快回家张罗修房。载涛放下电话，向主持会议的领导请假，大家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载涛说的虽然是玩笑话，可他也确有隐情。他的工资按说不算低，但他是大家庭，人多嘴多，可能一时掏不出修房的钱来。
毛泽东听章士钊如此一讲，便说道：
“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
他还对章士钊说：
“共产党不会忘记为他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我经手借你两万元，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现在，我有稿费可以‘还债’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立即从他的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激动地说：
“毛主席的盛情可领，钱我们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
溥仪又转对妻子李淑贤说：
“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就是幸福。”
李淑贤点头表示赞同。经章士钊一再劝说，溥仪方才把钱收了。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派徐秘书给章士钊送上“还债”的第一个2000元。并让他捎话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
章士钊接到毛泽东送来的这一笔钱，他坐立不安了。思前想后，他要章含之转告毛泽东说：
“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因此不能收此厚赠。”
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传话，微笑着说：
“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他还对章含之说：
“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套普通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
毛泽东说，过了初五就启程，坐火车到江苏、浙江等地。
章含之回到家中，将毛泽东坚持要还钱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父亲。章士钊非常激动，他说：
“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收下主席的这一片诚意了。”
从这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总要派一位秘书送2000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
正月初三下午，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叫章含之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遗憾的对章含之说：
“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
章含之觉察到毛泽东的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不知道有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但也不好细问。
不久，章含之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准备组织一部分师生参加北京郊区的“小四清”，章含之问毛泽东说：
“主席要学英语，我是否可以向学校请假?”
毛泽东摆摆手，说：
“不要请假，你去参加‘四清’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
春节期间，回到菊香书屋的毛远新告诉伯伯说，他在寒假期间，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感到对四清的两个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刻。毛泽东说：
“你回去告诉你的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你们每年都应该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很有好处。”
毛泽东认为，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到工厂、农村，接触工农群众，参加一定的劳动，能增长才干，增加知识，转变思想感情，应当提倡。
春节过后，江青找戚本禹谈话，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对李秀成问题的批示。
《戚本禹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6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8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3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3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16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2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且说2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他在同金日成
谈话中说：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像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毛泽东还说：
“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这时，参加会见的一些朝鲜客人开始悄悄的交头接耳，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喝了茶水继续说：
“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忍不住问毛泽东：
“中国将来的情况会怎样?”
毛泽东说：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又问：
“有这种可能吗?”
毛泽东熄灭了手上的烟头，摆一摆手说：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
毛泽东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
他还说：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谈到“七评”一文的写作过程时，毛泽东说：
“‘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18次，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后来吴冷西在回忆中也说过：“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
且说毛泽东在同金日成会晤结束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住所。护士长吴旭君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向吴旭君说起了和金日成会晤的事，他说：
“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有些事同金日成同志谈了呢……”
吴旭君见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
“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吴旭君又劝慰他说：
“主席也得注意身体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叹了口气，开始抽烟，继而又说：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吴旭君见毛泽东这个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喃喃地说：
“主席的身体要是出了点什么问题，那可是我的责任。”
“出不了问题，我注意着呢!”毛泽东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此后在2、3月间，中央组织部按着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指示精神，召开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研究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的问题，提出了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8条具体措施。
196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答复赫鲁晓夫的信件。信件的署期是1964年2月29日。
前边已经说过，署名、署期赫鲁晓夫1963年11月29日给毛泽东的求和信，是由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在1963年12月3日送达的。
毛泽东的答复信措辞严厉，实际上是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答复信的最后部分，对赫鲁晓夫停止公开论战的要求，提出了4点建议，其中一点是于1964年10月10日到1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
3月7日，苏共中央复信给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答复信逐条批驳，指责中国共产党“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
复信中同意在北京进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10月提前到5月。
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了北京，希望对中苏关系做一些调解。毛泽东等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作了一些解释。
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3月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16期上，就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意见的来信，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理局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3分。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3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
这个批示下达后，有一些地方开始进行了教学改革的试点工作。
3月17日，毛泽东为“八评”写了一段开篇语，他写道：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后来，康生、吴冷西及写作班子其他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的末尾增加了两段文字：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机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他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
3月18日，毛泽东给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高亨写了一封回信：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
安吉!
毛泽东
信中所说的“寄书”即后文中的“高文典册”，指高亨的研究著述。“寄词”指高亨填写的《水调歌头》一词。高亨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山东大学校领导不失时机的将毛泽东写在信封上的“山东大学”4个字，复制成了他们的校牌;这首《水调歌头》也因其境界阔大，气韵雄壮，在年初发表后流传很广，在传抄流转中有人便误认为是毛泽东的词作。在1966年初，康生曾当面求证过毛泽东。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是山东大学一位知识分子写的。康生便建议《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水调歌头》，以正视听。196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6版右上角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并加了一个说明：“1964年初，《文史哲》杂志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10首的活动，在笔谈中，有作者写下了下面这首词。原刊《文史哲》1964年第1期。
水调歌头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且说毛泽东接着又给数学家华罗庚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华罗庚在读了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无情的解剖了自己的思想，决心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在给毛泽东的信和诗中，他充分表达了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在走向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自觉改造世界观的真诚愿望和坚定决心：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身生所在。皮囊纵然万般改，积垢依然深埋。
妖风易受蛊惑，风起障目尘埃。勤学毛著脱旧胎，才能入得门来。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粛此。
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华罗庚读了毛泽东的复信，异常激动，他逢人便说：“毛主席亲自写信教导我，要我树雄心，立壮志，绝旧缘，走新路。”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这一年华罗庚写出了著名的《统筹方法平话》。后来，他还到西南某工地推广“统筹方法”。
3月19日，毛泽东翻阅了中共中央联络部的1份文件，上面载有苏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给印尼共产党中央的一封信。他在文件上批示道：
江青阅。这件很早的文件，仍可以一阅。虚声恫吓，毫无办法，苏修已走入一个死胡同。
毛泽东
3月21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稿。
吴冷西趁机汇报了《人民日报》筹备《学术研究》专刊的情况。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
毛泽东问到史学方面的情况，吴冷西说：
“史学方面的争论颇多。”
毛泽东说：
“不要怕争论，把争论双方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不少学术问题争论多年，还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结论。”
大概就是在此后不久，毛泽东写出了《贺新郎.读史》，其词云：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硚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3月22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中写道：
“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做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
3月24日，毛泽东听取了薄一波、谭震林的工作汇报，他在谈话中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做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上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
3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讲到了老粗和知识分子问题，他说：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3月下旬，中宣部召开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会议，讨论迎春晚会文艺节目低级庸俗的问题，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运动。
后来从4月开始，全国文联、作家协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开展了整风学习。
3月2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
3月28日，毛泽东途径河北邯郸，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及河北省5个地委的负责人开“四清”工作座谈会。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说，山西全省从去年12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前十条”、“后十条”，在点上的公社里正在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的问：
“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
陶鲁笳回答后，毛泽东嘱咐他说：
“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有人汇报说：
“教授下乡搞四清，他们说自己什么也不懂。”
毛泽东想起毛远新说他自己对四清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的话，便插话说：
“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有人汇报到一些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
“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前十条’、‘后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陶鲁笳在汇报中介绍了陈永贵的经验，说他们在依靠政治挂帅、防止出现高工分阶层问题上，解决得好，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泽东问道：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3月30日，毛泽东抵达郑州，这一天和4月1日，他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先后开了两个下午的会，座谈“四清”问题。他在听取汇报中插话说：
“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能滑过去。两年不行搞3年，3年不行搞4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第一次指名道姓的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言辞也愈加尖锐。
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到了武昌。
这天下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湖北这一年计划50%的社队要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他说：
“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程?”
4月3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中写道：“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
面对苏共采取的使论战升级的这一步骤，毛泽东决定，一面继续写“九评”予以反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绝妙的一个措施，就是给赫鲁晓夫发一个70寿辰的贺电。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越要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态度。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
4月9日，刘少奇在接见一个外国文化代表团的时候，公开了他和毛泽东在文艺上的不同观点。他说：
“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不演出不是我们的方针，不能绝对化。中国资本主义的，我们叫新民主主义时代的音乐、小说、诗歌、戏剧，在艺术水平上讲，不如封建时期的高，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这话刚刚传下来的时候，吴晗和夏衍等人都非常高兴。他们说：还是刘主席说得比较客观。当他们正要准备新的活动时，又传下来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
“刘少奇讲的算放屁，他懂得什么艺术和政治，完全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张目。”
这样一来，文化部的人又不敢动了。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给赫鲁晓夫贺电稿的修改及其它问题。他首先说道：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种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提出了4点意见：1、贺电中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2、在报刊上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3、对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复信修改后再发。到时候可以把去年11月29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4、继续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
4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4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签署的给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
此前，毛泽东特意嘱咐，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欲知毛泽东后来又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请读者诸君细细琢磨一下毛泽东在解释他为什么要提议给赫鲁晓夫写祝寿贺电的那一段话，因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又一个不可忽视的预言。不久，在苏联高端发生的反赫鲁晓夫政变以及后来苏联新领导人对华的态度和政策，无不证明了毛公那神奇的远见卓识和他那惊人的预见性，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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