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
“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作为公民我有发言权。这里有两个人，现在，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参加会议，一个不让我讲话。”
话说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报告的同时，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
1964年11月5日，周恩来、贺龙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47周年的庆典，希望借此机会沟通双方的关系，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11月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出的《红灯记》，当舞台上演到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时，毛泽东的眼角上渗出了泪水。在剧间休息时，大家请他去休息室坐坐，他还沉浸在剧情中，轻轻的摇摇头，说：
“你们休息吧。”
大幕再度拉开，在演到李玉和一家人上刑场时，毛泽东的眼里再度溢满了泪水。
11月7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方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到周恩来面前说：
“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泽东、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
周恩来闻言吃了一惊，他正色说道：
“你胡说什么!”
说罢转身离去。马利诺夫斯基在后面仍然冲着周恩来说：
“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
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不理睬他，就又到贺龙面前纠缠，大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龙顶了回去。崔可夫元帅说：
“我们并不这样看!”
贺龙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决定：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立即退场，以示抗议。
第二天，周恩来看到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看罢，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一天，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得罗波夫和葛罗米柯、波德戈尔内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恩来，周恩来和他们一见面，忍不住气愤的质问勃烈日涅夫说：
“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们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共产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
勃烈日涅夫见周恩来脸色铁青，就解释说：
“马利诺夫斯基纯属胡说。这件事我们是事后得知的，都感到不安和愤怒。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成员，属酒后失言，翻译也有错，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在，我们向中国同志道歉。”
周恩来说：
“吃酒后胡说八道，这是不能作为解释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酒后吐真言。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这个根苗，他才说出这个话来。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苏联领导中仍然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也未曾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烈日涅夫急忙说：
“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利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
波德戈尔内也说：
“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
周恩来说：
“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在今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胡说八道?”
勃烈日涅夫说：
“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我们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
周恩来说：
“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勃烈日涅夫无可奈何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
11月9日，中苏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直截了当地说：
“中国代表团愿意与苏共新领导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
勃烈日涅夫说：
“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今天只是提出一些问题，首先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它步骤。”
周恩来心想，中苏公开论战是赫鲁晓夫挑起来的，对我党进行了那么多攻击，今天勃烈日涅夫对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避而不谈，却提出讨论停止公开论战。他决定转换话题，就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一事，试探一下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有何区别。结果双方围绕这个话题纠缠了许久，不欢而散。
周恩来得出结论说：
“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苏联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然是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做个正式答复。”
此后，周恩来与罗马尼亚、波兰、越南代表团交换了意见，一直认为，通过几天的接触，发现苏联的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领导软弱，内部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再说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将毛泽东7月5日与侄儿毛远新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转发全国各地。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11月1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克里姆林宫，与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进行第2次会谈。勃烈日涅夫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的意见，周恩来断然拒绝了。他说：
“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上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勃烈日涅夫恼羞成怒，厉声问道：
“你们对停止公开论战的意见到底持何态度?”
周恩来平静地说：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1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第2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决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第3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恩来表明了原则立场之后，又说：
“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共同努力。如果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勃烈日涅夫说：
“很遗憾，这一次是你们破坏了我们的高级会谈。”
周恩来说：
“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议，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11月12日，中苏双方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按预定日程，由勃烈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勃烈日涅夫依然说赫鲁晓夫是出于身体健康的原因，没有说出什么新内容。勃烈日涅夫还说：
“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
“我们建议，只要你们方面准备好，我们就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周恩来说：
“我们将会把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共中央。这次我们没有能够更广泛的讨论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的门是敞开着的。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团结共同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11月13日，周恩来、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苏联回国，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柯西金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车，到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些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
周恩来略带嘲讽地说：
“请问，你们的区别何在?”
“这个……”
柯西金似有难言之隐。周恩来见他如此，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
周恩来等人乘坐的飞机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委员到机场迎接，并留下了一张流传极广的照片。这张照片表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了。
11月中，毛泽东在华东地区视察时说：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靠地方自力更生。粮食和棉花都要储备一点，要自己搞点钢，制造武器。要修工事、设防，多挖防空洞。”
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
1964年11月，《红灯记》剧组经过一年多紧锣密鼓的排演和反复修改，终于成功了，林默涵邀请周恩来观看后，周恩来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她也表示满意。
《红灯记》剧组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演出，还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主要演员进京观看。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他在接见演员时，还与爱华沪剧团的导演及演员亲切握手。
1964年12月2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这是对我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3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原来，胡乔木自长期休养以来，无所事事，他于1964年10月突然对旧体诗词产生了兴趣，在写下了第一首《六州歌头.国庆》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据他自己说：“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出于一时的风尚”。这一时代的“风尚”，自然是来自于毛泽东。
胡乔木把他最初所写的16首词，抄呈给毛泽东，要毛泽东为他修改一下。此时的毛泽东，尽管已经在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上，与刘少奇开始了正面交锋，但他还是忙里偷闲为胡乔木作了一些修改。
自此以后，与毛泽东久违了的胡乔木，又重新和毛泽东恢复了“热线”联系，他先后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频频致函毛泽东，谈论改诗词的问题。这是他自请长期病假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毛泽东的频繁联系：词稿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改后送回;胡乔木再改，再送;毛泽东又改后发还;胡乔木又改，又送;毛泽东还改……
就在这样如此循环往复的诗词修改过程中，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江青。江青毫不客气的对胡乔木说：
“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要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江青的话，无疑是对胡乔木浇了一盆冷水，使这位被毛泽东曾经称之为“一介书生”的胡乔木大为恼火，以至于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如此的填词改词，说明胡乔木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已经具备了写作的条件了，完全可以回到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岗位上了。这一明显的信息，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后来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又在1965年元旦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这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显然是胡乔木重返政治核心的信号。可是，胡乔木却始终也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再一次召唤。其中的原因，胡乔木肯定是心知肚明。读者诸君看了本传前后叙述的诸多故事，自然也是不难明白的。当然，胡乔木在多少年后，又一次时来运转，那倒是毛泽东不曾料到的事情了。
尽管如此，胡乔木后来在谈到他的《词十六首》时，还是说：“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显出自己在诗艺上的幼稚。”此是后话。
再说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的蹲点报告上作了批示。
原来，谢富治在11月15日写了一份题目为《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的蹲点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该厂存在4个严重问题，并列举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八种表现”，诸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科学试验，为名为利”等等。
毛泽东在谢富治这个报告中提到的该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根子“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这句话后面，批注道：
“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毛泽东又在批示中写道：
“此件是否可以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看看，请酌定。”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的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
1964年冬，林克到河北新城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对他提出3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
1964年冬，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对他的健康情况表示关心，还手书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赠林彪，勉励他好好养身体。
此后，林彪把毛泽东的手书翻拍成和原件一样大的照片，分送给政治局委员观赏。
12月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的报告上批示道：
“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12月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了李雪峰给刘少奇的信。他在批示中写道：
“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的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应当参照李雪峰同志的经验，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向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左’勿右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
“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地位、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在调查确实后，采用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进行夺权斗争，发动群众，迅速加以解决。”
12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中批示道：
“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已经是‘不止三分之一的问题了’。不仅大批基层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就是在领导机关也面临着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毛泽东呼吁警惕出修正主义，他写道：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要顶住;可以独立，学蔡锷。”
12月13日，周恩来将准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做了不少批改，并在其中加写了这样两段文字：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的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100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它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此时想到北京大学一些人骂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讲的“东风压倒西风”是伟大的空话;咒骂大跃进是“吹牛的骗子”，“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咒骂反苏斗争是“想做霸主，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他接着写道：
“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毛泽东还把报告稿上“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一句，改写成：“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的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12月15日下午，毛泽东根据11月25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来京参加人大会议的机会，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会前，毛泽东在听取政治局工作汇报时，不无讥讽的对刘少奇说：
“社教还是请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据陈伯达在几十年后回忆说：“从1964年10月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为首的领导集团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他找不到一个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好办法。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学毛著，他准备出他的选集的第五卷，里面准备选几篇历史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对我说：‘摔几颗炸弹看看，证明我和皇帝不是一样的，历史上就不是一样的。我和刘少奇是同路人，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再说12月1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他说：
“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
“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说：
“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
“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
“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
“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不会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吧，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
“不能征购。要到5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
周恩来插话说：
“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
毛泽东说：
“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刘少奇又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尔后说：
“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
“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从16日到19日，中央工作会议都是每天上午讨论，下午召开全体会议。
12月20日中午12时，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他同朱德、周恩来等已经到场的一些人谈笑风生。在谈到孙中山时，他说：
“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种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一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一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们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湖南有个缅云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没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毛泽东又谈到了余秋里，他说：
“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个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
周恩来插话说：
“去冲破一潭死水。”
毛泽东接着高谈阔论，正在此时，刘少奇进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说：
“你开讲，你挂帅。你不讲，我们散会。”
刘少奇不再推辞，于是重提15日下午他已经说过而还没有经过会议讨论的老问题，他说：
“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
“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命。”“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说：
“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
“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还是坚持把话题绕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他说：
“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没有理会，继续说道：
“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5大领袖嘛，5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也是只管说自己的问题，他说：
“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说：
“不要管下层，只管‘5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见毛泽东如此明确的表了态，也只好表示赞成了，他说：
“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来，大家开始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及处理办法。毛泽东说：
“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10%。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20%，7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100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100块钱到150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80%。”
邓小平插话说：
“这次运动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把话题转移到“四清”的概念上，他说：
“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他还特意嘱咐大家说：
“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1月、2月、3月、4月、5月，再搞5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刘少奇见毛泽东说完了，就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他说：
“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当即表示赞成。毛泽东则冷冷的说：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刘澜涛分析了农村坏干部的情况。毛泽东接过话题说：
“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4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4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接着，毛泽东点了中央部门一个部长的名字，说是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毛泽东还说：
“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刘少奇还是抓住“主要矛盾”问题不放，他坚持说：
“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它的。”
李葆华问道：
“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说：
“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
“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也反唇相讥：
“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毫不让步，他说：
“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依然坚持他的观点，说：
“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4时，毛泽东没有再和刘少奇继续争论下去，但事情还远远没有完。请诸君耐心往下看。
12月21，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经毛泽东批改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为了进一步贯彻毛泽东“工业学大庆”的指示，在会议上再次总结了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并号召全国向他们学习。
周恩来曾先后3次到大庆，肯定了大庆人靠“两论”(毛泽的《矛盾论》、《实践论》)起家的经验，提出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建设大庆矿区的方针。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称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的进行农业建设、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他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4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12月24日，毛泽东同时会见了参加亚非文学交流会的许多国家作家代表团。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周岁生日，他要在晚上请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回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及钱学森等部分科学家、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少数中央部门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吃饭。为此，他亲自拟定了名单，并安排钱学森和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人都安排在别的桌子上。
晚饭前，毛泽东一到场就说：
“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他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了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整个席间鸦雀无声。
毛泽东说完了，就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挨个询问了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况，还说：
“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
说罢，点上一支烟，望着陈永贵和钱学森，又说：
“搞建设，农业是个拳头，国防是个拳头。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车，这很好。”
12月27日上午，中央工作会议印发了刘少奇主持制订的题目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即“十七条”。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全体会议。朱德发言后，陈伯达对“十七条”作了一些说明，他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的讨论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
陈伯达还说到了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交叉。毛泽东插话说：
“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插话说：
“现在15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陆定一在发言中讲了文化革命问题。毛泽东插话说：
“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联合专政。”
毛泽东在批评文化部时还点出了文化部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在会议将要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他说：
“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见毛泽东一直批评他的工作，本来就接受不了，再一听毛泽东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再也听不进去了。他立即打断毛泽东的话，反驳说：
“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你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还有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刘少奇越说越生气，他质问毛泽东：
“你说，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见刘少奇已经撕破了面皮，非常气愤，便说：
“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张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自1957年以来，他就一直是煤炭部长。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个地死人。”“从每天的群众来信中也常有矿难家属写来的血泪控诉。我和同事们看了都心酸落泪。”“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还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会上，他千叮万嘱一定要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他还找来管经济的领导同志一起谈话，多次讲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别要注意煤矿生产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宁可少生产点，也要保证安全。”“毛主席也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还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死了，你怎么为他服务?一个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在3年困难时期，反映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特殊化、多吃多占国家对煤矿工人特别照顾的证物的信件也很多。这些信件反映的问题也大都报送给了毛主席。对煤炭部的这些种种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毛主席震怒了，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为了矿难的事情，毛主席还批评过总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提出批判张霖之的时候，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尽管毛主席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穏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文革开始以后，他又跟着刘少奇搞资反路线。各地煤矿、矿业学院的学生和煤炭部的群众给他贴了大宇报，他就整学生，狠整给他提意见的工人、干部。只要是给他贴大字报的，他就认为是右派，把人家给抓起来。刘少奇要‘抓游鱼，反干扰’，他在矿业学院搞的也叫‘抓游鱼、反干扰’，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党分子、野心家’了，说这些人想利用群众的不满，利用群众运动，篡夺党的权力。文革运动中，我们还收到不少煤炭部群众的来信，讲张霖之怎么大吃大喝，从大跃进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而且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掲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
后来在1967年1月22日，张霖之在被群众批斗后上吊自杀了。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动员群众斗争张霖之的是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的，也是他们指定我去讲话的。”“当时法医的验尸报告都在，他的皮下伤并不致死，他确实是上吊自杀的。”
再说毛泽东回到家中，心情依然不能平静，一首古诗突然跃出脑海。他以沉重的声调吟诵道：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何朱梁跋扈何……”
这是他在几十年前很喜欢的一首古诗，诵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何时何人所作，于是便提笔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三垂冈一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何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
1964年12月28日凌晨，
毛泽东写罢，吩咐值班卫士将信送与田家英。他又拿过3张印有红线竖格的宣纸，笔走龙蛇，一气呵成，挥洒出了一幅令不少书法家拍案叫绝的毛体书法作品——《三垂冈》。
大凡有较高文化素养、有诗词功底的人，在或愉悦或激愤或悲痛的状态下，每每有相应的警句、格言会不期而至浮现在脑海，于是他们便低吟浅唱，或奋笔疾书。历史上的一些书法杰作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稿》，便是最好的证明。毛泽东的《三垂冈》就属于这一类书作。这一类书品淳朴厚重，浑然天成，绝没有那些风月派乃至当今学院派的矫揉造作且自以为高明的小家子气。
毛泽东诵诗中“朱梁”的朱，是指在五代初期建立后梁的朱温，此人乃唐末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的无耻叛徒。毛泽东在批《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时曾这样写道：“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而他在批《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时则写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亚子就是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的小名。
经田家英找专家查阅，三垂冈一诗原是出自清朝诗人严遂成的《海珊诗钞》。毛泽东所书有两字与《海珊诗钞》不同，即第4句中的“犹”字在《诗钞》中为“且”，第7句中的“下”字在《诗钞》中为“畔”。但是，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所引的《三垂冈》一诗，却与毛泽东记忆中的完全一样。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深深的为后来的专家所折服。
此时的江青也遇到了难题。她是在1964年底约中宣部5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臻、吴冷西进行座谈，她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10部影片，这10部影片是：《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等。与会者都没有同意，理由是要慎重考虑。江青只好去了上海。
后来，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了这些影片，全国各地也相继效仿，中宣部只好要《人民日报》也开始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了。此是后话。
且说12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之后，毛泽东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内容，批评了刘少奇的两个提法，他说：
“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
“这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没有说明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和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有。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有。这些都没有说明当前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这个提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提法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重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十七条”提了一些修改意见。
毛泽东见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就说：
“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3章也看一下，那是讲自由民主的。这里有两个人——”
他指着刘少奇、邓小平说：
“现在，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参加会议，一个不让我讲话。”
会场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不让我参加会议”，是指邓小平曾经以他身体不好为由，说没有什么重要事，劝他不要参加会议;他所说的“一个不让我讲话”，是指刘少奇在上一次会议上打断了他的话。
“这里有两本书——”毛泽东说着便拿出了两本书，摇动着手中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
他又摇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
“作为公民我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1条，这个条文叫第85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87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谁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
周恩来插话说，算集会。毛泽东接着说：
“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游行示威的。”
毛泽东最后问大家：
“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12月28日这一天，中央工作会议按原计划结束了，中共中央也正式发出了“十七条”。
12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对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十七条”停止下发，并由各级领导自行将文件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在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处理他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请诸君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历来评论者众说纷纭。读者诸君不妨看一看斯诺是怎样评价这个事情的。斯诺曾经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现在，人们说，刘和毛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据毛说，在党由两个人领导的四五十年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非对抗性矛盾(逐步)变成了对抗性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
作为一位外国友好人士，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历来是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边的，他始终能够客观的观察和报道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问题上，他的这一评论不是比中国人自己更客观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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