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激荡的风云中，安徽这片红色的热土上诞生过无数的革命志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王稼祥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在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鞠躬尽瘁，为党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贡献非凡;在革命事业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他挺身而出，为结束“左”倾错误路线对党中央的控制而大声疾呼。可以说，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王稼祥功不可没;王稼祥在长征中的卓越贡献，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一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他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秀。1924年进入中学后，思想越发倾向进步，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1925年10月，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于1928年2月入党。1930年，王稼祥学成回国，开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运动中。
1931年3月，王稼祥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随着在苏区革命实践的深入，以及与毛泽东接触的增多，王稼祥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在中央苏区，他看到凡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
随着“左”倾路线领导人逐渐掌握中央大权，毛泽东开始不断受到排挤。1932年10月初，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举行，要求将毛泽东从前方调离，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其专做政府工作。王稼祥在会上却做了出人意料的发言，公开支持毛泽东。这一发言震惊了全场，连毛泽东都感到意外。这标志着王稼祥开始拒绝盲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开始勇敢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然而，在当时“左”倾思想占上风的中央，是不会有人郑重考虑王稼祥的意见的，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这给红军的作战和建设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此后，随着“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的影响越发严重，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纵容，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德国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遭到严重失败。对此，王稼祥气愤地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据吴黎平(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经济部部长)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时，特别在广昌战役之后，稼祥同志公开表示了对‘左’的教条主义军事指挥的不满。”
广昌战役失败后，红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而博古、李德仍冥顽不化地推行他们那一套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最终导致红军节节败退，不得不撤离苏区，进行长征。
二
在1933年4月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身负重伤。由于当时苏区医疗条件差，无法把残留在他体内的弹片全部取出，导致其伤口化脓，引起感染性腹膜炎。从此，王稼祥一直在瑞金红军总医院住院治疗。长征前夕，博古研究转移人员名单时，曾经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据理力争，认为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博古这才同意王稼祥随军转移。就这样，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伤痛的折磨，比不上对红军前途的担忧，王稼祥反复思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对博古和李德的那一套做法，他已是忍无可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3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毛泽东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了反对。为了挽救革命，毛泽东必须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但要贯彻自己的主张，必须获得人们的支持。经过努力争取，博古破例“开恩”，让他们走在了一起。
一路上，3人几乎形影不离，连晚上宿营都在一起。毛泽东不停地向两人讲解自己的军事思想，并共同商讨关系红军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认为要挽救红军目前被动局面，必须重新审视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最终他们取得一致意见，形成了一个“三人团”。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翻越老山界，中央领导内部矛盾越发尖锐，焦点是关于红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在中央领导层，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大家与博古、李德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打下了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在这里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全然不顾实际情况，坚持红军主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则力主改变原计划，认为根据情报，敌人已将重兵部署在那里，等待红军往“口袋”里钻，如果继续执行这个计划，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只有西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才有出路。
此时，王稼祥不顾身体的伤痛，在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坚持履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责，参加中央军委和政治局的一切会议，并在会议上坚持自己的观点，明确提出要支持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大部分领导人对此都表示赞同，但博古和李德仍然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意见。12月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黎平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这是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思想在军事上的错误打下了基础。
在黎平，王稼祥除了集中精力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外，还利用短暂的休整时间，请傅连暲医生检查了病情。当时，他受伤的肠子同伤口相通，蛔虫从伤口中钻出来。这是因为在瑞金时采用保守疗法，残留的弹片和腐骨未能取出，伤口没有愈合带来的后遗症。王稼祥以惊人的毅力，忘却了伤痛，全神贯注于党和红军的命运。
可是，黎平会议后，博古和李德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王稼祥深为忧虑，他意识到，如果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立即变换军事领导。于是，他对毛泽东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
“好啊，我很赞成。”毛泽东嘱咐道。
就这样，王稼祥开始行动了。
王稼祥首先找到张闻天和周恩来，两人都赞同他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王稼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时任红军第一团政委的聂荣臻在湘江战役之后因脚伤感染化脓，坐担架与王稼祥同行，王稼祥对他说：自己参加的反“围剿”战争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主要是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认为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王稼祥的意见立即得到聂荣臻的支持和赞同，聂荣臻说：“我完全赞同，我也有这个想法”。
接着，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纷纷表示赞成王稼祥的提议。至此，遵义会议的部署工作基本就绪。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历史的必然，人心所向，但是“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说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这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见”。
三
红军渡过乌江后，以闪电般的速度，进逼遵义。1935年1月7日，部队进入遵义城。1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移驻遵义。
红军攻下遵义城后，获得了难得的休整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条件已经具备。
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被安排住在遵义城古寺苍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他们在一起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发言进行了探讨，并研定了发言提纲。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建议由张闻天执笔起草一个报告，阐述他们的意见，对博古等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把想法告诉了王稼祥，王稼祥很赞同地说：“好，洛甫(张闻天)理论功底厚，又是政治局常委，在党内地位比我们重要，由他做报告身份比我们合适。”
1月15日至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带伤抱病参加了会议。会议事先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把藤躺椅，让他可以躺着听。整个会议期间，不管伤痛如何剧烈，王稼祥总是捂着肚子参加，从不缺席。警卫员劝他请假休息一天，他却责备道：“这么重要的会议，还顾得上请假?”
会议一开始，博古做了总结报告，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不承认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毛泽东第一个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他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报告。下午，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态度诚恳，论据充分，富有哲理，且有很强的说服力。他主张首先要解决当前存在的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会场上大部分人都赞同和信服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讲完后，王稼祥坐起来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和张闻天的报告，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上个人专制的恶劣作风，并且建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参与军事指挥。王稼祥一口气发完言，顿时感到心胸舒展畅快。紧接着，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纷纷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会议进入尾声，尽管博古、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辩护，但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会议最后作出下列重要决定：
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担任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3月中旬，为了便于指挥，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历史在这里转折，革命在这里找回希望。对于遵义会议上王稼祥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在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落选，毛泽东特意为此“要说几句话”，他列举了王稼祥在革命事业中的功劳，并突出强调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的作用，指出“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受到严重冲击。1972年，毛泽东又一次谈话中指出：“他(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
四
遵义会议决议详尽地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使广大干部明确认识到这种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一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干部，更是从切身经历中感受到党的阳光和温暖。遵义会议后不久，王稼祥就会见了几位被押解的同志，紧紧握着他们的手，说：“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我代表党向你们道歉，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
之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于1935年6月12日，在四川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翻越夹金山时，王稼祥伤口痛得支持不住，只能步行，一直踉踉跄跄爬到山顶。担架员实在过意不去，要他坐担架下山，王稼祥却说：“你们也太累了，还是让我慢慢走吧!”就这样，他奇迹般地翻过了夹金山。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野心膨胀，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围绕红军北上还是西进，与张国焘展开争论。会上，王稼祥发言支持中央北上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最后，会议决定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争取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两河口会议后，王稼祥十分珍惜两军会师后的有利局面，大力维护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他受中央委托，与李富春、刘伯承等人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宣传中央决定。对于张国焘散布的错误主张，王稼祥也做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7月间，红军主力继续北上，经卓克基、芦花、沙窝，到达毛儿盖。这时，王稼祥因为患病发高烧，停留在沙窝接受治疗。病情稍微好转，王稼祥便赶赴毛儿盖。然而，张国焘却按兵不动，向中央伸手要权，故意拖延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导致贻误战机。面对这种形势，为顾全大局，党中央满足了张国焘的部分要求。8月3日，军委依据敌情变化，重新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准备向甘南广大区域发展，并决定红军分两路北上。
大敌当前，又身处险恶的自然环境，还有什么比全党全军的团结更重要呢?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应该做百分之百的努力。为争取团结张国焘，毛泽东同王稼祥商量，请他单独跟张国焘再谈谈。朱德也说：“稼祥啊，很多同志都信服你的话，你再去做做张国焘的工作，叫他不要太固执己见了。”王稼祥也正为党内这一严重分歧而感到不安，立刻同意与张国焘深入交换一下意见，努力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为了照顾王稼祥的身体，谈话地点放在他的住处。为此，王稼祥做了认真准备，叫警卫员找来一点烟叶和砖茶，炖上了一大壶茶水。两人的这次谈话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张国焘开始还不断为自己辩解，后来对王稼祥的苦口婆心，索性不置一词，实际上是以沉默相拒。最后，张国焘表示，容他回去考虑考虑。
8月21日，毛泽东和王稼祥等随右路军通过茫茫草地北上，以坚忍的毅力，经过七天七夜艰苦跋涉终于走出了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1日，毛泽东、王稼祥等联名致电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东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可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求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以后，迅速赶往红三军团驻地，与正在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连夜先行北上，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
为解决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指挥军事，领导红军北上。随后，红军攻克腊子口，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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