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24年9月—1928年3月的青年团工作为例
【摘要】任弼时认为，“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是“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年团应该遵循的原则。他不盲从于苏联经验与理论，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按照实际情形有选择性地运用苏联经验。在领导青年团工作中，他坚持在实际调研中找准问题，结合青年国际建议，健全青年团组织;在实际宣传中改进方法，深入浅出讲理论，恰当引导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完善策略，领导青年实践理论，发展壮大团的力量。面对“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任弼时总能及时发现并参与纠正错误。其原因在于他始终坚持按照实际运用理论，对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判断。任弼时坚持按照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使他在领导青年团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了出色的组织才华。
1925年初，任弼时在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撰写的《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提出了“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的观点。在任弼时看来，按实际情形运用经验与理论是“布尔什维克化的真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年团应该遵循的原则。(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此时，任弼时正担任第一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几个月后，即从1925年5月开始，他又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直到1928年3月调离。作为这一时期青年团的重要领导者，任弼时是怎样在工作中践行自己提出的“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呢?
一、“不是要团员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
1924年9月，任弼时从苏联回国仅仅一个月，就被团中央任命为江浙皖区委委员，走上了青年团的工作岗位。应该说，青年团的工作是任弼时留学归来接触的第一项具体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回到中国的实际环境中，任弼时首先面临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苏联经验与理论的问题。
当时，青年团正面临着一个发展方针上的争论：即中国要不要按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现已存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外另建一个“民族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共青团中央青运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
大家观点并不一致。据当时参加工作的同志回忆：“关于青年运动，也有几位同志尤其是C.Y.中央有两个人很主张在目前应组织全国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组织。”(C.Y.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参见《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关于中国青年团组织的名称，最初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即“C.Y.”。)但任弼时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实是没有实现之必要。”他甚至预见，这一团体如果成立，“将来使中国国民革命一败涂地，亦未可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任弼时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在陈述“以理论和事实对证观察出来所得的结果”(《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24页。)。他认真研读了青年国际四大提出这一决议的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仔细分析了大革命时期国内政治与政党的发展形势后认为，青年国际要求建立的这种组织在没有开展民族革命、没有政党和青年群众尚未团结起来的国家中是需要的，但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将发生极大的矛盾和危险。国民党、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两大力量，他们合作的良好将会保障国民革命的前途。现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已在帮助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另建组织上完全独立，政治上有“独立主张的权柄”的青年团体，第一，会造成“组织上的技术工作加多，物质和人材上的损失”，革命力量“不独不能团聚反而分弱”(《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23、120页。);第二，新建的“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有可能因为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政见不一而难以驾驭，“反将成为一种反对革命的青年组织，则前途危险更大矣”(《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23页。)。
任弼时的见解符合中国青年团的实际情况。从发展现状看，与一些没有建立青年团组织、没有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的国家不同，中国的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已经成立，并通过加强自身建设，逐渐成为了一支纲领明确、组织统一的全国性先进青年团体，在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在中国进行青年组织工作不容忽视的现实。从经验教训看，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曾因为组织松散、活动独立、团员成分复杂、思想信仰不一而遇事分歧，缺乏凝聚力，于1921年春，相继出现了团组织活动的停顿。直到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共产国际对青年团进行了恢复与整顿，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明确了团员信仰和党和团的关系，申明了团的纪律，纯洁了团员队伍，这才使青年团重新焕发出了活力。所以，如果按照青年国际的决议机械执行，再建一个“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121页。)反而会舍本逐末，影响青年团的发展。而历史也间接证明了任弼时的预见。如果当时建立了成员复杂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那么国民党背叛革命后，这个组织极有可能要面临一场大分裂。后来召开的党的四大肯定了任弼时的观点，只承认当时最重要的是切实做好青年运动，在政治上绝对接受党的领导，中心问题是“在青年运动中吸收多数的青年的分子加入，在数量上尽量扩大S.Y.组织”，而没有提再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249页。)
这一事件突出体现了任弼时不盲从苏联经验与理论，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按照实际情形有选择性地运用苏联经验的方法态度。虽然当时任弼时还是一个21岁的青年，而且刚从苏联回国，然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清楚地知道，一定要坚决反对“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任弼时选集》，第1页。)。在工作中，他一直以辩证的态度对待所学经验和理论，以客观实际作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他要求团员学习“布尔什维克党”几十年奋斗的经验，并亲自动手为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撰写了《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政治经济状况》《苏俄与青年》《列宁主义的要义》《马克思主义概略》，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介绍苏联革命情况;但同时也强调“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任弼时选集》，第3页。)，并批评一些同志因为“某国的是那样，某地方是那样，所以我们不妨照例去做”(《任弼时选集》，第3页。)的态度和把马克思或列宁的个别词句当标准的行为。苏联的经验和理论，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新名词，也不是几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则，必须结合实际，“务求其合乎环境而能实行”(《任弼时选集》，第4页。)。也正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观点态度，任弼时才能在青年团工作中纠正误读列宁建党、建团学说，脱离实际，主张以党代团的“先锋主义”和取消团的领导的“取消主义”，才能在后来若干重要的历史关头，当党内有人把苏联经验当教条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一方，为克服“左”和右的错误作出贡献。
二、“注意实际研究”
除了以辩证的态度对待苏联经验以外，任弼时也非常重视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分析中国社会”(《任弼时选集》，第4页。)。他反思自己青年团工作中的不足，认为“缺点尚感实际经验的缺乏，往往理论不能适用于实际生活”(《任弼时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任弼时书信选集》，第17页。)。而这是因为过去在莫斯科时没有注意实际问题的结果。所以，他写信建议还在莫斯科学习的友人，要“注意实际研究”，特别是积累“党团工会等组织教育等经验”。(《任弼时书信选集》，第17页。)他自己则在负责全国范围的青年团工作中，对团的组织状况进行实际调研，走到一线青年工人中开展宣传工作，并指导五卅运动的实际斗争，以做到灵活地、切乎实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在实际调研中找准问题，结合青年国际建议，健全青年团组织。任弼时在接手青年团工作的时候，也只有一些局部的、感性的认识，不是很了解团建工作的具体情况，但他很快组织了一场系统而扎实的调查研究，以摸清情况，找准工作方向。在致罗亦农、王一飞的信中，他写道：“接任以来为时不久，对于全国组织详情，尚无极明确观念，但现我正在从事清查。”(《任弼时书信选集》，第17页。)这次调查研究从1925年2月中旬开始，持续了9个月的时间，发放了近10种设计细致的提纲、表格，范围涵盖全国各地方的团组织。调查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对各地基本政治经济情况的摸底。如：有无人民的组织、有无同志及同志之朋友及家族;有多少工厂、作坊、学校及村庄;学校的种类、数量，学生数量等。另一类是对地方团建的详细情况的调查。包括团员数量、各种阶级成分比例、年龄成分比例、男女比例及建团以来各年加入数字和五卅后加入情况，行业混合支部及小组情况等等。(参见蔡庆新：《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当时，青年国际三大建议，“为了从组织上巩固团”，要“把运动严格集中起来”，“加强团内的纪律”，“正确地把工作分配到团员中”。(《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101页。)所以，在这次调研中，任弼时专门了解了学联、学生自治会等组织的详情及学生在校外参加其他团体并活动的情况，团的各级会议内容和上级出席情况以及干事工作态度、地委分工负责情况，等等。正是依据这些第一手资料，任弼时有针对性地健全与调整了共青团的组织手续和机构，如建立“报告”“通信”制度、建立团员持证制度、划清部门职能边界等，明确了团员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规范了青年团的建设工作，增强了团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在实际宣传中改进方法，深入浅出讲理论，恰当引导群众。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是团结群众的力量，争取群众支持和参与革命的重要步骤。青年国际三大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把组织和宣传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青年工人当中去。”(《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101页。)为了取得对工人教育的直接经验，任弼时亲自到上海曹家渡纯善里52号的工人训练班里给他们讲《共产主义ABC》的课。这个班一半以上是女工，且大多是文盲。刚开始，任弼时讲理论，但大家都不懂。任弼时就改变了方式。有材料记载，他从教上海歌谣入手：“我伲穷人真伤心，住么住格‘滚龙厅’，关么关格芦芭门，门搭用格布条箸……”许多女工边唱边流泪。(参见晓舟：《任弼时与中国共青团》，《中华儿女》2002年第5期。)他还通过中苏工人实际生活中微小事物的对比，帮助工人们理解抽象概念，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正是从实践中，任弼时总结出，要在内容上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工人的切身问题;要在表述上深入浅出，不能过于空泛，也不能过于艰深;要在形式上多种多样，“采用文字图画及口头的宣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545页。)。初觉悟的工人，“他们的需要就是目前怎样解除切身的许多压迫”。空洞地介绍法国大革命，“他们只认作是海外奇谈，不能使他们感觉切要”。也不能简单地号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反抗地主和资本家”，要说明他们怎样压迫的事实和怎样打倒的方法。基于此，他要求每个团员都要实际参加宣传，详细调查研究群众生活，替他们提出很实际的极切身的要求，领导他们为这些要求而斗争，而不是“只顾房间的研究”。(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546页。)
在实际斗争中完善策略，领导青年实践理论，发展壮大团的力量。任弼时对团的性质有着清楚的定位，它“是行动的群众组织，并不是一种学院式的研究团体，就是研究也不仅是靠着书本上的理论，而是要在行动的奋斗过程中，方可得到真正而有意义的经验”(《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291页。)。在率领广大团员和青年参与五卅运动的斗争实践中，任弼时根据形势发展和实际情况变化，及时改变斗争策略，将青年运动引向了正确的方向。运动之初，任弼时从多数群众倾向革命的现实出发，号召各地团组织将“此次反帝运动应尽量扩大到全国”(《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294页。)，并详细安排了斗争计划予以指导。随着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制裁和军阀的武力威胁下产生动摇，上海商人宣布复市，工人经费困难，淞沪戒严司令部布告取缔爱国团体等情况变化，任弼时连连发出通告，要求工人变更罢工策略，学生复课进行学业。通告指出：工会提出的地方最低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即可上工，“停止工人阶级孤军急进，守住现得的阵地，以免溃败而储战斗实力”(《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313页。)。学生复课也“不是停止反帝工作，正是要一方进行学业，一方集中学生的力量，继续做反帝运动”(《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316页。)。同时要求有针对性地加强秘密工作，隐蔽组织，保存革命力量。从这场斗争中，任弼时还看到了进一步壮大青年团组织的必要性：“现在客观环境的发展，已经超过我们主观的力量，尤其是在这次运动中，感觉得我们应付的能力不够，工作人才分配不及。”(《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297页。)为此，他提出吸收新团员的标准不要太严，可以在吸收进来以后由专门人员加强教育。特别是“对于工人，更绝对不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介绍入校之标准，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305页。)。农村中也要发展团组织，并“按照当地之实际情形规划进行”(《任弼时选集》，第18页。)。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组织方法，使青年团得到了大发展。据1925年9月统计，全国团员人数已由“三大”时2400多人发展到9000多人，其中工人成分由不到10%增长到38%。(参见《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三、“免除过左过右及妥协的倾向”
当对革命理论与客观实际有了清醒认知，并经受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后，就能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也就更能在复杂的形势下，站稳立场，辨明方向。所以，任弼时提出“免除过左过右及妥协的倾向”(《任弼时选集》，第3页。)，既是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的要求，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结果。在这一时期，任弼时和青年团及党内其他从实际出发的干部一起，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斗争，并参与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符合实际的青年团和中国革命发展道路。
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斗争，是任弼时始终从革命实际出发坚持真理的典型例子。陈独秀是任弼时革命领路的“老先生”。是他主编了任弼时的政治启蒙读物《新青年》;是他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向任弼时当面讲授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他赴东方大学参加了中共旅莫党员支部大会，并在会上肯定了任弼时的发言。但面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越来越明显的反共面目，陈独秀却始终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他不仅没有指出革命营垒中新右派叛变的危险性，反而一味迁就国民党，放弃做军队工作，主张消极压制农民运动，从而使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任弼时没有盲从这位他十分敬重的领袖。他“并不完全反对让步”，必要的让步会对“工作的本身没有妨碍，而且利于以后的发展”。(参见《任弼时选集》，第2—3页。)但也清醒地知道，陈独秀无条件退让的政策，“直等于投降资产阶级”(《任弼时选集》，第42页。)。刚开始，任弼时并没有与陈独秀公开抗争，而是采取了一些折中的措施和委婉的抵制。比如，指导青年团员们在以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的黄埔军校中发挥团的作用，“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334页。);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陈独秀指令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不准发表的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但随着陈独秀错误的加深和独断专行作风的愈加明显，任弼时终于决定当面陈词。他带领团中央议定了一份挽救时局的《政治意见书》，内容涉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发动群众等方面，尤其强调：“无产阶级应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与主张，尤须信赖群众的力量。”(参见《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这份《政治意见书》是任弼时和团中央的领导同志从革命实际斗争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是把革命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成果。此后，任弼时按照组织规定，向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递交《政治意见书》，但陈独秀两次“大发雷霆，碎之于地”(《任弼时年谱》，第73页。)。在1927年7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再次要求宣读青年团的《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却以“这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为由压制了任弼时的意见。尽管这次会议没有能够完全阻止错误的推行，但唤醒了党内更多的同志，成了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错误的先声。在斗争中，任弼时既立场鲜明，又始终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纪律，守规矩，有担当，起到了表率作用。曾与他共事的萧克回忆，自己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听说过任弼时“以团中央名义起草了《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并在一次中央紧急会议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种种谬论，以及他们隐瞒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回忆任弼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页。)。八七会议发布的文件中也对以任弼时为代表的青年团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
八七会议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又逐步滋长起来。在共产国际罗米纳兹“左”倾错误理论影响下，以瞿秋白为领导的临时中央，没有能客观地分析形势，误认为革命情绪不断高涨，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一总策略造成了严重后果，大量团员因参加盲目的暴动而牺牲，不少团的地方机关遭到敌人摧残。任弼时及时通告制止了这种盲动错误。他向青年团员指出，绝对不是“无动不暴”。暴动必须要有广大的群众参加，组织群众，引导他们在日常斗争中培养革命意识，巩固阶级组织，才是目前最紧迫的工作。他由此撰写了《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文章犀利地指出：若是不顾暴动的条件，不论成败如何，而贸然发动，“由这样而引起无产阶级及暴动民众的极大牺牲，直等于革命的罪过”(《任弼时选集》，第39页。)!他还以团刊为阵地，刊发了相关评论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防止“左”的错误。
任弼时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与他受命为“全权代表”赴长沙查明湖南省委突然停止暴动计划的原因有关。本来，除了查明原因，任弼时还肩负着“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任弼时年谱》，第77页。)的任务，但他通过实地考察，召开省委常委会听取干部意见、了解敌我双方兵力与武器对比、分析湖南农民运动和职工运动现状、与工人农民谈话调研等，反而顶住压力，从实际出发建议中央“长沙暂不举行暴动”，以免遭受失败，造成不必要牺牲。正是在这次调研中，任弼时更清楚地看到了革命的实际情形，并在调研结束回到团中央，极力劝阻青年仅凭热情冲动盲目拼命的做法。
在任弼时和其他以实事求是态度认清形势的干部的抵制和暴动大多被镇压的现实下，1928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这次“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一是不少干部群众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二是一些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怕重犯右倾错误，认为“左”比右好。对于后一种情况，任弼时早就提出了告诫：“有许多同志常常以为自己对于主义是很明白的，然而一旦遇到实际问题，便做出许多违反主义的行为或发表许多违反主义的理论。”(《任弼时选集》，第2页。)从历史事实看，面对“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任弼时总能及时发现并参与纠正错误，在这两次斗争中，都站在了正确的一方。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他始终坚持按照实际运用理论，对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判断。这也体现了他坚定的政治原则、坚强的党性修养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可见，真正做到按照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仅要在充分掌握理论与实际的基础上，把二者结合起来，在革命斗争和实践的检验中不断深化认识，而且要破除对权威的迷信，能尊重事实，独立思考，头脑冷静地解决问题。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甚至需要有不顾个人得失，从大局出发，勇于指出错误的担当精神。在这些方面，任弼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启发。而他也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些，才能在这一时期青年团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展现出出色的组织才华和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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