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上将
长征途中，王震、夏曦、萧克（前排左三起）等人合影
追随朱德上井冈山
萧克（1907—2008），湖南嘉禾人。1927年初，萧克到叶挺部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失利后，起义部队向广东潮汕地区撤退。9月28日下午，部队来到了汤坑附近，一场恶战立即展开，战场血流成河。南昌起义军牺牲了2000多人。10月3日，从汤坑撤出的起义军在普宁流沙再遭国民党军袭击，萧克的连队只剩下20人。萧克带着这20人，想绕过流沙到海陆丰，但既无地图，又无向导，一路上不断遇到反动民团的拦阻，子弹消耗多，人也被折腾得疲惫不堪，有的士兵丢枪溜走。不到半天时间，20人的队伍就剩下了七八个人。经过一个村子时，又突然传来枪炮声。萧克等人被国民党军第十三师俘虏了。
南昌起义中的叶挺部队原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旧部。南昌起义失利后，李济深对旧部采取收容政策。萧克和其他被俘人员获得释放。
1928年1月，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从粤北转移到湘南地区。萧克得到朱德、陈毅要在湖南宜章进行年关暴动的消息后，立即翻山越岭去联络。
萧克走了两天半时间，到了宜章奇石，被任命为中共宜章县委领导的农民武装独立营副营长兼连长。
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以“防共防匪”为名，进入宜章县城。次日，宜章年关暴动取得成功。
随后，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遭到国民党湘粤两省军阀南北夹击，不得不离开宜章。这时，朱德、陈毅得到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消息，决定前往会师。萧克奉命率奇石独立营600多名农军，趁夜越过郴宜大道，登上五盖山，直奔湖南资兴的龙溪洞。在龙溪洞，萧克率领的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了。4月，朱毛会师。
1930年春，萧克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10月，红军打下吉安后，参加红军的农民非常踊跃，部队扩编很快。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决定将纵队改为师。红四军第三纵队改为红四军第十二师，萧克任师长。
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萧克被任命为红八军军长。
放置假信号造成敌机误炸
1933年6月，红八军被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萧克任师长，蔡会文任师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半年后，中革军委直接命令萧克率领红十七师的军事行动。原来，国民党军要对中央苏区进行新的进攻，需要红六军团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中革军委电令是在1934年1月14日下达的，电令中说：“第十七师应速向宜春、分宜地段渡过袁水，北出配合第十六师向南浔、永修一带行动。”
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后，萧克立即派出侦察部队，在北路地方武装协助下，侦察袁水沿岸地形地貌，做好作战准备。1月24日，萧克率红十七师从安福花车地区出发北上。26日拂晓，在红十八师五十二团配合下，红十七师于分宜以东萧公庙地区击溃国民党军沿河设防的保安部队，渡过袁水，向奉新黄沙地区疾进，计划与红十六师会合。
萧克所部突然渡过袁水，国民党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吃惊非小。他只好临时抽调安福地区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师主力北渡袁水跟踪追击红十七师。
何键还不放心，半天之后，又向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下令，由朱耀华率领所部第五十二旅并指挥第六十二师一八四旅，由万载小源（今仙源）地区东进，堵截红十七师北上。
何键没有想到的是，萧克率红十七师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迅速通过丘陵、平原，于2月2日进至宜丰、修水间的黄沙地区。红十七师官兵日夜行军，体力消耗巨大。萧克决定在黄沙地区做短暂休整，等与红十六师会合后再继续北上，共同执行破坏南浔（南昌至九江）铁路的任务。
萧克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决定在黄沙地区短暂休整时，朱耀华率领的两个旅和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先后赶到了黄沙地区外围。国民党军两个旅和一个师立即对红十七师发起了进攻。
萧克决定以少量兵力警戒国民党军第十六师，集中主力与朱耀华部作战。战斗中，何键还派出三个批次的飞机到黄沙地区上空狂轰滥炸，俯冲扫射。红十七师指战员被飞机压得抬不起头。萧克好生奇怪，同在黄沙地区，国民党军的飞机只在红十七师的阵地上轰炸，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却一发炮弹都不落。他指挥部队依托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顽强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借飞机飞离红十七师阵地上空的间隙，实施反击。双方就这样从2月3日的早晨打到下午4时许。这时，萧克从望远镜中看到，国民党军阵地上用白布设置陆空联络信号，以便飞机辨别目标。他立即组织部队在阵地上放置白布。
国民党军的飞机再次飞临黄沙地区时，越过了红十七师的阵地，对国民党军进行了轰炸。国民党军的围攻部队立马混乱了。萧克指挥部队趁机发起攻击，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攻，冲出了包围圈。战斗中，击伤了国民党军旅长钟光仁，歼灭国民党军第一八四旅1000多人。
当萧克指挥红十七师成功突围后，红十六师在师长高咏生、政委温锦惠指挥下，赶到了黄沙地区。会合后，两个师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由萧克统一指挥。2月6日，萧克等率红十六、红十七师由黄沙地区继续北上。后几经转战，终因目标过大，被国民党军多路部队围追堵截。最后，红十七师由萧克率领于3月下旬回到湘赣苏区，红十六师则由高咏生率领去了湘鄂赣苏区。
巧施草帽计再次造成敌机误炸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军大军压境。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做出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然后“向新化、溆浦两县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决定还明确了领导人，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组成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
8月7日下午，红六军团从遂川横石地区出发，日夜兼程，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防线，于11日中午到达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会上，任弼时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宣布了对红六军团领导人的命令，任命萧克为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第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国民党湘桂两省军政大员大为震惊。何键接到消息后，脸色骤变，狠狠地说：“天上地下一起追！”他一边命令刘建绪派两个师跟踪追击，一边命令一个旅和四个保安团迎头阻拦。驻广西的国民党军最高长官白崇禧唯恐红六军团进攻桂林，捣其老巢，立即命令第十七军军长廖磊，加派两个师到北部边境地区。
敌情变化极快，萧克和军团领导商量，改变部队在寨前圩休整计划，连夜出发，越过郴宜公路，绕过桂阳，占领新田县城。8月23日夜，部队抵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向目的地新化、溆浦地区进军。
刘建绪发现红六军团有抢渡湘江态势，急忙调兵防堵。廖磊也看出了红六军团动向，下令两路部队向道县、零陵运动，形成堵击姿态。一时间，湘江西岸布满了国民党军。红六军团处在四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包围之中。
渡江已无可能。萧克果断放弃原有强渡湘江计划，率部东行到阳明山区，进入白果市，绕过国民党军第十五师侧翼，立即转而南下，到达嘉禾县城以西地区，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国民党军地面围追堵截失败后，派出飞机，对红六军团指战员进行轰炸扫射。
萧克苦苦思索避免飞机袭扰之策。时值夏末，烈日炎炎，指战员都戴一顶草帽。中午时分，侦察员报告，桂军一个旅在后面尾随追来。萧克一听，思得一计，下令部队将草帽扔到路边。
指战员不明其理，但这是命令，不能不执行。于是，指战员将草帽扔在路旁，急切地赶路。尾追红六军团而来的是国民党军第十七军的先头部队一个旅。旅长高福祥带着这个旅，紧追在红六军团后面。他们早已汗流浃背，见路旁有不少草帽，如获至宝，人人争抢草帽戴在头上追赶红军。追了数里之后，飞机来了。国民党军知是自家的飞机，而飞机上的国民党空军也习惯了，戴草帽的队伍一定是红军部队，于是立即投弹，炸得高福祥旅人仰马翻，死伤惨重。
萧克巧施草帽计，甩掉尾追之敌。红六军团顺利进至江华、道县之间，渡过湘江上游支流潇水，攻下湘桂交界的永安关，突破湘桂三个师的截击，进入广西全县、文市。9月4日，红六军团在全县以南的界首一举渡过湘江，进占西延县城。
接着，萧克等率红六军团摆脱湘桂黔三省18个团的国民党军包围，抢渡清水河，强渡大沙河。
与传教士薄复礼的交往
1934年10月1日，红六军团攻入黄平县境的旧州。在旧州，发生了一段故事。半个多世纪后，萧克回忆说：“我同薄复礼先生相识在1934年10月初……攻占旧州的前一天，我们在一个小山村内同薄复礼不期而遇。这时，我们正处在紧张的战斗行军阶段，碰上这位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就把他和他的夫人等都扣留了。第二天，又把在旧州城内遇上的海曼牧师等人一并扣留。不过，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立即把他们的家人释放了。坦率地讲，这时我们仍然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就这样，薄复礼留了下来。”
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1897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祖籍瑞士。薄复礼对于自己被红六军团扣留的情景，专门写过回忆录。薄复礼在回忆中说，他们出旧州城，前行中看到了一个小山村，很高兴，准备在这个小山村过夜，但是突然“从树林里冲出了一群持枪者，拦住了去路”。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群人，语言是陌生的，装扮也从未见过。他们的帽子就像西方赛马骑士所戴的一样，衣服也杂乱无章，颜色不同，式样各异，简直可以说是一人一个样。”“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后来，一位持枪者告诉我，他们是共产主义者，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红军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我们落在共产主义者手里了。后来听说他们是在江西失败了，撤退途经贵州，其任务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长征。”
薄复礼说的“持枪者”便是萧克等指挥的红六军团指战员。红六军团要进攻旧州，薄复礼自然成了“随军人员”一同进入旧州。
萧克等率红六军团进入贵州以来，遇到的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缺少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图。红六军团在贵州转战，萧克手头上用的地图是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课本上的地图，32开，只能看看省会、县城、大集镇的大致位置，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战术上一点价值都没有。攻下旧州后，萧克在法国教堂里终于找到了一张近1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
萧克如获至宝，但地图上所标的地名和注记都不是中文。如果不尽快把地图翻译过来的话，那么这张地图就成了一张废纸。可是，当时在红六军团里，没有一名指战员能够读懂这张地图。这时，被扣留在红六军团的薄复礼走进了萧克的视野，这个洋人不是会讲汉语吗？不妨让他试试，于是萧克派人去请薄复礼。
薄复礼一看到地图就说：“这是法文。”萧克喜出望外，立即请薄复礼帮忙翻译。于是，薄复礼讲，萧克记，整整忙了大半夜，把地图上的地名、河流都注上了中文名称。
薄复礼回忆了当时的场景：“当晚，我们在一座破庙里宿营，并指定在后殿的地上过夜。房子里已生起一堆炭火，带来了一些暖意。这时，萧克将军派人来叫我去他那里。一见面，他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贵州地图。他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二十五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人们誓死愉快相从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的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薄复礼帮萧克翻译的地图，成了红六军团在贵州作战行军时的最好“向导”。
10月24日，萧克等人率领的红六军团和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不久，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个军团会师后，于10月28日向湘西龙山、永顺、保靖、桑植地区开进。
围点打援俘中将
1935年4月12日，萧克获悉，在湖南省桑植县陈家河东面有刚进驻的国民党军两三个团。萧克决定把这股国民党军消灭掉，立即指挥部队占领阵地。此时，国民党军也发现了红军。双方立即开火。
萧克很快发现这股国民党军动作不灵敏，战斗力不强，没打几下，便让红军打退了。在国民党军溃退时，萧克命令部队抓住有利时机，向国民党军纵深阵地进攻，结果，打掉了国民党军一个旅的兵力。
从俘虏口中得悉，原来驻桑植的国民党军是陈耀汉所属第五十八师，现在被打掉了一个旅，还有一个旅和一个师部未伤毫毛。萧克估计陈耀汉会率余部逃跑。于是，他与任弼时、贺龙商量，桑植城的敌人会向南退往塔卧，以便与那里的敌人靠近或集中，此时迅速侧击敌人必有所获。
任弼时、贺龙赞同萧克的意见。于是，萧克带上两个团翻山越岭，一口气跑了40多公里。在离桃子溪4公里的地方，发现小河里的水有些浑，直觉告诉萧克，有情况。
果然，萧克一问当地老百姓，得知上游刚有一队人马过去。
萧克对指战员说：“敌人刚到这里，而我们是从40公里开外的陈家河赶来的，敌人一定想不到我们会来这么快，马上打的话，正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于是，萧克立即在桃子溪4公里处的岔路上，命令两个团展开，一下子就冲到了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师直属队和前卫团面前。
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师措手不及，只能溃败，残部退到后山。萧克指挥部队趁势攻击，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歼灭了陈耀汉的师部和另一个旅。
1935年6月中旬，萧克率部包围了驻宣恩县城的国民党军徐源泉的部队。
坐镇恩施的湘鄂川边区“剿匪”总司令兼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大惊失色，害怕宣恩失守导致恩施不保，便急令驻防来凤的“剿共”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中将驰援宣恩。
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人员日夜监听国民党军动态。张振汉的回电被截获破译。这封电报，将张振汉率部增援宣恩的出发时间、行军路线、行军序列规定得很具体，即分左中右三路推进。张振汉命令各路部队6月12日午后进至咸丰忠堡集结。
围点打援是红军的拿手好戏。萧克等人决定：集中主力于忠堡打援。并命令红四、红六师连夜出发，抢在国民党军前面到达忠堡，占领制高点，构筑工事。同时，电令围攻宣恩县城的红六军团，除留少数兵力牵制宣恩守军外，其余部队火速赶至忠堡，围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
6月13日，红二、红六军团按作战部署分别对来凤刘家湾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实施分割包围。张振汉部竭力反扑，企图杀出重围。双方在来凤甘家坡、马鞍山一带激战数小时后，围攻宣恩县城的红十七师赶到忠堡，攻占了南山，与先期到达的红四、红六师取得联系。
这样一来，国民党军被分割成三截，彼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张振汉指挥的第四十一师师部已完全陷于红军包围之中，困守在忠堡的狭窄低洼地带。
又经过一天激战，国民党军全部被歼，张振汉在忠堡被红军生俘。张振汉后在红军学校的高级班任战术教员。解放后，张振汉任全国政协委员。
尽管此次大捷再次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但形势越来越不利于红二、红六军团。9月，蒋介石下令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辕，由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蒋介石职权，调集主力部队22个师又5个旅20万余人，对红二、红六军团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从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突破重重封锁线，于1936年2月进入乌蒙山回旋。
率部挥师北上
1936年3月底，红二、红六军团出乌蒙山，进至南北盘江地区。在盘县，萧克等人根据红军总部的指示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3月31日，红二、红六军团离开盘县，开始向北行动。萧克率红六军团经曲靖、马龙，向普渡河口疾进。滇军孙渡部6个团赶来堵截。双方立即进入了搏斗，战斗难分难解。将近黄昏，直觉告诉萧克，难以在短时间内消灭孙渡部。他令红六军团撤出战斗，向南行动，靠拢贺龙、任弼时等指挥的红二军团，商量对策。萧克说：“敌人主力在普渡河堵我们，昆明只剩下4个团，兵力不足，我们进到昆明附近，再向西，就把滇军主力甩到后面去了。”
众人同意了萧克的意见。红二、红六军团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而去。红六军团在萧克率领下，直插昆明东北的羊街。红二军团则进至嵩明，两个军团威逼昆明之势顿时形成，国民党军急调各路部队回防昆明。
在离昆明不远的一个村庄，红军准备停留一天。当天下午，萧克的通信员通知薄复礼，邀请他去萧克住处吃晚饭。
萧克这次宴请的对象，除薄复礼外，还有贵州民主爱国人士周素园、在忠堡战斗中俘获的张振汉等。当薄复礼来到萧克住处时，萧克不时地点头致意，表示欢迎，希望薄复礼随意如在自己家里一样。然后，大家不分等级就座，气氛轻松，无拘无束，谈笑自如。席间，萧克郑重宣布释放薄复礼。薄复礼感激不尽。
为什么在未收到“赎金”的条件下释放薄复礼？当时，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经渐趋形成，中共也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应该说，这就是释放薄复礼的基本背景。当然，薄复礼在当时是无从知晓这种背景的。
萧克原本打算在第二天就释放薄复礼，但为了薄复礼的安全和方便起见，又不得不推迟几天。
4月11日，红六军团保卫部部长吴德峰专门设午宴为薄复礼饯行。同时，请来了萧克、王震、周素园和张振汉。
在薄复礼的回忆中，吴德峰设的午宴颇为丰盛，大家边吃边叙，从中午持续到了黄昏。薄复礼记得，席间，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再三叮嘱：“当你接受新闻界采访时，你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们已经看到，我们对穷人是多么的好，是如何按原则去工作的。我们不是土匪，这是敌人的污蔑。”
吴德峰也表示：“如果你愿意保持联系的话，我们将很高兴能收到你的信。”
萧克则强调：“你作为一个旅游者留在中国我不反对。甚至可允许你办学校，只要不欺骗学生和百姓，让他们信奉什么上帝，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回家（指瑞士的家）并且留在那里，这可能更好些。”
宴请结束后，萧克等人和薄复礼握手道别，而吴德峰又把薄复礼留下来谈话谈到晚上10时许。吴德峰除了讲解释放薄复礼的理由，还赠送了路费，并且特别交代，红军从现在驻地到昆明大约要走两天，由于红军部队在下半夜又要转移，为保守红军行动秘密起见，薄复礼只能在天亮以后才能动身前往昆明。
4月12日是薄复礼被释放去昆明的日子。萧克等率领的红六军团并没有进入昆明城，而是趁国民党军回防之机，从昆明附近折转锋芒向西，把堵截的滇军远远地甩到后面去了。
4月下旬，红二、红六军团分别从丽江和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坐着飞机在金沙江以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盘旋，眼看着红军一路北上，无可奈何。滇军追到江边，红军早已渡江北去。
6月3日，在理化以南的甲洼，红二、红六军团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会师。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
1984年，红军长征胜利近半个世纪的时候，年届76岁高龄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到中国，重走红军的长征路，准备创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采访红军长征的人物名单里，萧克作为红六军团的军团长，是索尔兹伯里采访的主要对象。
索尔兹伯里写信给萧克，询问当年一位曾为萧克翻译地图的传教士的情况。萧克接到信件时，立即想到了薄复礼，想到了薄复礼与自己合作翻译地图的情景。这年秋天，萧克出国访问，途经法国，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薄复礼的下落。1985年初，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关系找到了他。1986年5月，萧克通过外交部门，向薄复礼寄去了信件，建立了联系。
薄复礼很高兴，在出版的中文版作品的自序中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此刻，当我在英国曼彻斯特我的书桌前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萧克将军。这是一张放大的彩照，将军正在一本装帧漂亮、图文并茂的画册上签字。萧克将军把这本画册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这本画册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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