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运动的严峻时刻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因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遭失败，主力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长征。主力红军一走，正值“广泛发展着”的苏区戏剧运动进入了严峻时刻。
当时，中央苏区工农剧社的领导和骨干李伯钊、钱壮飞、胡底、危拱之等陆续随主力红军走了，苏维埃剧团(即原著名的蓝衫社)就很难正常演出了。
为适应这急剧变化的形势，瞿秋白灵活且果断地将留下来的剧社人员按部队形式编成：石联星与王普青率领的火星剧团、施月娥与刘月华率领的红旗剧团、赵品山与宋发明率领的战号剧团，每个剧团20余人。这三个剧团直属工农剧社领导，社长为赵品山，同时，中央苏区艺术局也由赵品山负责。
各剧团在这异常艰苦的局势下，随留下的部队分赴划定的区域演出或帮助地方开展戏剧活动。此时，各剧团皆已军事化，剧团人员行动除携带戏箱外，还配带上步枪、梭镖、大刀、手榴弹等武器，遇到敌人即可战斗。分开出发前，瞿秋白向三个剧团提出了要求和任务，并约定每两个月汇合一次。
1935年元宵节，在苏区的中共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所在地的于都黄麟乡井塘村，三个剧团举行了第一次汇合演出。
三个剧团的汇合演出
演出前夕，这茂密的森林似乎是大自然赐予的极佳排练场地，处处是英姿勃勃的又唱又跳的剧团演员，处处围有兴趣盎然的观看排练的苏区群众。演员们用红纸泡染的水当胭脂，用黑炭当眉笔。虽还是数九寒天，风雨交加，脸手冻得通红，可兴奋的演员们，个个心中像燃着一团火，热火朝天地赶排。会演时，苏区中央党政军领导项英、陈毅、瞿秋白、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陈潭秋和贺昌等都出席观看了演出。
汇演节目有话剧《牺牲》《女英雄》《李宝莲》《非人生活》《我们的队伍来了》《游击》《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枪》《摸哨》《抢粮》《埋伏》《不要脸》等;舞剧《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台湾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等;大鼓词《王大嫂》。还有台上台下对歌、斗歌，那江西山歌、福建山歌，很是丰富多彩、红火非凡。
当时尽管冷雨不停，观众有的穿蓑衣、披油布、顶斗笠、戴草帽，也有的打着伞，始终坚持观看。尤其是台上台下对唱“想念红军”及呼喊“保卫苏维埃”口号时，群情激奋、热气腾腾，气氛推向了高潮。演出后，瞿秋白将这次汇演的《牺牲》《非人生活》《李宝莲》《游击》《不要脸》等优秀剧编成《号炮集》，并亲自作序，油印出版，分发到各战区有关部门。
在国民党大军压境、重重包围的危难时日，剧团演员和苏区人民倾心革命文艺，竟如此欣喜若狂，汇演持续到半夜还未散场。直至20世纪60年代，赵品山还挥笔赋诗：“三十年来谁记得，于都情景宛如新。”以表达其无限感慨地怀念之情。那次会演评比：火星剧团第一，红旗剧团第二，战号剧团第三。
同年春，三个剧团又先后在于都井塘村和禾丰墟举行了汇合演出。演出剧目有《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和《台湾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等。这是工农剧社最后一次活动，也是最悲壮的最后一幕。此后，中央苏区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迫于险恶的斗争环境，各剧团解散，团员分别编入到各部队参加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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