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是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而九江地区被誉为“发动南昌起义的前沿基地”，在南昌起义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革命力量集中九江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把持的武汉政府反共面目也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6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东征讨蒋”的计划，准备把张发奎统领的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作为“东征讨蒋”的中路前锋开往九江集结，再由九江、湖口向安庆进发。第二方面军共3个军，除了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外，还有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两个团、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等由共产党直接控制。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问题。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的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表示了“必定能够引导民众经过革命的一切艰苦时期，去达到最后胜利”的决心。
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同时煽动张发奎“清党”。15日晚，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作了撤退的部署：准备第一步撤到江西南昌，要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吴玉章，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立即赶赴九江，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中共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江西早期共产党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委邓鹤鸣同时被派往九江，协助吴、林工作。
7月16日，吴玉章、林伯渠、邓鹤鸣乘船抵达九江，同船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中央中共党团书记谭平山。在中共九江市委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的安排下，吴玉章、林伯渠在当时的九江“审判厅”建立了“国民党中央办事处”。到7月29日，“国民党中央办事处”在九江存在10余天时间，吴玉章、林伯渠先后接待了中共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等人。
7月11日，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等部队已陆续向九江进发。中共领导人和叶挺、贺龙部队的陆续到来，给了九江民众很大的鼓舞。为了配合中共中央“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回粤徐图发展”战略，中共九江市委加紧了宣传工作，市委书记袁玉冰等为《国民新闻》写文章，揭露汪精卫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以及“东征讨蒋”的用心。共产党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应约在《国民新闻》给汪精卫写了一封公开信，揭穿他背叛革命的行径。
制定起义方案
1927年7月，到达九江的中共领导人和党员干部日益增多。中共“五大”选举产生的五届中央委员会4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就有16人先后到了九江；10名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就有7人到了九江；临时中央常委5人除李维汉外，都先后到了九江。其中，驻赣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受周恩来的委派也于19日到达九江(21日赴南昌)。
7月20日，在九江的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叶挺5人，由林祖烈安排，在九江英租界海关召开谈话会（通称九江首次会议）。谈话会由谭平山主持。到会人员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有包围我军之形势”，“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之号召农民运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谈话会最后决定，集合中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于南昌，并争取二十军，实行南昌起义，“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政府来号召”，“成立革命委员会，用国民党中委联名名义宣布”。
在九江谈话会议期间，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邀请在九江的中央委员举行会议，汇报南昌起义的酝酿情况。会上，当李立三等把九江谈话会提出的南昌起义方案汇报后，瞿秋白“完全赞同”。会议期间，聂荣臻特地到牯岭，看望在那里养病的刘少奇，“通知他中央决定要在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22日，瞿秋白把“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带回武汉，请中共中央即速决定。瞿秋白走后，鲍罗廷与李立三、张太雷继续讨论南昌起义问题，并请聂荣臻、林伯渠上庐山，进一步了解部队准备起义的情况。22日傍晚，张太雷携带此次会议的总结前往武汉。
7月23日，贺龙、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同抵九江。此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受共产党的影响，曾多次向他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周逸群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7月24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按照汪精卫的旨意，要贺龙的二十军集中到德安，并借邀请贺龙、叶挺到庐山“避暑”为名，准备抓捕。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从军长黄琪翔那里获悉朱培德的阴谋后，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叶挺。25日，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5人，在九江市区甘棠湖中一只小船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会上决定：贺龙、叶挺部队立即开往南昌。同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四人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晚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共中央征询意见。26日至27日，叶挺、贺龙相继率领部队离开九江，向南昌开拔。
瞿秋白、张太雷到达武汉后，中共中央听取了他们的报告，做出了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任命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周恩来随即同陈赓赶赴九江，向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等人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听取李立三等人的报告后，周恩来表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部署完毕后，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彭湃、陈赓等坐火车赶往南昌，于当天成立起义前敌委员会，定于30日晚举行起义。
开赴南昌
周恩来离开九江前，特别向聂荣臻、颜昌颐交代，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并负责接应到九江的后续部队和零星人员。“由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不倾向革命，该师不能过早行动，因此约定，南昌一起义，立即放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先把辎重装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周恩来走后，聂荣臻赶到马回岭，做好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和七十四团的小部分准备起义的工作；由颜昌颐在九江接应后续部队和零星人员。
27日晨，张国焘到达九江，并于30日晨抵达南昌，片面解释共产国际的指示，阻挠起义。但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一致认为起义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
对共产党准备在南昌起义，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已有所察觉。7月26日下午，贺龙率二十军乘专列开赴南昌，行至涂家埠时发现涂家埠铁桥被人炸毁。涂家埠铁路工人、锯木工人和其他行业工人100余人，得知贺龙部队要去南昌，与革命军一道连夜抢修，工人们不顾疲劳，克服缺乏材料、铁钉等困难，从晚上九时干到27日凌晨4时，铁桥才修好，二十军的专列于当天上午抵达南昌。
7月29日上午，汪精卫同孙科、张发奎由武汉抵达九江。当天午后，汪精卫、张发奎等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贺龙、叶挺对此不予理睬，叶剑英则把汪精卫到来的情况告诉高语罕、廖乾吾。高语罕、廖乾吾立即与在九江的中共领导人商量，决定脱离第二方面军与第四军，于30日搭乘二十九团的军车赴南昌参加起义。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3个营和第七十四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张发奎闻讯后，急忙带领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和卫队营从九江坐火车赶去阻止二十五师赴南昌，行至德安万家垄、邹家垄时，被担任后卫的起义部队七十三团一营猛烈阻击，张发奎、李汉魂仓皇弃车逃回九江，其卫队营被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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