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用的生产工具。
核心提示
近期，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又征集到一些东北抗日联军的药品、衣物等实物，这些文物，反映了抗联在物资紧缺、补给困难的情况下，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的史实。
在最艰苦时期，抗联战士时刻面临着冻死、饿死和战死的威胁，他们依靠生产自救以及老百姓、爱国人士的帮助，顽强作战，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牵制和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陷入苦战：“枪不响吃不到饭”
一件破旧的羊皮袄，一把锈迹斑斑的大刀，几份用带着血渍的纸张包裹的中草药……这些都是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近年来征集到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使用过的物品。
“这些在今天看来破败不堪的物品，在抗战年代却是抗联的‘命根子’。”9月5日，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馆长张鹏一这样对记者说：“东北抗联是一支开始时间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所处环境最恶劣的抗战部队。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在后勤补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到最后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奋起反抗，各地涌现的抗日义勇军多达50多万人，在日本侵略者的围剿下，义勇军的斗争渐渐转入低潮。”张鹏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没有后勤补给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战。”
从1933年开始，日军强制推行归屯并户，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制造“集团部落”和“无人区”，试图把东北抗联饿死、困死。
“那时‘集团部落’几乎遍布东北全境，有5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被强行迁入到实行残暴统治的大屯子里，称为‘集团部落’。到1939年时，全东北共建成‘集团部落’12565个。”张鹏一说。
为了防止老百姓支援抗联部队，日军还制定了许多具体规定。比如，为了防止老百姓给抗联部队送粮，“集团部落”不仅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平时外出下地干活也只准带一顿饭的干粮。“集团部落”周边禁止种可直接食用的土豆、地瓜、玉米、豆类作物，并增修了“警备道路”，附近禁止种高棵植物。与此同时，日伪军组织人力对山中种植的粮食、蔬菜以及抗联储藏粮、物的密营仓库进行破坏。
曾任杨靖宇警卫员的王传圣在回忆录中写道，抗联战士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枪不响吃不到饭”。
当时，由于日寇采取了“归屯并户”的政策，抗联战士想要吃饭就得攻克一个“部落”。很多战士饿得走不动道，有的因为吃黄腊、洋腊、喝盐水，身体都浮肿了。
除了切断粮道，日军还试图切断抗联的武器、药品以及被服等一切生活用品的来源。尤其是1938年之后，日军加强了封锁，抗联进入到最为艰苦的时期。
在那一时期，抗联战士时刻面临着冻死、饿死和战死的威胁。但是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后勤补给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独立的游击战争，牵制大批日军兵力。根据资料统计，抗联战士在白山黑水间同日本侵略者斗争，共消灭日军18万。
“孟二爷经商队”和一位冻僵老人
日军的封锁切断了抗联的给养和弹药来源，但是切不断东北民众对抗联的支援。
在本溪地区，抗联队伍紧紧依靠当地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并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张鹏一讲道，1939年春，在本溪，杨靖宇带领的抗联队伍被暴风雪围困，马上就要断粮了。附近一位老大爷知道后，就背着一袋苞米进山找杨靖宇，但因为雪太大而迷路。当时，天气特别冷，老人估计自己不行了，于是就将那袋苞米放在一棵树下，并在对面树上刻下“送给抗联吃”几个字。
杨靖宇带领的部队在行军中发现了已经被冻僵了的老人和他身边的那袋苞米。在看完树上刻的字后，战士们立刻明白了一切。
战士们掩埋了老人的尸体，并在那棵树上，用刺刀深深地刻下了一行大字“这里埋着一位不屈的老人”。
除了老百姓，当时一些爱国的伪军政人员以自己特殊的身份作为掩护，暗中支援抗联部队，孟昭堂就是其中一位。
孟昭堂在担任伪满桓仁县协和会长之前，已加入辽宁抗日救国会桓仁分会，并任马圈子村反日救国会会长。他出任伪满桓仁县协和会长的目的是支援抗联活动。为此，他专门组织了个大车队，为抗联秘密运送物资，被当地人称为“孟二爷经商队”。
今年70岁的孟庆玲是孟昭堂的孙女，她告诉记者，以前奶奶在世时就跟她讲过这个大车队。“
那是1935年的一天晚上，从山上下来两男一女，他们在屋里和爷爷谈了好久，我奶奶在外边守门，像这样的事有好几次。不久爷爷就用大车往山里运东西。爷爷的经商队除运粮食外，还有许多禁运品，比如枪支、手榴弹、药品、电池等。”孟庆玲讲道，“爷爷做事很谨慎，他加入辽宁抗日救国会桓仁分会，给抗联运物资这些事，家里人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孟庆玲说，当时购买武器弹药即便有门路，也要花大价钱。爷爷变卖了十几亩山地和在县里的货栈，以建立桓仁县民团防土匪的名义买了枪支弹药，秘密运往抗联密营，送到抗联战士的手里。
“孟二爷经商队”频繁往禁区运东西让日伪当局起了疑。1936年9月16日晚，孟昭堂被日本宪兵队秘密逮捕，后被杀害，时年39岁。
“事实上，在日伪统治时期，伪军中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尚金州说。
曾任吉东特委书记、“七大”抗联代表的李范五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不少甲长、牌长表面上为日伪服务，暗地里则帮助抗联部队筹款、筹粮，有的甲长甚至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去城里为抗联部队购买衣服和胶鞋。
张鹏一讲道，1938年4月，日本侵略军从本溪的碱厂、赛马集、小市等地调集1000多名伪军，分三路对和尚帽子抗联根据地进行“围剿”。伪军在进攻和尚帽子根据地前，从胡家堡子逼迫当地农民去大青沟、宋家街一带探路，农民借机把情报提供给抗联一师侦察员。一师立即组织兵力在大青沟设伏，日军损失惨重。敌人恼羞成怒，怀疑内部有人通“匪”，追查胡家堡子警察分所所长孙烈钧的责任。孙烈钧为保性命，便向赛马集警察署的日本驻军报告，并列出了通“匪”名单。
从4月20日至30日，日伪军从桥头、铺石河、城门沟、胡家堡子等地将刘汉臣、李士仁、刘德福、李永保等30多位屯长、牌长和群众抓到赛马集，严刑拷打后全部杀害，制造了“赛马惨案”。
抗联一师在和尚帽子根据地的秘密地方工作网遭到严重破坏。
战斗缴获是抗联武器的重要来源
“战斗缴获也是抗联的重要物资补给渠道。杨靖宇曾提出过 ‘四不打’，其中有一条就是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民众对抗联的支援主要是粮食、衣服等生活物资，而抗联的武器装备主要从敌人那里缴获。”尚金州说。
1935年8月，杨靖宇率领抗联战士在黑石嘴子伏击邵本良的第七团时，缴获战马3匹，三号迫击炮1门，炮弹8发，三八式步枪60多支和许多子弹;同年9月11日，在旱葱岭战斗中，又缴获邵本良部包括迫击炮在内的大量日本新式武器。
“从战斗中缴获武器对于抗联十分重要。毫不夸张地说，抗联在困境中坚持抗战，很大程度上是‘以战养战’。”尚金州对记者解释说，这一点从中共南满“二大”对“一大”以来的成绩盘点中便可见一斑。
资料记载：“自南满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军队方面，队伍数目扩大新成立一个师，游击战术和战斗力大大增长，缴来日满匪军的武装，扩大轻重机关枪六倍，大炮三倍，全队四分之三换了三八式枪……”
事实上，杨靖宇将军的3支随身配枪中，有两支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其中柯尔特1908微型手枪是1935年缴获日军少将南云的，另一支柯尔特1903手枪是1937年在七道河子伏击战中缴获日本关东军园部师团东边道讨伐队本部长冈田少佐的。
“抗联有时甚至将夺取武器弹药作为战斗的第一目标，不少抗联战士都因此而牺牲。”张鹏一说。
由于抗联瞄准敌人的物资和给养攻打，日伪为此专门做了防范。早在1937年底，日伪当局就突然给伪军换装新型步枪及弹药，以断绝抗联现有武器的弹药来源。
然而，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抗联将士始终坚持与敌人作战。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档案记载：“杨靖宇等抗日意识坚强之干部、党员，团结一致，抗拒严峻之军警讨伐，利用讨伐之漏洞，断然袭击部落、警备机关，疯狂奔走于抗日前线，夸口说‘日本军实为豆腐军，满军乃供应我军武器弹药之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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