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从此走上了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军事生涯。秋收起义沉重打击了湘赣两省的反动势力，也由此揭开了中国革命斗争由城市转向农村，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而这一切的顺利实现，是和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的几次关键抉择分不开的。
举起共产党的旗帜
1927年8月7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的危急局势，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让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众所周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起义的首要问题。南昌起义时，周恩来、贺龙等按照中央事先的决定，在起义时仍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起义后，他们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产生革命委员会作为新政权。在八七会议上，会议文件也依然提出要联合国民党左派一起斗争。而且，当时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都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所以起义仍需要以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为号。但是，在准备起义的实际过程中，根据对剧烈变动的湖南客观社会形势的观察分析和对群众心理状态等实际情况所进行的认真调研，毛泽东很快发现，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失去了群众的信仰，他主张秋收起义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国民党旗帜了，而应该高高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子。
8月18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会上，针对党内有人还对国民党存在幻想的情况，毛泽东扫视全场，吸了一口烟，说道：“国民党的招牌还能要吗?我看不能要了，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讲到这里，有人发问:“不打国民党的旗号，那我们怎么办?”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举起自己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才能号召群众。”讲到这里，有人当即鼓掌赞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很快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成。会后，毛泽东为此向中央写信解释说：“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在毛泽东的主张下，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以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来号召群众，领导起义，并制定了湖南省的共产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组织工农革命军、没收地主阶级(包括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5项起义纲领。事实证明，正是毛泽东所主张的高高举起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和这些正确的起义纲领，对吸引号召群众起来参加革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正由于此，才有了中国革命日后“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壮举。
量力而行搞暴动
当时中共中央的最初设想是在湘中、湘南等多处发动秋收起义，力争通过起义控制湖南全省。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中共中央又再次致信中共湖南省委，对秋收起义作出具体指示，提出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宝庆一带亦可为一发动点，一方面由湘中发动，直取长沙，同时湘南与湘中一起发动，联合进攻反动军阀唐生智、许克祥，通过举行湖南全省起义，取得政权。然而，实际局势很快变化。由于当时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的革命力量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之一的湘南局势已经起了重要变化，要想湘中、湘南两处联合同时发动起义事实上已经不可能。
形势的变化促使毛泽东对起义计划进行重新思考。在8月下旬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需要改变以长沙、衡阳、宝庆3处为中心的全省起义计划，他主张应该集中力量，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今岳阳)等县在内的起义。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在会上当即引发了争论，有人问他说：“润之啊，咱们大家讨论归讨论，但不能同中央的指示相左啊，在起义计划上中央对湖南的指示是很明确的，我们怎么能擅自改变中央的决定呢?”面对质疑，毛泽东从容地回答：“我们搞起义必须从实际形势出发，要量力而行。中央的指示要执行，但不能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盲从，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敌人的薄弱处、要害处发动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况且，省委形成新计划也是要马上向中央报告的，我想中央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后是会同意我们的。”最后，为了解决争议，毛泽东提议举手表决。在他的坚持下，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省委通过了缩小起义范围，以长沙为中心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的新计划。
会议结束后，中共湖南省委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新的起义计划，认为起义“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起义，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但这一观点却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所认可。8月23日，中共中央就此致信中共湖南省委，对毛泽东提出了批评，说他只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收起义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等。
中共中央的来信传达后，中共湖南省委不少同志感到有压力。还能不能坚持新的起义计划?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毛泽东。面对中共中央的批评压力，毛泽东没有气馁，他冷静地对大家说：“我们还是按省委的新起义计划执行，我来向中共中央回信解释。”随后，毛泽东回信中共中央，据理力争，再三阐述理由说“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之所以“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新的起义计划最终没有被动摇，秋收起义最终以长沙为中心发动起来。事实上，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的这一关键决策和坚持，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背景下，贸然举行全省起义，将会招致更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了伟大的求实精神和对真理的坚持与执着。这一点，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彭公达回忆说：“缩小范围的起义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一定要非常重视军事
领导起义，夺取政权，必须以一定的武装力量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毛泽东是比较早的注意到军事工作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曾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但毛泽东却主动要求回湖南搞武装斗争。实际上，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有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革命工作的丰富经历，但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但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毛泽东勇敢地投身到了武装斗争的洪流中。数十年后，他在会见外国朋友时还就此说道：“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在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当时，能够参加起义的各地武装主要有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和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等，缺乏正规军。为此，毛泽东于8月19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共中央能调派两个团的正规军来协助湖南的秋收起义。但由于当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广东，毛泽东的这一要求中共中央未能满足。为了创建革命武装，为起义打下坚实的军事基础，毛泽东积极奔走，联络各方武装力量。
8月31日清晨，毛泽东告别妻儿，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9月初，毛泽东化装成农民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中共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和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等人。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南省委的秋收起义计划，讨论了军事和农民起义的布置。会上，当毛泽东了解到在修水有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时，立即决定联合驻修水的警卫团共同起义。安源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一方面给修水、铜鼓等地革命武装去信，要求共同举事，一方面亲自赶往铜鼓，与当地的革命武装面商起义事宜。就在这次行动中，毛泽东也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险情。
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被当地反动民团清乡队抓住。那时候，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达到顶点，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杀。那些民团要把毛泽东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押到民团总部处理。好在事前毛泽东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他打算用这些钱贿赂押送的人释放他，押送他的民团士兵同意了，可是民团头目却不同意。走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米的地方，毛泽东找到机会，一下子挣脱民团士兵的控制，往田野里跑。他飞快地翻过田野里的一个高地，然后躲到高地下面的一个水塘里，在那躲过了反动民团的几次搜捕，一直躲到日落才成功脱险。后来，在一个好心的农民的帮助下，毛泽东才赶到铜鼓，联络上党组织和当地革命武装。
然而在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对毛泽东特别注重起义的军事准备的做法却并不认可。当时中共中央和党内很多人都认为起义主要应该依靠农工，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认为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所以，在起义准备过程中，中共中央还就此批评毛泽东是“对于长沙附近各县农民暴动准备不够，而要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只能是一种军事冒险”。面对中共中央的误解，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向中共中央写信申诉，据理力争。他深知面对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地区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那些分散的农民起义队伍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会归于失败。因此，他反复说明领导起义一定要非常重视军事，说起义“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只是自欺的话”，而“要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
无疑，事实证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极有远见的。正因为有了毛泽东事前重视军事准备，重视革命武装的创建，尤其是把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一正规革命武装纳入起义的关键决断，才使最后秋收起义中虽然攻打长沙失利，但以警卫团为骨干力量的起义军却不仅没有就此溃散，还成为了后来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文家市转兵
秋收起义爆发后，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起义部队则按照原定计划兵分3路，会攻长沙。毛泽东于9月10日到达铜鼓的第三团团部，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一路上，毛泽东心情十分高兴，一扫大革命失败后的压抑，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起这一时期的心境曾说道：大革命失败前后，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豁然开朗。
然而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搞起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秋收起义爆发后不久，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和武装斗争经验不足，3路起义部队相继失利。其中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9月11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于9月14日在浏阳东门遭遇强势敌军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9月12日和9月16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起义部队从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受到严重挫折。而且，起义军遇到的困难不仅是军事上的，还有所到之地的“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至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来临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
在秋收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严峻形势下，起义军何去何从?是执行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继续进攻长沙以避免背上“逃跑”的罪名，还是从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实际出发，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在这个起义军生死攸关的时刻，面对如此两难的困境，毛泽东当机立断，下令改变原有的攻击长沙部署，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以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
秋收起义攻打城市失利，起义军士气非常低落，一些军官更是怨声载道。1927年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在会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当时起义军内不少人包括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等人打着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旗号，要求“取浏阳直攻长沙”。团长苏先骏则阴阳怪气地说：“革命了半天，却革到山上做‘山大王’，这叫什么革命?”面对这些意见，毛泽东详细地对客观形势作了分析，认为敌强我弱，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已经重兵设防的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决定退往湘南。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说明取消攻打长沙的计划和实现转兵南下的理由。
9月20早晨，迎着清晨的霞光，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之后，毛泽东鼓舞全军指战员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现在力量很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文家市转兵，实现了从进攻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转变，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里仁学校校门上曾有一副对联，上联：以文会友。下联：为国储才。门额上则是：“里仁学校”。毛泽东在此作出的转兵决策，可谓为革命留下了火种，为国家保存了良才。它避免了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
90载风云过去，回首秋收起义，毛泽东在革命生死攸关时刻的关键抉择，展现了他伟大的求实精神和勇于坚持与担当的英雄气概，这也必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开拓，砥励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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