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明：这篇文章在走访了大批邢西革命老根据地的群众，参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和抗大前辈的回忆录写成，抗大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成为历史。但是抗大的很多优秀的东西永远值得学习和借鉴。
-------观瞻抗大文物的随想和感悟
“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1936年6月1日，瓦窑堡米粮山，一座破旧的寺庙外一片空地上，临时垒起的土台子，上面摆着一张长方桌和几条木凳，悬挂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这就是主席台。
毛主席就站在这里，在抗大的前身抗日红军军政大学成立的这一天，面对着站在台下的1065个抗大的第一期学员，和专门前来参加开学典礼的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发表了重要讲话，并讲了抗大面临的现实的困难。
“抗大”正式开学了。抗大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创办和直接领导的大学，党的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抗大第一期的学员，都是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中抽调出来的职位相当高的干部，其中有的担任过军长、师长等职务，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按理说抗大应该是学校环境、教学设施、教学资金等等学校所有应具备的条件中最优越的。但抗大究竟有什么?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一穷二白”。似乎开办学校的很多基本的条件和设施一点都没有。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真诚地把困难讲给了学员。
对抗大的学员们来说，抗大初创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田野就是操场，院子就是课堂，膝盖就是书桌。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大的一、二科跟着党中央移驻保安(今志丹县)。当时保安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横征暴敛，洗劫一空，城内居民只剩下四百多人。群众只能给红大腾出几间破窑、废庙、牛棚、马厩。但是，红大的教职学员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他们豪迈地说：“雪山、草地、腊子口，穿着草鞋照样走!这点困难还能挡住我们?”他们卷起袖子，打起赤脚，用勤劳的双手，很快地把臭气熏天的马厩，打扫成清洁的学习室，把破烂不堪的废庙，整修成整齐的课堂，把残留的石窑洞整修成整洁的宿舍。他们用大石块作桌子，用小石块作凳子。红大学员就是在这样的石头天地里，开始了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当地群众看到红大师生这种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深受感动，特地赠送了一幅“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的锦匾，作为纪念。
抗大每个学员的背包后面，挂一块木板、学习牌，目的就是为了打造一种边走边学的独特的教学方式。当时还流传着“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顺口溜。1939年起，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延安的生活极端困难，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出去挖野菜、采树叶，掺和玉米熬成稀粥充饥。
抗大就是在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这样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而且“越抗越大”。最后成为影响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培养出了20多万优秀的军政干部，和成千上万名优秀的指战员，驰骋疆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将，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名校，这里面的秘密何在呢?
为了探寻这个秘密，我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的抗大纪念馆里参观。仔细地观看纪念馆里的每一件物品，细细的品味每一处的解说词，体味里边蕴含的意义和潜在的内涵;到抗大总校的曾经的所在地进行考察，到抗大学员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村庄进行走访，到他们住过的房屋里、走过的街道里、劳动过的田地里、攀登过的山路上寻觅他们的足迹;到他们曾经的房东和邻居们的每一位的见证者那里以及他们的后人的口中，寻找和挖掘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到革命前辈们的回忆录汇集成的书海中架起的历史的桥梁中，去默默地探寻。仔细地观赏着件件珍贵的文物，认真地倾听着人们讲述的抗大学员们的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精彩动人的故事，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营养在洗涤着我的灵魂，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抗大精神在浸染着我的心灵。每一次的探寻行动中，都能发现很多的感人的事迹，都能得到很多的有的已经是快被遗忘的秘密，都会经历一次次心灵的震撼，拨开思想上的迷雾，看到精彩闪光的人生。
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并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毛主席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杨至成为校务部长。
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所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也称为“窑洞大学”、“战火中大学”。这样的学校，在现代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对当年的抗日斗争以及整个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也是独一无二的。抗大第一期的学员，都是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中抽调出来的干部，其中有的担任过军长、师长等职务，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从第二期起，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员人数激增，其中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名知识青年，汇成具有1000多名学员的学校。从第三期起，学校成立了军事队，加强了军事教育和军事生活。第四期学员人数增加到近5000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了使抗大教育更能适应抗战的需要，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经过晋察冀进入太行山区办校。在敌后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抗大的教师和学员经常参加反对敌人扫荡的战争，并克服各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抗大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发展了8个分校，后来又发展为12所。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各抗日根据地，东至海滨，西至西北高原，都有了抗大的旗帜。抗大有教职员共1000余人，其中包括校务部、训练部和政治部等各方面的干部。全校学员最多时有1万多人，其中有女学员1000多人，女生队除了一般的军事政治教育之外，还有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等科。
抗大每期学习期限为4个月到半年、8个月、1年、3年多不等。抗大一期和抗大二期的学制都只有半年左右，第8期为3年多。在军事队中，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和军事操课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三分之二，政治课占全部时间三分之一。在政治队中，政治课占三分之二，军事课占三分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抗大先后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其中有身经百战、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的各级干部。其中许多人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抗大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辉篇章，它的伟大业绩将永远留存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
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抗大也完成了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同年10月，原抗大总校一部分教职学员奉中央军委命令向东北进军，1946年2月底到达吉林通化，筹办“东北军政大学”。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抗大从1936年创立到1945年结束的9年办学期间，总校共培训了8期干部创办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在 1955 年授衔的将帅中，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就有元帅 7 人、大将 10 人、上将 29 人、中将 105 人以及少将 366 人。其中元帅有：朱德、林彪、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大将有粟裕、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等人。
抗大的条件极端艰苦，没有教师，没有正规的课堂，没有桌凳，缺少吃的穿的用的，物质条件极端匮乏，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一流的军政人才，奔赴抗日前线，令日本侵略者心惊胆战，让日本最牛气的战将们，魂飞胆颤，晕头转向。最后不得不调动几十万兵力，对抗大所在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次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大扫荡。虽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抗大学员却越战越强，越战人越多，越战越灵活。打得日寇丢盔弃甲，人仰马翻。让日寇的地盘越来越小，人员越来越少，物资越来越供应不上。一个个曾经的所谓大日本帝国的名将，却成为曾经被日寇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瞧不起的“土八路”的抗大学员手下的败将，甚至命丧黄泉。
让消极抗战的拥有几百万正规军的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不得不眼看着贫穷的少吃没穿的、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抗大学员，一个个成为了智勇双全、英勇无敌的“飞将军”。在广大的抗日战场上从横驰骋，写下了一曲曲令人振奋、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欢迎历史的壮歌。
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是以这些抗大的学员们为骨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小米加步枪”，与全部美式装备，经过正规化训练的，有飞机、大炮、坦克等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号称八百万军队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全面的斗争。蒋介石曾经叫嚣要用三个月解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然后又发动对陕北党中央所在地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最后都被毛主席领导指挥的以抗大毕业的学员为骨干的解放军指战员，一一粉碎。人民解放军却越打越多，从最初的几万人，到解放战争结束时，成了三四百万人的雄师;而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到最后成了人民解放军人数的零头。最后不得不丢弃大陆，跑到小小的台湾岛上苟延残喘。国民党的黄埔军校，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正规的课堂，正规的教室，一流的教学设施，还聘有外国的军事专家参与教学和管理，培养出的看起来衣冠楚楚，神奇十足的国名党的一批批将领，最后却一个个败下阵来，逃跑的逃跑，俘虏的俘虏，最后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一败涂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朝鲜战争，并且把战火烧到我国的鸭绿江边，炸毁我东北同胞的房屋，炸伤炸死我们的同胞。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果断地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从抗大培养出的指战员为骨干，率军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和联合国军作战，经过几个战役，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得退回到了三八线。不得不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金日成的人民军进行谈判。让美国号称最优秀的指挥员年已61岁的沃克中将的座车就是在溃退途中与南朝鲜溃军的汽车相撞，沃克当场毙命。然后又经过几番较量，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在停战谈判书上签字。美国“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朝鲜《停战协定》及临时补充协议上签字。他签字后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将敌人击败，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威胁性”。后来他回忆说：“我执行政府指示，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沮丧的心情。我想，我的两位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将军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让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一败涂地，在全世界丢尽脸面，而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的地位却越来越高。
在以后的六十年代的珍宝岛战斗，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等，在来自以抗大为骨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的指挥下，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这些活生生的现实，让世界人民知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天下无敌手。
我通过仔细地寻觅，我在他们的脚步中寻到了坚韧与顽强，在他们的言语中悟出了对光明的向往与热诚，在他们的歌声中听到了乐观与蓬勃，在他们的行动中感受到了团结与热情。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永远闪耀的璀璨的光芒。这里边的秘密就在于他们是用活的闪光的灵魂在武装着自己，使他们生发出了无穷的智慧，能够创造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特殊的精神的力量，能够在任何的艰难险阻面前，无畏无惧，勇往直前，改天换地。使他们犹如“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犹如“蛟龙入海，必定风起云涌”。使他们成为了世界上打不垮、压不弯的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的群体。这活的灵魂就是最先进的理论的武装，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武装。这种灵魂，使形与神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抗大的学员们永远代表着正义，永远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力量，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他们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汲取了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精华，把最优秀东西发扬光大;植根于勤劳、善良、勇敢、朴实的亿万人民群众的沃土中。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与广大的人民群众融为了一体，血肉相连，水乳交融。他们始终为人民而战，为打倒一切反动的腐朽的势力而战;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成为世界的主人而战。让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理想成为现实，让无数的在黑暗中的人民大众看到光明，走向光明。他们的任务明确，他们的信念坚定 ，他们的理想伟大而崇高，他们的使命神圣而光荣。
我在上上下下的寻觅中，终于探寻到了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有很多是我们后人难以复制的，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宝库中绝妙的艺术珍品。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值得我们永远思考。
首先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大的绝对而坚强的领导。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只要了解和学过中国革命史的人，对于抗大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是答案很明确的毫无争议的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已经最浅显最经典的揭示出了历史的真理。但是在上世纪抗大创办之初，对于这个问题是有过很大的争议，甚至是经过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抗大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是抗大创建初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与王明等人的错误主张斗争的焦点。部分同志在要不要坚持党对抗大的领导问题上，曾产生过一些模糊的认识。当时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基本形成，党内一些人提出要把抗大办成所谓“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三民主义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的主张，妄图取消党的领导，扭转抗大的政治方向，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一般的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
为了同王明的这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明确指示：抗大和黄埔初期不一样。黄埔初期主要领导是国民党人，部分学生是国民党人;抗大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或倾向共产主义的。正因为这样，今日之抗大，就不能不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前进，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作出更伟大的贡献。毛主席再三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干部学校。毛主席还亲自领导抗大的干部和学员，参加了当时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他还多次到抗大登台演讲，深入浅出、慷慨陈词地揭露与批判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抗大办学的根本原则。
党中央、中央军委把办好抗大作为我党我军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条件之一，十分重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毛主席特地在1936年5月召开的“大相寺会议”上，反复阐明培养干部的战略意义，动员各部队党委把眼光放远一点，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人学。在抗大创办过程中，党中央对抗大的工作经常给予指导。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来到抗大学习的学员数量增加和学校扩大的新情况，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一九三八年五月，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本期教学任务，总结建校和领导青年知识分子的经验，选举成立了新的校务委员会。同时还加强了党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当时学校有民先队队员两千多人，是学校各项工作的一支突击力量。中央军委还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健全了校部组织机构，毛主席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这就使抗大的教育，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抗大的贯彻与执行，使抗大一直沿着党指引的正确的轨道前进。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大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亲自抓干部教育，亲自为抗大制定教育方针，亲自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确定领导班子等重大问题，到参加抗大集会、给教职学员讲演、上课、个别谈话、出版校刊等实际工作，都抓得很紧。毛主席还经常来“抗大”给学员作讲演、报告，聚焦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推进党的理论特别是军事指导理论和战争理论的创新，毛主席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就是为抗大学员所作的讲演，还讲过《辩证法唯物论》，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反对自由主义》 这篇名著，也是1 937 年10月毛主席应抗大的领导特约而为抗大校刊《思想战线》 第1 期撰写的文章。
1939 年l 月，抗大进行工作检查，向党中央写了检查总结报告，中央还就此专门作出了《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对抗大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励。19 39年7月，党中央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任务，适时作出了扰大总校挺进敌后，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分校的决定，并对留在延安的第3 分校进行工作检查，发出了《 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 ，再次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后，中央还经常通过电报、文件，对抗大总校的工作继续进行指导，并要求各中央局、各部队加强对所属抗大分校的领导。1941年9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抗大总校归中央北方局、前总直接领导，各分校归各战略根据地最高党政领导。1 943 年春，党中央、中央军委又适时地作出抗大总校及第2 、7 分校返回陕甘宁边区办学的决定。这些重要决策，保证了抗大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事实证明，党对抗大的坚强领导，是把抗大办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使抗大成为培养锻炼革命青年的大熔炉，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其次，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就在于始终坚持政治挂帅 ，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抗大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思想基础和觉悟程度差别很大，有的青年对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缺乏了解，有的青年缺乏经受残酷战争的思想准备，加上敌对势力的一些歪曲的宣传，以及一些特务分子从中恶意煽动，许多来到抗大的青年，存在着很多的不正确的或者片面的认识，以及一些非无产阶级的对革命事业有害的思想和行为。面对这种情况，教育和帮助学员们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觉悟，就成了抗大的首要任务。
抗大在创建之初，就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用马列主义武装学员的头脑，坚持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学员思想，使学员牢固树立远大理想和必胜信念，担负起了为民族解放战争造就大批干部的光荣使命。抗大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展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抗大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教学内容上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哲学基础，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把握抗日战争的总体策略，以《论持久战》的学习来认清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坚定必胜的信念，以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来保证党员的先进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了抗大办学治校的灵魂。
毛主席在给抗大第三期学员讲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时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毛主席亲笔为抗大制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随后他进一步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中首要的一条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也是最根本的一条。
毛主席在第四期开学典礼上对学员们再次强调要学习和领会好抗大的教育方针及其校训。为此，毛泽东还引用《西游记》中的人物深入浅出地给大家作比喻：“唐僧一心一意要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把他骗了，把敌人当好人。猪八戒有很多缺点，但他有个优点，就是能吃苦耐劳，书中说有个臭柿胡同，臭不可闻，挡住了去路，就是猪八戒把它拱开的。孙猴子灵活，很机动，但有个缺点，方向不坚定，有点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那匹小白龙马，他说：“你们别小看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一直把唐僧驮到西天，又把经取回驮到大唐长安。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在这里毛主席形象地讲清了抗大教育方针的几个方面的关系，特别强调了取到真经是他们的共同的政治方向和追求的目标，是支配他们行动的旗帜和灵魂。没有唐僧的坚定不移的这一个政治方向，就不能团结一致，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他们就到不了西天，取不到真经，成不了正果。毛主席勉励大家，只要树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就能够积极地改正缺点错误，就能够去掉一切不合乎革命事业需要的思想行为，就能“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主席号召抗大的学员，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抗大的建校之基、育人之本，是一切教学活动、一切科研活动、一切办学活动贯彻的首要要求，始终从思想上政治上建校育人，保证了培养的人才合格过硬。抗大虽然是世界上条件最艰苦的名校，像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抗大参观访问后，在《西行漫记》中写到的那样：“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抗大就是这样一所驰名中外的“窑洞大学”。但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抗大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发展要求的)无产阶级教育理论，形成了崭新的校风和学风。也使抗大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所学校的独特的地方，使它具有了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前进的特色，也更能适应中国的社会实际，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爱国青年具有更大的感召力。
1937年底，日军已经先后占领了太原、上海、南京、杭州、济南，并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随着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深入华北、华中，，抗日烽火也烧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抗战开始后，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连挫敌寇，在战斗中屡次重创日本侵略军，先后建立了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两个战场，两个结果，使广大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片面抗战的严重危害，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身上。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指导抗战的中心，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和抗大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抗日爱国的青年。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以及越南、印尼、缅甸、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以至加拿大、巴拿马等地的爱国华侨，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通过各种渠道，或单身或联袂，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背着行李，掂着小包，千里迢迢，日夜不停，纷纷来到抗大学习，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从西安到延安有800里路，路上有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荒山野岭常有豺狼、狐狸出没和嚎叫，无数青年靠两只脚星夜赶路，有的要走半个多月，到延安时，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那种情景是非常感人的。1938年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100名新学员。从5月到8月，从八路军驻武汉、西安等办事处介绍来的革命青年即达2288人。第四期共有学员5562人，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及白区地下党干部7个队，共907人;训练知识分子共36个队，4655人，，相当于第三期的10倍，其中男生4001人，女生654人。这一批知识分子来自除西藏、西康、青海以外的全国各省市，包括已被日军侵占40余年的台湾省。他们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平津地区以及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大中学生，有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其中有作曲家郑律成、贺绿汀，有演员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洋、张平、颜一烟等，还有东北军、西北军的一部分将领的子弟和爱国军人也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其中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张学明，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冯玉祥之侄冯文华、傅作义之弟傅作良、赵寿山之子赵元杰，武昌起义军总司令黄兴之子、曾留学日本的黄鼐和袁世凯的外孙张象耆。此外，在抗大第四期四大队十队还有5名国民党的县长。在学员中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4名华侨以及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国际友人。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抗大没等二期同学毕业离校，第三期就正式开学了。。三期开学以后，仍有不少新同学结队前来，学校决定随到随编队。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无数爱国志士和青年男女，身背简易行装，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昼夜不停、川流不息地奔赴延安，走进抗大。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的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国际友人柯棣华大夫看到此情此景，不由得赞叹：“奇迹，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面对抗大这一兴旺发达的局面，1938年6月，在纪念抗大成立二周年的大会上，罗瑞卿兴奋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抗大就像一颗在沉沉黑夜里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
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能够结合学员的实际状况，对于一切有碍于革命事业的思想行为，进行多种多样的思想改造教育，把思想教育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并且落到实处。
毛主席在给“抗大”第三期学员讲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还提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①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②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③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④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1937年1月21日在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毛主席发表讲话，指出：“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大师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期抗大学员入学的第一课，就是扛上镢头上山开荒种地，抡起镐头挖窑洞建校舍。起初，在修建校舍的生产劳动中，某些刚到抗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曾有情绪地说，光打窑洞，啥时候才学习呢?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极有针对性地向大家讲解说：“打窑洞就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不要小看打窑洞，你们知识分子是读书人，长期脱离劳动，不会打窑洞怎么会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呢?打窑洞是接近工农的第一步，打窑洞就是在打通和工农群众隔开的墙。”毛泽东还针对个别同志轻视工农的思想，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来进行教育。他说：“有人看不起工农，这是不对的。工农是最伟大不过的。比如上海有掏大粪的工人。别看上海那么‘香气’，如果离开了他们，上海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城市。”
大批知识青年涌入延安和抗大，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补充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使之更加蓬勃。但是由于新老干部存在着斗争历史的不同，工作经验的不同，政治文化水准的不同，思想意识锻炼的不同，以及社会出身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传统不同，作风不同等等的差异，因此，也出现了新老干部之间的一些不和谐状态，也就会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隔阂。
老干部的特点是政治上坚定，有丰富的实际斗争和实际工作经验，同群众密切联系，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有我军英勇奋斗、不怕牺牲、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和工作作风，有浑厚、诚朴、忠实、坦白的优美性格。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和痛苦。表现为：大半出身于工农，文化水平较低;大半成长于战争环境，工作方法喜欢简单化、直线化，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下感到不惯和不安;某些干部还残留有农民的意识。
新干部的特点是文化水准较高，政治思想上纯洁;富于追求真理与革命的热忱，好学上进;积极、有朝气;能接受革命的优良传统，具有刻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决心与精神。但是他们也有弱点与短处，表现为：实际锻炼不够，革命意志尚不够坚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易于犯脱离实际的公式主义与条文主义;大半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易于产生好高骛远、自命不凡、平均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观察问题的片面性，在顺利的革命形势中往往会“左”得发狂，但稍受挫折又容易灰心丧气等不良倾向。
新老干部由于历史的客观的原因造成的暂时不和谐的这一现实，必须认真的对待和解决，如果处理不好，不能消除隔阂，对学校的教育，对将来的革命事业都是很不利的，就不能很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去齐心协力的进行工作，进而对付共同的敌人，争取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并走向成功。
抗大的领导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教育长罗瑞卿指出：这种隔阂表现在新干部方面的是，由于有一些新干部没有切身体会，他们尽管承认老干部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优良的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但这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看到的却是他们文化水平低、理论素养差、工作方法简单等表面现象，，因而轻视甚至嘲笑老干部。也有一些新干部因一些老干部工作方式太简单、太硬性而不敢接近老干部。还有些新干部有平均主义倾向，对有些老干部津贴费稍高、有马骑有些不平。在老干部方面也有摆老资格、怀疑知识分子只会吹牛皮，工作方法简单，对新同志要求过高过急等影响团结的问题。
为了增强抗大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让抗大成为一个团结和谐的战斗集体，真正的担负起培养千千万万党和军队需要的优秀人才的使命。罗瑞卿指出，要增强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必须采用“化合”而不是“混合”的方法。他针对新老干部不同的特点详细提出了他们如何发扬自身长处、克服自身弱点的措施。他指出：“要使干部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起来，更加团结起来，在干部中提倡与造成一种和衷共济的空气是必要的。在一个正确政治原则下，必须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勉励，互相关心，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在工作上发生了不同的意见时，并应好好的协商、好好的讨论，在这里必须客观的全面的看问题，不要主观的片面的看问题。自以为是的成见与意气用事的作风，是一定要不得的。”
在罗瑞卿等的领导下，抗大的新老干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增强。抗大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到处都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抗大从第三期开始就在基层队成立了救亡室，这是由红军时期的列宁室改名而来，相当于后来部队基层单位的俱乐部，是在党支部和指导员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党支部通过救亡室开展政治民主和军事民主、经济民主，以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听说抗大基层队成立了救亡室，十分高兴。12月15日，，他特为第三大队九队救亡室亲笔题词：“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
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抗大的教学与学习，能够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办学规律和教学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重要的思想方法，是贯穿抗大教学始终的一个原则和治学理念。抗大的教员讲授任何革命理论都能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抗战的实际需要。例如讲授战争理论课，要尽量引用现实战争中的实例来作说明，并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战争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当前战斗的实质和形式，指出它的特点，说明它的意义和影响，使学员了解自己担负战斗任务的重要性。
抗大的学习不仅有马列主义基础课，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游击战术等课程，军事课的重点是教学员如何打游击。抗战学制很短，一般不到一年就上前线。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了使“抗大”教育更能适应抗战的需要，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千里行军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在那里招收部队和地方干部和知识青年入学，就地培养就地毕业分配。抗大还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12所分校。
抗大在敌后处在恶劣的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抗大”教职学员经常参加反对敌人扫荡的战争。抗大根据不同的战斗生活环境、不同的学习对象，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近战、夜战和射击、刺杀、投弹等战术技术训练，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师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军事、政治、文化并重。由此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办学规律和教学原则，一除千百年来中国旧式教育的陋习，坚决废止党内一度盛行的教条主义学风，开创了我军现代军事教育的先河。抗大秉持毛主席提出的“向斗争中学习”的先进理念，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坚持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总方针，抗大坚持实战化教学，把战场融入课堂，把典型战例充实到教学之中，使学员掌握人民战争思想特别是游击战战略战术。实行“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原则，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教学相长”等新的教学方法，直接参战是抗大最好的军事课。抗大经常组织教员和学员直接上前线，在战火的洗礼中提高本领。受到了很大的锻炼，结合实战检验和运用所学理论，极大地提高了学员研究打仗、指挥打仗的实际本领。抗大的办学条件虽然极端艰苦，但因为有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抗大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把普通的百姓培养成能打仗的指挥员，把文弱的知识青年塑造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使成千上万的青年进入抗大后，很快就成长为能文能武的优秀的军政干部。 使他们成为抗日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骨干力量。他们活跃在敌后各个战场，带领部队、民兵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打伏击、毁碉堡、破公路、扒铁路、炸桥梁、拔据点，打得日、伪军人仰马翻，魂飞胆丧。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中，抗大学员是最勇敢的作战骨干。因此，日寇把抗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下狠心要"消灭抗大"。当时侵华日酋冈村宁次曾声称:"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1942年5月，驻华北日军以25万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战术，对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太行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其中抗大总校也是他们"围剿"的主要目标。5月19日---24日，日寇派遣六七千人，分四路合击抗大总校驻地，妄图一举歼灭抗大。
为了避免同敌人主力遭遇，尽量减少伤亡，抗大校首长决定各大队分散行动，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针对敌军队形密集的特点，全校分为几个独立单位，多路转移。校部直属机关转移到路罗与浆水之间的白云山密林峡谷中，利用山地优势与敌人周旋，经过连续行军，安全到达一分区驻地。上干科学员大部分是一二九师营以上干部，都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指挥员，他们采取同敌人"小转圈"和"大换班"的方式，两上两下太行山，甩掉了敌人，安全跳出重围。基本科向北转移，只一个夜晚就转到北路敌人的后面，到达了安全地带。
抗大陆军中学的师生，一直穿插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换位置、转山头兜圈子，开展声东击西的"麻雀战"。
抗大跳出包围圈后，配合八路军十一旅、三八五旅和三八六旅将士，对敌人空虚的老巢内丘、赞皇、临城、邢台黄店、沙河褡裢镇一带据点，进行猛烈袭击，炸毁几十个碉堡，，击毙日伪军1000余名，缴获大量战利品。敌人闻讯急速撤退，我地方武装和抗大留守人员，抓住战机，尾追截杀，八路军与抗大主力则分兵阻击、包抄，使敌人前后挨打，伤亡惨重。抗大在两个多月的转战中，边战斗边学习，配合主力部队歼灭日、伪军17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寇的"拉网扫荡"，6月底，胜利返回浆水镇前南峪。
驻华北日军不甘心"扫荡"的失败，他们变本加厉，对我根据地采取"蚕食"政策，到处修碉堡，向根据地中心地带步步逼近。日军将其主力转入华北战场，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扫荡"和清剿，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抗大在极其困难、险恶的环境中，锤炼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敌后的战斗环境，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教育与实战相结合，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拓宽了办学的路子。通过战争实践，充实、验证和发展了军事理论，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抗大在敌后办学，直接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抗大教职学员十分重视发扬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和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那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营连以上干部和根据地的地方干部，相当大一部分都到过抗大学习。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建设中，担承重任，成为党和国家、军队的一代栋梁。
抗达能够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抗大能够结合学员的实际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因材施教，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抗大课程的设置，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学员的实际情况安排的。每期学员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生活、工作经历和文化水平，抗大总是能够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学校开设有军事课，马列主义理论课，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等政治课，还开设语文、算数、自然科学、历史、地里等文化课。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知识青年，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实践经验和革命斗争经验比较少，就给他们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问题、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民众运动等方面的教学。对于来自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干部，他们有实践经验，但是文化程度比较低，学校就为他们增加文化课的比例。
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办学，在邢台西部山区浆水镇办了六七八三期。六期学员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学校重点抓学员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侧重语文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在讲课时采用启发式，运用通俗的语言，尽量采用学员听得懂的词语，对学生多提问，多启发，多鼓励，讲解时多联系实际，善于使用他们日常生活或他们亲自参加的斗争实例解释理论问题
第七期学员素质高，就大力推进正规化建设，建立健全各项教学制度，教学计划周密，教学内容更加充实，授课多采用讨论式
1942年5月1日，总校在浆水镇举行第八期开学和附设陆军中学成立典礼。这一期学员大部分是十八集团军直属队、一二九师、晋冀豫军区等机关、部队的干部和少数新吸收的抗日根据地青年及地方党政机关干部。附设的陆军中学主要招收部分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和优秀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军事和政治理论，培养军队建设特种兵部队骨干。抗大第八期，在制定教育计划时，遵照军委指示，结合学员的实际情况，规定上干科和基本科的教育时间为两年，陆军中学为三年。第一年按文化程度编队，主要进行文化教育，第二年才按职务、工作性质编队。对于知识青年队，首先组织他们到农村和连队深入实际搞社会调查，穿插进行政治时事教育，第二年进行军事和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地方武装干部队只轮训3个月，主要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政策及民兵中的军事、政治工作。
针对知识青年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但是成分、动机、社会经历复杂，身上带有轻视组织生活，不愿遵守组织纪律，劳动观念不强的特点，学校首先加强政治思想转化，教育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教育他们深入群众，接近工农，参加实际的军事训练和体力劳动，克服轻视工农，好高骛远，，轻视实际工作的特点。参加军训，培养他们的组织纪律观念，认识到组织的重要和力量的伟大。
对待参加抗大学习的女学员们，教育她们要克服追求理想而忽视实际工作，对工作充满热情而对困难缺少思想准备的情况，在军事课上，引导她们掌握军事斗争的策略和军事常识，，以抗日军事干部要求她们，使她们具有紧张、迅速、坚强的军事素质，克服怯懦、软弱、犹豫的女性特点。
抗大能够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建立了起了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
要办好抗大，需要一支坚强的、有较高水平的教职员队伍。抗大的教师教师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军队的战略方针，传授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完成教育训练任务，培养学员各种能力的主力军，是学员改造世界观确立人生观的领路人 。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重视抗大教员队伍建设，把他们比作是孵化抗战精英和领导骨干的“老母鸡”，把最知名的学者请来当教员，把最优秀的学员留下来当教员，把高级将领动员来当兼职教员。毛主席长期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数十次为学员授课。毛主席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影响下，许多在延安的中央领导担任了抗大的兼职教员。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董必武、秦邦宪等一些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到抗大为抗大学员讲课、作报告。朱德讲授党的建设，有时从前线回来,会介绍前方作战的情况，分析全国的形势和共产党的形势，还指导学员们怎么做政治和军事工作等等。董必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问题等等。他们的授课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在这些领袖们的引导下，同学们站在高山之巅，去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能够科学地把握历史前进的方向和进程，看到了霞光四射、喷薄欲出的红日。
建校之初，第1 、2 科的工作人员只有14 人，专职教员仅3 人，面对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虽然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干部都积极前来兼课。这个办法对 解决当时教员缺乏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但终非长久之计，所以，从第2 期开始，党中央和毛主席就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养比较好的干部，到抗大担任教职员。在本校的干部队伍中政治教员郭奇、郭彰、李建白、张衍等因表现突出，提拔到大队任主任教员。第3 期之后，每期又从学员队中抽调一批优秀毕业生，经过各种训练班培训后，充实教职员队伍。抗大在浆水期间，每期都开办了教师专修班，根据需要有计划地培训新教员。在新教员的选拔上，注意挑选那些具有一定马列主义水平，有一定专门知识，有培养前途的同志。学习时间一般为八个月至一年。到专修班去授课的同志除了选派有专门造诣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专职教师外，还有针对性地选派各级负责干部去兼课，以提高教学质量。。逐步建立起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丰富的军事、政治理论知识的教学队伍。老干部中，徐向前、罗瑞卿、李逸民、冯达飞等同志都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大都担任过高级指挥员，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王智涛同志1925 年就到苏联军事院校留学和工作，1933 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可谓军事教育方面屈指可数的专家;谢翰文、张如心、吴亮平等同志，也是长期从事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有较深造诣的老教育家。七七事变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中，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例如李凡夫1929年到日本留学，，，研读马列主义书籍，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回国，在暨南大学继续学习，抗大成立后任政治课教员，讲授政治经济学。徐懋庸不仅能翻译著作，还是一个杂文家，1938年到延安，后到抗大任教。军事教员徐卫，原是国民党员，当过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区队长，但他在体操上颇有造诣，经过组织上的认真考察，被任命为军教科主任教员 。如总校的艾思奇、任白戈、张庆孚;分校的冯定、薛暮桥、江隆基、张力之等同志，都是20 年代或30 年代初在理论界、教育界就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这两部分同志是抗大教员队伍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培养下，教学队伍逐渐扩大，到1 938 年4 月第4 期开学时，全校教职员队伍就已发展到1386 人，比第1期全校总人数还多。
中央还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丰富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抗大工作。如刘伯承、林彪、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等到抗大任教。毛主席说，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学校对教员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和培训，马列主义学习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列主义基础，通过学习，使大家掌握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思想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日后的教学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抗大还要求老教员要认真搞好传帮带，必要时建立帮学对子，一包到底。老教员要给新教员作讲课示范或作专题报告，要与新教员一起备课，一起研究教学方法，一起批改作业。
抗大在培训教员方面，十分重视运用“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法。他们经常有计划地抽调部分在职教员进行轮训。让教员轮流深入到前线，去亲身经历部队的战斗生活，到野战部队实地学习锻炼和考察。抗大在浆水期间，曾几次派教员参加部队的反“扫荡”作战，或直接担任作战部队的基层指挥员和技术作业干部。学校本身组织反“扫荡”时，便让教员担任作战、侦察、联络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根据地方反“蚕食”斗争的需要，抗大还有计划地选派教员到地方部队担任一定时期的各种职务。通过实践的战斗总结经验，丰富了讲课内容，使理论和实践有了紧密的联系。充实了教材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了教学质量。人们称抗大的教员真是那一代中国水平最高的理论教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抗大的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抗大成为了锻造全民族抗日先锋的战斗堡垒。毛主席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而“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
由于有一大批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乐于奉献、有丰富的知识、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优秀的教师们组成的抗大教师队伍，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成立不长时间，就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青年，培养成为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事业而英勇奋斗的抗日骨干。抗大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米勒、艾黎等国际友人和世界学联代表团都慕名到抗大参观访问，许多人还要求抗大接受他们为名誉学员。
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毛主席党中央十分关心抗大教师的生活和健康，从多方面对教员关心，帮助和照顾，为教师们办实事。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大的教员十分关怀，除加强思想教育外，很重视提高教员的政治地位，树立教员的威信，照顾教员的生活。抗大在师资建设中，曾多次明文规定：教员是马列主义、文化科学、军事技术的传播者，是党最信赖的同志。教员的岗位，是学校工作中最光荣的岗位。要求从学校领导到每一个工勤人员都要尊重、爱护教员。在政治上、物质上均应给予必要的优待。1937 年，延安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除粮食外，每人每天的菜金才3 分钱，小米饭、熬白菜是全校同志的共同伙食。为了表示对教员的尊敬，规定给每个教员每月补助两斤大米，l 斤鸡蛋和几斤面粉，会抽烟的同志还发给4包“风车牌”纸烟。到了1938年，延安的生活略有好转，开始发津贴费，学员每月l 元，学校领导干部最高是5 元，一般是3 元半，就连当时八路军的最高军事首长朱德总司令，每月也只发给五元的津贴费。而对一部分外来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津贴费每月10元，高出总司令一倍。一般老教师也要发五元，与朱总司令一样多。就是一般教师，每月也发三、四元，比部队上的营、连长的待遇还要高一些。当时延安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二角钱，，鸡蛋一角钱买十个。在吃的方面，学校也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凡是搞到白面、大米时，总要给教师多分几斤.行军时，平均每两个教师配备一匹马驮行李、书籍，每两个教师配备一个公务员，以减轻教师劳累。宿营时，把光线充足和有桌凳的房子让给教师住。在那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措施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党注重教育事业、尊重知识、关怀知识分子的原则。
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抗大自始至终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抗大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健全党的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打仗时，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就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产生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团结了周围的群众，去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总校第6 期女生连连长程克、指导员王修竹刚20 出头，副指导员郝治平才18 岁，1940 年反“扫荡”斗争中，一天晚上，她们带领全连100 多人翻越一座大山，突然下起大雨，为甩掉敌人，她们冒雨踩着泥泞的山路往上爬。背包、粮食袋被雨水打湿越来越沉。这几个女干部的体质都较差，每向上爬一步，都要费很大劲，但她们想到自己是共产党的干部，强烈的责任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她们有的背着几个背包或几条粮袋，有的搀扶着走不动的同志，以顽强的毅力冒雨向顶峰攀登。在她们的带动下，在频繁的反“扫荡”中全连没有掉队的。抗大的党组织就是许许多多象女生连这样的战斗集体，所以，它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带领群众去战胜一切困难，挫败一切敌人。
抗大有时在行军或转移过程中，老百姓的家里住满了人，于是党员们做出牺牲，让非党员们住进老百姓家里，党员们则睡在外面，
抗大能够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始终能够官兵一致，师生同甘共苦。
抗大上至最高领导，下至普通学员，大家始终能够同甘共苦。
毛主席经常身穿补补丁的衣服，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给抗大的学员上课，以及接见国外的朋友，艰苦朴素，并且自己亲自种菜，与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和部队指战员，共度难关。
朱总司令在王家峪总部门前带头种了一个小菜园，解决了首长和警卫战士的吃菜问题。
1936年7月，红大被迫(今志丹县)。身为抗大总校教育长的罗瑞卿带着好几百号人来到陕北的一个偏僻小县保安，正发愁没有地方落脚，忽然发现城外的山坡石壁上露出几十个黑黝黝的洞口，远远望去，好像蜂窝似的。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一直就没人居住过。于是，这些石洞成了红大新的校舍。罗瑞卿亲自挑选其中最大的一个石洞作教室，和学员们一起把里面的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后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桌子和凳子。就这样，这里成了红大新的课堂。平日石洞里很暗，罗瑞卿便带领学员们在外面看书，看书累了就一起漫谈、讨论。毛泽东有一天来到学员中，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他还把手放在罗瑞卿的肩膀上说:“你这个‘监工’不错。教育长嘛，自然是长于教育。”
华北抗日烽火的熊熊燃烧，使得培养更多的抗日军政人才成为当务之急。1937年8月1日，建军10周年之际，抗大第三期开学了，学员激增到2000多人。衣食住行，作为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都得操心。1937年10月22日至11月上旬，他率领抗大教职员工和学员600多人上凤凰山挖窑洞。历时半月，共完成175个新式窑洞，开辟出近千人的校舍。并修筑了盘山“抗大公路”，解决了抗大的校舍难题。为此，中共中央将毛泽东手书“我们的伟大事业”赠予抗大，以资鼓励。
抗大总校在浆水的一段时间里，正赶上华北一带连年遭受水、旱、虫灾，加上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杂牌军的不断搔扰，使邢台山区的生活条件更加艰苦，这就给抗大办学带来极大的困难。抗大师生员工在校领导的带领下，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一个个困难，终于顽强地坚持下来，而且使学校越办越好。
抗大到浆水后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是住房。浆水一带的山村本来住房就很紧张，又被当时的国民党杂牌军占据了一部分，当地人民群众虽然全力为抗大腾房，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要露天住宿。为了解决住房，抗大全体同志集中力量，首先整修破房、残院、旧庙和牛、羊马圈等。校领导和全体师生员工一起发扬在延安挖窑洞的精神，搬石垒墙，清除粪便，整修圈棚，干得十分出色。没多久，这些原来破旧不堪、长年不住人的的地方便一改旧颜，成了抗大师生员工“理想”的住处。伙房大都安排在戏台或旧庙里。抗大的这一模范举动，在浆水周围山村中迅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下子打破了群众一向对“当兵的”没有一点好印象的传统观念，也使住在当地的国民党杂牌军处于反面教员的孤立地位。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迁往他处。这样，抗大的住房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吃、穿、用方面，也是困难重重。吃的方面，从校领导到每一个师生员工，一年的饭菜基本上是玉米、谷子，冬春两季吃山药蛋.只有过年过节时每人才能吃到一顿白面。为了节约用粮，冬季就改为一天两顿饭，谷子要带糠一起吃。有时做干粮不够吃，就做成稀饭。如果还填不饱肚子，就用野菜补充。行军时，用“炒面”做干粮。这种炒面，就是把五谷杂粮掺糠炒熟，磨成面，，吃时用水搅拌好再吃。当年抗大时期，曾任桨水村的副村长王进举老汉回忆说，有一次.罗瑞卿同志来抗大视察工作，当天中午，事务股拨给通讯员半斤白而，吩咐他给首长擀碗面条吃，可是没有油盐，转来转去没办法。房东一位大娘看出了这事，赶忙端过一点自制的蓖麻油和硝盐。通讯员没有要油，只留了一点硝盐。就这样，罗瑞卿同志还把通讯员“克”了一顿。从第二顿饭起，罗瑞卿同志就同大家一起吃玉米面窝窝头了。
穿的方面，学员常常打赤脚，冬天多是穿草鞋，如果谁要能穿上一双布鞋或棉鞋，那是最上等的了。粗布军装几年才能发一套。所以抗大每人都有一个针线包，破了补，补了破，缝缝补补一穿就是几年。因为赤脚行军多，这使许多人都练成了铁脚板，连个刺都扎不进。副校长滕代远在夏天也常打赤脚，然而他却风趣地说：“打赤脚好哇，如来佛就打赤脚嘛!赤脚能当神仙，还能练出铁脚板，打仗行军都方便。”
抗大干部学员教师共同开荒种地，总是到离村较远的山坡上去开荒种粮菜，从不与民争地。在桨水两年多时间里，他们不仅在离浆水十几里外的虎头垴开荒地一百多亩，而且连续三个春天，到百里之外的山西省南天池一带开荒种山药蛋。
为了解决吃粮和烧柴困难，不给当地群众增加过多的负担，抗大经常组织人力到几十里甚至百多里外的山西省敌占区或接近敌占区的地方武装运粮，运粮中曾几次与敌人遭遇。同时，也经常组织力量打柴。在抗大，不论是领导、教师、学员、男女老少，只要是组织背粮、打柴活动，都踊跃参加，，谁也不甘落后。何长工的妻子尹清平虽然小孩缠身，却从不缺勤.她力气大，一背就是百多斤。一次，她到前南峪西山打柴，不料天下大雪，山陡坡滑，一阵狂风袭来，她连人带柴刮下山坡好几丈远，虽然多处受伤，仍然硬挺着把柴禾背了回来。
抗大坚持“一切服务革命战争需要，一切为了革命战争胜利”。抗大的学员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田，纺线织布。师生同甘共苦，伙吃自带的粮食，同睡地草铺，一起清除垃圾、瓦砾，一起修路、筑墙建设校园。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都是用黑油灯照明。
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抗大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抗大这支队伍不管走到哪里，就是“播种机”，就是“宣传队”，一路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每到一个地方，学员们都分散到各个老百姓家里，帮助老百姓搞卫生、担水，自己挖坑做厕所等等，借老百姓的东西都要还，打破一个碗都要赔。晚上，组织宣传队搞联欢。
抗大在邢台办学期间，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千方百计支援地方，帮助群众，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
抗大关心群众生活，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抗大自创建之日起，便紧紧抓住这个法宝，纳入教育计划，作为培养学员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学员树立革命的群众观点，身体力行，要求干部、教师以身作则，做学员的表率，，多次帮助当地村民收秋收麦、抗旱、播种、除草、灭虫等，
他们开办训练班，培训地方干部，在自身干部队伍人员紧张的情况下，仍然从全局出发，向抗日县政府派出干部。并建立民运组，协助地方开展工作，组织武装小分队，配合地方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且，还充满热情地帮助当地群众。如：帮助各村创办夜校、识字班，指定专人负责组织群众学文化，积极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开展助民劳动。
他们除了学习、训练，还经常的到各家各户访贫问苦。也不嫌弃群众家里脏和乱，还帮着收拾家务，见有什么活，就帮着做。到了农忙时节，他们还帮着种地收庄稼。
卫生处的医生，不管是周围哪个村的人病了，都会给治疗，有的村里病人不方便弄到安庄村，只要一招呼，卫生处派人拿着药箱就去出诊，不管路多难走，路有多远。医务人员总是非常认真的检查，并且给人们讲一些常用的医疗卫生知识。卫生处所在的安庄村里的人，不管是头疼感冒，虫咬磕伤，还是妇女生小孩，什么病都给治疗。
房东的房子或者村里有的人家的房子出现了问题，需要修理时，抗大的学员会主动帮着修缮房子。特别是日寇进行扫荡之后，有很多人家的房子被毁坏，为了让乡亲们及时得到安顿，抗大的学员们总是先帮着乡亲们把毁坏的地方修补好。
抗大于1940年11月4日至1943年1月24日移驻到冀南邢台县浆水、前南峪一带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开办训练班，培训地方干部。帮助各村创办夜校、识字班，指定专人负责组织群众学文化，积极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开展助民劳动。除了平时帮群众挑水劈柴扫院子，还组织教职学员参加田间劳动。对那些老弱病残者学校就派人重点帮助，热情关心照顾他们渡过难关。
抗大师生在浆水短短的两年里，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当地群众把抗大师生当做自己家人，尽一切可能为抗大师生学习、生活创造便利条件。抗大对当地人民情深意重，人民更是把抗大师生视为亲人。在那硝烟弥漫的艰苦岁月里，，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积极缴公粮、
抗大对当地人民情深意重，人民更是把抗大师生视为亲人。在那硝烟弥漫的艰苦岁月里，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积极缴公粮、做军鞋、主动腾出房屋、划出山林、留出田地给抗大。
抗大学员在山西省武乡期间，常利用和老乡们一块下棋、看戏、收割、打场、推碾子等机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发动群众积极抗日。一九四O年春播关头，旱情十分严重，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组织总部机关警卫连战士和抗大的学员们帮助群众担水点种，保证了王家峪一千多亩农作物苗全苗旺。日寇“扫荡”时，战士们就帮助老乡坚壁清野，掩护群众安全转移。组织群众，开荒种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生产自救运动。仅在砖壁，就帮助老乡打了三眼水井，六眼旱井，一个大池塘，三个蓄水坝。植树两万余株。由于总部首长带领抗日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重重困难，使根据地度过了难关，人民的抗日热忱空前高涨，工、农、青、妇、儿童团等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当时武乡县只有十三万五千人口，参加抗日救国团体的群众就达九万人之多，还有一万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决死队，军民团结奋战，抗日的烽火在太行山上越烧越旺。
抗大学员与当地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一提到军校，人们就会说起美国的西点、俄国的伏龙芝、法国的圣西尔和中国的黄埔。虽然这几个学校名不虚传，但都没有抗大传奇。她从井冈山诞生，经过长征，在延安重建，再几经转战，甚至在敌后办校，发展之快、就学人数之多、参加正义战争之持久、影响之深远，世界少有。她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毛主席倡导建立，并亲题校训、亲自讲课、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使之成了我军军校的母校。
光阴荏苒，抗大已经成为了历史，但那不朽的抗大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代子孙，那气壮山河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永远激荡在人们心底：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象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七八十年来，这首催人奋进的老歌一直在激励着几代中国人向着新的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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