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人对延安的印象是矛盾的，一边是斯诺等西方进步记者报道中的“红色延安”，一边是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的“反动延安”。真实的延安究竟是什么样?美军观察组刚到延安第一天，就被惊呆了。
1944年下半年，美军观察组共18人分两批先后抵达延安。这个正式名称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的代表团，由美国军官、外交官、医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是“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
在这次接触之前，美国人对延安的印象是矛盾的，一边是斯诺等西方进步记者报道中的“红色延安”，一边是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的“反动延安”。
真实的延安究竟是什么样?美军观察组刚到延安第一天，就被惊呆了。
1944 年，美军观察组空降延安。
1944年7月22日中午11时30分左右，晴空万里，包瑞德等8名观察组成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说是机场，其实只是一条相对平整的临时跑道，地面并没有任何导航设备，飞机驾驶员钱皮恩能依靠的，只有山顶上矗立的黄色宝塔和黄土高坡上热情欢迎的人群。简陋的机场上，钱皮恩操纵着飞机稳稳地着陆了。不料，就在飞机要离开跑道停下来为后面的护航战斗机让道时，“砰”的一声巨响，飞机突然向左一歪，停了下来，周边顿时尘土飞扬。包瑞德和钱皮恩跳下飞机一看，发现飞机的左轮陷入了一个无人留意的旧坟坑里，飞机与地面相撞，左边的螺旋桨和机头被撞坏了，螺旋桨像方向失控的尖锐刀片，一下子切入了飞机的驾驶员舱位。如果不是螺旋桨切入飞机的刹那，钱皮恩正在俯身关掉发动机，他很可能就要因此丧命了。
此前，接到美军观察组即将到延安的消息后，毛泽东就极其重视。延安许久没有飞机往来，延安军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平整了废弃许久的机场跑道。毛泽东还专门把懂航空的同志请到自己的窑洞里，研究美军飞机的安全着陆问题。随后，他在7月4日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详细介绍了机场的长度、宽度和走向等情况，由林伯渠和董必武向美方转达。
准备工作如此细致，竟然还是出现了意外，欢迎人群陷入了一阵混乱。但很快，观察组成员依次走下飞机时，就看到了恢复镇静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上前握住团长包瑞德的手，坦诚地说：“组长，一位英雄负了伤，我认为您的飞机是一位英雄。很幸运，另一位英雄也就是您自己没有受伤。毛主席要我向您转达，他对您的安全到达表示慰问。”52岁的团长包瑞德上校在中国生活多年，能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他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回答道：“伤人乎?不问马。”一场紧张的意外就这样化为了轻松的笑谈。
当天下午，观察组的成员被安排进窑洞住宿，而延安军民迅速开始修整机场跑道。观察组成员很快发现，中午还在飞机旁迎接他们的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竟然也在整修机场的劳动人群中。美国人几乎惊呆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官，在重庆，就算是营长或连长，也不会这样和士兵百姓们一起干粗活。受到感染的美国人挽起袖子，和中国人一起劳动起来。
这一幕被观察组成员约翰•高林用相机记录了下来，而这仅仅是他们看到的延安新鲜生活的开始。
谢伟思(右前)等观察组成员帮忙修整简陋的延安机场。
由于飞机受伤，本来计划随后就到的第二批观察组成员，直到8月7日才抵达延安。前后抵达的18名观察组成员被安排入住在延安北门外的几孔窑洞，窑洞由条石砌成，洞内地面铺上了灰砖，外面还设有木柱组成的走廊，用当时担任观察组翻译的凌青的话来说，“是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但美国人开始仍不适应，在他们看来，窑洞只是“凹进陡峭山坡约15英尺深的浅洞”，室内摆设“像斯巴达人一样简朴，一张粗糙的桌子，一两把简易木椅，每人一张台架床(即把木板放在木架上)，一个搪瓷洗脸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没有地毯。”房间内外根本没有什么水管，厕所被安排在与住房距离比较适当的地方，这还是特意为外宾们建造的。
开始时观察组成员不会生炉子，常常是炉子还没点着，整个窑洞里浓烟弥漫。观察组的医生卡斯伯格不得不警告观察组成员，不要在烧炭时关闭门窗，他不止一次将包瑞德等人从烟雾中拯救出来，令人哭笑不得。但是开着门窗，又会有苍蝇、蚊子、蜈蚣甚至老鼠跑进窑洞。
物质条件无疑是艰苦的，好在，观察组成员非常清楚，“我们就没有打算在这里过舒适的生活”。并且，对于观察组的衣食住行，中共领导人无微不至地一一过问。有一次，观察组成员换洗衣服后问是否有熨斗，当时中共领导人穿的都是粗布做的宽大衣裳，上面还三三两两打着补丁，熨斗是极为罕见的，但杨尚昆还是让人给他们找了一个烧木炭的老式熨斗。
为了照顾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央办公厅特意调来了学过西餐的厨师。李耀宇就是这个时候被安排到延安的，他曾回忆说，为了给美国人改善伙食，他“把一只汽油桶改造成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延安无鸭，我们就用烤鸭和脆皮鸡的混合工艺，烤出皮脆肉嫩、纯香四溢的‘延安鸡’。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美军官兵吃得一干二净。”
尽管生活相当简朴，但延安军民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还是给观察组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的1970年，包瑞德在回忆录中这样陈述他对中共的印象：“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如果什么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毛泽东、朱德与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延安。
观察组成员对国民党区域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征兵当局用绳子将壮丁捆成一串”，但在延安，这种被捆着去当兵的人，包瑞德从未见到过。他还回忆说：“在华服役期间，我有好几次看见国民党的军官其中包括一位两星将军抽打士兵的耳光，这种情形我在共产党区从未见过。”
观察组的另一名成员约翰•高林则对随时出现在街头漫步的中共领导人印象深刻，他写道：“领导人轻松地在他们的人民当中走来走去，并且经常和邀请他们的人一起跳舞。”“士兵和军官在轻松的同志式友爱气氛中，相互谈天和开玩笑。在集会上不安排座次，在讨论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简单地被称作‘同志’。”
这一切，让包瑞德不由得发出感叹：“在我们这些人看起来，倒似乎是共产党控制区的自由要更多一些。”而谢伟思则在他来到延安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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