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郁光
原曲阜二师工字楼现貌
张郁光,原名张舒义,1904年出生于济南按察司街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张郁光入济南制锦市小学,从学于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鲁佛民。因聪慧勤奋,张郁光备受器重,接受了进步的启蒙教育。
少年有志投笔从戎
1919年,15岁的张郁光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今济南一中)。时值五四运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是山东进步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少年有志的张郁光在这里积极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被推为校学生会领导人之一。
1923年,张郁光中学毕业,次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在校期间除孜孜钻求学业外,还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为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李大钊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在他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24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斗争,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张郁光也因在“三·一八”运动中率领同学们冲击段祺瑞执政府,被反动军警包围,侥幸得以逃脱。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因李大钊身兼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负责人之职,北京成为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地区,国民党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张郁光亦在斗争中加入国民党。
不久,大革命狂飙骤起,志在救国救民的张郁光大学未毕业,就毅然投笔从戎,于1927年南下广州,加入北伐军。次年随军返回山东。后因鄙视国民党党政军界的黑暗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长张苇村的横霸龌龊,愤然退出国民党党部转入教育界,先后任北平山东中学、畿辅中学教员和泰安山东省立三中校长。同年10月,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
“子见南子”案风波
1929年,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曲阜二师)在中共地下党影响下,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反帝反封建的“子见南子”案。6月,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上演独幕历史剧《子见南子》。孔府的封建势力在民国时代仍然享受着封建特权。他们以该剧侮辱了先祖孔子的罪名,越级上告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通过孔祥熙将控告书转呈蒋介石,致蒋亲令“严究”。教育部除训令山东省教育厅“核办”外,并专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亲赴曲阜查办。
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教育部长蒋梦麟,均同情、支持曲阜二师学生,认为“不应小题大作”。何思源对蒋介石的命令也名顺暗抗,久拖不办。几天后,孔祥熙、张继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对何思源提出弹劾。在此形势下,何思源只得委派张郁光以他的名义陪同朱葆勤赴曲阜调查。朱葆勤、张郁光原本都是进步人士,又受教育部、教育厅的影响,到曲阜后,只到学校调查,不去孔府。调查结果认为,学校被控三点,查无实据,学生并无侮辱孔子言行。据此调查,教育部发出训令:对曲阜二师校长宋还吾及学生“免予置议”。对此,以孔府为代表的地方封建势力不服,再具呈上告,并连同朱葆勤、张郁光一并告发。
曲阜二师坚决与孔府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得到了全县广大群众和全省、全国大部分舆论机关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甚至国民党政府机关、党部、社会团体中的正义人士也对曲阜二师师生表示同情和支持。据说,当张郁光把调查情况和案情提供给鲁迅先生后,鲁迅先生即发表了《关于<子见南子>案》一文,代表了全国进步舆论界的观点。虽然有全国人民的强大声援,但“子见南子”案的结局还是如鲁迅先生所说:校长“撤差”,学生开除,依然是“强宗大姓的胜利”。
让曲阜二师再次生机勃发
1930年,何思源擢升张郁光为省教育厅督学主任,补曲阜二师校长之缺。2月,年仅26岁的张郁光抵达古城曲阜,就任曲阜二师校长,并兼任山东省检定小学教员委员会委员、第七区主试委员等职。
早在大革命时期,曲阜二师就因“红二师”闻名遐迩。进步校长范明枢在曲阜二师八年间,参加蔡元培组织的中华教育改革会,任委员,主张“兼容并全”,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常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励和教育学生,并带领师生参加建校劳动,亲自监理学生生活。他积极推行陶行知倡导的平民教育,吸收工农群众和劳动妇女入学,创办了曲阜历史上第一所平民夜校。他还支持学生集资办“黎明书社”,阅读进步书刊。1926年,中共二师支部成立,成为曲阜及济宁地区最早的共产党组织。此时,校内共产党的活动十分活跃,进步力量强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被破坏,革命斗争进入低潮。1929年9月,进步校长宋还吾又因“子见南子”案被调离,一批进步学生被开除,校内进步力量遭到摧残。
张郁光的到来使沉寂中的曲阜二师再次生机勃发。此前,张郁光在山东教育界已初具声望。他敏锐深邃,办学有方,治校不久就成绩卓著。他大力改革教学内容,添置大批教学设备,亲自设计并监制建造了寓意“劳工神圣”的“工”字形教学大楼(师生称为“工字楼”至今)。更重要的是,他大力聘请进步教师,支持学生开展进步活动。
张郁光进校不久,就赶上国民党曲阜县党部要逮捕进步教师楚图南。张郁光知道楚图南是共产党员,马上掩护并资助他离校。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进步教师相继离去。这样,张郁光治校的首要工作就是整顿和组织一支他认为理想的教师队伍。他南聘北请,广为延揽,很快就组建起一支以共产党员和左翼教师为核心、进步且有真才实学的教师队伍,其中有陆建平、任白戈、许宝梯、刘砻潮、尚莫宗、刘盼遂、郑韵涛、潘应人、赵春珊、傅烈等,深受学生爱戴。
在周围一片白色恐怖中,曲阜二师却是另一派天地。社会学教师大讲唯物辩证法,国文教师讲普罗文学,历史教师宣传历史唯物论等。美术教师尚莫宗更是以木刻刀为武器,刻画无产者的悲惨遭遇,被誉为“无产阶级的木刻家”。而扩充后的图书馆也大量购进进步书籍,甚至从巴黎邮购《资本论》。学生们手不离《国家与革命》《语丝》,口不离鲁迅、郭沫若、胡也频、巴金,共产党的文件、刊物等也在师生间传阅。据校友回忆,那时谁不购买几本马列主义或其他进步书刊,就会被大家讥讽为“老古董”“圣人蛋”。当时,上海某书社曾有一调查,该社所出进步刊物,订阅者按学校统计后显示,全国以曲阜二师的学生为最多。后来,甚至中共中央印刷处也直接给学校寄文件。校外人士称曲阜二师师生是“满口唯物论,两眼世界观”。爱国、民主、进步成为学校里的时尚。
大力协助抗日被通缉
1931年6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改组。鉴于曲阜二师党组织活动困难且与省委失去联系,省委在改组的当日即派人到曲阜开展工作,重建曲阜二师党组织。曲阜二师学生程照轩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征得张郁光同意,程照轩回校建立了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很快,学生党员发展到十余人,教师中也有党员七八人,由任白戈负责。从此,师生的进步活动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使曲阜二师成为九一八事变前山东学生新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在全省大中学校中,曲阜二师的进步思想最为突出。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郁光大力支持师生要求,积极协助党组织,建立抗日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游行示威,抵制日货,上街演讲,下乡宣传,联络曲阜社会各界召开群众大会,联合兖州、济宁、临沂、曲阜等地学校成立“鲁南抗日救援会”,通电全国各救亡团体,呼吁民众团结抗日,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12月中旬,曲阜二师学生会又联合鲁南七校,组成一个两千人的南下请愿团,在兖州卧轨截车,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抗日。曲阜二师的斗争,震动鲁南,成为山东共产党活动的重要阵地,被誉为“小莫斯科”。
曲阜二师高涨的革命气氛,逐步为反动势力所瞩目和忌恨。曲阜、泗水、兖州等数县国民党县党部联合,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张郁光窝藏、袒护共产党,声称曲阜二师“赤化”了等等,并将攻击传单四处撒贴。国民党准备对曲阜二师进行搜捕。寒假前,张郁光从济南其内兄李澄之处获知消息: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要搜捕曲阜二师共产党员。他马上撤离骨干,送走任白戈等教师,转移程照轩等几个重要党员,连夜焚烧部分“违禁”书刊,使敌人扑空。但省政府旋即宣布对张郁光撤职查办,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也迭次传讯。张郁光被迫离校躲藏,拒不到案。
反动当局的行径使曲阜二师全体师生极其愤慨,纷纷要求挽留张郁光校长。党支部组织了350人的“挽留张校长赴省请愿团”,提出“不把张校长挽留回来,不回学校”。然后在姚村火车站卧轨截车赴济,向省政府提出挽留张郁光、南下请愿抗日等要求。不料,在省府大门前得到的却是对张郁光通缉的消息。一个学生飞跑至东关张郁光家报信,恰好张郁光在家,匆匆赶往黄台火车站,经青岛逃亡日本。请愿学生被韩复榘用铁甲列车遣返曲阜。1932年5月,省政府下令通缉张郁光。
赤膊巷战英勇殉国
在日本,张郁光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研究部,潜心研究教育科学。1934年毕业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育系讲师。此时,他与进步教授许德珩、张友渔等过从甚密,热心于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张郁光参加中共北平市委领导的北平教师救国联合会,并被选为执委。不久,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文委领导下,杨秀峰、张友渔和张郁光又联合李达、许德珩、曹靖华、刘清扬、施存统、徐冰、张申府、齐燕铭、吴承仕、黄松岭、尚仲衣、程希孟、孙席珍、田佩之、陈伯达、许德瑗、张致祥等发起新启蒙运动,提出批判法西斯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
1937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召集平津各地救亡团体党团负责人开会,成立华北救国联合会,张郁光被选为执委。七七事变后,张郁光以华北救国联合会代表身份,利用他在山东教育界的影响,赴济南推动山东教育界起来抗战。
1938年1月,张郁光与大批党员干部被派往聊城,协助、推动国民党爱国将领范筑先抗战,帮助其政治进步,加强对范部的领导。张郁光先后被委任为范部少将总参议、山东第六专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鲁西北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范筑先兼校长)。3月,张郁光代表范筑先赴徐州、武汉,与李宗仁将军及国民政府商谈抗战事宜,请求国民政府接济。同时,奉中共鲁西北特委委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副主席报告、请示工作。在武汉,张郁光见到了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叶剑英、王梓木等同志,接受了对鲁西北抗战的指示,并向中外新闻界宣传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斗争情况。5月,张郁光返回山东,向鲁西北特委和范部传达了上述指示,有力地推动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在济南时,张郁光曾向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指定与他联系的梁寒冰同志提出入党要求。梁寒冰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指示:张郁光为党作了许多工作,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个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遂将张郁光的关系移交中共山东省委,决定由山东省委吸收其为中共党员。1938年6月,张郁光同志光荣入党。
当年9月,张郁光陪同范筑先将军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河北南宫召开的冀、鲁两省联席会议,会见了朱瑞、陈菁玉、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等同志,给予范筑先极大教育,使范筑先对抗战充满了胜利信心。范筑先说:“我们政治有郁光,军事有(袁)仲贤,写文章有(齐)燕铭,这就是我们的‘三杰’,何愁打不败日本!”根据地广大民众也到处传唱民谣:“范筑先,范筑先,长胡子,飘胸前,日本鬼,大汉奸,日日夜夜心胆寒!”“张郁光,没有枪,良心抗战好主张。”
1938年11月12日,日寇114师团勾结汉奸进攻聊城,张郁光协助范筑先率部英勇抗敌。张郁光本已率部突围出城,后发现范筑先还在城内,又毫不犹豫地返回城内继续战斗。张郁光与范筑先指挥部队血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逐渐失利。15日,城破,范筑先与700名守城健儿全部英勇殉国。张郁光等7人赤膊与敌巷战,坚持到最后,被日寇残杀于状元街一老百姓家,年仅34岁。同时殉国的还有范筑先的秘书、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姚第鸿。
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牺牲后,受到全国人民的痛悼,被誉为“华北抗日三烈士”,其殉国之日被定为“华北抗战纪念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全国进步报刊纷纷发表社论、专刊,寄托哀思。延安军民还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聊城解放后,党和政府在聊城设立“张郁光纪念堂”,并将张郁光牺牲的状元街命名为郁光街。在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里,这里的居民都因为生活在以烈士命名的街道里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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