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整军运动是我军的一个创举。开展这一运动，并无现成的经验，很多具体做法和经验都是广大指战员在实践中创造的。解放战争时期，余秋里在新式整军运动中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体察群众的情绪、集中群众的智慧，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并加以推广，为推动该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深入基层，发现成功经验
1947年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第二次榆林作战后，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提高官兵对党的土改政策的认识和战斗积极性，司令员彭德怀在野司党委会上决定从严整顿部队。会后，时任一纵三五八旅政委的余秋里便下到了连队基层，找战士座谈、找干部开会。在七一四团，余秋里发现二营教导员夏伟摸索出了一些提高“解放战士”(指加入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战士)觉悟的成功经验。
当时，二营补进了一批“解放战士”。开始，他们不服气，说解放军“打仗不正规”，还经常和其他战士发生争执。夏伟从关心、爱护入手，不断问寒问暖。行军时，安排班、排干部和老战士替新战士和“解放战士”背枪;宿营时替他们放哨站岗……种种举措，使“解放战士”很受感动。
夏伟还在全营搞了国共两军对比教育。通过对比，大批“解放战士”迅速改变了立场，同其他战士的关系密切了。在驰骋晋绥和保卫延安的战役中，大批“解放战士”英勇杀敌，立了功、受了奖。
树立典型，开展诉苦、“三查”
余秋里和旅长黄新廷研究决定，利用冬季战斗的间隙进行一次整训。余秋里要七一四团先行一步。他主持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他说，目前部队中“解放战士”已占大多数，这次冬季整训，应以提高“解放战士”的觉悟为重点。借鉴二营的经验，发动干部战士诉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进行新旧军队对比，在“诉苦”的基础上，进行“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进一步解决少数干部和战士思想不坚定、斗志不强的问题。
诉苦开始后，七一四团二营四连出现了一个典型事件。
一天深夜，全连都睡熟了，“解放战士”路新理悄悄爬起来，抱着一包东西跑向野外。路新理是蟠龙之战后被“解放”的，怪话怪事不断，人们叫他“罗克兵”。查铺的指导员发现后，以为他想开小差，就悄悄地跟了上去。谁知他跑到后沟的一个土崖下停住了，从怀里掏出一个纸牌牌，插在土坎上，点燃带来的蜡烛和供香，跪下磕了三个头，叫一声“娘!”就开始说话，说着说着就成了哭诉。指导员慢慢听明白了———原来路新理听了别人诉苦，顾虑自己是俘虏兵，平时又爱发牢骚、讲怪话，怕在会上讲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得不到同志们的理解和同情，这才跑到野外来哭的。他在向死去的亲娘诉说自己的伤心事。听着听着，指导员的心也酸了，和路新理一起抱头痛哭起来。
第二天，全连召开诉苦大会，路新理上台诉说自己的遭遇。他老家在山东曹县，父亲给地主扛长工，他稍大点儿也帮着打短工，常年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一家四口人，后来父亲被活活累死了。他和母亲掩埋了父亲，领着妹妹来到晋南的夏县，他去给盐场晒盐。在盐场干活，没有防护鞋，双脚被盐卤汁蚀烂，疼痛难忍。但为了母亲和妹妹不被饿死，他就咬着牙硬撑。后来，母亲病饿交加，也离开了人世。他没钱埋葬，连吊孝的麻布也买不起，还是一起逃难来的乡亲们凑钱帮忙，才让母亲草草入了土。
母亲死后，他每天带着9岁的妹妹伏在母亲坟头上哭。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到盐场抓兵，把他抓走了。妹妹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可怜的小妹妹是死是活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了……路新理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号啕大哭起来。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解放过来以后，我认为在国民党军队里是当兵，当解放军也是当兵，反正都是打仗。我不愿当兵，天天想我那苦命的妹妹。现在我明白了是谁让我受的苦，明白了应该用手中的枪去打谁。”他拿起手中的枪，将枪托猛地向地上一捣说：“今后，我一定在解放军里好好打仗，为我的亲人报仇。”
典型的力量是巨大的。余秋里把七一四团二营的经验在全旅推广后，三五八旅上上下下都动了起来，七一五团和七一六团也都有自己的典型和创造。
七一六团团直属通信连出了个典型人物于德水。他是“解放战士”，既受地主剥削，又受旧军队的欺压。他的诉苦感动了全连、全团。后来他还成了战斗英雄。通信连还创造了算账的办法，不仅倒苦水，而且找苦源、挖苦根，通过说理、算账，引导干部战士把个人和家庭的苦难遭遇与整个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与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联系起来，使战士们搞清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增强了斗志。
在七一五团，余秋里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诉、查结合，在“三查”中诉苦，诉苦后再“三查”。他们认为诉苦是开展“三查”的基础，“三查”是诉苦的继续。不搞诉苦教育或诉苦搞得不充分就进行“三查”，不是查不起来，就是深入不下去。诉苦搞得越深入，“三查”就越有基础。“三查”是把阶级觉悟转化为战斗力的关键环节。
彭德怀高度重视
三五八旅把开展诉苦、“三查”活动的简报送到西北野战军总部后，立即引起了彭德怀的极大关注。他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他对政治部的同志说：“最近，毛主席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解放战争进入了新阶段，解放区正在搞土改，焕发了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极大热情。那么，军队该怎样调动积极性，提高战斗力?我看，诉苦、‘三查’是个好办法。”
彭德怀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深入到三五八旅，亲自听取各团政委、主任的汇报，找干部战士座谈，详细了解情况，还参加了诉苦大会。
当听到七一六团通信连指导员刘传喜汇报“解放战士”于德水的悲惨遭遇时，彭德怀扭过头来对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过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剥削压迫，在国民党军队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弟兄。”“通过诉苦，大家懂得了阶级，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对敌人的仇恨加深了，战斗意志就会更加坚定。”
彭德怀回去后，西北野战军总部发出了关于推广诉苦、“三查”做法的电报，全军的诉苦、“三查”运动就此广泛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定名“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彭德怀告诉余秋里：“毛主席要接见你，要了解部队诉苦‘三查’的情况。”
余秋里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听他谈诉苦、“三查”的情况。余秋里讲了路新理等“解放战士”的转变情况，他说：“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实际上他们的阶级成分跟我们子弟兵一样，有的家里比解放区来的战士还要苦。经过诉苦教育，他们的觉悟提高得很快。”听完余秋里的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好，明天你到会上去讲，请陈毅同志也参加。”
第二天，余秋里在大会上做了发言，用鲜活的事例引出了这次诉苦与“三查”的原则和方法，受到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杨家沟会议后，毛泽东把诉苦、“三查”运动正式定名为“新式整军运动”。随后，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指出：“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经过诉苦、“三查”，解放军的军内外团结得到增强，干部战士的立场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旺盛，部队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高。1948年3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取得了著名的宜川大捷，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第29军，毙伤俘敌近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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