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0年代前期党中央、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推进 ,是社会主义探索史上重要的一页。当时所取得的探索成果 ,正是后来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理论宝库。对第一代领导人走过的探索社会主义的艰辛历程和取得的成果给予公正总结和评价 ,是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经济封锁和打破核大国的嚣张核讹诈、核垄断,党中央、毛泽东慎重研究后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研发尖端科学技术，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一系列突出业绩，为后来的建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一、以原子弹研制为核心的国防尖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我国以研制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长足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核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毛泽东提议，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作出了对中国长远安全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1956年，国家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列为12项带有关键意义的重点任务的第一项，同时部署了两个更大的项目：原子弹和导弹。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同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会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的研制工作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工作。5月，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果断作出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10月，成立了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1月，成立了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957年我国开始研制发展包括导弹、原子弹在内的尖端武器。1958年，我国科学家提出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中央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组建专门的研究、设计机构，拨专款，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代号为“581”任务。
中央确定我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中国科学院、二机部、国防部五院(后组建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集中各所属单位一大批资深专家和科学人员展开各项基础研究工作。
我国研制原子弹、导弹，开始曾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从1955年到1958年，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六个有关协定，由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方面的援助。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在火箭、航空研究和原子弹研制等方面向中国提供技术。这些援助，对中国原子弹、导弹研究的起步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从一开始，苏联的援助就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援助主要是非军事性的，一般不提供军事应用方面的技术。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联正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为理由，宣布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原子弹、导弹的研制进入了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苏联撕毁合同时，我国的国民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防尖端科技术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明确表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陈毅说：“聂荣臻坚持认为，为了摆脱我国一个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必须搞出以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同时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化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1961年7月16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弹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1962年11月3日，对二机部提出的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的报告(即“两年规划”)，毛泽东指示：“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1月17日，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及核技术工作的领导。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65年，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被纳入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领导范围之内。全国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单位的科技人员大力协同，在攻克尖端科学技述难关方面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
“两弹一星”的研究制造，汇集了我国以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与管理人员。党和政府的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使他们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在戈壁荒滩、深山峡谷建立基地，隐姓埋名，风餐露宿，披星戴月，艰苦创业。出于保密的需要，他们断绝与外界有碍工作的往来，漠漠无闻地为祖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作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广大科学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职工、干部却为这一伟大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科学家提出了“理论联系试验”、“技术民主”和“冷试验”的科研理论和方法;广泛运用系统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阵式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设计、实验、工程部门之间紧密配合、创新攻关;领导干部身体力行，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都为这项伟大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为祖国立下的功勋。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这一成就集中代表我国科学技术当时所能达到的新水平，有力地打破了美苏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的，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从1960年开始，我国科学家对氢弹理论的研究逐步取得进展，到1965年，中国科学家突破了氢弹研究制造中的关键技术，探索出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
党中央、毛泽东强调，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要实现原子弹与导弹结合。在导弹和喷气技术领域，经过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三个阶段的飞跃。1960年，我国第一枚探索火箭和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在近程导弹的研制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国又开始自行设计和研制中近程地对地导弹。1964年，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人造卫星的研究制造也经过了艰苦奋斗的历程。度过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之后，中国科学院研究制造人造卫星的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了突破和进展。1965年，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该报告计划在1970年至1971年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代号为“651”任务。火箭技术的突破和人造卫星的研究制造，为我国的航天科学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不仅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现代化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它带动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填补了许多学科空白，为我国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积累了宝贵经验。邓小平后来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二、大庆油田的开发与工业、科技战线的显著成就
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一个贫油国家。从20世纪初起，科学技术人员历经40年的努力，仅建成甘肃老君庙(玉门)、新疆独山子和陕西延长三个小规模油田，年产不足12万吨。当时，中国的化工产业和生活用油，基本依赖于国外“洋油”的进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石油勘探和开发。50年代建成了新疆克拉玛依、甘肃玉门和青海冷湖三个石油工业基地，使原油产量增加到145.7万吨。但是，同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相比，这个产量仍然离需要相去甚远。从1955年开始，国家开始对东北松辽盆地进行地质勘察。这个勘查是根据除相沉积构造中油气能够生成的理论进行的。1959年9月，钻探人员在位于松辽盆地中央凹陷区北部的大同镇找到工业性油流，并进而发现了高台子油田。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因国庆10周年临近，人们将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
1960年2月20日，中央批准石油部党组关于“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的建议，决定集中力量在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会战以石油部、地质部为主，同时农垦、机械、冶金、电力、建工、铁道、林业、商业等部提供大力支援。中央还决定从人民解放军当年退伍的军人中，动员三万人参加石油大会战。全国各石油管理局和30余个石油厂矿、院校，共抽调几十支优秀钻井队、几千名科学技术人员、上万名工人和职员、七万余吨器材、设备参加大会战。
经过三年多的奋战，我国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建设了大庆油田，形成了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1963年当年，大庆油田产原油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3%。1963年，全国原油、汽油、柴油、煤油和润滑油等主要产品产量全面超额完成计划;中国自己设计和新建成的大型炼油厂，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年。12月2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至1965年底，我国实现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其中，大庆油田提供的高产原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庆油田的开发，不仅为中国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且为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奋发图强建设祖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激励，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科学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在油田开发最艰苦的时期，吃大苦，耐大劳，公而忘私，奋勇拼搏，表现了6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时代风貌，也创造了世界石油开发史上的奇迹。他们“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牺牲精神，他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奋斗决心，感动和教育了几代人。大庆人创造的“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制度，严明的纪律”，以及“黑夜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等“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工作作风，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它们体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由衷的使命感，体现出大庆人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情操。
由于大庆人创造出了辉煌业绩，表现出了伟大的奉献精神，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64年提出了“全国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在整个工业战线上，涌现出一批学习大庆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产生了许多大庆式的企业。这对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任务，建立起现代化工业基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石油工业和以原子弹研究制造为核心的国防高科技的突破性进度外，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国的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等也都获得了突进性发展。
按照“吃、穿、用”的国民经济战略安排，工业战线大力支援农业，化学工业得到了应有的重视。1965年同1957年相比，中国的硫酸生产能力增长三倍多，烧碱能力增长近两倍，化肥生产能力增长了近11倍，农药生产能力增长近三倍。特别是随着石油产量的增长，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石油化学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家通过向西方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自己的石油化工业体系。同1957年相比，我国化纤生产能力增长了250倍，塑料生产能力增长了七倍。
在传统的机械工业方面，国家也加大了投入，并获得了显著成绩。1964年中国机床品种达到540种，比1957年增加了1.8倍。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不但能够生产车、铣、创、钻、磨、镗等小型通用机床，而且具备了创造大型、复杂和成套精密机械设备的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制造的万吨水压机和床面为6.3米的大型立式车床，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在原子能工业和电子工业这些新兴产业领域，60年代前期取得的成绩也是极其显著的。原子能工业是在苏联单方面终止合同、撤走专家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在核原料生产方面，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先后建成了衡阳铀水冶厂和兰州气体扩散厂，解决了浓缩铀的核心制造工艺。随后，完全凭靠自己的努力，在1966年建造了生产核原料钚——239的反应堆。这两项先进生产成就，确保了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成功。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填补了核动力研究的空白，为以后的研究制造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电子工业是新兴工业。国家在1963年至1965年共投资5.29亿元用于新开项目的建造。新建中央直属工程52项，其中大中型项目38个，小型项目14个，我国电子工业具备了初步的基础。
据统计，1965年中国的钢产量为1223万吨，占世界第七位;原煤产量为2.32亿吨，占世界第三位;石油产量为1131万吨，占世界第十五位;发电量为676亿度，占世界第八位。如果综合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状况，中国1965年重工业的总水平，大体可以占到世界的第八位。这就是实施毛泽东赶超战略而大跃进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伟大成就。
当中国工人阶级和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出上述伟大业绩的时候，他们刚刚从“一穷二白”极端落后的状况过来，工作环境、生活条件还极端困难。自然灾害和严重的经济困难，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下降到最低点;为在1965年以前偿还苏联14亿新卢布以上的债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带头，所有中国人都勒紧裤腰带;西方大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战争威胁和军事压力，不但基本断绝了国家最需要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交换，而且也促使我国必须做好应对外敌入侵的准备，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默默创造着工业建设奇迹和科学技术奇迹。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即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它的结构、生物活力、物理化学性质以及结晶形状，都同天然牛胰岛素完全一样。这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育成功大面积推广科技矮杆水稻的国家。矮杆水稻的推广种植，曾使中国水稻的亩产增加了一、二百斤。当今世界瞩目的杂交水稻研究，也是由享有“杂交水稻之父”盛誉的袁隆平，在60年代前期开始摸索并取得突破的。这位世界级的科学家，通过长年在水稻中的观察和寻找，终于在1964年6月发现了栽培稻雄蕊退休不育株，从而开创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步。
中国在这一时期还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至1965年底，全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共有245.8万人，其中研究生毕业1.6万人，大学本科毕业生113万人。全国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了12万人。在这支科学技术大军中，既有著名科学家，也有年轻一代具有丰富创造力的科学家群体。正是在这些科学家的辛勤劳作下，中国同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差距在逐步缩小。
三、制定“三五”计划和初步展开三钱建设
在三年继续经济调整的后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重点发生了向战备倾斜的重大转变。虽然这一战略转变对1965年前的经济调整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动，但却对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后来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1963年初起，国家开始考虑“三五”计划的编制。1964年二、三月间，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和全国农业两个长期规划会议，在讨论指导方针的同时，也讨论了“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同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基本任务为三个方面：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和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此外，提出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这个《初步设想》，把过去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安排计划的指导思想，改变为以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因此，人们把它简称为“吃穿用计划”。这是党中央、毛泽东领导下，总结十多年经济建设经验，努力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重大认识成果。
六十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我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美国对越南北方的战争逐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问题摆在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表示要从准备战争的角度来考虑国内建设。在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前夕，毛泽东听取有关“三五”计划的汇报，讲了他自己的一些重要想法。他很形象很深刻地提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和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他还说到要搞酒泉钢铁厂和攀枝花钢铁厂。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会议分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研究讨论“三五”计划问题。与会者一致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应该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了备战建设。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
越南战争升级后，党中央、国务院加强了三线建设的部署。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作了批示，并要求有关方面精心研究，逐步实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把国务院的研究意见报告中央，初步提出三线建设的若干部署和实施意见。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讨论三线建设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现在工厂可以一分为二，抡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三线;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短期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一线。这一决定标志着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由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为中心，转向了以加速三线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为中心的战备轨道。
与此相适应，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以备战、备荒、为人民为中心，这也是党中央深谋远虑、稳操胜券的大战略研究、决策和部署，是非同寻常的。
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有关部门迅速从三个方面对西南、西北的三线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将一线的全国独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又分别成立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
1964年下半年，有关方面对西南、西北、中南地区的铁路、矿山、冶金和国防建设项目进行选点考察，初步选定一批厂址和铁路线路，拟定了三线建设项目的总体布局。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总目标，即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大中型项目300多个，涉及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化肥、森林、建材、铁道、交通、民航、纺织、轻工、水利以及农业、林业、商业、邮电、广播、教育各个方面，其中以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等铁路干线，以及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工业基地和电子，光学仪器工业基地等为重点。
从1965年初起，全国各地建设队伍陆续集中到三线地区，各种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各省、市、区也加快作出三线建设的安排。1964年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中央和中南局提出关于本省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的报告。报告就该省建设一系列小型兵工厂、化肥厂、军械修配厂和将广州及沿海城市部分民用工厂，高等学校迁至小三线等问题作出规划。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予以肯定。周恩来约集有关负责人进行研究，提出关于一、二线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二线建设和备战工作的七项内容，包括建设一批地方的军工厂，从大城市搬迁一些必要的配套工厂到本省区的后方，并相应建设一些小煤矿、小电站、搞好公路、桥梁、渡口和通讯线路，建设一批储备战略物资的仓库，加强农业建设，迁建或新建一些必要的医院和学校等。这样，就形成了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展开，齐头并进的局面。
从1965年夏起，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并在1965年至1966年形成一个小高潮。这时三线建设的主战场在西南大三线，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三线建设的投资。1965年国家计划(包括中央和地方)安排用于三线的投资占基建投资的近1/3;1966年计划安排用于大小三线及其战备工程的投资占到基建总投资的一半。为使三线建设能尽快形成生产能力，还对一、二线经济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在建项目)、“搬”(部分企事业单位分出一块或两块迁往三线)、“分”(部分企事业单位分出一块或两块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方面对口帮助三线企业建设)等项措施。1955年8月召开的全国搬迁工作会议，确定立足于战争，搬迁项目实行大分散、小集中原则，国防尖端项目的建设则实行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即“山、散、洞”原则。随后，大规模搬迁和建设工作迅速展开。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这实质上是国民经济布局的一次战略大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起步阶段的三线建设发展迅速。仅1965年就完成了全部搬迁计划的40%。1965年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接近在建项目的40%。1966年除继续进行已上马的重点项目外，贵州、甘肃、四川的一些大型项目开始上马。这一年还计划从一、二线续迁和新迁项目150多个。在三线建设的过程中，一大批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及其家属听从党和政府的召唤，离开熟悉的城市，离开眷恋的故乡，奔赴祖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艰苦奋斗，辛勤工作，无私地奉献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心血和年华。
在三线建设阶段开展的同时，以战备为中心编制和调整“三五”计划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由于毛泽东多次表示对计划工作的不满，1965年初成立了一个由余秋里等五人组成的“小计委”，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小计委”初步提出了“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发展一、二线生产潜力，有目标有重点地积极地发展新技术”的“三五”计划方针。1965年3月，周恩来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三五”计划问题时，明确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要立足于打仗，抡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但仍然要重视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快建设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基础工业 ，并提出三线建设“必须充分依靠一、二线现有的工业基础”，“一、二、三线要互相促进”，不同行业的布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不能片面强调在三线的比重等重要思想。6月，毛泽东在听取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时，一方面从加强战备，加快三线建设需要出发，提出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另一方面又强调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严、太苛刻，首先是关心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其次是准备打仗，第三是应对灾荒，制订计划要同时充分考虑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对于“三五”计划，毛泽东还有一个指导性看法，就是要留有余地。他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越客观可能性，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这是毛泽东鉴于以往建设中求多求快的经验教训提出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1965年9月，国家计委向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在突出强调三线国防建设，着重于改变工业布局的同时，还提出了“三五”计划的主要指标为：五年内工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递增9%、5%—6%和11%。1966年3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在今后15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并从关注人民生活和调动地方积极性的角度，阐述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理论。他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他还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此后，“备战、备荒、为人民”实际上成为从执行“三五”计划开始的较长时期内，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理论。
“三五”计划的制定和三线建设的展开，是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三线建设的实施，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对战争作了立足于“早打”、“大打”的估计，三线建设在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太大;注重了战备要求，忽略了经济效益，增加了建设费用，造成了不少浪费。这是需要及时总结改进的。
(注：摘自《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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