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边苏区，后扩大为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吴岱峰等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于1934年1月在华池县南梁创立的山区革命根据地。它以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乡(现南梁镇)为中心，带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人民，历经艰难曲折而逐步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根据地，大致经历了建立陕甘边革命武装、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创建、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几个历史阶段。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统一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历史上有着起承转合的特殊地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设立陕甘宁省。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后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军队打开全国抗日战争局面、走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出发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生活遭遇空前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保证抗日力量的壮大，毛泽东提出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使边区军民度过了难关，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包括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理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等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在中国革命史以及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不失时机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陕甘宁边区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时期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西北这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偏僻的山沟里，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群众克服了重重艰难困苦，创造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走向胜利的历史奇迹。全党首次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延安整风这一思想解放和思想建党运动，肃清了部分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或满足于经验主义的倾向，极大地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文化上开展了一系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建设，而且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和生产实践上创新理念、创新政策、创新方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人和群众一起开展劳动生产，使延安的经济逐年大幅增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有人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污蔑毛泽东只会“闹革命”，不会搞经济，不会搞建设，这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事实根本不相符。不仅如此，由于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建树，不仅与原中央苏区时的经济理论一脉相承，继续发展，而且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延安当时成了举世闻名，国内外进步人士一致称颂和向往的革命“圣地”。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继续深入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马克思指出：“历史是我们的一切。它反映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不断推进文明进步的历程。今天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继续和发展，如果割断历史，就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 当前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陕甘宁革命时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建设实践经验，有利于继续建设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会合，决定留在陕北。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要在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从此开始了一个长达13个年头的震惊中外的陕甘宁边区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野蛮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1940年至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利用抗日相持阶段不失时机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为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的抗日战争，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的实际困难情况是：一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在我国西北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黄土高原，丘陵起伏，干旱少雨，到处是焦干的黄土和滚滚的流沙，气候恶劣，人口稀少，交通很不方便，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工农业生产都不发达，农业还处于人刨牛耕的原始阶段，农民不得温饱。陕甘宁边区没有工业，仅有一点手工业作坊和制盐业。二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有独立的政权系统、军队系统和20多所学校，非生产人员达10多万人，都面临生存危机，发不出衣服和被子，粮食极其困难。三是国民党政府派了几十万大军对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和饿死边区军民。四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轰炸和扫荡，实行极其野蛮的“三光”政策。
但是，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危亡、生存困苦的极端艰难境地毫不退缩，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当时边区的实际，顽强地利用抗日相持阶段不失时机地开展了生产自救，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大发展。即依靠人民的力量，依靠当地土地资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 等边区经济工作的主要方针政策。
毛泽东在延安明确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贯穿在经济建设的全过程中，把改革与发展体现在革命和建设之中。他明确指出：“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
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既要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民族革命，又要符合民主革命的长远战略，只有实行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才能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
历史已经证实由于全党和根据地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地调动根据地军民的积极性，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增加生产，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克服了经济障碍，渡过了重重难关。“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事业的经验。”全党的共同努力，全体军民的积极创造，经过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地及时进行决策和总结，从而逐步形成了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毛泽东在陕甘宁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理论的体系
陕甘宁边区时期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与毛泽东本人从小就立下改造世界、为民谋利，为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雄心壮志，一生刻苦学习中外历史典籍和马克思主义是分不开的。
在毛泽东早年所作的《讲堂录》中曾记载：“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在现实中，毛泽东也确实是才胜今人，学胜古人。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立志探寻宇宙的大本大源，想读尽天下书。他曾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写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因此，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宋明理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二十四史，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学说等，他都作过认真的研读，故对“国学”造诣很深。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读了不少西方近代的著作，如1912年下半年他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时，就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书，对西方近代进步思想有较好的把握。 当时他已经打下了深厚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有了如何建设国家的想法，并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了先建设小地方，后建设大国家的观点。他说“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
从1920年开始，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诸多书刊后，就开始潜心钻研，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并完成世界观的转变，终于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依据中国国情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是时代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把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提升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军向长沙进攻的途中遭遇严重挫折，遂于9月率领部队到达井岗山，开创了革命根据地，进而开辟了中央苏区，担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民主政权——瑞金中央苏维埃人民政府主席领导工作，并有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毛泽东论经济工作方面的著作，井岗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实践为陕甘宁边区开展经济建设打下了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只是革命斗争的区域变了，环境变了，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更重了。
毛泽东陕甘宁边区经济理论是与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抗日相持阶段密切相关的，但这个时期毛泽东经济理论与实践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极其困难与休养民力时期(1935年—1939年)。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此后的4年是经济极端困难与军民休养生息的时期。二是渡过难关与经济发展时期(1940年—1942年)。由于国民党的四面包围，实行经济封锁，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给根据地造成严重的困难，边区军民利用抗战相持阶段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生产自救。三是改革与自给自足时期(1943年—1948年)，由于抓住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两个轮子，双轮驱动，既统一了思想又激发了抗日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积极性，使“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形势根本好转，革命转危为安，由安奔向胜利。
在陕甘宁边区的这三个时期(当然主要是第二、三个时期)里，毛泽东都领导开展了经济活动和研究了经济理论，并形成了毛泽东陕甘宁时期的经济理论。这些经济理论主要体现于下述多篇当时最经典的经济著作中：《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论合作社》、《组织起来》、《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实地到延安参观学习时，我们亲见了这些著作的原件。我们同时发现还有大量的文稿没有选入《毛泽东选集》。例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原件有10多万字，选入《毛泽东选集》四卷的仅为一小部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无论是在枣园凤凰山还是在杨家岭时，可以说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处理中国的革命与经济的问题，许多会议，每天的电报、电话、指示、指令，在巨帙浩繁的众多文稿之中都可以见到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观点和经济指令，人们都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经济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杰出指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提出“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的书本”，始终坚持中国传统唯物辩证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总是深入实际，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研究，将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再经过研究形成集中系统的意见加以推广并运用于实践，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不断地把实践创新上升到理论创新的高度，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并因此而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概括起来，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经济理论主要有以下多方面。
(一)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理论
1945年4月，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这就是毛泽东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用于革命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就是解放生产力,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开辟广阔道路,并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而且必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原则作为衡量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的根本标准，并用这一理论作为决定发展经济的包括他领导发展革命根据地经济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大贡献。正因为如此，当时毛泽东就明确了全党的任务是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农民，实现近代农业，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根本的解放并全面促进其发展。
(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这是全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战线的重要经济理论。首先是根据地数十万军队的供给，中央指挥机关和政府，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出，人民群众需要生存和发展，这都需要用发展经济来解决。“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 当时陕甘宁边区开展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就是为了革命胜利和经济发展而开展的。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要求：“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不仅是边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而且成为全国各根据地的指导理论。当时党的领导人、干部、军队和群众一起都积极投入生产活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种菜、任弼时、李富春纺线、张闻天扛锄头到田间和群众一起翻地、359旅开垦了南泥湾等都一一传为千古佳话。这一指导理论和实践对建国后的经济建设都继续产生着重大影响。
(三)经济决定财政而财政影响经济的理论
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时期，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财政，不了解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上考虑问题。毛泽东特别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经济与财政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而深刻。他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如果我们只着重财政而不切实有效地发展经济，就要走国民党竭泽而渔的老路。毛泽东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正确地阐明了经济决定财政与财政影响经济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由于我国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观念腐蚀着人们的头脑，封建士大夫大都耻于言利，影响两千多年。有些人不屑于谈经济工作和参加经济建设，甚至有的女同志还不愿意嫁给经济工作者。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反复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经济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是中心的工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必须制定好和执行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党、政、军、民不失时机地做好具体的经济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由于搞好了经济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不仅克服了财政困难，而且壮大了革命力量。军队由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后来发展到200多万军队，培养了大批的干部，改善了武器装备和给养，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盲目地学西方资本主义，不晓得财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财政如何影响经济，而想用财政决定经济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大搞其所谓的“融资平台”，“用将来的钱”大搞项目而最后债台高筑，骑虎难下，结果使不少地方政府成了负债政府，日子难过，显然与经济决定财政的理论相悖，应当引以为戒。
(四)经济是国家建设的基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毛泽东早就有预见地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要有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提出了要有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经济理论。他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人民的政权如无进步的现代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比重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的这一经济理论为其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对指导我们今天的建设仍然具有特别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开展边区经济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该把这项工作摆在什么位置，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其它各项工作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一问题，必须把这一问题同边区特殊的环境联系起来。当时，就整个中国、整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来说，毫无疑问，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第一位的。但陕甘宁边区却有着极其特殊的情况：一方面，它是人民抗战的总后方，有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并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从1940年下半年以后，遇到了十分严重的物质困难，财政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曾经讲到：“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能否克服这一困难，直接关系着边区的存亡乃至全国抗战的胜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样摆放边区各项工作的位置，成为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当时，党内外普遍存在着重军事、轻经济的思想。但是，毛泽东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主张边区的各项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提高全党对这一理论的认识，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1939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要开展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线的斗争”，以此来解决边区全体人民的生活问题，并且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1941年8月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进一步指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是其它各项的中心，有了穿住吃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又指出，陕甘宁边区“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来说，就大多数同志来说，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而教育一项也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以发展经济为基础”，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
边区的财政困难，集中表现在抗日经费来源问题上。解决财政困难，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单纯紧缩开支，甚至紧缩掉某些必要的开支;另一种是认为应通过发展经济，使财政充裕，从而保障供给。毛泽东赞同后一种思路。在他看来：“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因此，经过慎重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并把它作为边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五)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
毛泽东特别指出，分散经营可以提高积极性，如盲目集中起来，统得很死，就会破坏这种积极性。集中领导能够使计划统一，供销衔接，是经营合理与分配恰当的必不可失的步骤。谈到集中并不是指边区的农工商都集中在唯一的机关里，而是根据全体及各部分的需要与经营的可能条件，进行统一规划，交由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分别地经营。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明确了发展生产要坚持群众观点和按需生产的观点。毛泽东在党如何领导经济工作时最早提出了以销定产的商品生产原则。即按需生产三原则：需要与可能相结合;需要与赢利相统一;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发展生产要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发展生产也要依靠人民群众。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发生产能如此严重过剩问题?显然是违背了这些原则。这是缺乏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分散追随资本主义，盲目逐利惹的祸，应当总结经验教训，考虑经济供需平衡关系，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原则来及时有效地克服此类问题。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还明确了经济管理必须充分发挥经济杠杆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毛泽东特别提倡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提倡妇女参加劳动，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企业必须建立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的制度，必须始终加强成本管理，按经济规律办事。抓经济工作要有高度的负责精神，无私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思想品德，坚决克服不按规矩办事的思想行为。
(六)优先发展农业，同时重视工业和商业发展的理论
这一财政经济方针是毛泽东根据边区工作实际所反复强调的。农业是社会生产的基础性部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各方面的供给主要来源于农业，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为了促进边区的农业生产，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毛泽东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违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实行累进税”等八项方针政策。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第一位的工作，一切部队、机关、学校都要将工作重点逐渐转到农业上去，通过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整个边区的日常需要。
在强调发展农业重要性的同时，毛泽东也非常重视边区的工业建设，而且随着建设工作的展开，对发展工业问题愈加重视。他曾经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他还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从这些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从边区而且已经从整个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工业建设问题了。这也表明，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农村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是工业化的积极倡导者。
毛泽东把发展边区商业贸易也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根据边区所处环境的具体情况，在发展边区商业贸易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实行管制贸易”的政策。所谓对内实行自由贸易，是指在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商业的同时，保护正常的私营商业。对外实行管制贸易，是指在政府贸易部门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以税收和行政手段对出入口货物加以控制。当时边区出口货物主要是食盐，食盐的外销占边区商贸出口的90%。因此组织好盐的产、运、销成为发展边区经济克服财政困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其中的关键又是运输。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毛泽东的主张，边区中央局决定实行“官督民运”政策，而主管边区工作的林伯渠和谢觉哉则主张盐的运销应由边区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自愿为基础，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毛泽东于是写信给谢觉哉，指出边区财经问题的决定点有二：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平衡出入口。“而盐的外销又是达到出入口平衡之惟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致信林伯渠、谢觉哉，要求边区政府在运盐政策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为缓解边区财政困难做出贡献。在公营商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毛泽东主张对私人商业采取保护措施。他明确要求，“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外，决不准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是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 由于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商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如延安的私营商店，1938年有90家，1939年为149家，1940年增加为320家，1943年更猛增至473家。
(七)实行劳动互助、建立合作社并提倡股份经济的理论
为解决农村劳动力及畜力不足的问题，毛泽东根据江西时期主持苏区工作的经验结合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的历史传统提出“劳动互助”的办法。对此他有着详细的解释，他说：“在一村之内，或几村之间……以自愿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为一组，有劳动力的出劳动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出多，少的出少，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组各家耕种、锄草、收割，秋后结账，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由少出的按农村工价补给工钱。这个办法叫劳动互助……人口密集的乡村，还可集合多个互助组为一互助社”。互助组或劳动互助社等形式的合作社可以对农村的劳动力、畜力进行有效地组织和调节，从而解决农业发展中人力、畜力不足的问题。
这种具有劳动互助性质的合作社是毛泽东根据以往农村工作经验同时结合陕甘宁边区的生产传统提出的适合根据地经济发展的劳动组织形式，把孤立、分散和盲目的个体劳动力，组织成协调、计划和团结的集体劳动力，它极大地凝聚和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使生产力得到大大提高，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以劳动英雄刘建章领导的延安南区合作社为例，该社成立于1936年冬，第一年只有社员160人，到1943年社员增至1600多人，包括了南区所有的家庭”。
为进一步推动合作社的发展，以便更好地发动和组织边区人民更加广泛地开展生产运动，1943年11月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这就是《组织起来》。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毛泽东首先肯定了通过劳动互助组及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方法的正确性，随后他又讲道：“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有了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的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
在发表《组织起来》讲话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应把合作事业的范围扩大，举凡文化的、卫生的、社会公益的及一切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业，都应当像经济工作一样，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方针。1944年7月，他在边区合作会议上发展讲话，指出合作社的业务包括10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毛泽东认为，以互助合作的方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不仅是发展农业生产、改造个体经济的正确道路，而且还能带动我国农村社会的全面改造。当然对于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的性质毛泽东也有清醒的认识，它们“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
据史料记载，陕甘宁边区组织劳动互助成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和关键。毛泽东认为合作经济事业，“在组织人民的经济力量，减免中间剥削和发展人民经济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尤其是一些综合性的合作社，既经营消费事业，又经营供销、运输、生产、信贷等事业，能够对人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很好的服务作用。毛泽东还对合股企业、合股雇佣企业的集股方式、股金来源、分红办法、股息额度等情况作了详细的考察，还总结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提出了发展集股合作事业的方针。
(八)在经济建设中重视科学技术先进作用的理论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为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是因为科学技术是劳动者强劲的智能力量。马克思还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且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同时又指出：“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进一步讲道：“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 正是根据这一理论，毛泽东一再号召搞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科学研究。
生产力诸要素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可以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 1941年5月1日，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充分利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延安聚集众多来自全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各方面的技术专家，及时地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要求一切经济和技术部门中工作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家学习技术，做好各部门的建设工作。同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还明确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1940年3月15日起，《论经济与技术工作》、《奖励自由研究》、《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提出自然科学》等多篇社论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据研究，当时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创办了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及其许多专业学会，把科技教育、研究和经济建设三位一体地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
(九)民营经济与公营经济必须协调发展的理论
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和公营两大类。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在对待这两种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应该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因为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140万人民的生活问题，同时以纳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党政军经费的主要部分，以便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休养民力。因此，毛泽东强调，既要“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同时又“必须用极大注意力去经营公营经济”。 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政府要给予帮助。对公营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认为要从边区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 毛泽东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指出了当时在发展工业、制定计划时要坚持的原则以及要反对的两种倾向，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理论观点不仅对当时边区的工业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发展边区经济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张要实行“统一领导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方针，并且认为要根据工业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私营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
(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理论
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当时条件不许可，红军没有外援，也不可能依赖外援。毛泽东提出并凸显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解决困难的理论。他尊重红军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采纳了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意见，及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靠自己动手，边区从1943年起，机关、部队粮食20.4%取之于己，粮食、物资上的一切困难都顺利解决，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低水平上达到了丰衣足食。陕甘宁边区从零起步发展了工业，扩大了手工业。蒋统区的文化人、青年和士兵以及国民党的许多进步人士都向往延安，奔向延安，延安成了全中国人民的希望。
毛泽东主张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要通过“自己动手”达到“丰衣足食”。他说：武汉、广州失掉后，敌人还要进攻，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样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 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解决吃饭、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并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
在坚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同时，毛泽东并不排斥吸收和利用外资，并不排斥外援。早在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就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家投资”，“革命胜利后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1941年5月，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特别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此还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
(十一)严格执行“合理负担，取之有度”的税收理论
在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生财理论，同时还提出“合理负担，取之有度”的聚财理论。陕甘宁边区地处农村，农业税是解放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抗战初期，边区实行的是“村合理负担”的办法，即带有“按村摊派”的性质，因此在征收公粮时，其负担大部分落在地主富农等农户头上，负担面一般只占20-30%。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财政困难，税负有所加重。为了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解决好增加税收而又不致伤民这个矛盾，毛泽东于1940年12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派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 毛泽东主张通过扩大税收负担面，以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困难，同时又强调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以休养民力，不足部分通过自己动手来解决。由于指导思想正确，方法合理，不仅增加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把根据地全体人民都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壮大了抗日力量。
(十二)重视人民物质福利、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理论
毛泽东把强调给人民群众以物质福利的经济理论提到了全党的根本路线和根本政策的高度。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毛泽东非常清楚，“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 毛泽东当时批评了不注重发展经济的几种错误观点，反复强调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他强调说：“我们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 毛泽东的这种经济为民的理论至今仍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起着根本的指导作用。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经济活动中，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毛泽东要求在上述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灵活协调和处理这些关系。例如，在工业生产领域，要求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他全面总结了各个根据地的经验，提出了三大经济纲领和国民经济的构成，其中阐述了革命胜利后对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并特别告诫全党干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并且特别指出“掌握政策，任何行动不要脱离群众。扩兵是必要的，但决不能超过人民财力负担的限度。收集物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可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尤不可损害人民的利益。” 这一政策的提出是对全党建立新中国及以后经济建设的理论准备。这样做，恰到好处地解决了私营企业和合作企业中工人与资本家、公家与私人之间的关系。在处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关系的问题上，要求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激烈阶级斗争，而采取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样，既照顾了农民的利益，也减轻了地主的负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处理增产与节约的关系时，采取了两相结合比翼齐飞的政策，要求既要加紧生产，又要厉行节约。到了1945年边区经济形势好转之后，毛泽东仍然强调精打细算：“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 这样，也处理了近期与远期经济利益的关系，而且培养了干部群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
三、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人民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给。
毛泽东十分重视边区的经济建设，并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自给自足”。那么如何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呢?毛泽东主张依靠自力更生，通过发动群众搞大生产运动来实现。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生产运动的发动及开展。时间从1938年12月到1940年。这一时期毛泽东在许多场合、多次会议上反复讲述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困难的道理，并满怀信心地鼓励大家要依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他曾对抗日军政大学的干部说：“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人;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部队、机关、学校纷纷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并取得显著成效。边区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39年到1940年，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粮食产量和牛、羊数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部队已可自己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边区工业也迈出了最初的步伐，恢复并创办了石油厂、纺织厂、造纸厂、农具厂、皮革厂、化学厂、制药厂等。
第二阶段：大生产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进入1941年以后，边区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势。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国民党不但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而且对敌后各根据地尤其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华北各地连年遭受干旱以及根据地各类脱产人员日益增加而土地面积却大大缩减。这些因素致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都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部分自给转到完全自给。这样，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毛泽东在不同的场所反复强调和阐述开展党、政、军、学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意义，督促、领导并亲自抓生产自给运动。此外，他还多次出席边区经济成果展览和劳动模范大会，接见劳模，以引起整个社会对经济工作的重视和对劳动模范的崇敬。毛泽东不仅领导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亲自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经过几年的努力，边区党、政、军、学各部门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人民负担大大减轻，边区完全渡过了财政困难时期。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做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1943年10月1日为中共中央所作的党内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和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等文献，共同构成了当时党领导的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四、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理论的意义和启迪
毛泽东上述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及时纠正了当时党内广泛存在的轻经济、重军事的片面观点，把边区党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为边区军民发展生产、战胜困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对其它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为边区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通过动员党、政、军、学，人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及军民实现了粮食、生活用品、办公用品的自给，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壮大了根据地的力量。
第三，动员党、政、军、学各级干部和人员都参加生产劳动，都放下架子，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既发展生产，又改造世界观，使根据地内部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很好的调整和改善，进一步增强了党政、军政、军民、上下级各个方面的团结。
第四，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丰富理论和实践，不仅战胜了经济困难，突破了敌人封锁，而且给我们党积累了领导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专家和各类人才，为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
第五，毛泽东关于边区经济建设的理论，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艰辛探索的成功典范，无论这一思想理论本身，还是它产生的方式、过程和经验，对于我们搞好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党的十九大引领的新时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努力建成小康社会，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如此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学习、研究和传承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更好地学习和贯彻一脉相成而继续创新的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其启迪深刻领会和积极实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不断发展。
第一，要尊重历史，尊重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地位。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并肯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首先就是因为历史不能割断，毛泽东思想还需要继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为什么?因为我们党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经济理论，是极其丰富的，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我们党不可多得的宝贵理论财富。过去学术界在这方面缺乏整理，研究不多，发掘不够。在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125周年的时候，应本着尊重历史，尊重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地位的态度来认真加以整理、研究和发掘，并结合当前的实际和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承先启后，与时俱进，不断把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二，研究和传承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利于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第一次结合的成果，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第二次结合的成果。这第二个成果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不是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的。这个继承与发展就是对毛泽东思想包括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和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脉相承的，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没有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可以说就是避免苏联模式的一些错误而探索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因此，研究和传承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利于我们为着伟大事业的奋斗中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人类总是要不断发展的。我们的发展为了人民，也依靠人民，其发展成果为人民所享有，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个自信”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坚信党的目标和纲领一定能够实现。
第三，学习、研究和传承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更在于今天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随着实践不断创新发展的，结合当今经济实践，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包括政治经济学理论，更能使我们懂得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之所在。我们学习、研究和传承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为了坚持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为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推动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已近70年了，改革开放也已经40年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继往开来，不能丢了根本。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改革开放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去调查、去研究、去思考。为了坚持真理、不忘初心、保持根本和忠诚实践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必要继续学习、研究和传承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从上述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经济理论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诸多渊源。我们今天的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应该很好地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特别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找出经济领域里的应当坚持的社会主义规律性的东西，要克服种种弊端，防止破坏生态平衡、社会平衡，防止盲目的投资、盲目上项目，防止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贫富不均，始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真正努力做到“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书读” ，使人民满意。毛泽东早就提出的我们“给人民以东西”、 经济是国家建设的根本基础、灵活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包括近期与远期的关系的经济管理理论等等，都对我们今天的五大文明建设很有启迪。此外，研究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经济理论对研究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的经济理论也是极有帮助的，因为后者是前者在建国后新的发展。
总而言之，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深入探讨，更好地为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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