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回顾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我们能感受百年前那个青春激荡的岁月。
与《新青年》结缘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早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兼习英语日语，立志于再造中国。1913年曾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1916年回国，暂居上海，为《甲寅》《晨钟报》等刊物撰稿。1917年底，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北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进入新文化运动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决定采取编辑部“集议制度”，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部工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编辑部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当时，李大钊29岁，小陈独秀10岁，小鲁迅8岁，小钱玄同2岁，大胡适2岁。如果说陈独秀和鲁迅已经人到中年，那么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人均30岁上下，风华正茂，正值“青春”。
李大钊与《新青年》结缘，始于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时年27岁的李大钊感慨于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号召青年“致之回春”“为之再造”那“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这样激情充沛的文字，吻合了《新青年》的“青春”风格。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起，经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国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老大帝国能够枯木发春，重新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屹立于世界之东方。李大钊之《青春》，以诗意的语言，旁征博引，有力呼应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倡导：“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1917年底，李大钊北上之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青年身上。他在《新青年》发表《新的!旧的!》，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新旧矛盾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法律禁止重婚，另一方面却是纳妾的风俗;一方面规定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却“迫人尊孔”;一方面是议会与总统，另一方面皇帝仍旧住在紫禁城。
李大钊呼吁：“我很希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途径，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碍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鸵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这种认识，和有些认为老年人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新青年》同仁不同，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很显然，在李大钊看来，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青年人，而非老年人，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
鼓励青年到农村去
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工厂。而看得懂《新青年》文章的人，大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对这种现象有较直观的描述：“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哪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那晓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预备作官僚的源源而来，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这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
李大钊认为，只有这些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最广袤的中国乡间大地上，和那些生活在泥土地上，生活在车间里的沉默的最大多数人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问题才有希望。“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到农村去，到车间去，势必不像在城市中那么舒心。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中，号召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
李大钊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劳动人民是最痛苦、最悲惨的。“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呵!”
他在文章最后鼓励青年说：“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从书斋走向实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贡献各不相同。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他以决绝的姿态打倒孔家店，欢呼德先生与赛先生，又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继而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鲁迅是新文学的导师，他创作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不仅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而且也是百年中国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李大钊则提倡知识青年和劳苦大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争取中国和劳苦大众的光明出路。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改革管理办法，增购图书，让图书馆真正成为青年学生汲取营养、奋发有为的温室，很多青年就是在李大钊主持的图书馆中，读到了当时世界最新的理论书籍，使自己的认识达到了飞跃，从而走上了救国救民的实践之路。
1920年，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邓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补习学校，把《工人周刊》等杂志带到学校，帮助工人识字，认清社会现实，建立工人组织。1922年，长辛店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得到唐山等地工人的支持。工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
李大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朝着“直接行动”的方向去理解。在五四运动九个月之后，李大钊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认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五四运动两周年时，李大钊在《中国学生界的“MayDay”》中认为：“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May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李大钊始终心怀天下，他在五四之后积极投身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这样的解放事业，正是昌明正义和人道的“直接行动”。为了这一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薪资，献出了自己的精力，直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恰似一道闪电划过中国的上空，照亮着后来者追求光明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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