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四川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中共重庆地委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他制定“务以实力充分”“渐渐发展”的工作策略，使重庆团的发展日渐走向正途，并在涪陵、綦江、南川、江北、巴县等地建立起了团的组织。
■刘伯承曾在信中说：“我于1926年在四川担任顺泸起义总指挥时，童庸生同志任党代表，这个同志是一个对革命忠诚，善于做宣传鼓动的好同志。”
“真的就把这些书放在我这里了么?”上世纪20年代，巴县长生乡(现南岸区长生桥镇)一间大宅内，一位妇女向一位戴着眼镜的青年轻声询问。
“姐姐，就暂时麻烦你替我保管这些书籍，以后我再来取。”说完这番话，男子转身走进了黑夜……
“这名男子就是我的表外公童庸生，当时他挑了一担书放在我姑婆童显贞家里，再也没回来取过……后来，这担书大多没保存下来，只剩下几本他批注过的，都捐给了博物馆。”9月2日，童庸生的后人张继琳指着她收藏的童庸生的照片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积极行动，重庆多地成立团组织
在巴南区惠民街道宜家桥，有一处已经垮了一半的农家小院。1899年，童庸生就出生在这个小院里。1919年，20岁的童庸生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并在那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导师、四川举起共产主义旗帜的第一人——王右木。
据《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记载，担任四川高等师范学堂学监的王右木于1920年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时，童庸生就是读书会的重要成员。也正是在成都期间，童庸生先后认识了恽代英、吴玉章、杨闇公等人。
1922年10月，在王右木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和团中央的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SY”)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童庸生当选为首任书记。同样是在1922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团地委”)宣告成立，周钦岳当选为首任书记。
1923年初，一直在成都从事团的工作的童庸生回到重庆，受聘到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担任教员。此间，他一边按照团的宗旨积极开展活动，一边去函向团中央请示，在积极发展和训练新团员的同时，制定了“向机活动，务以实力充分”“渐渐发展”的工作策略，得到团中央的批准和支持，使重庆团的发展日渐走向正途。在童庸生、杨闇公等人的努力下，涪陵、綦江、南川、江北、巴县等地很快也建立起团的组织。
“重庆多地成立团组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庆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介绍，重庆多地的团组织成立后，在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和发动以学运和工运为主体的群众运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对推动重庆地区革命形势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顾全大局，童庸生帮助杨闇公加入重庆团地委
“回顾童庸生的革命生涯，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身上不仅有着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的求索精神。更重要的是，他总是勇担责任，顾全大局，为了党的利益呕心沥血，不遗余力。”黎余说，这在他促成杨闇公等人加入重庆团地委之时特别明显。
史料记载，1924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在成都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国YC团”)，并在《中国YC团纲领》指出，解决世界和中国的问题，惟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最为适合。
“不久后，杨闇公等人就得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在详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后，杨闇公意识到，中国YC团已无存在的必要，但YC团中的傅无双等人表示反对，双方意见产生分歧，一时难以统一。如何妥善解决YC团的问题，也成了摆在杨闇公等人面前的难题。”黎余说。
考虑再三后，杨闇公决定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合作，尽快解散YC团，并按照中共党章标准吸收符合条件者入党。“在接到杨闇公等人的请求后，受团中央委派，童庸生作为重庆团地委的代表，与杨闇公商议YC团与重庆团地委的合作事宜。”黎余说。
“在杨闇公的日记里，对此次合作也有着明确的记载。”黎余说，杨闇公就曾在日记里写道：“午间赴庸生处，筹议对于YC与SY今后合作的方向。这个问题，确实关系很大，我们稍一处置不当，就会种下今后的恶因。”
1925年1月23日，在位于成都市娘娘庙附近的杨闇公住所，童庸生将促成中国YC团与SY合作的《致蓉YC的一封信》交给杨闇公。杨闇公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晨起庸生即来寓，给蓉YC一信，我们共同署名，促其与S校合作……”
“在童庸生等人的努力下，杨闇公于1924年9月加入重庆团地委，并于1925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吴玉章经童庸生、赵世炎介绍也加入中国共产党。杨闇公、吴玉章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主动宣布解散中国YC团。”黎余说。
惹恼军阀，刘湘点名缉拿杨闇公童庸生
“舅舅，有人来了。”1925年的一天，童庸生的外侄女赵佐珍跑进屋内，对正在开会的童庸生说。
“撤!佐珍，等会儿有人问起，你就说没有见过我。”童庸生说完，就从后门离开了。
看着童庸生离开，赵佐珍才打开了大门。
“你看到一个戴眼镜、穿灰布长衫的人没有?”门外，几个大汉气势汹汹地问。
“没有，没有……”赵佐珍话音未落，几个人又往外追去……
“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童庸生以更加高涨的热情投入到重庆团地委的工作之中。”黎余说，据《杨闇公日记》记载，为了吸引更多进步青年加入SY，童庸生经常带领学生前往校外进行演讲。“我曾经听我婆婆说过，表外公说话声音洪亮，演讲特别有说服力。”张继琳说，有一次在演讲中，童庸生指着长江中横冲直撞的外国轮船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还摘下自己的帽子，问在场学生：帽子的材料多少钱?帽子做成后在市场上又卖多少钱?工人得到了多少工资?资本家又从中赚了多少利润?以此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含义。
就是在不断演讲的过程中，童庸生被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盯上，刘湘曾点名要缉拿杨闇公和童庸生两人。“从宜家桥到重庆城，一般都要经过巴县长生桥，以前舅公总会在路过时到姑婆家坐一坐。在刘湘下令抓捕后，为了不连累家人，舅公几乎很少回家。”童庸生的外侄孙赵朝敏说。
杨闇公曾在日记中称赞童庸生：“庸生真是同人中的健者，他精神贯一的样子，在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勇于敢为，富有思想的和机变的人，不是其他许多有信仰而无实行的勇气方法的人可比拟。”
顺泸起义失败后，童庸生潜行出川，由中国共产党保送至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童庸生从苏联回国后，在上海乘船返回重庆的途中失踪。
“1956年，刘伯承在写给时任四川省委负责人李大章的信中说‘我于1926年在四川担任顺泸起义总指挥时，童庸生同志任党代表，这个同志是一个对革命忠诚，善于做宣传鼓动的好同志。’”黎余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当代党员要向童庸生学习，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决不彷徨，决不动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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