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反“围剿”斗争中的奋勇抗争
1933年，西方世界仍处于经济、政治危机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亟须外侵以转移矛盾。不少西方国家企图将法西斯之火引向共产主义，此举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气焰。
这一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加紧了法西斯独裁统治。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攻入山海关，觊觎华北。
这一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续在内部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中焦头烂额，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打着“围剿”消灭红军的如意算盘，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还在内外压力的困境中步履维艰、上下求索。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入江西瑞金;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左”倾思想仍在党内占据上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是照搬苏联经验还是认清自身形势?是攻打城市还是积极防御寻求外围突破?是寻求国共合作还是对抗到底?是延续“左”倾路线还是勇于开展自我革命?1933年的抉择，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和历史走向。
（一）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对华侵略：1月初日军攻占了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山海关，2月下旬日军及伪军10余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3月初热河全县沦陷。日军占领热河后，迅即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进犯，京津危险在即。尽管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奋起抵抗、请缨杀敌，但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陷入孤战无援，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时，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当务之急。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一二六指示信”指出：“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率先意识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要，朝着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
兴衰在即，危难当头，共产党吸引了志同道合的盟友。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下，5月26日，中共党员吉鸿昌联合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人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主张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当即成立张家口特委，以支持同盟军，并在同盟军内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积极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顺应大势的抗日同盟军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队伍很快由数千人发展到10万多人。6月起，同盟军连续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四座县城，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为之振奋。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同盟军处境日益艰难。8月，冯玉祥撤销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10月16日，成立仅143天的同盟军彻底失败。
这次中国共产党联合爱国将领的抗日壮举虽归于失败，但对于推进全国抗日民主浪潮，促进部分进步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党人不断认识到，在抗日已经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不管哪个阶层、派别、集团、个人，只要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就是倾向于革命的、有利于革命的，就应当成为共产党争取和团结的力量。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临时中央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状况，利用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契机，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就能够有效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当时的中央领导者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推行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方针，不能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正确看待国民党内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力量，甚至认为抗日同盟军首领冯玉祥与国民党新军阀“根本没有区别”，而同盟军内的共产党员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样的不正确认识，加之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反共内战和消极抗日，导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难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族救亡事业屡屡受阻。
至此，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方针仍掣肘着抗日同盟的发展，同时造成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陷入困境。这一年，在错误方针指导下，发生了反对“罗明路线”斗争和查田运动，第五次反“围剿”也遭到失败。
（二）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全面推行“左”的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提出“红军不能冒进硬打”，“应在游击战、运动战中提高战斗力”，“向敌军力量薄弱地区发展”等合理化建议，却被扣上了“动摇怯懦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帽子。2月，临时中央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刻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随即在福建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召开了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5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这些斗争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为后来中共中央实施错误的军事战略，导致红军陷入困境留下了隐患。
6月初，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查田运动。查田运动本身是作为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中共临时中央在运动中全面贯彻“左”倾土地政策，许多地方把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而加以打击，把不少富农当作地主加以打击，使运动产生了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阶级的严重后果。此举破坏了农业生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根据地严重缺粮，使红军的扩大也遇到了困难。所幸，苏维埃临时中央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了他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这两个文件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明确了如何划分地主与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等，中央要求各级政府按照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对农村阶级成分进行复查，纠正了土地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此时，毛泽东已在调查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科学的认识，奠定了土地斗争阶级路线的基础。他在艰苦的政治环境下，既维护大局，又实事求是，把“左”倾错误的损害降到最低。党的革命事业正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性的决策、豁达的气度中不断锤炼升华、发展壮大。
（三）
比起对各项工作的阻滞和对党内作风的破坏，“左”倾错误方针在战时提出错误的军事战略则危害更大，会使党和军队的革命事业遭遇重大挫折。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经过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广大根据地人民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群众基础更为牢固。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革命形势本该趋向有利。但在错误方针指导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失败，直接造成了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准备的时间最足，主力北路军排以上7500余名军官全部轮训一遍;战略战术研究最细，悉心研究采用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战争规格最高，他亲自挂帅总司令，调集了嫡系部队倾巢出动;部署军力最多，人数多达百万，其中50万兵力直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实力悬殊，又失去了毛泽东的领导，在第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国民党部队迅速占领苏区北大门黎川。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放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照搬苏联红军经验，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尽管当时党内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但红军指战员依然遵循组织纪律原则，坚决执行命令，与敌人进行了硬碰硬的殊死决战。在随后的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和广昌战斗中，除了凤翔峰、三岬嶂战斗中苦守阵地取得小胜外，红军在其他战役、战斗中均惨遭失利。在历次反“围剿”中战绩赫赫的红三军团，这次遭受了惨重的伤亡，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临时中央机械地照搬照抄别国革命经验和“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的革命斗争遭遇了重大挫折。
在红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形势下，战局似乎又出现了转机。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约定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往根据地运送了大量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惊慌的蒋介石迅速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入闽“讨逆”。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如果临时中央能在这个关键节点抓住机遇采取正确的策略，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将十分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
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中央，指出红三、红五军团应趁敌不备侧击蒋介石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将战略防守转变为战略进攻，以红军主力突破敌军围攻线，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与敌军“换防”，威胁敌之根本重地，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碉堡主义”与红军所处的困境。
但博古等认为蔡廷锴等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又害怕丢失中央革命根据地，拒绝采纳上述意见，依然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内线作战。最终，孤立无援的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瓦解，到翌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败，蒋介石继而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导致在军事上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伤了同盟者的心，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战机，完全陷入战略被动。
（四）
尽管“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的处境陷入极度的被动，但党在这一时期依然对各项工作进行了诸多积极探索。
积极推进根据地经济建设。除军事“围剿”外，国民党对付苏维埃政权的另一主要手段就是经济封锁，这客观上也加剧了共产党内“左”倾错误方针的推行。中央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逐渐出现工商业凋零、日用品囤积居奇、部分地方缺粮饥荒等局面，苏维埃临时中央意识到，只有积极进行经济建设，才能打破敌人封锁，稳定并改善人民生活，为进行反“围剿”斗争积累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物质条件。2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设立中央、省、县三级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局，同国统区开展贸易活动，此举后来甚至为国民党所效仿。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论述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根据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采取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私人事业共同发展且以前两者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目的在于切实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劳动力使用。经过努力，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大力开展文化建设。在简陋的物质条件下，根据地克服困难进行了一些文化教育建设。中央根据地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培养党、政、工会干部，还创办各类专业类学校、夜校、补习班等，培养各个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文化工作者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危害，开始实行策略上的转变，通过党外多种渠道开展活动，使工作能够有效扩大范围，并持久地开展下去。在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一度被国民党当局限制和查禁的各种进步文化作品得以面世，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重新恢复，一大批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发挥了战斗号角作用，推动着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和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社会科学研究实际逐渐结合，同时积极传播各种社会科学知识。左翼文化力量还逐步打入中间性报刊，甚至国民党当局的各种报刊中，他们还打入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发行机构，逐步占领和扩大宣传阵地，极大影响了城市各阶层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为革命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
持续加强作风纪律建设。党和红军中盛行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促使毛泽东开始更深入地思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对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为抵制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庸俗化的做法，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11月，毛泽东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找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其解决办法，纠正了苏区一些党员干部脱离实际乱发议论、脱离群众盲目瞎指挥等不良倾向，在党和红军中，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针对苏区存在的贪腐作风，12月15日，毛泽东签署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对贪污腐败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处标准，对腐败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也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
1933年，中国共产党困难重重，风雨飘摇。在民族危难面前，国民党内部出现分化，“剿共”与“联共”的力量并存造成了政治局面的复杂动荡。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没有认识到国民党内部也存在分化，因而片面主张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甚至决战，从理论上实践上对共产国际盲从照搬。共产国际本身存在理论的不完备和组织的缺陷，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又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最终导致了革命的重大挫折。
1933年，革命事业在错误路线的干扰下仍在艰辛探索。艰难困苦孕育着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恰恰源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在对真理的不懈坚持和探索中，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毛泽东重回核心，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回到正确的轨迹，在艰难险阻的革命征途上继续追寻抗日救亡和人民解放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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